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老编辑宗寒回忆录:八十自述(一)连载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研究员,原《红旗》杂志经济编辑部主任。
序
一、童年
二、 参加工作
三、 大学5年
序
我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忽间八十年过去了。从一个健步如飞、动不动就跑千米,下泳池游几圈的小伙子,变成为白发苍苍、步履维艰的老者。80年中,20年在山东,20年在上海,40年前到北京。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大字不识几个的土包子到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过程。个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又是多彩的,有欢乐,有伤悲,有进步,有挫折,一步步地走来,反映着时代的某些印记和脉搏。
我的经历有限,所经历的不过是波澜壮阔大步前进的发展中大国的尘埃般的一滴。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让我记一记这一滴中的点滴故事吧。练练脑子,也练练电脑。
一、童年
我的故乡是座落在山东中东部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县---章丘县。这个养我长大、让我终生难忘的县,以产大葱、黑陶和铁匠闻名。大葱不像江淅一带的小葱只有筷子长,铅笔细, 而有半人高,草绳粗,一根低者重半斤,高者超过一斤,甘甜可口,营养丰富。据科学家的考察,其B1含量比番茄高80.5%, B2含量高233% ,蛋白质含量高30%,维生素高94%。吃北京烤鸭,非配章丘大葱不到味。
章邱5600年前产的黑陶,薄如蛋壳,声如洪磬,绝无仅有,现在如果上市拍卖,一小片可达上百万元。铁匠更加闻名于世,章丘人几乎人人会打铁,从农具到家具,什么都能打出来。出身铁匠当“八路”的我堂兄,用自打制的手枪毙了不少日本鬼子。
章丘是鲁国故都,5000年前中国龙山文化发源地。有平陵城、宁戚城、张角屯、泰山行宫等几十个古迹遗址。出土了罕见的战国编钟及镂金器。出现过邹衍、房玄龄、李清照以及毛泽东称赞过的12岁就当宰相的甘罗等人。称得上历史悠久,人文汇粹,景色秀丽。
说景色秀丽,毫不夸张。县中的百脉泉,泉水清澈,珍珠般地从地中涌出,几千年来至今终年不断。济南之所以称泉城,首先是由于有百脉泉、趵突泉等泉源。趵突泉与百脉泉相联。南有桃花山,北有女郎山,城外有绣江河穿过,河中尺长的鱼儿常常跳高表演。元好问曾写诗咏绣江河:“长白山前绣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水更隹,一堆苍烟收不起。”县城中街道清秀,商店林立。城四周有土砌城墙,东西南北四扇大门,早开晚闭,给人以古朴攸静的感觉。后来城墙折除,但遗迹犹存,并增添了众多喜人的新景色
我生长在这个地方感到幸福,但我对我的家庭并不感到幸福。我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他在与我母亲结婚生下我和我弟两个孩子后,到安徽做店员,一去不复返,既不寄信,又不寄钱,直到1944年有人告诉,才知道他已不在世了。原来他在外另已成家,只顾新家,早把老家丢到九天之外了。
我们母子三人,住二间草房,无一分地,靠母亲给地主家洗衣和做饭、做剪饼(山东特有的一种食品,原料为杂粮或米面,摊稀,在热平锅上摊烤成)维持生活。母亲干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可吝啬的地主只给几张剪饼算作报酬。后老母累得生病,无任何收入,我们只能挨饿。好在我不家院内有一棵大槐树及桑树,实在饿了用槐花槐叶可以充饥。但不能多吃,多吃肚子涨痛。槐树下养鸡,鸡蛋是我兄弟二人学费的来源。桑只能养几叶蚕玩玩,不能成为产业填饱肚子。
我家3口人无一分地,而同街地主王家3口人却拥有200多亩地,对门富农赵家5口人拥有60亩地,骡驴成群,粮囤高耸,粮食储存过久宁肯腐烂,也不拿出一粒周济穷人。他们发家也许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但这么抠门,实在令人看不起。我从小就切身体会到挨饿是什么滋味,地主富农盘剥是什么滋味。
饿着肚子上了几年小学。为吃饱饭,在我14刚过,不到15岁的时侯,母亲把我送到开小饭馆的堂哥那里当学徒。堂哥有四个,有几个雇工,我是最小的一个。堂哥还算友善,看到我会写字算数,支上一张桌子让我管账。管账很简单,无非是收收钱,把收的钱记到账上,晚上把钱交给掌柜的大堂哥。我坐在那里收钱记张,二堂哥在远处斜眼默默地监督。我一生老实本分,从不沾污公家或别人一分份外钱,何况是为自家兄长管钱;这样待我,深感屈辱,但弱小的我,只能存在心里。
我既无被褥,又无可换洗的衣服,只穿一件布衫,一条短裤,光脚穿一双母亲手缝的单鞋。晚上睡在拼起来的两条橙子上或地上;冬天太冷,三哥让我钻在他的薄被里,三哥与三嫂睡这头,我睡那头。因无棉鞋,脚通常冻得红肿,溃烂,只能一拐一拐地走路。
这个不大的饭馆卖熟食和炒菜,前面摆着好菜好食,而经常把藏在后面卖不掉剩下的腐败熟食当作好食出售;短秤缺两、以次充好更属常事。欺老欺小。内部人们关系混乱,师傅欺负徒弟,先到者欺负后到者。多数人不识字,经常为一点小事斤斤计较,骂娘骂爷大打出手。一股股腐气朴面而来。大哥三哥四哥各有情人,厨师们也常常招妓乱搞。我当时年纪还小,不大明白男女关系事,但对前店卖饭,后面关系这么混乱实在看不惯。想: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对饭馆不满意,一心想学门技术,找人介绍到离饭馆不远的中兴铁工厂学钳工。但这家铁厂无钳工,只有四架铁匠炉,以打道钉为主,有四名打铁师傅。业主姓刘,叫刘兴元,不识字,但十分精明,满脸麻子,整天板着面孔,一句话不说。他夫人胖胖的,倒比较和善,管家,有一儿二女。儿子是个郎当公子,已结婚生子,整天游逛,无所事事。大女儿二十来岁,小女儿八九岁,未见上学。
这位企业主不让我打铁,听他指挥记账、讨账、收货、送货,听他夫人指挥扫地、擦桌子、烧火做饭,总之除不让学打铁外,什么都干,别人不干的我必须干,成为一个小伙计勤杂工的角色。做饭由他大女儿掌勺,我添柴烧火。大女儿比我大七八岁,把我视为小弟,让我教她识字,对我比较关心友好。可惜她后来被一个比她大几十岁的不知羞耻的人污辱苍促出嫁了。小女是我的玩伴,跟我学会了加减法和乘法。
我在这家铁厂当勤杂工一年多,除了吃饭外,分文不给。私企主就是这么剥削人的。我学不到钳工,又失去唯一关心我的大姐姐伙伴,呆不下去。1949年,济南市解放,报上登出山东省政府招聘工作人员的广告,我与弟弟宗海欣喜万分,立即到省机关报名。经过笔试面试被录取,把我分配到山东省建筑工业厅当24级办事员,一年后升为23级,接着又升为22级①;弟弟宗海分配到省商业厅 ,也是24-23级办事员。当时我实龄不足17,虚报18岁,从此步入革命大家庭。
补说一句,我的家乡章丘县是1948年解放的。解放后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人人有饭吃!不饿死一个人”!1948年前,八路军打国民党经过章丘,常住在我家里,吃饭时先盛二碗给我兄弟俩吃。再加上我堂兄的示范,使我从小就想望解放,一心想跟着堂兄当“八路”,但老母看住我不让走。章丘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我家分到二亩半地,才过上了好日子。但老母因病去世已无法享受了。章丘解放,老母去世,摆脱受剥削的日子,参加革命工作,我的命运才得到了彻底改变。
二、参加工作---到山东省建筑工程局
山东省建筑工程局是山东省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主要是管理山东的建筑业,包括山东各地的建筑公司、公路以及在建机场等。这个局座落在济南市大观园附近,一个由三层楼组成的大四合院,院内是一块四方形的场地。报到后,人事处长问了我的家庭、学历情况,让我到办公厅工作。我说,我想学建筑。他说,这里管建筑,不是搞设计盖房子的地方,你到财务处吧。于是被分配到财务处。处里有两个处长,一个叫路尧亭,老八路出身,对人和蔼可亲,但他抛弃农村的老妻,另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新妻。虽然这位年轻的小大嫂把我看作小弟,对我很好,但我看不惯她,不肯与她来往。副处长叫臧亦夫,胶东人,业务水平高,人好,但邋遢,人们背后谐称他“脏衣服”。科长姓杨,叫杨华,胖胖的,是个老八路,对我十分关心爱护。
我在处里无具体任务,就买了一本会计学原理自学,并找了一所业余会计学校学习财务会计,掌握了财务会计基本知识,尤其是当时还未通用的借贷法。我试着让下属一家公司用借贷法代替收支法,并帮他们设计了使用借贷法的新式账薄,取得成功,得到肯定褒扬。为这件事,加上平素的表现,局开工会代表大会和评劳模时,一致推选我为工会代表和劳模,参加大会;还入了共青团。
初定为24级最低一级办事员,月工资40元,一年后升为42元,尔后为45元,56元。我父母早丧,收入一个人用,绰绰有余。当时馒头2分钱1个,鸡蛋5分1个。1个月伙食费8元足够。剩下的钱,响应国家号召买公债或有奖储蓄。再就是借给别人,但多数有借无还。有的借钱是孩子多,真需要;有的并不困难,借去乱花。大我5岁的李得茂,用我的钱买了呢子大衣和皮鞋。这位李兄,后来由爱赚别人小便宜,到贪污偷窃,受了处分。不还也不讨要,就这样弄得一文不剩。
在建筑工程局大院里,白天办公,晚上空无一人,我一个人住在二楼大办公室里。没有书看,没有电视,只能到公园走走,在大街上跑步。2000多米的路,我来回跑两趟才睡下。一床旧被,铺在办公桌上,呼呼地睡到天明。后来有了集体宿舍,我被分配一个双间里,我一人在外间,另三个同伴小伙子住后间。隔壁是女生集体宿舍,天天几几扎咋,不得安宁。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女孩子常来问寒问暖,夜间陪我跑步。后又派她上中专的妹妹来,一天向我屋里跑几趟,一会儿要水,一会儿问字,坐下来不走。这小妖细高个,苗条,细声细语。但我毛瑟未开,不知情,不领情,不为所动,这小妖不久跟别人走了。走了我倒高兴,那时真呆得出奇。这往年的小妖现在儿孙满堂了吧?还记得当年那个傻子吗?
在机关里呆不惯,我要求下工地,让我到了周村机场工地和莱阳县工地。在周村机场工地,我天天到工地与工人一起平土,扫院子,但未能学到砌楼。在莱阳县,第一次看到和吃了其貌不扬、甘甜可口的莱阳梨。工地任务结束,又不得不回机关。
1952年,局领导不知是看我有培养前途,还是别的原因,推荐我到上海财政干校学习了一年。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山东,感到兴奋。坐火车离开济南,往南走,树越走越绿,房子越来越好、整齐,高楼多;人们吃饭用拳头大的小碗,不用大碗。感到新鲜。
上海财政干校座落在江湾五角场,在复旦大学隔壁,校长是后来的财政部长。我在这一学校的最大收获是第一次知道政治经济学,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课每周二次,讲了一年。开始我感到惊奇,之后越听越兴奋,什么商品、资本,价值、使用价值,抽象,但我能接受,因为我受过剥削,能理解。当时有人讽刺这门科学,说:吃鸡是吃价值,还是吃使用价值?我认为可笑。由此我爱上了这门科学,终生与它打交道。
学习过后仍回机关坐办公室,尽管处领导对我很关心器重,让我管不少事,但不习惯,不愿作,不安心。怎么办?不能这样下去,离开这里上大学吧!
我购了全套中学课本,从头到尾一遍遍地学习;再到补习班补习,基本掌握了初高中基本知识。学习过程中路处长对人说,小学都没念完,还想上大学!我不听那一套,坚决报考。结果分别被山东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录取。同伴们说:小郑,行!好样的!我终生求知欲强,什么都想学。我想,年纪青青,为什么不能多学点呢?为什么老盯在一个不喜欢的地方不动昵?走吧,走吧!求知欲使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三、 大学5年
上大学费了一番周折。
1955年6月,我听到一个消息:在职干部可以报考大学。我先买了一部考试大纲偷偷自学。尔后战战战兢兢地向处长表示想考大学。处长说:有条件吧,你能行吗?让我问人事处。人事处第一次说考虑考虑,第二次说条件有问题,第三次说要财务处同意。
路处长第一次答:我无权管,第二次说想一想;第三次才不耐烦地说:没意见。接着各种风言风语就来了---有的说:你能考大学?我还打算留洋呢!有的说:太悬了,小学没毕业,能考大学!
当年6月25日我在日记上写道:去你娘的,这些看不起人的狗蛋!我非考上不可,让你们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男子汉!考不上第二年再考,再考不上我就不回来了。并写了《告别书》备用。
《告别书》写道:党及团负责同志:不要找我了,我已离开山东到新疆了。我可当一个木匠、机手,或别的,但不会作对不起人民的事。放心吧,我会成才的!
我花3.93元买了一支钢笔,花10元买了中国革命史、苏联现代史等教材,早起晚睡拼命复习。6月28日报名,29日考试,考了一天。上午考政治、语文,中午到大明湖小店吃了30个水饺子;下午考历史、地理,第二天考数学。感到考得还不错;只是担心数学几何题不太懂,应是零分,有点后怕,但我觉得必录取。从7月1日起开始等,等到15日报上发榜,16日接到通知,心才落了地。人们没有想到我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
考试时有一个插曲,吓了我一跳----考试在夏末,天热,我带了把纸扇,扇上有我乱涂的一些字。监考先生发现,立即拿去,考察了半天才发还,也未说什么。实际上,纸扇上我是作了手脚的,写上一些数值备用,要么监考先生未发现,要么是监考先生发现了未作处理,宽容了。
到上海,一切都感到新鲜:建筑新鲜,宿舍新鲜,同学新鲜,空气新鲜。上海财经学院是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在上海长宁区鲁迅故居附近,院落很大。有漂亮的教学大楼,宽阔的学生宿舍。名师荟萃,教授有王为中、楼尔行、杨荫府等,一个个风度翩翩,出口成章,授课受到普遍欢迎。同学几千人,全国各地的都有,还有留学生。学生宿舍光洁,8人一间,双人床,我住上铺。住上铺并不感到不便,挂上蚊帐可以脱光了睡,一抬腿就上去了,只是夜里起夜不方便。同学们相互帮助,情同手足,感到温暖。
团委指定我作班支部书记,班长。我功课好,人缘好,得到同学们的“拥护”,交了不少知心明友。年年被评为三好生,优秀团员,还入了党。
我一月拿著25元国家给的助学金,一心一意地读书。早6时起床,跑步,7时吃早饭,一顿能吃3个馒头。午饭经常有鱼,但我不会吃鱼,让坐在我一旁的同学高之辅吃。学校伙食吃不惯,有时还到校对面的小面店吃一碗云吞。下午4时以后打球,不打一身汗不罢休。大学4年为我的体质打下了好底子。
可是,我感到在大学没有学到 多少知识。俄文作为一门主课,我下了功夫,每天起早背生词,背了几年,能说会写,可是没有用处,毕业就还给老师了。专业课会计学、统计学,我认为很简单, 作为中专学一下足够,不必作为一门大学专业课上。基础课还有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高等数学等,倒有些用处,只是课时太少。
1955年6月,我申请入党,一年后备期后成为一名终生尽职尽责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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