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在旧社会虽然是一个职员，但对经史子集古文史都有兴趣，也很熟悉，并且写得一手好字。靠他的工薪养活我们五个兄弟姐妹，但五兄妹中只有我和二姐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靠助学金上了大学，其他三个都只上了中学，父亲没有供他们上大学的经济能力。我出生在离福州不远的永泰县，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也是有名的土匪出没的地方。母亲生我时身体羸弱，外祖母带我的大哥从福州赶来看望，结果被土匪绑架，父亲万般无奈，只得把在福州的祖屋卖了把他们赎回来。父亲在邮局做事，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卖掉祖屋之后，他一辈子都想再买一座住房，但一辈子都没能够实现。父亲工作调动比较频繁，他到哪里，我们一家就都住在邮局的宿舍里。所以家里人笑话我，一出生就惹祸。

　　在我的家庭中，相聚不多但记忆深刻的是我的大姐。她1938年参加地下党，大我十七八岁。她多数时间都不在家，偶尔回来，就帮我洗澡，带我睡觉，但我有点怕她，因为她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俨然像家里的一位老师。有一天晚上睡觉时我朦胧觉得大姐回来了，第二天醒来又不见了，这一走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文化大革命”她被造反派打成“叛徒”，才知道这段时间她在连江县清塘村参与办游击训练班。那里的一些老人还记得这件事，证明她这段时间没有被捕，还了她的清白。

　　皖南事变发生后，那时在新四军的大姐被派回到福建永安一带，参与打听和收容被打散的一些战士，她还冒充亲属冒险到上饶集中营送衣被给关在那里的冯雪峰、林君玖等人。后来才知道，在新四军时她已结婚生下一个孩子，因为行军无法带就送给了一家老乡，老乡送她一只母鸡补养身体。新中国成立后她想寻找这个孩子，都杳无下落，这成了她，也成了我们全家心中的一个痛。大概她在永安的工作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组织上就让她暂时隐蔽起来。于是她回到连江县把我和二姐带出来，同另外一位地下党员姗梅大姐一同到顺昌深山区的青口村当小学教师。她们费尽了口舌，也动员不来几个学生；没有固定薪水，靠保长不时给一些粮食了事，但这个保长很滑头，常常故意回避我们，不给吃的，有时就靠好心的房东借给我们一点大米。姗梅大姐还带两个孩子，一个叫小炮，一个叫钢炮，我们这些孩子生活可苦了。当时是抗日战争时期，省城福州的一些学校多迁到闽北一带，在离我们村子不远的洋口镇就有从福州迁来的格致中学，大姐认识的一位高中学生，温文尔雅而又充满青春活力，常来看我们，他们大人谈完话后，他就带我们到树林里玩，做各种游戏，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他有时还给我们带来一些鸡蛋、李子等，我们都盼望他来，但这种情况只延续了几个月，再也不见他来了。1949年后向大姐问起他，才知道他也是一位地下党，那时就被国民党抓去秘密杀害了，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我们在这里呆了半年多时间就分开了，不久姗梅大姐带着小炮一起被国民党抓去坐牢，我的这位小伙伴就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啊！

　　关于这位姗梅大姐，还可以说几句话。抗战胜利后，她和爱人黄尔尊一起去了台湾，直到改革开放两岸通航后，才又见到黄尔尊，知道姗梅大姐在台湾白色恐怖年代已遭杀害，我去台湾访问时他还带我看了姗梅大姐的墓。后来黄尔尊还以“惜时老人”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向太空要和平》的书，向台湾读者介绍“两弹一星”的成就。他向我赠书时表达了写作过程的激动心情，特别是写到氢弹试验成功时，“当时，氢弹的理论设计，是在江南的一个小县城里完成的。为了‘庆功’，这批不分昼夜都在工作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小饭馆，每人吃了两角人民币的‘大肉面’，钱是由于敏付的”。他禁不住老泪纵横，难以自已。当时我想，有了新旧社会的对比，才会有这样强烈的感情。

　　我的大哥在大姐影响下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也到台湾工作，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受到了折磨，后来虽然被保释出来回到大陆，但不幸早逝。大姐晚年病重时，有一次喃喃自语，当年要不带他出来，也许他今天还活着。我对她说，当时我年少，要是大一些也会参加革命的，这是当时的社会决定的。她频频点头，感到宽慰。

　　（未完待续）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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