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在中华民族深重苦难中诞生的毛泽东思想》一文)

　　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个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伟大领袖和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诞辰的日子，又一次临近了。近年来，“毛泽东热”，在我国的民间是越来越热。而随着“毛泽东热”的越来越热，十二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也必将成为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最隆重节日。

　　早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年之后，随着工人下岗失业，随着农民失地，随着儿童失学，随着广大的工人农民普遍住不起房、治不起病、养不起老的时代到来，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生前对我国劳动人民大众“如果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人民就要再吃二遍苦，就要再遭二茬罪”的这个一再告诫，果然应验在了我国劳动人民大众的身上了。面对着这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承受着生活中那难以忍受的种种痛苦，忍受着那无法抗拒的种种煎熬，于是生活在当今中国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大众，无不泪眼婆娑地急切盼望着毛泽东思想能够回归。而那些意志极其坚定的毛派共产党人，也更是始终在全力推动着毛泽东思想的回归。然而三十多年来，由于否定毛泽东的需要，所以随着毛泽东本人的被矮化、被丑化、甚至是被妖魔化，毛泽东思想也更是被割裂、被歪曲、甚至是被“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面目全非。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直到目前，毕竟还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毕竟还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因此似乎并没有离开劳动人民大众而远去。所以，不管是盼望毛泽东思想回归，还是推动毛泽东思想回归，那么首先就要认识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或者说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到底又是怎样的?因此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定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目前在国内的理论、教育和文化领域里，通行着这样的一个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关于这个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权威定义，最早就应该是出自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一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份《决议》中，由于要把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和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就是文革思想以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生活方式等全面建设的思想割裂开来，因此便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如下的定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自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随着对毛泽东本人持续的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于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也更是一再地变本加厉。直到最后不仅把指导了当年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歪曲成了是“党和人民群众进行伟大革命实践”、也就是当年的中国革命在取得了胜利后的“经验总结”。而且还更是充分运用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生生地把毛泽东思想霸占成了是“集体智慧结晶”。因此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目前所通行的这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由于不仅明显地有违了当年中国革命的历史，而且也更是显然有违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逻辑。因此这个定义，也就不只是对毛泽东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无耻的歪曲，不只是对我国劳动人民大众的智商所进行的极其卑鄙的侮辱，而且也更是定义者对自己的智商和人格，所进行的极其卑鄙的侮辱。身处社会底层的我国劳动人民大众，尽管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的历史秘闻，但也还不懂得一点只有先有“因”，而后才能有“果”这样最基本的因果逻辑吗?

　　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于不仅把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思想、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认定为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从而排除在了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之外，而且就连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和生活方式等全面建设的思想，也更是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于是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也就只剩下了毛泽东所创立的用来指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的那部分思想，主要也就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然而“遵义会议”前后中国革命曲折的历程却清晰地显示了，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如果没有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如果不是党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濒临失败的绝望面前自觉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那么当年的中国革命，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不仅那份把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污蔑成了是“错误思想”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不得不作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这样的表述。而且就连象当时已经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权力的邓小平这样的人，早在一九八○年的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这两天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也更是曾经这样明确地说过：“没有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所以，虽然三十多年来主流方面始终在淡化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但却还没有敢彻底的否认。因此二○一五年的一月十五日，尽管极不情愿，但还是以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共贵州省委的名义，在贵州省的遵义市举行了“遵义会议”召开八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大会并发表了讲话。然而由于这个讲话，只是提到了“遵义会议”。而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才力挽狂澜，从而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的这无以伦比的巨大历史功绩，却只字不提。因此，这个讲话才被我国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认为了是三十多年来一贯猖獗的历史虚无主义的继续和又一个高潮。

　　毛泽东能够成为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能够成为“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能够受到全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的衷心爱戴和坚决拥护，那可不是上天的赐予，也更不是来自共产国际的任命或批准，甚至都不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层的真心实意，而是他们在严峻形势面前的迫不得已。客观地说，是因为蒋介石，这才迫使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不得不选择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指明的胜利方向，不得不走上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开辟出来的通往胜利的道路，不得不接受了毛泽东的领导，不得不选择毛泽东来作为自己的最高领袖。

　　自党的“二大”通过了决议案，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二十一条加入条件的情况下，加入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此，不仅中国革命的具体方向和具体道路，便只能由代表共产国际的苏联人来选择。而且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和其他的主要领导人，也更是必须要由打着共产国际旗号的苏联人来任命、批准或者指定。而苏联人在任命、批准或者指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或是其他主要领导人时所采用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此人是否能够被苏联所控制。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既没有多少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而又更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做出多少实际贡献的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任弼时和陈云等人，都能够超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更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还更是亲手缔造了中央红军并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或是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根本原因。然而，在采用上述做法的同时，苏联人也更清楚地知道，如果靠这些人来领导中国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尽管能被苏联人轻松地所控制，但是中国革命却也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而如果由毛泽东来领导中国革命，那么中国革命不仅一定能够成功，而且中国共产党也必然就会彻底摆脱苏联人的控制。而若想既要中国革命成功，而又要中国共产党能够被自己所控制，那么就只有通过那些被自己所控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控制毛泽东。因此，一九三三年三月，在博古、张闻天、陈云、杨尚昆和李维汉等人全都进入了中央苏区并与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及顾作霖等人会合在一起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给中共中央发来了这样一封内容十分奇特的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它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来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封内容如此奇特的电报，本应引起中国共产党最高层内那些领导人的警觉。但是由于在象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甚至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身上，又还都保留着我国儒家读书人长期以来所患的一种通病或者可以说是共同存在着的一种劣根性，因此来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封电报，不仅没有引起他们应有的警觉，而且还更是得到了他们的坚决贯彻。

　　我国儒家读书人所患的那种通病或者说是共同存在着的那种劣根性，就是那种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自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开始，儒家读书人就养成了一种恶习，这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重说教而轻实践，甚至根本就不去实践。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兜售自己的主张并能使诸侯接受，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这种实现自己理想的方式与途径，却不是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努力，而是要借助外部的一种强大力量。然而既然要借助外部的强大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必然也就会对这种强大的外部力量报以绝对的信任和完全的依赖。而只要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报以绝对的信任和完全的依赖，那么长期以往，也就必然会导致自己的独立存在的能力、甚至是自己的独立存在的意识，逐渐丧失。但是借助外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却有两个最大的好处。那就一是不用付出自己的艰辛和努力，二是自己还更不必为此而承担多少的风险。不过只是独立存在的意识，却是一个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开始。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强弱，都无不希望和追求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不幸的是，当我国的历史一路血战前行到了汉武帝的时代之后，儒家读书人的理想，还真的就通过这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了。于是，儒家读书人的那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恶习，也就更深了。由于从孔子开始，儒家读书人就不是追求作为一种单独的力量从而能够保持自己的独自存在。因此儒家读书人和儒家文化若想继续存在下去，那就只能是依附于某种力量之上。于是久而久之，儒家读书人、乃至儒家文化的本身，也就都患上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是充满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种意识。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可以称之为是对强者的依赖症。而凡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那么也就必然会相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也就必然会认为“文无第一”。正是由于当年的那些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自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这种自信，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才决定加入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而在加入了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以及其他主要领导人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甚至是他们的个人生活方式，也不过就是认认真真地遵从苏联人的旨意并毫不走样地传达苏联人的旨意以及靠苏联人提供的经费而生活。因此他们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在严格地遵从并完整地传达苏联人的旨意之外，写写文章、搞搞宣传、喊喊口号、贴贴标语、动员罢工、为正在和蒋介石匪军进行生死搏杀的工农红军提供点情报，以及还要对党内那些持不同意见、特别是对不能严格遵从苏联人旨意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此而已。既然领导中国革命的方式不过如此，那么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国共产党人，谁又能比谁高明多少。但是尽管“文无第一”，但是武可没有什么第二。在武装斗争的生死较量中，排名第二的只能是躺着出去。所以等到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人通过对毛泽东的排挤、打击，从而抢过了对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央红军的指挥权，真刀真枪地和蒋介石较量了起来之后，却不仅三下五除二就被蒋介石打得稀里哗啦而滚下了历史的舞台，而且还更是由于无法摆脱蒋介石的穷追不舍，因此而陷入了生死劫难之中。然而尽管如此，可是这些人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是没有多少好转。依旧对远方的那个强大的苏联，还是那么执着地迷信、迷恋。只是在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下，这才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也就是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不仅没有改变错误的政治路线和撤换错误的政治领导人，而且就连在军事指挥的这个问题上，也不过就是取消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所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而恢复了产生于长征开始前与“宁都会议”后这一期间的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和朱德二人所组成的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特别是周恩来，还更是被明确为“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根本原因。而至于毛泽东，由于为了继续坚决贯彻一九三三年三月共产国际发来的那封电报的指示精神而又能榨取一些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所以仍然不过就是被增选为了党中央多名常委中的之一。只不过因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却仍然陷于几十万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中的万分危急关头，自感到担负不起这千钧重担。于是便悄然无息地将最高军事指挥权，交到了只是帮助自己进行军事指挥的毛泽东的手中。而一心为了中国革命，一心为了中国人民，一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毛泽东，不仅没有仍念前嫌，而且还更是凭着自己的弥天大勇和超凡智慧，在千钧系于一发之际，义无反顾地独自一人承担起了挽救中央红军、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作用，实际上是发生在“遵义会议”召开了之后。据博古的儿子秦铁在其所著的《我的父亲博古与周恩来毛泽东》一文中，根据其父亲博古的回忆而如此地写到：“(”遵义会议“召开半个月后的) 二月五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

　　由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了党中央常委，于是“遵义会议”后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党中央常委，就从原先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陈云四人，变成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和毛泽东五人。根据现有的史料看，“遵义会议”上并没有对党中央常委进行分工和名次上的排序。因此，根据当选为党中央常委的时间和以前的顺序，那么“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常委的排名，应该还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和毛泽东这样的顺序。只是“遵义会议”后进行常委分工时，由于为了发挥毛泽东军事指挥的特长，因而安排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而陈云此时又没有具体的工作可做，因此以后的党中央常委的排名，应该是有所变化的。特别是在此后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时，由于毛泽东的那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造诣，发挥得是淋漓尽致并迅速被全党和全军指战员所公认，于是毛泽东也就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中央红军、乃至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最早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才具有统帅才能的，就是周恩来。因此在“遵义会议”召开半个月后的二月五日，周恩来才会与博古有过那样的一次对话。特别是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更是把“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这个最高军事指挥权，悄然无息地转交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从而才使毛泽东力挽狂澜，因此而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当然也挽救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那些人的个人生命。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危亡的紧急关头，周恩来的这种做法，也更是充分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自知之明和高风亮节。然而却也正是由于当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只是悄然无息而并非旗帜鲜明。因此这才让当今那些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别是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汉奸文人和“公知”们，不仅从中找到了一个理论的依据，而且更是从中找到了一个历史的依据。

　　“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由于先有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如何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方向，是由于先有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的通往胜利的革命道路，于是这才有了当年中国革命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因此，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这一段清晰轨迹和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充分显示了，是先有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以及革命的人民群众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而后这才有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并不是先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然后这才根据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胜利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取得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理论概括”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当年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那么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然而如果没有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个事实存在，那么即便是党和人民群众进行了伟大革命实践，即使有再强的归纳总结能力，即使有再高的理论水平，但又能“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还能“理论概括”出什么样的一种思想?又能把什么思想霸占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把指引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了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体系的本身，歪曲成不仅是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样事后的经验性总结，而且还更被霸占成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典型的倒果为因、颠倒黑白、强奸历史、无耻欺骗，这是对毛泽东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无耻的歪曲。而把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体系的本身，歪曲成不仅是事后的经验性总结，而且还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样的文字表述，也更是自汉字产生以来，最无耻的滥言。

　　既然不仅当年中国革命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清晰地显示了，而且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逻辑也更是充分地论证了，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什么“理论概括”，也不是什么“经验总结”，特别更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到底又是怎样的?

　　当年中国革命曲折反复的历史进程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暂且遵从目前所定义的这个毛泽东思想所划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这个时间范围)就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的启发下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之上，结合他对我国社会实际的深入观察和切身体会，在找到了造成我国贫穷落后和屈辱挨打的根本原因后，运用他那超凡的智慧和渊博的学识所引领着的不断思考和深入实践，从而创立的能够启发劳苦大众的觉悟并指导劳苦大众，如何才能实现自我解放并通过自我的解放，来争取并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这样一种极其科学的理论体系。”

　　当年在中国革命处于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因此才能启发千百万劳动人民大众的阶级觉悟从而唤醒他们，并使他们勇敢地投入到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革命洪流之中去。正是由于毛泽东思想不仅唤醒了我国千百万的劳动人民大众并使他们勇敢地投身于伟大革命的实践中去，而且还更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并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通往胜利的具体道路，于是中国革命这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这个“因”，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个“果”。把党和人民群众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因”的指导而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个“果”，颠倒黑白地“总结”和“理论概括”成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因”，是最最无耻的历史谎言，是对历史发展内在的必然逻辑的最彻底背叛。而能给毛泽东思想做出这种无耻至极的定义，不只是对全体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智商所进行的极其卑鄙的侮辱，而且也更是那些给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如此定义的人，自己对自己的智商和人格所进行的极其卑鄙的侮辱。

　　毛泽东思想为什么能够启发我国千百万劳动人民大众的阶级觉悟从而唤醒他们，并使他们勇敢地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革命洪流之中去。就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都充满了极其科学的逻辑思辨，而且毛泽东思想还更是凝结、蕴含了冲天豪迈的民族气概和极其丰富的阶级情感。如毛泽东思想中，不仅就凝结着“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样的冲天豪迈。而且在毛泽东思想中，还更是蕴含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位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样极其丰富的阶级情感。因此，毛泽东思想那可决不仅仅是一种智慧，毛泽东思想还更是悲天悯人的这样一种宽广慈爱的情怀;还更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志气;还更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这样一种远大的理想;还更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这样一种冲天的豪迈;还更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样一种顽强不屈的意志;还更是“中国人民有能力、有志气，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这样一种吞天吐地的雄心;还更是“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这样一种气吞山河的壮志;还更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这样一种敢于牺牲的精神;还更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这样一种敢于反抗任何压迫的无畏;还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这样一种敢于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民族尊严的勇气;还更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这样一种高瞻远瞩的意识;还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崇高的境界。特别是毛泽东还更是能以自己率先垂范做榜样的感召作用，在情感上来启发、鼓舞、教育、引领劳动人民大众。

　　在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毛泽东立即回到了家乡湖南。在革命之初，革命者的境遇可以说是万分的凶险。然而为了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一心为了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一心为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受苦人，一心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妹妹、儿子和侄子，都引领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后来，为了保卫新中国的安全，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为了捍卫人类世界的正义，毛泽东又更是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长子、特别还是唯一健康的儿子，也送上了更为凶险的抗美援朝战场。因此，每一个真心崇敬毛泽东并真正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不仅他的智慧都能够得到迅速的升华，因此心明眼亮。而且他的灵魂，也更是能够得以彻底的净化，从而把自己锻造成为一个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这样无比纯洁而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当年，在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饱受苦难和我们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时候，毛泽东运用他那超凡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解除了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大众所饱受的苦难和我们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而今，当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大众再次饱受苦难和我们中华民族再次蒙受屈辱的时候，充满了智慧和勇气以及牺牲精神的毛泽东思想，也就一定会在中国的劳动人民大众之中，实现彻底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