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重大决策以来，到今天已接近30年了。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经济面貌出现世所公认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奋力拼搏，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成果。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巨大动力。改革开放促进我国不断取得巨大成就。

1）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

1949年，我国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进入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这28年间，由于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穷摊子和落后摊子，百废待兴，我们缺乏建设经验，加上帝国主义的禁运封锁，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着很多困难，在建设发展中犯过不少错误，尤其是犯了在1957年以后一段时期内推行“左”的路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挫折和严重损失，令人痛心。但取得的成就也是众所周知的。在那些年代，全国人意气勃发，艰苦奋斗，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建成投产了3016个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发展了7万多家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0多万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形成一个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结束了毛泽东所说的“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只会“造桌子，造茶碗茶壶”的时代，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初步的然而又是极其重要和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当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期发挥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功不可没。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明显存在，并且日益严重地显露出来。1956年毛泽东就指出：“把什么东西都统统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他提出，应“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规定》，并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等，进行改革。但由于没有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结果是收收放放，“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改了几次，未触及根本，无果而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抓住症结，果断地实行改革开放方针，这个问题才从根本上基本解决了。

今天人们差不多都可以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感受到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和重要性：它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和发展前途的重大举措，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实质上是一场革命”；它解决了并且在不断解决着我国现阶段生产关系中那些严重不适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部分，解决了并且在不断解决着上层建筑中那些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性质和发展要求的部分，找到并形成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中国以新的动力、活力和创造力，并与时俱进；从而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动员和利用一切可以动员和利用的物质力量、智慧、潜力和优势，用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使社会生产力不断飞跃，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并且为社会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基础。

就经济方面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了决定我国社会发展的三个带根本性问题。

一是改革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完善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和生产关系的基础。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断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这一点，任何时候必须坚定不移，不能有丝毫动摇。但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总体生产力水平低，各地各部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公有制一统天下违背我国这种基本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必须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首先是对农村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双重经济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又转向城市，对以国有经济为中心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明确非公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

这些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长。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及港澳台企业拥有的资本占全部资本的51.9%；个体私营经济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45%左右，加上外资经济，达65%左右。2005年，全国个体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达到1.022亿人，超过国有经济的就业人数（6488万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物质财富的增加，增加了就业，扩大了税收来源，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要，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

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公有制经济的质量提高，结构改善，国有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增强。国有大型企业得到发展。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导和关键行业居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为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提供了大量关系全局发展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基础性物质产品，科学技术和人才；它提供的利税一直居全国税利总额的60%以上，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改革了经济管理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过去我国国有经济的管理体制是学苏联的，特点是经济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中央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地方和企业的任务是执行计划，按照计划规定的指标进行生产。企业的厂长、书记由上面任命，企业用的资金、设备、材料由计划调拨，职工由计划分配，产品由计划收购分配，产品价格由计划确定，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上交。计划每年要为企业颁发十几项几十项指标，从产值、主要产品产量、材料来源、资金周转率、工人人数到上交利润额，都订得死死的，只准执行和超额完成，不准更改。国家规定的一些指标又不是由一个领导机关统一下达，而是由许多部门分头下达。这些指标相互矛盾，没有综合平衡，弄得企业无所适从。

中央的权力集中到什么程度？建国初期政务院发布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可以说明这一点。1950年2月，中财委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全国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财政收支统一集中到中央；公粮统一，除5～15%作为地方附加外，均由中央统一掌握；税收统一，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统一集中到中央，每日结算解交国库；统一编制；贸易统一，各地贸易公司的资金、业务计划、商品调度统一由中央贸易部掌握，地方不能干预；银行统一，现金的调度统一于银行。公益企业的利润，折旧交公。

同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进一步规定：全国仓库所有存货，由中财委统一调度；规定各类人员的工作定额，生产定额及原材料消耗定额；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财部统一调度使用；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业务范围的规定与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国家所有的工矿企业分为中央各部直接管理、暂时委托地方政府或军队机关管理、划归地方政府或军队机关管理三类，划清管理责任，制定对它们贷款投资的条例；严格地管理国营企业上交利润、折旧基金等。决定强调指出，如果不实行，不遵守上述各项规定者，即属破坏人民利益，违犯党纪国法，中央人民政府将制订适当的法律，给予必要的制裁。

基本建设统一投资。各地和企业搞建设，要先自下向上申请，列入计划，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定控制数字，按计划拨付投资。基建投资90%来于财政，其中79%来于中央财政。而企业的利润和折旧必须全部上交。形成一种资金无偿划拨，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体制；企业花钱向上面要投资，上面投资决策可以不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导致“投资饥渴症”，争投资越来越严重。

物资统一调拨分配。最先中央政府只管钢材、木材、水泥等8种物资，1952年扩大到管55种，1956年达到管500多种。1965年，由国家统配的物资225种，由中央各部管的物资354种，由地方管的物资5929种，合计6000多种。北京市由政府统一订货，按计划生产、计划分配的物资有804种，分属309个部门管理。

人员统一调配。国家计划每年规定招工人数，工资总额，规定统一的工资等级。企业进一个人，要由劳动局批准。劳动部门给企业分配劳动力，不分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大小，一律是男女搭配，硬向企业塞。也不准企业随意辞退人。职工升级，也要由上级批准。

企业统一管理。1953年中央部门直管企业2800家，1957年扩大为9300家。一机部下属企业大大小小有10多万家，部直接管200多家企业和30万种产品规格、品种，从厂长任命到原材料、资金分配，管得十分具体细致。资金、材料投资权都掌握在部手里，企业需要，必须“跑部”。每天有1500人“跑部”，一机部平均一分钟要接待3个人。

企业无财权，无人权，无定价权，无固定资产更新权，无大修权，连盖个厕所都必须由上面批准才行。

企业无定价权。首钢生产弹簧钢每吨成本220元，圆钢每吨成本373元，但收购价一个样，价格不准更改。全国煤矿许多年份2/3亏损，不是煤矿没有办好，而是因为由国家统一规定的煤价低于成本。1974年原煤每吨成本15.9元，而计划收购价定为15元。按发热量计算，原煤的发热量相当于石油的1/2，但煤的价格仅相当于石油的1/6。1977年全国石油工业百元产值销售利润率为40%，电力为31%，冶金为13%，煤炭工业仅1%。全国统配煤矿210万工人，上缴利润不到10亿元，而北京燕山石化公司3.3万人，上缴利润超过10亿元。这不是炼油工人创造的价值比煤炭工人多，而是价格不合理造成的。

企业无固定资产更新权。规定500元以上属于固定资产，企业无权处理。需要变动必须经上级批准。大修基金有“四不准”：不准挪动原地，不准增加层次，不能与技改措施混同，不能用于翻新。

除利润必须全部上交外，折旧基金也要全部上交。折旧率由计划规定。首钢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包括大修理基金）是5.5%，按此计算，固定资产需要33年才能更新一次；上交一半，66年才能更新一次。鞍钢的折旧率为2.92%。如果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使用，要34年更新一次；留70%给企业，48年更新一次。上海市的折旧率高一点，为4.2%，70%留企业使用，也要34年更新一次。由于折旧率低，企业无更新资金来源，企业的设备陈旧。二三十年代的设备占1/3。

企业的婆婆多。部，局，公司，财政，税收，计划等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是企业的婆婆。上上下下一齐给企业布置任务，向企业伸手，可是有了事却互相推诿，不承担责任，弄得企业无所适从。不少厂的厂长，2/3的时间要用来接待应付上面，开10次厂委会只有1次研究生产。有的厂为完成上面布置的任务，下设15个办公室：人防，治安，支农，支青，计生，卫生，征兵，增节，考生，节电，地震等等。

计划是重要的。建国初期，我国百废待兴，物资短缺，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点基本建设，权限适当集中，进行计划建设，是完全必要的。每年一度的国家计划及五年计划对国家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年度计划和长远规划，今后也不可缺少。可是计划高度集中，包罗万象，不给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却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家计划的任务是管全局，管大事，管平衡，管比例，不能事无巨细连企业里买一张桌子、盖一个厕所也管起来。我们的国家大，社会供求关系复杂多变，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纵横交错，由中央一个机构编成一个庞大的计划，统统包揽，让下面不折不扣地执行，是很难做好的。企业最了解市场，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具体经济运作规律。如果管得过死过细，必然会把企业的积极性管没了。计划指标一律是指令性指标，不是指导性指标，计划指标包罗万象，不分主次，贪大求全，总是订高指标，铺大摊子，似乎指标越高越好，项目越多越好，摊子越大越好，因此经常总是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力，不仅给企业完成计划带来困难，而且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损失。地方计划与中央计划脱节。中央下达计划指标，地方可以另搞一套，全国几十盘棋一齐下，争项目，争投资，搞重复建设，盲目布点，从而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多不应有的损失，且周而复始，成为难以克服的顽症。

这样的管理体制，严重地阻碍生产发展，非改不行。

1978年以来，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为中心环节，深化改革，逐步破除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变了企业是政府附属物的状态；地方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一个中央与地方权责明确，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职能分开，企业拥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权责的机制已经基本形成，原有体制权力高度集中，无视企业应有地位和权利的弊病基本上克服。

第三，指令性计划转化为指导性规划，经济运行建立在宏观调控下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形成。

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的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加以排斥。而计划又是指令性计划，企业只有执行的义务，没有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经营的权利。这就不能不抑制生产力的发展。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后，破除了原有思想禁锢，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同时又对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价格体制、物资流通体制等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现在，我国国家计划已经从指令性计划转化为指导性规划，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商品指标已经不多，绝大部分商品和经济活动已在宏观指引调控下由市场进行调节和运行。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创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恰恰相反，它要求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和指导性，但由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样，既可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防止它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又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形成，是对传统计划观念的革命性突破，打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在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企业自主权确立两项重大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也是这两项改革的必然成果。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它为前两项改革顺利进行和科学发展创造了体制性条件，也是我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好更快发展的体制性基础。

2）、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解放思想，积极开拓，大胆探索，敢于试天下先；又小心谨慎，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一步一个脚印，反复摸索，错了的及时改，正确的大胆前进。尽管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惑、困难和矛盾，但整个来说是比较顺利的，方向正确，方法措施步骤得当，因而在很短的时间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走上社会主义的大国，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处于低潮，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困难情况下，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中国前途命运和长远发展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或者缺乏恰当的措施方法，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比较顺利和取得丰硕成果，我认为主要是由于做到了以下三点：

一是有正确的指导思想。1978年以来，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根据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及时进行总结，不断提出新的理论和政策，来推行改革实践。正确的理论是正确的实践的先导。正确的理论来之于实践。但只有对实践进行科学概括，对客观规律作正确反映，理论符合实际，改革才能保持正确方向，得以健康顺利进行。

我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指导思想是：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中央工作闭幕会上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能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思想不解放，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进过的，就不敢多说了，就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了。“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第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巩固和发展社义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第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确立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也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和发展方向。

第四，改革开放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下一个十年和本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改革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第五，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

第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总原则。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总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级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

这些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正因为有这些根本指针和理论依据，我国改革开放才沿着正确的方向有步骤地前进。

二是有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坚强领导和直接指挥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促进中国兴旺发达，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也难以正确顺利进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是党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重大措施和实施步骤是党制定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有序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正确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组织领导广大群众贯彻实行进行的。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指出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条件来组织指导改革的实践。

1982年9月，召开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二十年分两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任务，把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四项任务的第一条。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生产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改革中要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同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和界限；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针对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问题，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增强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主要是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1991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1992年十四大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内含作了深入地总结和系统的归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指导改革沿着正确方向一步一步地深入开展。

三是有比较适当的改革方法和步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原则，采取“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段要总结经验”，“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心细，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的方法，逐步展开的。“胆大心细”又叫“摸着石子过河”。不知水之深浅，事关国家发展前途和十几亿人的切身利益，看准了的就大胆改；一时看不准的先在小范围试一试，试好了再逐步扩大。有必要有条件的先改；有必要无条件改的，待具备了条件时再改。改革源于基层和实践。改革的呼声和要求是实践发出的；改革的许多方法多是基层首先提出和创造的。中央及时进行总结、归纳、集中，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方针、政策，再进一步指导改革实践深入开展。这种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由点到面，由面到点，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和方法，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避免出现重大的失误，出现失误能够及时发现纠正，是真正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负责，是改革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3）、几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我国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需要解决。矛盾不断产生，不断解决，解决了旧的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矛盾，推动着事物前进，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国社会的这一基本矛盾和根本任务不会改变，但矛盾的具体内容、表现、深度和解决的条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目前，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也原则建立起来。物质基础比过去雄厚，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1.0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2002年的近1.5倍，1978年3645亿元的近10倍。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去年达到3587元，比2002年增长44.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1759.5元，在2002年增长52.7%；上亿人口摆脱贫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初步小康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深化改革，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创造了新的更好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了，生产力数量和规模增大了，改革和发展都赋予我们新的任务。我们要解决旧体制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本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我认为，下一阶段的改革需要特别关注和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基本制度符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符合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望和发展的要求，是我国由贫困落后逐步走向繁荣强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必须坚持、巩固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首要的也是更促进坚持、巩固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是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收入分配原则和分配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服务方向，决定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精神生活。坚持公的制为主体不动摇，支持、鼓励和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动摇，是根本性的大事。

做到两个“毫不动摇”，要防止两种片面性和错误倾向：一种是排斥非公制经济发展，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异己的东西。事实证明，这样做背离我国国情，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必须加以警惕和防止。另是反对公有制为主体，主张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企图以私有化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前一种片面性和错误倾向占主要地位；而后，后一种片面性和错误倾向日渐突出。这些年来，理论界有些人对我国公有制经济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把它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与所有制本身相混淆，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公有制的本质相混淆，把体制上的问题说成是所有制本身的问题；一再宣传“公有制不符合人性要求”，“私有制才符合人性要求”，“公有制产权短缺，效率低下，注定失败”等等，因而主张“以私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保留20%足够了”，力图以非公有制经济代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有些地区和部门把单纯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根本政策，放弃发展公有制，以至一再掀起出卖国企风，将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手中，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目前我国公有制经济在一些关键领域虽仍居控制地位，但所占比重已严重下降；在40个主要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在27个部门即占70%的部门中已不居主体地位，而下降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地位。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多年萎缩不前。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收入分配的变化。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普遍提高了，但人们之间，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增大了，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严重。党和国家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增加低收入人群和农民的收入，解决看病难、医疗保险、孩子上学问题，改善广大劳动者的生活，但所有制结构决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和收入分配的反常差距难以消除。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谈不到社会主义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确处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明确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内含、必须掌握和控制的领域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应占的比重和数量的界限，提高公有制经济的质量，改善公有制经济的结构，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今后改革开放需要正确处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体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生产发展的动力提高了，整个经济活起来了，但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还很不完善。不完善的主要表现是，宏观控制管理该管的未管住，有些不该管的仍管着；企业权力增大，实力增强，但缺乏自我约束和有效的外部约束，从而导致经常出现投资无序，市场无序，竞争无序，投资膨涨一浪高于一浪，国民经济比例时常出现严重失调。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要求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促进经济有序进行和保持社会安定。在这些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两个基本关系必须处理好：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二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我国是个大国，一个省比有些国家还大，发展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该集中统一于中央的必须集中统一，这样才能步骤一致，沿着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地方的特点，发挥地方的特长，给地方充分的权利，调动地方按照各地不同情况发展建设的积极性，鼓励、支持和促进地方创造性地发展。在这些方面我们已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使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和经济职能逐步理顺，但仍然存在中央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违背小局服从大局和全国综合平衡的原则，各行其是，而中央有的部门又不尊重地方特点和职能乱指挥的现象。有些地区不顾自己的条件和需要，不顾全局，盲目投资，一味追求产值，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全国一盘棋，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发挥地方组织指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也不能违背和挫伤。如何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使中央方针政策政令畅通，经济发展比例协调，而又更大调动各地按照各地不同情况和市场要求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拥有经营自主权，朝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方向发展。这样它才能有不断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不断主动创新发展壮大。同时，国有企业要发挥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职能，自我约束，并接受所有者和宏观发展要求的必要约束。约束与自由是一对矛盾，相辅相成，并相互转化。必要的正确的约束促进企业自主发展，缺乏约束则导致无序竞争，违背公有制的本质和应有职能，并带来浪费和失败。由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解决好这个问题特别重要。非公有制企业是独立法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具有充分自主发展的权利，以自己的资本和实力在市场中“配置资源”，谋取利润。资本在市场上可以自由驰骋，但也不能任意而为。它会受到法律的约束，资源的约束，市场的约束以及宏观供求平衡的约束。这些都是客观存在。不管不顾，违背必要约束，将“资源配置”建立在严重损害别人和全局基础上，自己得利，社会受害；暂时得利，全局长期受害。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根本性弊端，是我们应力争避免的。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找到妥善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方法。解决好这一问题，对我国发展壮大至关重要，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的重大贡献。

解决好这一问题的基点，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加强企业整顿管理，使所有企业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任务是什么，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发展运行有章法，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市场发展的要求；三是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市场管理体系，使市场没以有序进行。

第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任何新的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都要以相应的舆论作引导和强大的上层建筑作保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直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强大作用。我们进行体制改革，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舆论的正确引导、宣传和支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及我国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科学概括，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确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指导我们改革开放的根本理论武器。我们掌握着真理，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不具有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和制度优势。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应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挑战，应对废朽势力对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挑战，高举旗帜，勇于开拓、深化改革，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发展壮大的必然性，不断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便上升为理论、方针、政策，与时俱进，常用常新，鼓舞广大干部群众，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和发展。

第四，改革要在促进生产力更好发展和人民生活更快提高上下功夫。我们改革的对象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及其具体运行的体制和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完善，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更快提高，而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13亿人口的生活，使广大群众都过上幸福美好、共同富裕、关系和谐、具有很高物质生活和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好日子。改革开放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使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我国生产力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改革要促进的不是单纯追求规模和速度，而必须把重点放在质量、水平、结构和效益上。更高的质量、更优的结构和更高的效益代表着更高的速度。改革要促进结构调整，促进以高新技术取代落后技术，以高新技术产业取代落后产业，以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取代落后企业产品。改革要促进节能降耗改善环境。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低，发展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大，节纸降耗既是生产发展的要求，又是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巨大动力。只有具有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才能有更低的消耗水平和成本水平。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以破坏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取得经济增长代价太大，难以为继，也与发展的目标相违背。改革要为促进环境治理作贡献。改革要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建设新农村，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促进沿海地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的每一步都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有关，与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关。有的是长远影响，更多的是现实影响。我们要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从解决违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不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难点出发，来推进改革，使广大群众切切实实地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6.回答另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国有经济

1）从整体上观察问题

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可是，有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国有经济在根本上是不行的，办不好的，不应该办、不应该发展，而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认为私有制越大越好，发展得越快越好，必须将公有制和国有经济降到最低限度，使公有制和国有经济让位于私有制。

我感到说清楚这个问题仅从局部范围枝节地研究国有企业已经不够了，还应深入一步，从整体上说明国有经济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从理论上回答国有经济发展与公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才行。理论界、政界对国有经济存在的根本分歧不能回避，不容忽视。各种观点、政策不断亮相，把人们的思想弄乱了，搞胡涂了，使一些人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应该坚持，哪些应该抵制反对。从根本上从重大基本理论和基本认识上阐明国有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及其与其他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说清道理，澄清是非，至关重要。因此，我在对国有中小企业的研究告一段落的时候，转入从整体上研究国有经济，并向国家社会科学业基金申请了一个“国有经济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课题，列项研究。

2）特点

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研究国有经济的人不少，国内外已经出版了不少论著，有些论著写得相当好，或有理论深度，或提供了某些有用的材料，读了使人受益。我对所有能见到的有关论著都读了，有的读得很细。

比较说来，我对国有经济的研究也有一些特点。

一是比较贴近实际。我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跑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社会队企业，开始是在华东地区作调查，接触过上海、江、湘、鲁、皖等地几百家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有企业及其他企业。70年代调到北京以后，有条件使我视野拓宽，对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作了调查访问，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国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形成过程，知道它们的兴衰、发展成长过程及存在的问题。上上下下各种各样的人都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都听到见到过。这使我对研究国有经济有鲜活的感性知识，有扎实的比较厚实的实践基础，使研究从实际出发，有感而发，有需要而发，不作空谈，言之有物，言之有据。

二是有的放矢，针对性比较强。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理论上认识上的重大分歧说话。不回避矛盾，面对理论分歧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我相信真理越辨越明，我也相信谬论不驳斥是不会自行消失的。当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一些矛盾和不同认识的而不得解的时候，当有些错误见解甚嚣尘上以至成为“主流”的时候，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有坚持真理，维护真理，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勇气。

三是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比较全面。由于研究的时间比较长，掌握的材料比较充分，我尽力开拓自己的视野，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客观必然性出发，来审视解剖国有经济，抓住根本问题，从本质上对国有经济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地理论剖析。包括国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客观地位和作用，性质、属性和内在矛盾，数量及质量的关系，规模和布局的关系，实现形式及企业管理，效益保障等等，国有经济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我都作了研究，尽力说清楚这些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关系及规律性。这是更重要的一点。

3）亮点

我对国有经济的研究，似有一些亮点：

比如研究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史。国有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以前，国有经济就已经出现了。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历史上国有经济是怎么产生的，过去国有经济发展的情况怎样，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的，理论界也鲜见系统地研究。我初步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我用了几个月的功夫到图书馆读史，阅读了大量纸页泛黄、发出霉味的古典、史记和文献，读了几十部历史学家的有关著作，包括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周谷域等的通史，尚绒、张传玺等的断代史等，用较丰富生动的材料表明，国有经济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并随着国家社会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代国有经济有不同的特点。奴隶制的国有制主要表现为土地和农业所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我国奴隶制度时代实行的是一种名义国有，奴隶主等级私有制度。除土地外，奴隶制国家还直接掌握当时最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封建社会，由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的国有经济有更大发展。封建国家掌握了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官手工业占很大比重；垄断了所有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我对封建时期的国有经济分为4类；对奴隶制和封建时期国有经济产生的必然性、作用、性质、发展过程、落后性及其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根本区别作了分析。写出了《历史上的国有经济》长篇论文，先交《当代经济研究》发表，后收入书中。我积累的材料足可以写一部专著，可这是很费力的一件事，需花大量时间整理资料，专事写作；书写出来出版难，只能把它作为一件未能做完的憾事留在记忆中，让有兴趣的后人来完成吧。

再如研究了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武伯麟教授等已经作了这方面的研究；我重点是放在资本主义发展国有经济的必然性及其性质和任务上；研究了西方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本质区别；为什么只能说它是“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不是社会主义；而缺少这个“入口”，资本主义也是无法进一步维持的。研究结果，交《湖北社会科学》发表。这家杂志的主编接到文章后给我来电话大加称赞，并邀我去武汉作客。文章发表后，北大等校邀我去讲课。

又如对我国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和必然性作了研究。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也有深入研究，我是针对现实中否定国有经济的某些见解，分析国有经济在我国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论证国有经济在根本上与我国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是相适应的；并对“私有制也能适应社会化”等观点作了必要的批驳。

4）国有经济与市场不相容吗？

我国学术界有些同志对国有经济提出了一些观点，似是而非，成为贬低否定国有经济的重要依据，影响很大。例如，董辅先生一再宣传：“国有经济与市场天然不相容”；国有经济“不要求商品经济的存在，它的本性是不需要商品经济的”。因此，提出“国有经济只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起作用”，“不能成为市场的主体”，它“不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非公有制才是市场的微观基础”。

照这样的说法，国有经济不仅应该“退出一切竞争领域”，而且必须退出一切市场。既然公有制和国有经济不是市场的微观基础，以非公有制取代公有制，让非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成为必然的事。由于董辅先生是位著名经济学家，身居高位，一言九鼎，他的观点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方向有重大影响。我对董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态度很敬佩，也与他交往过不止一次，但不赞成他的上述观点。我当面与他辩论，后来又写成文章与他商榷。

我写道，商品经济既不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也不会到资本主义终结。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规律使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无法违背。

我从国有经济的职能，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要求、供求关系、交换条件等方面论证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具有市场属性。社会分工决定必须交换，企业生产交换具有自己的利益，存在利益上的差别，是国有企业具有市场属性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我细致地论述的国有经济市场属性的特点。

我提出，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属性有怀疑的理论家们，不妨到鞍钢、宝钢、一汽、上海一百或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去走一走，看一看，它们生产经营中需要的几十万种原材料、燃料、设备是哪里来的？它们生产的商品走向哪里去？它们的生产经营离开市场一步，能转动吗？如果您向厂长、经理提出：你们的产品是不是商品？你们的企业是不是商品生产单位？他们一定会感到奇怪，告诉你不能脱离实际过远。

我用上述看法向董先生请教，他无言以对，我的论文在《当代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后，也未见到他以及其他同志反驳的文章。现在“国有经济与市场不相容论”，似乎销声匿迹了，至少不那么吃香了。

5）“主人翁，主人空”

理论界对国有经济认识上存在的另一个分歧是，有人认为我国劳动者是国家、社会和企业的主人，仅仅是宪法用语，是假的，是口号。在我们国家劳动者并没有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而是“主人翁，主人空”。把“资产量化到个人”，才能使之成为主人。

1978到1985年那一阶段，我写过一些文章评论这种观点，论述社会主义国有的性质与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关系。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州学刊》等报刊刊出后，一些同志看到后表示赞成，比我年长16岁的国家经委主任给我打电话来，热情地赞扬，说：“宗汉，文章写得好！继续写！”我在电话中表示说得不充分，应该继续写并向他索墨宝。不久他写了“洛阳乡亲来相见，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条幅赠我，尔后又赠我他的诗集及文集。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引用的诗意也贴切，只是他把我这个山东后辈错认成河南老乡了。也难怪他，因为山东话与河南话本来就没有多大差别，我走南闯北，南腔北调，可能山东话里既有南音，又有洛阳开封调。

“主人空”的论调越演越烈，90年代，我针对这一观点进一步论述劳动者主人翁地位问题。

我写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被资本家掌握，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自由到一无所有，只能作资本的奴隶的地步。那确实是主人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结束了资本与劳动彻底分离的状态，劳动者就由资本的奴隶变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劳动者地位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劳动者在全社会范围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料结合，按照他们的利益共同管理，使用经营生产资料，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上。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是国家代表的劳动者整体占有。国有经济是全国人民的，也是每一个劳动者的。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国有经济代表着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也代表着每一个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把“有国资产量化到个人”，就是消灭国有，消灭劳动者共同所有。但这并不排斥劳动者入股国有经济，也不排斥股份合作制，那是两码事。

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表现在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管理、经营、运用，发展方向，收入分配上。劳动者不仅具有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权利，也有共同管理好每一个国有企业的权利。他们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决定企业发展原则和方向，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支配和享受劳动成果。厂长、经理只是他们的代表，劳动者的一员，他们的职责分工与其他他劳动者有所不同，但身份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任务只是受劳动者的共同委托，精心科学地管好企业，发展企业，为整个社会和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服务。

我不赞成把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说成是商品，把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说成是买卖劳动力的关系。私有企业是这样，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不是这样。

我还由此论及现代企业制度。世间有些人把现代企业制度吹得天花乱坠，认为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搞股份制，建董事会，给管理人员高定薪，实行年薪制，甚至取消党委，以股东会代替工人代表大会，由持股多少决定企业发展，等等；把现代企业制度作为西方企业制度的同义语；认为搞现代企业制度，照搬西方一套就成。我认为，西方的许多管理方法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有些比较科学，成熟，是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学习，用其所长。但不能照搬，什么都要考虑中国国情。比如，厂长、董事长你给他定比工人高几十倍上百倍的薪金合适吗？厂长、经理、董事长也应该遵守按劳分配原则。在衡量劳动贡献时，要考虑他们经营管理上的贡献，但一个企业的发展变化决定于多种因素，不完决定于一个人的能力。取消企业党的领导不能容许。学西方，学它的方法，更必须注意内容。现代企业制度应有社会主义的内涵。我提出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二重性，即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形式与社会主义内涵的统一；我论证了社会主义内涵的具体表现，并指出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体系；按照企业的社会义性质管理企业，我们的企业才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快更好地发展，否则就与西方企业没有区别了。我写出报告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6）“共有制”及其他

人们对国有经济存在多种多样的看法，有些观点对改革的实践影响很大，如产权问题，国有经济究竟有没有效率和效益的问题，等等，我对这些问题做了研究。有些问题比较枝节，似是名词术语之争，实质上涉及到对国有经济本质的认识。我也参加了论战。这里举一个“共有制”的例子。

有一段时间，有的同志提出用“公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说“公有的提法不确切，”“是翻译错了”，说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应该以“共有制”代替之。

有的同志出语尖锐激烈，说：“公有制与共有制一字之差，贻害无穷。”“在中国，‘公’家的东西都是不易被爱护的，公家的自行车，很快就损坏了，而自家的自行车，则被爱护得无微不至。”“公有制实是腐败的温床。”“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只对任命他的上级负责，欺上瞒下，以权谋私，贪污盗窃，就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而共同所有制，则因为其中有自己份几，就会很关怀，爱护。”

这些观点我觉得这不是名词之争，而是涉及到对公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认识，应该弄清楚。正好有的同志打电话来，要我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我花了几天时间翻材料，思索，发现共有这个词和这种财产关系在奴隶制时代就出现了。2400多年前古罗马颁布的《十二表法》就把夫妻财产和几个子女继承的家庭财产叫做共有财产。西方社会把公共土地、河川等公有使用的财产叫“共有物”，把社团、祭司、寺院所有的财产叫“法人共有”。我国民法中也有“财产共有”的条文，还分得很细，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几种，都分别做了详细解释。

我也查了马克思的原著，感到马克思著作编译局的译文并没有错。马克思经典作家也使用过“公共占有”，“财产公有”等提法，但含义与公有制没有区别。

显然，一些同志这样做是一种理论研究，而另一些人则醉翁之意不在酒。

我讲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解，提出用“公有制”代替公有制是不适当的。理论上站不住脚，对改革的实践也有害无益。理由这里就不复述了。写出研究报告送有关领导，后来，又将报告改写成文章，公开发表。我也要造舆论。

2004年6月，曾任过安徽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九十高龄的张劲夫同志，赠我一部回忆录《嘤鸣•友声》。从书中发现，将公有制改为共有制，原来是他建议研究的。书中收入了王桂五同志《近百年的翻译失误》的文章，文章的结论是公有制是错译，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产权都是不清晰的，虚无飘渺的，”而“股份制，合作制，合作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者的私有制，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产权都是一清二楚的。”他提出必须改公有为共有。还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随便定名的。”“如果推行‘公有制’，那就是‘全产党’或‘国产党’，而不是‘共产党’了。”写的很邪乎。

文末有张劲夫同志的注，说：“这篇文章是我建议王桂五同志写的。‘公有制’、‘共有制’虽然只一字之差，但却涉及一个重大理论的问题。在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应予重视。建议中央编译局牵头，邀请有关专家学者研讨后提出看法和意见，以利统一认识。”后来马克思著作编译局的同志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0多篇文章和250多处有关所有制的论述，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使用“公有制”这个词来表达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形式。

张劲夫同志的书中，在所收的王桂五同志的文章后面，附了我发表在《理论前沿》2000年第8期上的《能够用‘共有制’代替‘公有制吗？》一文，表现了张劲夫这位老革命家的气量和提倡争鸣的风度。他在书的扉页上苍劲有力的大字题词：“宗汉同志惠阅指正，张劲夫，年九十，北京”，也令我感动。九十前辈的题词是很宝贵的。特别是他字写得好，更宝贵。顺便说，我读了他1979年到2004年的讲话和文章，感到高兴，确实多受益；而对书后附录的其他同志的有的文章有些见解，如说西欧一些国家是在实行社会主义，民营经济未必不能培育社会主义因素等，则不敢同。我想：这是否反映了张劲夫同志的观点呢？考虑到著者年事已高，怕打扰他，这些看法未能与他交流。

7）《国有经济读本》

凡是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最终研究成果必须形成一部著作，或一项有内容的研究报告，经过一组专家审查通过，才算完成了任务；还须由机关财务部门管理资助费收支账目，详细列表上报。《国有经济的几个重大理论的问题》这一研究课题按照原定的内容，研究了近三年，于2000年下半年成书。为使读者读起来方便，想了个通俗的，吸引人的时髦书名：《国有经济读本》，交红旗出版社总编辑。他只给我留一句话：“咱们再说！”书稿在他那里放了两个月，到8月中旬，我去问他，还放在他的书厨里未动。我说“怎么回事，老弟？”他说：“拿2万元来，或自销2000册书。不付稿酬！”我说钱确实拿不出这多，研究经费已经花光了，认了后面二条。他答应出版。到年底，书已订出2400册，他还不印，经一再催促，才送厂付印。好在，书的封面由雷铎同志设计，先给我看小样，经我提意见，修改了几次，改得鲜明大方，付印前，我加写了前言和后记。那一段前言加得很必要。

书出版后，出版社的同志告诉我，书店对这本书很欢迎，提出多给他们送一些去。书店是代表读者的，有人买，它才向出版社要书。

书出版后，意犹未尽，继续研究国有经济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规模和布局的关系，企业管理与宏观管理的关系，以及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加写了“什么是国有经济”等十多章的内容，总量扩充了1/3以上。排出一个28.5个印张，49.5万字的书稿。

这样，这个读本的内容就更加充实完整了，也更具深度了。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这是一个较好的本子，前人今人对国有经济似乎还没有这么完整系统地论述过。

为吸引读者，装点门面，我自己设计了封面。书名放左右侧，用4.5cm的醒目的大字，中间部分用二枝生机昂然的白桅子花点缀，表示国有经济的气度，内涵及书的气质。

拿着补充后的书稿，问出版社总编辑要不要？他狮子大开口，说：先交4万元吧！4万元之外，还要1.2万元的管理费。我当然无能力满足他的需要，只好把书稿放在抽屉里让老鼠批判。

求是杂志年青编辑王新听说我有这么一部书稿，十分热心主动地向经济管理出版社推荐。这家出版社见到书稿后，立即表示接受出版，很快就印了4000册。书用的是大16开本。封面参考了我设计的格局，但把桅子花改为抽象泼墨式的绿荷，淡雅庄重大方，令人爱不释手。

王新告诉我，书发到广东、重庆等地，一下子就卖光了。北京王府井书店、长安街图书大厦，东单三联书店都把这本书摆在最显著的位置。我到王府井书店观察了一下，有二三十本摆在经济学一类书中，十分醒目；周末再去，只剩了一册。隔一周去已无存书。问售货员，说已卖光，书库也无存书了。问是什么人买的？答：既有中青年人买，也有老年学者买。我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一本书定价40多元，谁肯舍得花那么多钱买？定价低些，才会有更多读者。

8）精神上的最高奖赏

书出版后，得到一些反馈。

山东齐鲁制药厂计划部部长刘增鲁同志来信说：“大作读毕，一叹三赞。此书若早出十年，国有经济何至于此！”此话我在上面已经提及。

我看到“一叹三赞”的话，不是高兴，而是心酸。实际上，书中所说的所有内容我在十多年前就说过了，别的同志也说过了；并且反复地说，反复地写，大声疾呼，但无人听，或者充耳不闻，因为人家另有所谋。书只是对已往所述加以汇集而已。山东齐鲁制药厂是个大型国有企业，我到山东调查时见过刘增鲁同志一次，他给我详细介绍了药厂发展的情况。得知他主持企业管理，对厂的发展充满感情，经验丰富。看到他写的“国有经济何至于此”这句发自心肺的辛酸话，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几乎淚下。

重庆船舶工业公司张嘉国同志来信说：

“你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而不像某些理论家那样，试图用外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的国有企业，因而，您的观点，凡爱读理论文章的人都赞成。”他提出：国有企业如何做到自负盈亏，厂长的应有任务和责任是什么，政企能否完全分开，以及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应进一步研究。认为“现在搞现代企业制度，能否解决问题，我不抱乐观态度。”

南昌大学一位教授来信说：“写书就应该写成这样子。”

安徽一位同志来信说：

“读您的文章使我受益匪浅。您对公的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情有独钟，从您的一系列的文章可以渗透出来。我对您很崇敬。”

类似的信电还有许多。

来信来电话的同志，有的认识，多数不认识。电信有的表扬鼓励，有的提出批评，建议和问题。年老了，已不再像年轻时代那样光喜欢听好话，赞扬的话，倒是想多听不同的意见。我把表扬作鞭策，把批评当动力，督促在能做的事的时候尽力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