【原编者按】

二战后欧洲曾通过劳动与资本妥协的「社会协议」，建立了三十多年的社会福利体制，消弭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但自1980年代始，即逐步崩解。本文作者是位长期在欧洲工会工作的工会领导者，他以实际经验深入剖析了社会福利体制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要件及其何以崩解的原因，极有助于了解社会福利体制的成毁过程。

译文原载《批判与再造》2005年2月，第16期，作者A·Wahl是挪威市政与卫生部门工会（Fagforbundet）的干部，国际运输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ITF）公路运输工人部门的副主席，同时也是由全国各地联合组成的工会组织「保卫福利国家」（For the Welfare State）的全国协调人，该团体旨在对抗私有化以及放松管制，保卫福利国家的一切社会成果。本文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第55卷第8号2004年元月

【正文】

欧洲的工会运动当前正处于守势，同时还深陷于严重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危机之中。工会本应捍卫会员已有的经济社会利益，现在却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在所有的部门与产业，工会都节节败退。二战后，欧洲的工会运动曾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有力量、最有影响力的，现在却茫然不知所向，对于采取何种新的社会与政治方针犹疑不定。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同样的理论、分析与政策在战后时期曾经给与工会力量现在却成为沉重的负担。「社会协议」（socialpact）的意识形态遗产正将工会运动引入歧途。

新自由主义的进犯

上述的发展是在新自由主义持续改造我们的社会中发生的，由于这个改造过程并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只提一些重点即可。过去廿年间，我们一直遭遇来自新自由主义势力猛烈攻击。资本家集团发起了攻势，劳动和资本之间力量的对比出现巨大的转移。当然，跨国公司始终站在攻击的最前线。二战后劳工与资本之间的「社会协议」，工会与雇主间和平共存的政策，已经瓦解了。资本一方已经从社会协议中撤出，对有组织的劳工越来越采取对抗性的政策。

跨国公司及其政治上的奴仆则力图深化与制度化他们刚夺取的权力位置，是上述发展的重要部分，主要是他们借着像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制度与协议，以及诸如欧盟之类的区域性权力结构来巩固权位，由于这些组织不如地方与国家的政府来得民主，遂成了确立企业的权力最有用也最有效的工具。

接下来的分析，便是基于以下这个概念：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与经济模式是藉由欧盟才得以在欧洲确立下来的。欧盟和其他的地区机构、超国家机构是在新的阶级力量对比中建立起来，工人若不能够扭转当前阶级力量的对比朝有利于本身的方向发展，就无法改变欧盟及其他机构，使之民主化或者令其溃败。让工人阶级占上风，工会运动就必须把动员民众与工人阶级当成一件长期的任务。

新情况旧政策

很不幸的，动员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不是当前欧洲工会运动的规划。劳工面对的矛盾是，工会必须在其中活动的经济与政治环境已发生剧烈变化，绝大多数的工会却依然继续推动社会协议的政策。他们认为所谓的全球化不是有意识的策略、新权力与新阶级关系下的结果，而是科技变迁与组织改变必然有的后果，这样的观点与畲契尔喊出的臭名昭著的「别无出路」（Thereis no alternative.）极其类似。这些工会表示，现在该做的，是把一国内的社会协议拓展到区域与全球的层次。他们的方法是与雇主组织、国家政权以及超国家组织展开「社会对话」，推动把正式的劳动标准引入国际贸易协议、贸易组织中（像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公约，这些公约特别禁止强迫劳动、保证劳工的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的权利、禁止就业歧视），同时也和跨国企业商讨如何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守则（codesof conduct）与规章原则的协议，这些行为守则是由跨国企业自身所发展出来，具自愿性质并不具约束力与强制性。迄今，这些行为守则对跨国企业的行为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其主要目的似乎是用来扭转许多跨国企业负面的公共形象。

这种要求「社会对话」(social dialogue)的策略，未具体分析权力关系，也不了解必须动员阶级与民众力量推动社会变革。要认识当前的状态，我们必须更仔细地检视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尤其是社会协议的政策，如果我们真想了解劳工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危机，那么社会协议的历史与影响就再重要不过了。

劳动与资本深具历史意义的妥协

在廿世纪，西欧的工会运动逐渐发展出一套与资本家协调和解的模式。1930年代，双方的和解首先在欧洲部分地区确立成制度，主要是在北欧，工会运动与雇主团体达成协议。二战后，欧洲其它大部分地区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社会协议构成福利国家形成的基础，工资与劳动条件逐渐改善。自此，这些社会从劳资对抗时期进入了社会和平、双边以及三边（劳工、雇主和国家）协商、形成政策共识的阶段。因为协商使福利、工资以及劳动条件得到重大的改善，这项政策获得工人阶级的广大支持。结果，比较激进与反资本主义的劳工运动的声势逐渐衰微。于是，劳工运动变得不再重视政治斗争，转趋温和，而工会也变成办理例行公事的行政组织。社会民主党则充当实行阶级妥协政策的历史角色。当前令工会头痛不已的困难亦反映在欧洲社会民主党派面临的问题，也就毫不足怪了。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劳动与资本之间得以建立社会伙伴关系，是工会与工人运动具有实力所致。雇主及其组织知道没有能力击败工会，只好承认工会是工人的代表并与之协商。换言之，实力强大的工人运动是劳动与资本和平共处与相互协调的基础。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有超过廿年稳定且强劲的经济发展，这让劳动、资本与社会福利之间可以分享利益。

国家对资本与市场的调节是社会协议存在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所有国家都时兴管制资本。劳工与资本的协议都在国家疆界内用有秩序且平和的方式施行。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工会运动变得非常国家本位，工会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变质为类如国际机构（像是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工会外交活动，甚至变质为和会员的切身需求与利益只有极小甚至没有任何关连的另一种形式的工会旅游，即使一些国际主义的政治套语依然存在。

社会主义的套语尽管没有丢弃，但对工会运动而言，社会协议意味着接受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生产数据的私有制、以及雇主主导劳动过程的权利。为了交换福利与劳动条件的改善，工会联盟保证劳资关系的平顺并在薪资协商中保持克制。简单地说，工人运动以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来换取福利国家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今天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这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脉络下所达到的短期成果，却大大使工人阶级漠视政治斗争，变得温驯和顺。

社会协议得以成立的历史环境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苏联、东欧存在一个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经济体系。正如英国历史学者霍布斯邦（EricHobsbawm）所指出的，这极有助于让西方的资本家接受阶级之间的妥协。（注一）正是在阶级妥协的基础上，才会在二战之后的卅年，发展出重要的福利改革与制度。换句话说，在1930年代与二战期间的社会与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激进工人运动，它的资本家对手拿出精心筹划的战略与之会战。资本家自愿加入社会协议并对诸多劳工提出的社会与经济要求让步，以争取时间并削弱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热情。今天从事后的有利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企业界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阶级妥协另一个显著的副作用则是工人运动中的高度分工，劳动力买卖的条件由工会运动通过协商来调节，而失业者的社会安全保障则由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派负责处理。这构成工会运动更加局限于狭隘的经济利益斗争的基础，由于社会民主党派甚至连他们先前主张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也不再坚持，过去只重经济斗争的工会今天就更加衰弱了。

社会协议的意识形态

在社会协议的年代，企业的这一项策略似乎迷惑了工人运动，经历廿年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与劳动条件，一般认为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不用忍受阶级斗争与社会对抗之苦，也可获得社会进步并把财富相对公平地分配给平民百姓，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达到更高的文明水平，透过渐进式的改革，工人运动已加强了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一个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成为现实，好像再也不会出现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不会再有大规模失业、社会失序、悲剧再也不会加诸在人民身上。所有的社会趋势皆呈现向上提升的状态，对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而言，这是透过改良达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每个人都看到这条道路行得通！

这些真实的社会改革成果构成了社会伙伴关系（social partnership）的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这个意识形态仍深植在欧洲工会干部脑中。就个人而言，1980年代初，我在挪威工会联盟的教育中心参加工会的基础教育训练活动，第一次听到有人公开发表关于社会伙伴的意识形态言论。在那一次的训练课程中，我学习到廿世纪中的前三分之一时代的特征是劳动与资本尖锐的冲突－包括总罢工、锁厂、动用警察与军队来对付罢工中组织化的劳工。那是一个破坏性的时期，最后（1930年代）把工人阶级带到绝境。只是在对抗性政策被抛弃，工会运动开始承担全部的社会责任，才达到真正的进步。劳动条件改善、工资提高、福利改革制度建立。换言之，与雇主对抗无疑是毁灭性的，平和的社会对话才是未来的方向。晚到1980年代初期，工会教育中心还在教导这样的内容。

工会上述的分析不仅在过去是错的，在今天亦然。然而，由于社会协议已经破裂，这个错误所造成的结果对工会运动的危害更大了。工会教育中心提供的分析掩盖了二战后阶级和解下各项福利的取得与劳动条件的提高，都是过去斗争行动中得来的果实，进步之所以能够成真只是因为工人阶级在二十世纪前期通过对抗与艰苦的阶级斗争〈包括苏联革命〉扭转了劳资之间的实力对比。换言之，还是有了前一时期的对抗性斗争，日后才有可能通过和平协商取得成果。

社会协议的破裂

然而，阶级妥协在过去是一个脆弱的社会建筑，它的生存建立在高速、稳定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1970年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深陷经济危机，阶级妥协就此逐渐遭到侵蚀。危机促使资本家发动攻势，特别是要求减少劳动力成本，攻击工会的权利、工资与公共支出，他们削弱了福利国家的根基。

温和、漠视政治斗争的工会与工人运动对此发展无不惊讶万分。雇主突然间在谈判桌上表现得更具敌意。协商，过去主要是谈提高工资与改善劳动条件，现在却攻击过去所获得的一切成果与现有的规章。由于当绝大多数的工会领导干部长期以来浸润在阶级妥协与社会平和的氛围中，对资本家的进击毫无准备。在社会协议的意识形态框架中，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完全无法理解。工会官僚依旧消极，工会运动被迫采取守势。在许多国家中许多工人一起离开工会，因为工会无力保卫工人的利益。

因此，1980年代是工会运动遭遇极大挫败的年代，这可从一些重要的西欧国家的工人加入工会的水平（劳动力的组织）的统计数据中表现出来。

少数试图着手对抗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工会，像是英国煤矿工人，遭到挫败。从英国的经验来看，煤矿工人的抗争之所以流于失败收场的原因之一，在于英国总工会（TUC）认为工人对抗行动比煤矿公司与余契尔政权的凶猛攻击更会危及社会协定下的共识政策。许多年后，英国总工会承认当时未支持煤矿工人罢工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那时伤害已经造成，英国总工会还是未能改变支持社会协议的态度。

1990年代，东欧计划经济体系崩解，西方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于焉消失。资本主义在每一条战线都赢得了胜利，对雇主而言，意味着不再需要与工人妥协。现在资本家的势力得以在阻力更小的情况下追求他们褊狭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何以阶级妥协（或是共识模式）在整个西欧破裂或是正在崩解的原因。和解的历史与经济前提已不存在，而福利国家，这项阶级和解最重要的产物，则是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今天工会领导阶层并不了解分析权力关系的重要性，约廿年前新自由主义开始进击，雇主逐步打破社会伙伴关系，大部分的工会官僚唯一能说的回答就是继续维持共识政策。有些工会几乎一直在哀求身怀敌意的雇主重新恢复社会协议。工会运动强烈的国家本位思想更助长了共识政策的形成。在狭隘的国家本位观念与社会伙伴关系的意识形态使工会在面对现在更具攻击性的资本家集团时，不是重新调整自己的思维与之对抗，大部分的工会运动反而与「民族」资本联合（结果是受制于「民族」资本）力求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在德国，「StandortWettbewerb」一词意指工会不只与德国企业联合，还支持德国国家政权与其他国家的竞争。

许多工会运动已经更加深陷企业工会本位以及法律形式主义（legal formalism）模式的泥沼，而不愿意转向根据阶级分析与权力对比的评估所拟定的策略，1990年代中期德国工会运动发起「为工作而团结」（unityfor work）的斗争就是采取与雇主进行民族联盟政策的一个好例子。这是一项正式恢复社会协议的提案，由德国总工会提出，用接受较差的劳动条件来换取不被解雇，但却被雇主所拒绝。同样的，过去十年间国际工会运动的领袖相对较狭隘地不断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制订最低劳动标准要求，则是不分析劳资力量对比的法律形式主义的绝好例证。

无论是在国家或是国际的层次上，工会官僚仍继续把自己当成劳资之间的桥梁。今天，资本家步步进犯，激起国际性的人民要求正义与促进团结的运动反对当前企业的全球化，国际工会运动却热衷于将自己界定为反全球化运动与企业利益的调解力量。这个意图在2003年1月于巴西榆港市（PortoAlegre）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第三次大会中表明了——同一时间政治与企业菁英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也在瑞士达沃市（Davos）举行。国际工会运动当时发表了一项声明：「把全球化民主化：工会对2003年世界社会论坛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声明」（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 Trade Union Statement to 2003 WSF and WEF，）这项声明由所有重要的国际工会团体共同签署（注二），其中重要的文字如下：

国际工会运动有个共同的讯息要发给在榆港市（Porto Alegre）以及达渥市召开的会议。对远景的规划、政治意志以及必要的能力必须在全球层次上汇集起来以达成发展，确保数以百万计生活在贫困、不稳定、对更好的未来无法期待的工人都能够有合宜的工作。这需要资源的承诺，也需要白纸黑字的承诺。这需要一个治理体系来促进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的权利与民主。这需要有效率的民主程序，需要对话来让这一切成真，我们要敦促世界经济论坛处理把社会正义普及全球的需求，同时，我们要在世界社会论坛尽力，促成找到有益于把全球化民主化的方法，以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注三）

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国际工会组织并不将自己界定为反对企业主导的全球化社运的一员（注四），他们认为这个运动在政治上过于激进，国际自由劳联（ICFTU）或是全球劳总（GlobalUnions），即使他们参加世界社会论坛，也不参加其运动的讨论－他们在活动的边缘处举办自己的论坛，同时，他们也派遣一样的高层级代表团去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一向是透过对话拿到成果」，则是他们一再重弹的老调。

制订政策时对权力关系的漠视

工会在制订策略时完全不分析权力关系的先决条件，这在工会办的国际劳工教育中也极其明显。不少西欧的工会和总工会在进行劳教计划时，会与东欧及开发中国家的姊妹会一起合办。在进行劳教时，西方的工会都会宣传他们自认为伟大的成就，也就是社会协议，他们试图说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工会接受社会伙伴模式的好处，就当前的力量对比而言，这样的教育对东欧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工会都会产生反效果，因为他们自己的国家中面对的都是攻击性与对抗性格强烈的雇主。

需要在此强调的是，以上提到的发展在制造业的影响远远强过在公部门及运输业，因为制造业更直接地暴露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无论是工会的退却，还是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向右派靠拢，制造业比较起其他运动都明显得多。

社会伙伴政策灾难性的延续，在伙伴关系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日益流失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欧洲工会官僚仍旧继续推销这一套理念，尤其像是欧洲总工会（ETUC）。因此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在劳动力市场中虚假的社会伙伴所进行的咨询、协商、游说以及所谓的社会对话，至今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工会中更强化的官僚化发展现象。社会对话，或是被一些人错误地描述成「在欧盟的层级上进行的协商」，不过是一种不包括罢工权在内的演练。于是，为何成果如此乏善可陈，也就十分容易理解了。

在国际层级，国际自由劳联鼓吹社会伙伴关系最力，明确表现在他们是如何评论联合国所提出的的「全球协议」（GlobalPact）上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洋洋得意与联合国签署共同声明，其中的关键词和联合国与国际商业会议（译按：InternationalChamber of Commerce，为一世界性为企业利益服务的组织，详情请参见http://www.iccwbo.org/）签订的共同声明若合符节，如：

大家都同意，全球的市场需要全球的规约，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为世界经济建立有效的多边协议规则，以确保全球化的利益能够普及于一般人民，而这一过程已经透过市场的全球化实现……这项会议同意全球协议应该可以在帮助企业与工人建立社会伙伴关系的过程中达成。（注五）

在企业层级，欧洲工作会议（European Works Councils）成为官僚化的答案。会议中的工人代表在跨国企业内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影响力，即使他们能够收集相关信息并与工会实地接触，与斯堪地那维亚国家以及德国在二战之后发展出的类似制度相较，欧洲工作会议的影响力是要小得多，虽说现在在这些国家的市场力量再度当道，这些制度都已经失去真正的影响力。

在欧洲，软弱无力的社会对话政策将工会运动带进停滞的境地。动员会员对抗雇主攻击，在欧盟层级是几乎不存在的工会政策，即使我们在国家层级还可以看到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像是1995年的法国与2002年的意大利。）。

这些政策的令人沮丧的结果，就是工会运动的主导者接受逐步降低福利与劳动条件。透过协商，工会逐步接受与日遽增的「弹性化」（flexibilization）工作。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福利服务的紧缩现象，包括病假工资以及年金的减少、失业补助的删减，公共教育、幼儿院、医疗与社会服务费用的提高，以及废止非营利住房政策。劳动条件随着各项劳动法令与协议的破坏而降低，包括削弱关于工时的规定、减少加班费的支出、在许多产业中重新导入轮班作业制度，更多临时性的短期性契约工作、使用更多的契约与项目工作人员、还有更多分散的谈判。以上提到的种种发展不仅让工人士气低落，工会的会员也因此流失，工会因此更无法保障会员的权益。右翼民粹政党的成长可能是这种纵容的工会政策最危险的结果。

战略考虑

工会运动能怎么对抗全球企业的进犯？可以确定的是，光有激进的说辞是不够的，即使这在国际会议中是司空见惯的。2002年11月，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所召开的第一届欧洲社会论坛中发生的事件可做为例证。我听说在那里工会的立场最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斗志高昂、小而缺乏代表性的小团体的立场，另一种是欧洲各主流工会代表所持的立场。例如，当时一位德国IGMetall的工会代表，主张应该展开每周卅小时工作日的斗争，然而，当时他并没有提到，仅在一年前IGMetall工会已经与福斯（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谈妥降低原领薪资与劳动条件争取福斯汽车公司在德国，而不是低劳动成本的东欧国家开设个新厂。没有一位工会代表在会场提出对付欧洲工会运动今天真正遭遇的问题的方法，而要发展出行之有效的工会策略却必须以此为基础。

首要之事是认识到，工会必须毫不退缩地正面迎战跨国公司与其他资本家集团发动的对抗政策。关于这点，在工会运动内有不同意见与矛盾，无论是在地区、国家还是国际层次皆然。那些在工会里头工作想要恢复组织生机的人因而必须与运动中最优秀的部分组成新的联盟。即使有着许多例外，但主要在公务部门、运输部门、一些私营的服务业部门，以及在整个工会运动的许多地方分部还可以找到这些工人团体。

为了对抗跨国企业，必须建立相关网络并鼓励跨越国家以及企业界线的同一产业的工人合作，要发展出以阶级为基础的国际团结必须打破偏爱「我们的」公司胜过「他们的」公司的企业工会本位心态。美国工会运动向来有比欧洲工会更强的企业本位心态，但近廿年来，由于疏远政治，温和的欧洲工会已与「他们的」雇主合力与外国的公司竞争以在本国保住工作，欧洲工会也加强了企业本位的心态。这项被误导的狭隘策略必须代之以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联合斗争，用民主方式控制生产与分配是斗争的首要目标。

反对持续在进行的私营公司接管公共服务部门是另一个重要的斗争，针对这个斗争就必须建立起工会的国际联合。这就是说对抗私有化，保卫在福利国家时期所赢得得一切成果，企业接收社会的公共服务部门表明在我们社会中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向资本家倾斜。

进步的工会策略还有另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质疑工会官僚的主导思想－社会伙伴的意识形态以及劳资之间的调和妥协。在我们的运动内部对这项特殊的问题，必须展开费力但又友善的内部讨论。这些讨论应本于这样的认识：即社会伙伴关系的政策不是什么阴谋诡计与背信弃义造成的，而是特定历史下的产物，我们需要新的分析，向人民解释劳资之间的历史性妥协是如何形成又为何崩解，人民对当前情势的不满必须慎重处理，他们焦躁与不平的情绪必须政治化，将之导向工会及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斗争，为劳动与生活条件而战。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人民被右翼、民粹的党派所动员。

我们应该集中关注福利与劳动条件，关注随着经济中愈来愈多的部分遭受市场竞争的压力使工作本身变得残酷了，也关注工人对工作日以及劳动过程的影响愈来愈小。

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建立人民的自信心上还需要多下许多功夫，工人的尊严全面遭受攻击，——在工作场所、大众传媒、一般公共论辩，还有在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价值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支配的社会中，整个社会与文化的氛围，工人的尊严都遭到践踏。这只有透过重申对生产性劳动、阶级关系以及阶级认同的概念才能改变。然而，这无法从外部强加于工人阶级，必须作为社会斗争的一环，并且在社会斗争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起来。

社会协议从来就不是工人运动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是特定历史发展下的结果。只有劳资力量的对比出现巨大转变时，才有可能实施社会协议。俄国革命、西方强大的工人运动、第三世界强劲的解放运动，以及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稳定成长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构成社会协议特有的前提条件，使阶级妥协有可能维持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在当前的力量对比远没有战后初期有利的情况下，还奢望再有阶级妥协、社会协议，纯属幻想。

因而，我们的目标必须是超越社会协议以及福利国家。只有社会变革的程度深刻到足以铲除新自由主义政策复辟的物质前提，才能确保劳动人民的利益，没有其他体制比社会主义更能达成这项要求。◎

注解：

注一：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 ) London: Penguin, 1994.

注二：这些团体包括国际自由劳联(ICFTU)、全球劳总(Global UnionFederations)、经合组织下的工会咨询委员会(Trade Union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OECD)、世界劳联(WorldConfederation of Labor)、以及欧洲工联(European TradeUnion Confederation)。

注三：

http://www.icftu.org/displaydocument.asp?Index=991216994&Language=EN。

注四：这里还是有一些例外。特别是「国际公务员工会」，（Public ServicesInternational）这是一个由各国公务员工会组成的国际伞状团体，它在世界社会论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透过WTO／瞄准世贸「我们的世界不是拿来卖的」网络(http://www.ourworldisnotforsale.org)。越来越多的全国性工会以及地区分部逐渐加强力量投入新兴的全球正义与团结运动。

注五：参见国际自由劳联对全球协议的声明。「ICFTU Statementon the Global Compact」,http://www.icftu.org

原题：欧洲工运应打破劳资妥协的幻想〔亚斯伯昂•瓦尔（A•Wahl）着倪世杰译〕，转自“批判与再造”网：

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5/12/15/舊文重刊：歐洲工運應打破勞資妥協的幻想-〔亞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