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来，在俄罗斯历史领域一直存在一股歪曲国家历史的现象。这在社会思想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原有的价值观念崩溃，价值观定位出现偏差，许多人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个人主义情绪增长，无视他人权利，人际关系淡漠;在社会情绪方面，相互敌视情绪激增，反社会的行为表现大幅增加;在社会教育方面，歪曲历史记忆，甚至完全否定国家历史的重大时期，传播俄罗斯历史落后性的虚假概念。多年来，俄罗斯一直试图改变历史研究领域这种乱象。

俄罗斯政府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一个国家的基本阶层在发展目标、发展水平等方面信奉南辕北辙的价值观念，那是无法对国家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工作”的，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公民认同的建立需要共同价值观、爱国主义意识、公民团结及责任感、遵纪守法、共同参与决定祖国的命运”。这就是今天俄罗斯在历史研究领域拨乱反正的战略考量。

增强国家共同价值观念的举措

加快推进国家历史教科书修改委员会工作。苏联解体后，各学校自行选定观点不同的历史教材。2014年普京专门接见国家历史教科书修改工作委员会，指出其主要任务是剔除现行学校教科书中，国家、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思想领域的垃圾，并要求在2015年发行全国统一的历史教材。

颁布文化法令、打响捍卫俄罗斯文化保卫战。俄政府运用法律手段来捍卫俄罗斯民族价值观念，确立国家文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巩固俄罗斯社会的统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把公民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教育放在第一位。

开展全民普及的历史教育。根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调查证实：俄罗斯59%的民众表示对历史有强烈兴趣;而85%的人为俄罗斯历史感到自豪。俄罗斯政府决定支持、并且以资金保证历史研究的发展，要用比现在更大的力度在全社会普及历史知识，准备以新的观念培训大约6000名历史教师。

俄罗斯历史教学确立“新的历史观念”

在对民众进行历史知识普及中，最为重要的是确立“新的历史观念”。普京总统强调指出：修改历史教材关键在于确定俄罗斯历史的“新观念”。2014年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修改委员会学术领导、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向普京总统汇报委员会对历史“新观念”讨论的结果，指出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对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看法。此后在2014年底和2015年，特别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普京曾经多次会见历史学家，谈及这些“新观念”，从而引起俄罗斯社会极大反响。

第一，关于十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发生和结果一度充斥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史学界。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修改委员会认为：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与此相连的国内战争，较之其他国家类似的革命，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因为其对俄罗斯来说，至少是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普京对被十月革命取代的沙皇专制制度评价不高。他指出“旧俄国的思想不适于今天”，“如果我们还处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肯定不能取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第二，关于苏联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评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之际，国际上否定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是把苏维埃体制和纳粹体制等同，认为是它们共同发动了二战;同时否定苏联为二战胜利做出的贡献。普京对此尖锐反驳道：“不能把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相提并论。纳粹公开宣称其政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尽管斯大林制度有镇压的一面，甚至驱逐整个民族，但从未把种族灭绝作为目标。因此，两种制度没有可以等同的基础。”普京强调，今天特别需要做的是，要加强和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合作，共同做到以最为客观的态度评价历史。

第三，怎样评价苏联历史?关于苏联70年历史、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所谓“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焦点。戈尔巴乔夫正是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导致苏联的解体。2014年11月5日普京会见俄罗斯历史学家时，分析了二战胜利的政治原因。他说：“如果当时的(苏维埃)政权不是那样严酷，而是处于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我们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吗?肯定不可能。”

的确，在严酷的体制下，社会一般要承受更大的代价，包括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普京明确指出：要尊重过去年代历史上一些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响。其中最为专注的目光要注意苏联时期。对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这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从某种意识形态的考虑出发，对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在我们生活中这一极其重要的时期取得的这些成就加以诋毁。普京总统过去很少涉及对苏联体制的评价。在2015年，特别在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可以看到他对这个问题的明显态度。

对斯大林态度新动向

2015年7月3日，俄罗斯政府在特维尔州勒热夫区竖立了一座斯大林个人胸像。从上个世纪苏共20大以来，政府主要在拆斯大林塑像，没有新建其雕像。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会长、俄罗斯政府现任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专门撰文阐述建立斯大林纪念碑原因。他明确指出：在当时的年代，既有伟大的人民所创造的伟大功勋，也有斯大林的贡献。它们之间相互融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在我们历史和对历史的纪念中应当有斯大林的位置”。这个评价反映出俄罗斯政府的态度。

勒热夫区政府首脑鲁缅采夫认为，长时期以来对斯大林作为领袖的作用我们没有给以足够重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发挥了全体军事人员的作用，才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因为如此，我们为他修建了这座纪念碑。但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却仅仅把斯大林看作是一个暴君，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承认俄罗斯社会对斯大林的评价还存在不同观点，但上述意见反映了当前俄罗斯对斯大林评价的主流观点。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

【参考文献】

①弗·丹尼洛夫：“俄罗斯究竟向何处去?”，载Т·И·扎斯拉夫斯卡娅主编：《俄罗斯向何处去?》，莫斯科，2003年版，第317页。

延伸阅读一：

苏联解体与历史虚无主义

在苏联解体20余年之际，对苏联解体与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命题学界分歧仍然较大。焦点在于，一些人坚持认为存在70余年的苏联体制(或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等等)是导致苏联解体主因。由于这个体制本身就应当否定，就不存在所谓“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所以，对苏联体制的正确认识和评价，是解读“苏联解体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

一、苏联历史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或者体制)

一些人提出：“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他们对这个结论的解读是：第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弊病太多：“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并且借用俄罗斯领导人的话指出“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集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第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指整个苏联时期。认为“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第三，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仅仅是次要因素。而苏联制度才是导致苏联解体主因。

问题在于：提出“制度是导致苏联解体主因”这个命题语焉不详，它没有说明苏联时期存在几个制度，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不同制度或者体制，那么，哪一个制度是导致苏联解体主因?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社会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这一点现在学界已有共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开始竭力和所谓“具有70年历史的斯大林体制”划清界限。戈尔巴乔夫认为现行政治体制是“专制制度”，对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影响危害极大;他提出要彻底改变过去的制度和宪政，就“必须打碎这一强大的行政命令体制”。怎样打碎?他明确指出：“对我国的彻底更新，提出了制定苏维埃国家新的根本法的问题”，即是通过修改宪法，来改变国家国体和政体，改变旧制度。

1990年3月14日，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取消原宪法关于苏共具有的法定执政党地位;同时苏共第二十八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决议承认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原则甚至写进了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确认了多党制;同时苏共新纲领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根本原则，指出“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

戈尔巴乔夫在其最终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中，把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的“社会主义”几个字去掉，新国名叫“自由主权共和国联盟”。当然不是“无意”或者“偶然”删掉这几个字。当时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对此评论道：“一个月前总统还说要坚持社会主义，但4月23日就同意国名删去社会主义一词”，表明今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改革、民主、恢复人的尊严”，“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

1990年苏共第二十八此党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决议：“集权的斯大林体制给国家、人民、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一体制正在被取消。一个以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为基础的自由公民社会正在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在取消“集权斯大林体制”之时建立了另一个与原苏联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如果认为苏联解体主因是制度问题，而且仅仅归咎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完全不谈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体制对苏联解体的作用。这不仅是对“苏联政治体制”的概念解析不严谨，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也不能解释这个悖论：戈尔巴乔夫不正是按照他们的观点批判和改造“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吗?为什么反而导致了国破家亡的后果?

二、斯大林模式的成败得失

苏联解体20年后，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已经从1989年的8%上升到40%以上。因此现在一些人不得不稍许提一提斯大林模式在工业化和打败法西斯的成绩，但同时竭力强调为这些成绩取得“付出了极大代价”，最后仍然认为“集权斯大林体制”是苏联解体主因，说到底,还是主张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

1、对“集权斯大林体制”的解读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斯大林模式、也是苏联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但对“高度集中”的解析应当用辩证思维，而不是形而上学。

一方面，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我们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

但如果多少尊重一点历史事实，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工业化和战胜德国法西斯的成就，就必须承认这也和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分不开。正如2007年4月俄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0周年》的决议指出：“牢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为苏联人民取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决议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在实现工业化和卫国战争胜利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所以，“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既包含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具有的“权威”、“集中”的一面;也存在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这两种成分常常交织在一起，必须辨证分析这个体制，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是不准确、也不可取的。

2、关于“斯大林模式”成绩的代价

一些人虽然也承认“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实现工业化和打败法西斯中所起作用，但认为这些成绩是靠“付出极大代价”取得的，因而依然应当否定。

首先必须清楚一个观念：世界上有没有不付出代价就能取得成功的先例?事物运行的规律一般来说是付出与收获成正比，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人们常说“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就此谓也。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面临两个生死抉择：一是发展：旧俄国落后先进国家一百年，必须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二是生存：面临法德国西斯入侵的威胁，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能否渡过这两个生死关是评价“斯大林模式”唯一实践的标准。

正如俄共决议指出：“共产党人领导的苏联社会认识到斯大林关于必须在十年之内跨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不少于一个世纪才走完的那条历史道路的思想极为重要。由于苏联人民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精神，苏联才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大国”。这就是说：首先必须承认斯大林模式在解决苏联面临的两大问题的成功。而且，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苏联从一个落后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上百年的发展速度;同时，打败法西斯不仅保全了苏联领土完整，而且为全世界免遭德国、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作出了重大贡献。

应当在充分肯定斯大林时期成就的前提下，总结为此付出的代价。当然不能因为成绩而忽略所付出的代价，但更不能因付出代价而否定取得的成就。在这里成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否则，就会付出“亡国灭种”这样不能承受的代价。

关于斯大林模式“成就”与“代价”的关系，把这个意思说得更准确一些，应当是：总结哪些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哪些是可以不付出或者少付出的代价。

斯大林时期为了高速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商品粮和资金是靠掠夺农民(贡赋)、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取得的。但这里有可以理解的成分。工业革命初期，世界各国工业发展往往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如英国的“羊吃人”现象。2006年我国取消“农业税”，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指出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

但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对不愿入社的农民，采取了关押、流放甚至死刑等强制手段，以及其他种种暴力压制民主的方面，则是今天必须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三、戈尔巴乔夫与苏联解体

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仅仅起次要作用，理由是：

第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走入死胡同，无论戈尔巴乔夫或是任何人已经无力回天。

说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时接掌的苏联社会存在弊端、甚至是严重弊端，不改革没有出路，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其实这种具有泛泛性、“普世”性的命题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但如果说这个社会已无可救药，苏联解体已经必然、不可防止，则和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法迥异。2007年由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主编的《苏联经济史》(2010年再版)，是重新评价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权威的著作。该书没有回避苏联旧体制存在的弊端，也反对苏联时期刻意拔高苏联社会发展成就的做法，但坚决不同意把苏联体制是说成“失败的”、“是导致苏联解体主要因素”。书中特别批判了那些把“苏联经济史看做是一系列的失败、罪恶和错误，导致了苏联不可避免的解体”等等论调。该书以雄辩的数据证明：

1922-1940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11倍，工业产值增长24倍，农业产值增长2.1倍，铁路运输量增长23倍，固定资产投资24倍，投资26倍;

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到70年代中期，社会总产值年均保持了6-7%的增长率，其中工业7-9%，居民收入年均增长4-6%，这是无可怀疑的成就。

所以该书最后对此作出结论：“毫无争议，苏联在自己的存在时期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没有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政治范畴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在航天、核能方面成为第一大国。它发展了自己的能源经济潜能，建立了结构最发达的统一的能源体制。苏联的基础科学、教育体制和干部培养体制客观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

“苏联消除了失业，消除了对工资的拖欠，人口蓬勃发展(光是俄罗斯在1970年人口就达1.78亿)。消除了各种疾病，建立了最好的预防保健体系，百分百保证了中等教育”。所以该书强调：“将这些情况与当今的俄罗斯最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苏联社会关系、苏联模式的垮台难道是必然的”?

这不仅是权威俄罗斯经济学家的观点。苏联解体后无数次的俄罗斯民意调查表明：70%以上的俄罗斯人均认为苏联解体不存在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防止的。直到2013年2月俄罗斯民调还证明：俄过半民众支持苏联经济模式。

如果一个统治者上台，接掌的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就可以保证它长治久安;而接受一个衰弱的国家，就只有坐等灭亡，无可救药，这种论断十分荒谬，那就没有了世界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弱国变强，强国变弱这样周而复始的电视连续剧，真正成了“天不变道亦不变”。

第二、如果苏联解体可以防止，它的责任人应当是谁?

一个国家的兴盛衰竭，尽管会受多种因素制约，包括历史遗留因素的影响，但关键在于执政者的作为和本事。这也是决定事物变迁最主要因素，不独对于苏联解体。试想，今天任何一个当权者，如果把其执政无能都归咎于其前任、即历史因素影响，如何追究当权者责任?

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中，对维护国家的完整和主权的责任人已经有明确规定。宪法写道：苏联总统的职责是：“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既缺乏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本事，更无驾驭现实发展的能力，在苏联解体中他难辞其咎。而如果完全归咎于历史因素、包括苏联模式，那是典型历史虚无主义。

延伸阅读二：

吴恩远：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俄罗斯对苏联历史从全盘否定到公正评价

2007年，俄罗斯新出版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2008年8月，再次出版新历史教学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年》。这两本书的出版有俄罗斯官方背景、有俄学术界权威机构认可，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反映了近年来俄罗斯民众对苏联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新观点。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思潮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代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到今天逐步还历史的公正，这是历史辩证法逻辑力量的彰显。

一、新教科书历史地辩证地对苏联体制做出评价

1.充分肯定在苏联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否认苏联解体是因为“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教材写道：苏联“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据《新俄罗斯晴雨表》刊物2005年第14期登载的调查表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每年民调表明，高达70%的民众对苏联体制持肯定态度。教材指出：“断言说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这种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同时，新教材参考书没有回避对苏联体制弊端的批判，如“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是管理的高度集中，压抑了地方、企业、个人的生产积极性”。

2.指明斯大林体制与列宁体制的关系。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学界形成一种看法：认为斯大林在经济上违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政治上背离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而把斯大林时期的体制与列宁对立起来。斯大林确实放弃了新经济政策，但判断这个“放弃”正确与否，不能仅仅看他是否符合列宁的教导，而要看它是否合乎当时的实践。俄罗斯2008年版历史教材对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做出新的解释，肯定了新经济政策在较短时间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的贡献，高度评价“新经济政策乃是人类第一次以国家调节市场的尝试”。但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苏联经济尽快的工业化市场任务，建立工业化社会的基础。但它没有能完成这一任务，它并没有保证持续不断地供给国家工业、军队、城市所需的粮食和原料，经济杠杆的作用没有得以发挥，工业化要求每年基本建设的投资增长远比新经济政策能给与的多得多。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所以新经济政策不是被“取缔”的，而是由于它不能够承担如此沉重的任务被“压垮”了。

工业化中取得的成就，证明斯大林实行的这个“转折”总体上是正确的，尽管在工业化、集体化中确实存在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至于对斯大林政治体制的评价，书中写道：苏联体制的“基本成分是在1917—1920年之间产生的，1920年经历了某些变化，在1930年代末最终形成。这个体制的主要之点是：共产党是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党领导政府(苏维埃);承认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等形式)被视作共产党影响非党群众的工具;权力镇压机构;国家机构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管理;党和国家的众多宣传机构力图使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列宁、斯大林执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策略上或许有所不同，但新的历史教材认为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俄罗斯历史新教材除特别强调以下问题：

一是以能否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作为评价斯大林体制标准的问题。2008年教材写道，当时苏联社会“解决巨大的任务要求具有动员型的国家政治体制的保证。在军事年代建立起的这种体制能够保证集中现有的资源用于最主要的地方。这种把强制手段和焕发出的热情相结合建立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国家在20年代末面临的问题”。

二是“我们在30年代究竟建设的是一个什么社会”的问题。教材指出，以往对这个问题通常的回答是：苏联建立的是一个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没有这个社会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工业市场的问题。但这样的回答还嫌太简单。针对社会上对斯大林体制性质争论的焦点，教材写道：30年代中期或者说末期的苏维埃社会，既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也不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乃是独特的、建筑在工业化、国家管理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三个基本原则下的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是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

三是30年代民众的心理和社会精神面貌。教材驳斥了“认为30年代苏联人民生活在恐怖之中的说法”。指出：最初几个五年计划的成果和广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劳动热情分不开，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可能明白1920年底到1930年这段时期的特点。广大民众这种热情是建筑在他们具有革命的理想：确信他们将把苏联社会建设成一个普遍公正、平等的社会。教材写道：“事实上，正是在我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这个目标”。戈尔巴乔夫等人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70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蔑视历史事实的行径终究受到俄罗斯社会的唾弃。

二、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产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争论最大的人物。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论，并非只是因为帝国主义者的攻击，而是因为甚至在那些充分肯定斯大林功绩的政党中，一说到斯大林似乎也底气不足。由于戈尔巴乔夫等人对斯大林的进一步丑化，1988年俄罗斯的民意调查统计显示，斯大林在苏联所有领导人中评价最低，对其持肯定态度的只占8%。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斯大林的错误显得如此不可原谅?这里始终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大清洗”。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疯狂攻击，而当时关于“大清洗”的一些客观事实和数据没有公布，加之这些话出于苏共领导人之口，一时间“滥杀无辜”的恶名不仅使斯大林，也使全世界共产党人背上沉重的包袱。

1.随着俄罗斯近年来对历史事件的逐渐澄清，对斯大林在“大清洗”问题上的评价开始还历史真实面目。2008年8月版俄罗斯新历史教学参考书一方面承认“大清洗”问题发生的严重性，认为“大清洗”是“所有课程中最为沉重的课题”;但和以前对它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认为“大清洗”有必要性一面，这个问题充满矛盾，必须辩证看待。

书中认为，最重要的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大清洗”的客观因素。由于党内一些人对斯大林加速现代化方针的对抗，因此当权者担心失去对形势的控制乃是实行“大清洗”最主要的原因。教材认为：根据1936年制定的新宪法，以前因政治原因失去了选举权、而又不属于斯大林政权同盟者的人，将重新得到选举权。这就使当政者担心：党面临失去“党管干部”的控制。如果破坏了这条原则，在社会上已经发展起的各种反对势力、党派和思想潮流影响下，党就会失去垄断地位。这不仅会威胁斯大林的领导，甚至可能使一些领导人遭到肉体消灭。教材参考书进一步指出，在党的十七大选举中已经显示了这个端倪，使执政者感到了政治不稳定的威胁;国外侨民团体积极的反苏活动增加了这个威胁感;其他国家发生的“第五纵队”的活动，特别是西班牙的例子，也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担心;军队领导人中的那些完全存在的消极情绪也不能不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而这在发生了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暗杀活动后形势显得特别紧张。基洛夫的被刺成为这种担心的催化剂。和党内普遍蔓延的“右倾”思想(布哈林等人)作斗争不仅涉及思想斗争、也涉及政治斗争。斯大林不知道下一个暗杀对象是谁，所以必须对不能成为他的伙伴的对手实行打击。教材参考书特别强调，动员性的体制要求的不是各持己见的领导层，而是决不怀疑上层决策的正确并能坚决完成它的一切决议的领导层。这是实行“大清洗”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大清洗”的主观因素。认为这是和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原则和实践、也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联系。教材参考书认为，重要的是对学生讲明，斯大林是在具体历史形势下采取的行动。他作为这个制度的领导者、保卫者，作为要把国家变为工业国，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体制最坚决的拥护者，作为在即将面临一场大战威胁的国家的领袖，他的行为是完全合理的。而当斯大林刚刚感到社会磐石般团结的模式已经形成，“大清洗”就立即停止了。这发生在1938年夏。

教材并不否定“大清洗”也产生了消极后果，但认为这主要由贝利亚造成。教材写道：“很快大清洗变形，完全成为另一种性质和负有另一种使命。这是在贝利亚担任内务部领导后。清洗超出了从前的范围。提出清洗要服务于工业发展任务。根据内务部指示要保证有计划的逮捕一批对于解决国防任务所必需的、以及在远东和西伯利亚负有另外任务的专家和工程师。清洗变为解决经济任务的实用工具。当然，不可能对此进行辩护和解释。但是也清洗了那些消极怠工的人。”

从辩证的角度看待“大清洗”问题。这就是当前俄罗斯史学界新的观点。由此也多少洗刷、减轻了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被强加的罪名。

2.斯大林与农业全盘集体化。如果说对工业化的成就过去大多数人还是认可的，那么对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则多数人是否定的。其中两个主要理由是：在集体化过程中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导致一些无辜民众的伤亡;同时由于取消了小农私有经济，经济结构的单一化对苏联农业长期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从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看，应当说，这两个原因确实存在，甚至可以看作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因素。但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评价存在的弊端是：把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一促进俄罗斯现代化同一进程的评价截然分开。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对事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和历史条件原则的，是以今天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评价农业集体化。

俄罗斯2008年版历史教材一反传统观点指出，农业全盘集体化乃是解决工业化所需资金、而新经济政策又无法解决的一种办法。它当时对农民生活来说是带来些损害，但舍此别无其它选择。教材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这个观点。

首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加快发展速度，但苏联没有从国际劳动分工中得到利润，而国内小农经济又不能满足对资金、劳力和商品粮的需求。这样，在国民经济结构上出现大工业发展和分散的、技术落后的小农经济制约的矛盾。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更为重要的还不仅仅在于建设工业化强国，而是为了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前建立起统一的军工综合体，舍此不能够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次，苏共工业化的方向与俄罗斯传统有效方法，即在彼得大帝时期形成的重工业优先和高速度发展的方法一致。这套方案要求国内具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源泉。

第三，全盘集体化也有调整与民族地区土地关系的考虑。此前民族主义分子是和单个的俄罗斯土地出租者打交道，全盘集体化后只能和受到国家监督的公有土地制联系。

第四，过去否定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1930年在农村造成的饥荒。教材特别指出，饥荒并不是政府造成的，这和当时的天气条件以及集体化进程没有完成有关。

教材比较了世界上其他国家。指出它们在实现工业化方面付出的代价确实比苏联要少，但完成的时间却长得多。对于30年代的苏联来说这种方案不可取。由此可见，俄罗斯新版历史教材对过去强加于斯大林的两个主要“罪行”进行了辩护。同时还充分肯定了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赢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使苏联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等等。所以，新教科书称“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三、盲目崇拜西方教条主义的恶果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和叶利钦执政初期，奉行盲目崇拜西方的政策。俄罗斯形成了一批亲西方的阶层，正是这些人力图在俄罗斯树立起西方的良好形象，他们对美国的倾向和喜好曾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和叶利钦实施亲美的对外政策方针的思想基础。但这种不顾俄国国情照搬西方模式的教条主义梦想很快被现实撕得粉碎。西方并未因为“共产主义的消失使俄罗斯成为美国的朋友”，仍然继续打压俄罗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她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

新教材写道：“90年代末的科索沃危机和车臣武装行动的恢复及其他因素，导致俄罗斯联邦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十年之内第一次出现了西方以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制裁的形式直接干涉俄罗斯内政的可能。这一切都证明，西方在对俄关系上采取了严重的敌对立场，双重标准政策证实了这种观点。同样是在1990年代，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开始积极批评俄罗斯的人权状况，尤其是针对车臣和整个高加索地区。但问题是他们长期忽视波罗的海地区讲俄语居民权利遭受侵犯的现象。”现实的这些变化使得“俄罗斯社会重新评价西方伙伴的行为”，他们开始反思俄罗斯不断向西方妥协究竟得到了什么。

美国违背许诺，没有为正在进行民主化的俄罗斯提供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援助。苏联“专制制度”垮台后，在俄罗斯并没有出现某种新的马歇尔计划，即西方对“最年轻的民主国家”的援助。在1948—1952年间，美国人曾慷慨解囊对西欧提供这样的援助，拯救了西欧的民主国家。“马歇尔计划——1951年的13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0亿美元——等于美国2%的国内生产总值，而给俄罗斯的援助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005%”。西方实际上并不希望俄罗斯恢复本国的经济。

尽管军事对抗已经结束，但是美国扩大了北约在东方的行动区域，直逼俄罗斯边界线。1990年7月，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中这样写道：“北约准备与您在建设新欧洲方面进行合作。”美国总统许诺逐渐对北约进行改革，西方至少两次允诺不利用复杂的态势来获取针对东方的地缘政治优势。政治上的允诺很快被证明不过是昙花一现。

不仅如此，独联体国家中发生的“颜色革命”，即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也是美国政策导致的结果。

教科书从对西方态度的变化进一步引申出对苏联解体及其后果的重新评价。它指出，如果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的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付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末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局势的压力下，俄罗斯亲西方知识分子阶层逐渐消散。根据社会舆论调查结果，如果1993年有近74%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持正面评价，那么10年之后，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不到受访者的50%。

以上所引俄罗斯历史新教科书，是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出版的，代表了当今俄罗斯主流意识形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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