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策研究院主办的“昆仑策网”编辑按】习近平主席对该文曾做重要批示达300多字，要求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做好相关调查和研究，尽快扭转当前局面。

《炎黄春秋》连发三篇反共学者文章将马克思主义定义成历史虚无主义

龚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根脉所系，魂魄所在。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都重视自己的历史，都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对历史一直给予高度重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1990年4月7日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2]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胡锦涛同志在主持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一次讲话时，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和人民。”“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深入思考，科学分析，不断提高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自觉运用这三个规律的能力，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4]

　　在如何对待历史这样重大问题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对历史采取虚无态度的思潮。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特别是90年代中期后，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沉渣重新泛起。一些人对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采取了极端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社会上掀起了“告别革命”的浊浪，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幌子下，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特别是毛泽东，宣扬英雄史观，贬低人民群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借否定人民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思潮。这种思潮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的全部历史认识体系，否定中国人民的进步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达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进而乱史灭国。它实际上是把新中国恢复的历史再颠倒过去，为把中国拉回资本主义做舆论准备。这股思潮愈演愈烈，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种有比较大影响的政治思潮。这股错误思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和渗透性，必须高度警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抵制。

　　一、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泛起的背景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背景。

　　1．国际背景

　　首先，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形势下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

　　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社会主义曾经有过凯歌行进的历史。以苏联为代表的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后，需要随着形势的变化通过改革来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时，却固步自封，陶醉于过去的成就，导致原有体制的僵化，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更重要的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做到使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又不能克服自身的弊端，尤其是防止党内的变质。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部分调整，缓和了国内阶级矛盾，在生产力水平方面居于优势。在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情况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陷入低潮。这就为一些人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提供了某种借口，使得一些人因为社会主义实践遇到暂时困难而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对欧美资本主义充满向往。这种资本主义暂时强、社会主义暂时弱的局面，为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提供了所谓证据，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有些人构成了一定吸引力，成为他们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借口。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一些人从现实出发回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开始就是错的，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创造前提的革命是不应该发生的，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也被证明是过时的。所以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共产党的历史采取了虚无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同这样的国际背景相关联的。

　　其次，它是对西方反共势力企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一种呼应。

　　自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如何把社会主义国家从地球上抹去，就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痴心梦想。当武力达不到不他们的目的后，他们就转变了策略，在不放弃武力颠覆的手段同时，更多地把希望寄予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势力的和平演变，加强思想文化的渗透。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就成为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一种重要策略和思想武器。

　　早在苏联还是西方的盟国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一场演说中，就提出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找到资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建议把布尔什维克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对列宁主义的狂热。他还建议从青少年抓起，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把青年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1957年7月2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几乎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这种“和平演变”不是一两代人能实现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有记者问：“赫鲁晓夫的孙子是否将有自由了?”时，他回答说：“我并没有对这件事定过日期，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如果他继续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5]他们将“和平演变”的希望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后代，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中国的局面在最近的将来无论可能是怎样悲惨，无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可能怎样地处于为外国帝国主义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个人主义终将再度胜利，中国终将推翻外来制度。我认为我们应当在中国鼓励现在或将来能促进上述目标的一切发展。”[6]艾奇逊的用心很明显，希望中国将来共产党内部出现颠覆分子。对于西方的这种用心，1964年，毛泽东在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灵。像赫鲁晓夫，列宁、斯大林希望吗?还不是出了!”[7]帝国主义之所以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新生代有可能对革命历史淡漠，对革命传统、理想信念淡忘，有可能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毛泽东对于帝国主义的用心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所以他晚年提出要培养千千万万个无产阶级接班人思想，“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8]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9]

　　为了让共产党的后代对共产党的历史淡忘，西方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共产党的历史和革命史采用虚无的做法，否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历史认识，扭曲共产党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他们以学术交往的名义，去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高唱赞歌。

　　在苏联，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煞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苏联巨变中起了到先行的作用。苏联巨变就是从否定苏共历史打开缺口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所谓新思维，使得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种种歪理邪说大行其道。他们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宣称“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强调要“加深和修正关于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观念”，提出要“全面地”认识过去，揭露“过去的全部真实情况”。他们以否定斯大林为起点，随后把矛头直接指向列宁和十月革命，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许多人想牺牲斯大林来拯救列宁，这是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我们的领袖和缔造者(列宁)为某种东西打下基础的话，那就是国家实力和恐怖主义的原则。 ”污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阴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式的专制独裁制度”，否定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负责苏共意识形态、拥有历史学博士和院士称号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解体后公开招认，他们否定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就使得“合理的出路只有一个：放弃革命，走改良之路，痛苦的，缓伐的，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地遭到否定和扼杀的改良之路”。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恶浪，造成了苏共党内外的思想混乱，使很多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心，使不少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开始向往资本主义。苏联著名社会学家塔?扎斯拉夫斯卡娅，起初还主张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但她通过看到所谓新编的历史教科书把社会主义描写得如此“腐朽”后，她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站到了拥护资本主义的立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是不存在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10]伊?西拉耶夫原为苏共的一名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由于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于1991年退党。他在1990年10月说：“和70年代相比，我好象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11]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中起到不可替代的催化剂的作用。

　　在苏东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国对外开放的机会，极力向中国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表示：对中国，“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美国新闻出版署的高官也曾经露骨地表示：“美国应向中国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灌输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比传授科学知识本身更为重要的任务。”“对西方来说这是一笔明智的投资”，“不要忽视美国帮助训练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意义。”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赫尔姆斯1987年在美国国会会议上赤裸裸地说：“现在是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时候了：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资助中国留学生)。慈善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是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目的的。我们的目标是让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12]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对中国故伎重演，试图借助历史虚无主义来达到“西化”、“分化”中国目的。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对这种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西方反共势力加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企图的一种呼应。

　　再次，是西方社会思潮输入中国后的反映。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我国。这些思潮对活跃我国的思想，推进我国的学术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一般思潮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人们思想具有腐蚀性作用。其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思想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新泛起的过程中，一些人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采用了历史相对主义态度，认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可认识的，陷入了历史不可知论的窠臼。

　　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史学思潮。这种思潮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否认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存在，将历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认为历史仅仅是一种话语，客观存在的历史只是历史学家主观的构建物，史学不可能还原历史，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并不是历史的真实，只是用话语组成的文本。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代表美国学者怀特·海登认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历史事实的话语形式，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著作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与其说是追求真理，不如说是追求语言的修辞成果。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它并不享有可以讲述真理的特权，它与文学话语一样，都是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人们想象的产物。”[13]

　　对新时期国内中国近现代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汉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自相矛盾，甚至无法理解。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14]

　　显然，在柯文看来，历史研究就是史家主观诠释历史的过程，历史真相是无法探知的，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历史学是史学家主观诠释的产物，一切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就这样，客观历史就成为研究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就彻底丧失了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在这种史观指导下，对客观历史自然就会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以主观臆测代替对客观历史的研究，丝毫不顾客观历史实际，仅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随意论人评史。根据假设来臧否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说如果按照洋务运动的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就可以早日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人违背历史研究“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的原则”。

　　2．国内背景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也具有深刻的国内背景，既有社会原因，又有认识原因。

　　从社会原因来看。自从新时期我国确定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后，在我国就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站在错误立场总结历史经验，试图借改革开放的机会，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反映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逆向发展要求，是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种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之后，当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时候，社会上就出现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了所谓“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利用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曲折，夸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蓄意歪曲历史，制造思想混乱。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党内外出现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提出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5]。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邓小平生前，经过平息八九政治风波，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受到遏制。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的政治任务。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16]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急剧深刻地变化，资产阶阶级自由化势力采取了更为露骨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之由于改革带来的利益的不平衡，引发一些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对社会主义产生怨言，使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更为艰巨、复杂。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少数非法私营企业主和党内腐败及变质分子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没有放松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段，以学术的外衣，在中国大行其道。这既增加了中国共产党反对他们的难度，也迷惑了广大群众。

　　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党内民主个人主义者，特别是个别高级知识分子，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反对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诚如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指出的：“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17]他们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过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对中国共产党因为不满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

　　非法私营企业主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获得巨大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解决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绝大多数非公经济人士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尊重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的，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可否认，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身，随着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意识的萌生，一些私营企业主从本能会排斥马克思主义，自然而然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这些人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新泛起的社会基础。他们支持一些知识分子，以“学术”的名义，采用映射史学的手段，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

　　党内的腐败变质分子，支持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内极少数腐败变质分子，利用人民赋予的国家公权，迅速地暴富。他们已经蜕变为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的思想禁锢，社会主义成为他们的制度束缚，共产党成为他们的政治障碍。为了摆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支持社会上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内的社会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进，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趋势。人们对共产党的依赖减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残余思想的挑战，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目标、价值追求与市场经济诱发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想发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出现了不同乃至反对的声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是这些声音的一种。

　　从认识原因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新泛起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一些历史研究者首先在历史观上严重背离了唯物史观，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重蹈唯心史观的覆辙。

　　改革开放进入深入阶段后，人们思想开始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人们的信仰，对其他思潮的认同也增加了。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面临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强大挑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识和挑战，触发了史学界个别中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诘难和反思，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贬损、否定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能指导历史研究。

　　在这些年的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受到了一些人有意无意的冷遇或排斥。正因为如此，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种种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许多人无法把握历史的真实和本质，尤其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评价上，造成许多错误的认识。

　　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轻视、否定，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就出现了对正确的理论思维的忽视，或是热衷于琐细的研究，或是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的史学理论或模式。

　　有的研究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由于缺乏理论思维能力，或缺乏正确的理论思维，陷入历史资料中而不能自拔。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结果就无法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历史资料，无法从总体上对历史事实进行全面的把握和本质的分析，一到对宏观历史进行解释时，就堕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这样就出现恩格斯所说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的正确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18]

　　第二，一些研究者对历史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缺乏历史主义态度，用现实改铸历史。

　　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从现实的某种需要出发，对历史抱着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态度，抹煞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条件，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丧失基本的历史主义立场。

　　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义下，他们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意解释历史，一方面他们强调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又否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根据现实的需要任意裁剪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与现实中国息息相关，也最容易受现实的影响。不少研究者从现实主观需要出发，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以现实比附历史，由此提出了“新”的观点，使历史学成为现实的工具。

　　因为现实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求社会稳定，要求改革，要求对外开放，有学者就从此出发，否定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解释中国近代史，极力赞颂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改革”，将今天的现代化、对外开放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范围内的畸形现代化和帝国主义枪炮下的中国被迫开放混为一谈，以为简单地描述近代中国史与现实中国形似而神异的现象就可以为现实提供借鉴，却忘记了研究历史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历史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9]。历史地去看待它，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历史，科学对待现实，真正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导现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否则的话，将历史与现实做简单的比附，往往是既误解了现实，又曲解了历史，反而造成误导。

　　第三，一些研究者在研究历史时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丧失一个严肃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历史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文化事业，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服务于社会的优秀传统，在提供正确的历史知识、资政育人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有的研究者以“价值中立”相标榜，忽视历史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刻意回避现实，逃避政治，遁入象牙塔，躲进小楼成一统，将历史研究变成一项精神贵族的自娱自乐的活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研究中陷入历史的碎片中，丧失历史是非感和政治责任感。他们貌似“客观”，实际上为近代历史上的统治者进行辩护。就像列宁所说：“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20]

　　有的研究者为了自己的名利需要，或迎合市场的需求，或与所谓国际接轨，任意歪曲历史，戏说历史，将历史变成商业化的消费品。他们就像恩格斯批判的资产阶级那样：“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因而也把历史变成商品。由于资产阶级的本性，由于它的生存条件，它必然要伪造一切商品，它也伪造历史。因为在伪造历史方面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文章，赚钱也最多。”[21]

　　第四，有的研究者轻视对历史资料的辨伪、充分占有和正确分析。

　　历史学是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上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2]“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3]

　　有些研究者根本没有充分地占有历史材料，或对历史材料的真伪不做考证，或仅凭一些表面的历史事实就大胆地立论。如将袁世凯的书面谎言作为替他翻案的证据。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赖以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24]

　　还有的人随意根据一点历史资料，没有正确的分析，就大胆地评论史实，结果导致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25]

　　第五，有的研究者否定历史认识的科学性，认为一切历史认识都是相对的，历史认识不存在真理。从这种认识出发，对过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采取了简单化否定的态度。

　　他们认为，“以前人们头脑里形成的很多近代史的评价、人物、观念，大多是传统的极左思潮的产物”[26]。在反“左”的名义下，他们全面否定了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这种简单化否定中，形成了“与过去100多年中总结出来，并且由实践画了句号的对我国近代国情的正确认识完全对立的‘新体系’，并已成为一种思潮，一种时尚。”[27]

　　第六，对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历史认识采取了不加批判分析的、全盘照搬接收的态度。

　　从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发展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海外中国历史认识的输入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地的“告别革命”思潮最早就是在海外出现的。对新中国领导人的丑化之类的著作也是先流行于海外，后来通过非法途径传到内地，为一些人所接受。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就是中国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社会基础，认识根源就在于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此，正本清源，摒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要在中国社会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用法律规范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大力打击党内腐败变质分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历史研究者，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潮。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作为新时期一种影响比较大的社会思潮，在思想文化诸多领域都有反映。主要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集中攻击点在中共党史领域，同时在文化、文艺、新闻舆论等思想文化领域也有反映。

　　1．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出现最初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关系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及其运用成果的重新认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还是在基本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前提下进行的。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审视反省，逐渐走向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及其研究结论的怀疑。与此同时，文化、思想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加剧了史学界的这股风气。中国近现代史因为直接关系着当代中国的走向，因此不少文化思想界的学者由对现实的认识转向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通过颠覆原有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认识来达到改变现实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国际上苏联、东欧的剧变，马克思主义面临反对教条主义和与时俱进的问题，同时面临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一些人对以往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方法进行了诘难和反思，甚至对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形成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及其指导下的基本认识提出了质疑和否定。

　　大陆史学界一些学者，基于中国现实主题的变化，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为名，在对以往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的反思中，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方法进行了重新审视，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了全面翻案。他们认为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现实的政治倾向太浓厚，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使历史研究失去真实性与学术性。

　　所以，要更新观念，从新的角度去审视和把握近代历史现象，才能使近代史的研究出现新的局面[28]。他们要全面突破近现代史研究体系，建立一种新的“研究体系”，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29]。在反“左”的名义下，全面否定了以往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并在这种简单化否定中，形成了与过去百多年中总结出来，并且由实践划了句号的对我国近代国情的正确认识完全对立的“新体系”，这种否定已成为一种思潮，一种时尚[30]。

　　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翻案风相呼应，融汇成一股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声浪。1995年，香港出版了据李泽厚、刘再复两人就近现代中国历史文化的谈话，经整理编成的一本书——《告别革命》。该书声称，要告别一切革命，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革命，还要告别二十一世纪的革命。这本书成为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及其指导下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和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的代表作，“告别革命”遂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代名词[31]。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为：

　　⑴否定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

　　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是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直接理论基础。否定传统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必然要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提出怀疑。有学者认为，“毛泽东这时对历史学的要求是战时要求;毛泽东这时所提出的重现和评估中国历史的标准，是战时标准。”“相对于当时的战争条件而言，这样要求、这样去做，完全是应该的。随着和平建设时代的到来，这种要求和标准现应得到调整和转换。”[32]

　　⑵否定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

　　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一个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受到严重质疑和挑战。

　　“告别革命”论者之一的李泽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有的则是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例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概念和命题，便是如此。”[33]

　　如果说这时李泽厚还只是要求对这一概念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说明的话，到了1988年就有学者公开认为“两半论”，其“失误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尤其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文化上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由于没有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整体，导致在反帝的任务完成之后，反封建的任务迟迟没有完成。”该学者还提出，“确切地说，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提法，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34]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原原本本地指导通史的近代史研究，……值得推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从本质上说是一条中国式的，或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35]。作者在这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改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把一种社会性质的事实认定，改成为“中国式的，大体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种带有感情色彩的价值判断。显然，这种看法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近代革命的合理性，使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丧失了历史依据。

　　⑶美化帝国主义殖民化

　　随着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推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外资在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观点的涌进，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侵略与反侵略，要重新检讨近代中国的中西关系。尤其到了20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刘晓波等人公开美化帝国主义殖民化，提出要重新认识“殖民化”，主张要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重新认识帝国主义“殖民化”问题，认为“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36]

　　有人片面地理解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谈到英国在印度的“双重使命”：“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37]，并以此为理论依据，去肯定“殖民征服”的“功劳”。他们却有意忽略马克思的论述：“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8]显然，马克思的意思很明显，殖民地国家只有推翻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才能进行建设，并没有替殖民主义统治进行辩护的意思。

　　有些人对近代反侵略斗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非议，对西方的殖民战争和侵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肯定西方侵略对近代中国的“刺激”和“震醒”，过分强调西方现代化国家对中国近代现代化的示范作用和“比较利益”。

　　对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有人认为，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封建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39]还有人认为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不平等条约应该遵守，因为“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40]

　　历史虚无主义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系”[41]。所以，近代中国人民若不反抗西方侵略，“如果当时执行一条‘孙子’战略(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随便搭上一条顺风船，或许现在的中国会强盛得多。比如追随美国，可能今天我们就是日本。”[42]

　　显然，上述观点彻底颠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指导下的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认识。不管上述作者抱着何种动机，实际上模糊了对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这个问题的历史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对此进行了驳斥。

　　⑷替中国近代统治阶级翻案

　　在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随着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认识不同，尤其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史观、角度的改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了极大的差异。以往被正面称赞、肯定的历史人物，从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到鲁迅、毛泽东，往往受到否定，以往受到批评或者基本否定的人物，受到了称赞、颂扬。一些研究者在近代史人物研究中，存在着对一些人物拔高的现象，或者评价过低，存在简单化的毛病。对以往人物研究的不足地方，予以纠正，是历史研究深化的表现。但对以往研究中过左的地方，反弹过分了，出现了整个翻案的情况。

　　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集中体现在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等人身上。“在文化史家的视野中，他们(按：指曾国藩、西太后、李鸿章、奕訢、张之洞、袁世凯——作者注)理所当然地是一批足可称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43]

起底《炎黄春秋》：长期反毛反共却屹立不倒

　　2．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别名——“告别革命”

　　新时期中国以经济建设为社会的主题。“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革命”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稳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改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有学者对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以革命为中心提出质疑，并将对现实的认识反观于近代中国。认为那个时候也应稳定压倒一切，也要保守主义，因此要求调整研究范式由“革命范式”转向“现代化范式”。1989年中国国内政治风波后，加之国际上苏联东欧的剧变，使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对革命的浪潮。这种浪潮也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来，对近代中国的革命进行了否定，不加分析地推崇一切体制内的改革、改良，高潮就是从《告别革命》一书的出版。该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的集中体现，集中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要害——“告别革命”。因此，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以称之为“告别革命”论。

　　“告别革命”论作为一种思潮，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出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思想就开始寓有把“救亡”也就是把革命看作一种消极的否定力量之意。这种思想可视为“告别革命”论的早期形态。198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有人把“告别革命”的思想推进了一大步。除了继续坚持“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以外，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革命的后遗症’”，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革命。这时有人发表题为《论五四以来的革命与破坏主义》的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破坏运动”，进而把改良奉为上策，提出要改良不要革命的观点。这是“告别革命”论的重要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遭挫和国内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使“告别革命”的思想愈演愈烈。它表现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方面，尤其对近代中国农民运动进行了大肆攻击。

　　这首先是从否定太平天国开始的。早在1989年，冯友兰的新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认为太平天国搞的是“神权政治”，退回到了中世纪，闹了十几年只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同年作者在接受《新观察》发表专访时，开宗明义地就表示“否定了太平天国，给曾国藩翻案”。

　　在这个观点的影响下，1994年《原道》杂志发表了青年学者的《“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一文，认为“文化上的荒谬注定了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失败”，“洪秀全等人因此没有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人格美”，“湘军将领死的则留下了湘军精神，活着的则成为中国近代自强运动的中坚。”[44]

　　在否定太平天国的基础上，有人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表示“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还有人专门撰文，对解放后有关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方法再到史料运用，全面加以否定。

　　近代中国农民运动被否定后，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多被加以‘激进’名义而否定，而维护‘君道臣节’即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肯定，认为正是‘激进主义’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并由此进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政府‘新政’，贬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45]

　　这种否定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到高潮——《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的出版。该书是1995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推出的、刘再复主编的系列丛书《文学中国丛书》的一本。

　　《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就是李泽厚、刘再复反思20世纪中国的平时对话录的录音汇编。根据对话者之一的刘再复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部书稿，我们最初起名为《回望20世纪中国》，后来又加了一个正标题为《告别革命》。这一正标题也可说是我们的整部对话录的主题。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实践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尽管这些行动在当时有其各种主客观原因或理由，但到今日，是应该给予以充分反省、总结和接受其经验教训的时候了。对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这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反省。”“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来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不能再把革命当作圣物那样憧憬、讴歌、膜拜，从而再次悲歌慷慨地煽动群众情绪，最终把中国推向互相残杀的内战泥潭。当然中国更不能冒充世界中心而向外输出革命。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中国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壮大的世纪。”[46]这番话点出了这本书的实质和要害。

　　很明显，20世纪中国只是李泽厚、刘再复关照现实、进行反思的素材，他们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从现实出发去回望20世纪中国历史的。现实既是他们“告别革命”的出发点，又是他们“告别革命”的落脚点。显然，过去的革命作为一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是“告别”不了，他们“告别”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种革命观。未来的中国是否能“告别革命”也不是凭他们主观就能决定的。毋庸讳言，《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的对话者对历史采取了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做法。按照“告别革命”论者的说法，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显然，这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观察历史运动的看法，它完全无视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客观历史运动。

　　事实上，正如刘再复所说的，他们的对话，“就是反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思路。这些流行于社会并被我的心灵接受过的思路，除了上文已经提过的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外，还包括历史决定论思路、辨证唯物论思路、政治伦理宗教三位一体的思路、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有理的思路、两项对立的思路、意识形态崇拜的思路等等。与这种思路不同，对话录主张以经济为本，主张阶级合作、阶级调和、主张多元共生、主张改良渐进，主张开放舆论，主张政治与文学的二元论，主张社会与政治的区分，主张历史发展的二元背反，主张重新确立人的价值等等。”他还说，“我们所以要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就是为了使故国人民从百年风浪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发生悲剧性的圆圈游戏。”[47]他们正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为了今后的需要，用他们现在的观念去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去改铸已经发生的历史。正如刘再复所言，“在中国宏观走向的思考中，我和李泽厚都是温和派”，“而我在‘六·四’之后所写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迷失》，也悟到中国知识分子充当激烈的革命家并非好事，中国只有和平—改良—建设才有出路。”[48]他们正是站在改良的立场，抱着“改良优于革命”的观念来评判20世纪中国革命的。

　　从《告别革命》一书内容看，该书评论历史部分的只占少部分，因此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这本小书是谈话记录，谈不上什么理论依据，没有论证。因此更多的只是一种看法，谈不上是严肃的观点。《告别革命》的思想，其攻击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一些基本观点，早在1994年在国内的刊物上已经发表。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它反映了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态度。

　　在《告别革命》一书中，他们对革命尽诋毁之能事：

　　“一急就想革命，革命是一种最激进的办法。”[49]“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50]“革命不仅造成像法国那样的砍杀数千人的微观断头台，还制造了一种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宏观断头台。这就是大规模的战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革命确实有巨大的破坏力量”，“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它破坏了一种政治框架之后，并没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因此，革命后一定会留下政治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我们的民族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累、非常疲惫的民族。知识分子更疲倦了，这完全是革命运动弄疲倦的。”[51]“革命其实是一种很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52]“在战争中还是高科技决定一切。”“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就是一种改良，改革。就是和平进化。”[53]“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54]

　　他们高度肯定改良，抽象地认为改良比革命好。“我确实是温和的改良派。”“我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我一直是这个主张。我以为改良比革命好。”“应当对国内国外几次影响很大的革命，包括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重新认识、研究、分析和评论，应该理性地分析和了解革命方式的弊病，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当然也不是完全否定革命带来许多好的东西。”[55]按照他们所说的理性，应该是指扬弃情绪、扬弃道德义愤的思考，实际上二人对革命的看法几乎完全是情绪化的东西，近乎攻击和漫骂。

　　他们否定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洪秀全迷信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把他们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所遵循的普遍原则来推行，违反了现实的要求需要。如男营女营，废除家庭，这在战争时期和军队中可以做到，但在和平时期的正常社会生活中就完全行不通。”“这表现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某些共同规律性的现象。”[56]

　　他们把革命归结为“激进主义”的产物，否定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57]“谭嗣同的‘激进’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58]“现在看来，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59]

　　他们高度评价康有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伟大思想家。”“康有为这种把大同理想和现实行为分开的做法说明他头脑相当清醒。毛泽东总是做不到这一点，他常常要求理想与现实的同一，结果现实行为总是太急，太浮躁，太浪漫。”“康有为从改良的总思路出发，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先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现在看来也是很可取的，至少，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许可以避免二十世纪中国这麽多的内战，包括暴力革命、军阀混战、政治运动等。”[60]

　　他们否定孙中山。“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也就是说，现在我评说孙中山，就不像十五年前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那样热烈地歌颂孙中山的革命了。”“孙中山永远值得人们敬仰的，恐怕不在于他的革命行为本身，而是他的革命人格。”[61]这种说法显得逻辑很混乱，孙中山的革命人格不就是通过他的革命行为体现出来的吗?

　　他们称赞胡适，贬低李大钊。“胡适和李大钊关于‘主义’和‘问题’的辩论，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看来，还是不能靠李大钊的‘根本解决’办法，而应当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批判胡适这句话，真是很大的错误。”[62]

　　他们贬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认识。“总之是强调所谓‘三次革命高潮’是近代史的主线。把义和团运动也视为中国近代史的革命的一次高潮和历史的发展动力，尤其荒谬。”“这种拔高义和团的观念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史观在起作用。以革命为神圣价值尺度，就会导致人为地拔高义和团的作用。”相反，他们认为那种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看作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观点是比较公平，比较符合历史实际。“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确实对中国步入现代社会起了前奏的作用，这样看，才是自然的。反之，否认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而把义和团说成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就太唐突，太古怪。”还认为洋务运动跨出了中国现代化准备期的第一步。“评价这一运动，不能着眼于晚清官僚集团的主观动机，而应着眼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作用，如果我们摆脱阶级斗争史观，就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为中国走入工业化社会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其积极意义不可抹杀。”[63]

　　《告别革命》上述错误的言论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思想界、学术界的注意。针对这股否定革命的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进行了反驳。《求是》杂志连续发表评论，揭示了这种言论的荒谬。许多学者写文章批判这种错误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认为，在《告别革命》中，“一部中国近代史被完全颠倒了”[64]。这正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结果。对中国近代史有必要再认识，问题是如何再认识。对以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有加以发展和完善的必要，但并不等于简单地否定就了事。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对过去的历史和历史认识采取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和现实需要出发，对历史采取了任意剪裁的态度。历史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交谈的素材和表达观点的载体。这并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与他们所鼓吹的“理性态度”是严重向背的。不管他们在主观上是想如何“理性”，实际所做的确是非理性的做法。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如何“爱国”，实际上却是严重地“误国”。

　　但是，应该看到，时至今日，“告别革命”思潮不仅在学术界仍有较广泛的影响，在社会上也有广泛的认同。这说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3.在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

　　历史虚无主义者集中精力虚无中国近现代史外，也把视角伸向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通过影视媒体等大众文化形式传播他们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丑化，认为中国文化先天不足，需要用西方文化来改造;在一些描写新民民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漠视甚至消解中国共产党的巨大作用，嘲笑革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文艺、革命文艺和改革开放前的文艺进行了贬损;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伴生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持“全盘西化”论者往往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轻蔑、虚无的态度，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就声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他提出：“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65]胡适同样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人，主张以充分的世界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他的具体方案则是要求仿照“美国模式”。这种“全盘西化”论者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违背的，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抵制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发扬，所以这种错误思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了有效抑制。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再次出现了一股否定传统文化、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潮。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最典型的是1988年6月11日至28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政论片《河殇》。该片认为，“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将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文化——哲学的系统工程”。[66]该片把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和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作为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心态的依据，把对民族和历史责任感的追求看作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的痛苦，并且，“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黄河文明“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还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两大单元，“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表示“我们不再拒绝大海的邀请了”，黄河所造就的内陆文明最终要融入海洋所造就的海洋文明。

　　《河殇》宣扬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和李政道更是表达了对民族虚无主义的不满。1988年9月9日，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南开大学演讲谈到电视剧《河殇》时说：“文化传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一个多方面的事情。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唯一的在同一地区，从古时候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西方人非常羡慕，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非常良好的部分，教育传统就是其一。当然任何一个复杂的事情，任何一个几千年的传统，任何一个几亿人的历史背景，不可能纯粹是好的，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成份，对此是要讨论的。我觉得，《河殇》这个电视片作了一个贡献，它可以激发大家去思考、研究、反思。这个电视片里特别提到了三个象征，都是中国的传统象征，是中国历史的象征，是中国民族的象征：一个是龙传统或龙的神化;一个是长城;一个是黄河。我想全世界都承认这三者是中国传统象征。在这个电视片里，我最不能接受的是，把这三个传统都批评得一无是处。这个电视片认为，如果不把这种传统抛弃，中国就没有希望，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错。”[67]

　　李政道教授也撰文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于黄河。当黄土文化移入了长江流域，使长江居住的黄人结合了北方的黄人。黄河的黄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华人也永远连接了这伟大的河流。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必须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没有过去的经典力学就不会有今日的量子力学，不懂得经典力学，就不可能了解量子力学。同样地，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5000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只要有志，不必害怕目前的贫穷。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68]

　　《河殇》反映了坚持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它在表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批判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深深向往和崇拜时，所体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态度和倾向，确实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引起大量的质疑和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有人继续坚持鼓吹曾经驳倒的“中国文明西来说”，其中谈论“三星堆文化”的书，就是虚无中国文明起源的标本。该书作者武断地认为，“‘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人类其实只有一个‘文明子宫’”，“是指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包括北非、巴比伦、犹太人以及希腊人。”“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时间不同的中东不同群体来到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形态各异的不同文化。”针对这个作者的武断，有批评者指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网上浏览，偶尔点击了‘三星堆’，在缺乏文化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少列些学科，就算饶了它们吧)等学科知识的前提下，对‘三星堆’文化作了漫无边际的生拉硬扯。”[69]

　　历史虚无主义在文艺领域里也有大量表现，特别是历史剧的创作中。

　　描写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先烈们进行消解，张扬所谓人性的大旗，不加分析地挞伐暴力，曲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电视剧《走向共和》以近代中国人都在“寻找共和道路”的名义，美化李鸿章、袁世凯;电影《色戒》用抽象的人性化手段丑化抗日志士，美化汉奸。有学者针对历史剧中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指出，历史剧必须尊重历史。对历史上实有的人和事，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描述和评价，尤其要慎重，决不能不顾及历史的记载、史实的鉴证和历代史家的评论，单凭自己的想象和好恶，任意进行编造，以致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历史学和历史剧之间的错乱现象，使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无所适从，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有的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历史剧不胫而走，而按照历史的真实性写出的历史学著作，在群众中反倒十分隔膜。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几代以后，不少人将不知历史为何物。

　　在文艺评论中，历史虚无主义全面否定五四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文学、革命文学和改革开放以前的建设文学，对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矛盾、丁玲等人极力进行贬损和嘲讽，对张爱玲、周作人等人的作品极尽吹捧之能事，认为新中国成立前的进步文艺和革命文艺是革命的附庸，建国后前17年的文艺是“极左”政治的产物，没有任何文艺价值，宣称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断裂”。

　　4．在个别主流媒体和非主流舆论宣传领域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个别主流媒体和非主流舆论宣传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个别主流媒体。改革开放以后，个别主流舆论宣传领域，为了论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为了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有意无意地贬低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建设的成就，通过宣传和夸大改革开放前的不足，乃反衬今天改革开放的伟大和辉煌成就。特别是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和200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个别舆论宣传中，割断历史的联系，把前30年与后30年对立起来，用前30年的不足来说明后30年的成就。个别新闻媒体甚至把建国前30年描写得一团漆黑，甚至连20世纪30年代都不如，对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历史采取了虚无的态度。这种做法，并不能达到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

　　在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改革开放以后，在主流舆论阵地以外，出现了一些民间兴办的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这些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是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兴起的。它们的生存主要靠满足市场需要，市场就是它们的上帝。为了迎合市场需要，特别是资本的需要，非主流舆论阵地中一些媒体，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传播渠道，成为与主流舆论阵地相对抗的主要阵地，也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的重要工具。抢占意识形态阵地成为一些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的重要使命。南方的《南方周末》和北方的《炎黄春秋》就是这类媒体的代表，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向大众传播的重要渠道。

　　《南方周末》是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子报，是一份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发行量曾经达到150多万份，拥有众多读者。这份报纸是最早走向市场的报纸之一。该报的广告用户主要是具有跨国公司背景的大公司。该报以敢于报道现实的敏感问题著称。一些历史虚无主义主义思潮的文章是通过该报为大众所知晓的。该报已经成为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媒体。

　　《炎黄春秋》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杂志。这个杂志，名义上是一个关于历史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打着“秉笔直书”的幌子，实际上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杂志，借谈历史来影射现实，表达他们的诉求。这个杂志最近几年，几乎每期至少都有一篇非毛化的文章，个别文章已经开始批判邓小平。这个杂志因为有以李锐、杜导正为代表的一些离退休高级干部作顾问和编委，所以在社会上有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离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订户达十几万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主要传播阵地。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社会上大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来实现的。由于非主流舆论宣传阵地利用了执政党在管理意识形态方面的漏洞，特别是打着一些合法的旗帜，假借客观公正之名，对普通民众具有很大迷惑性和欺骗性。

　　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集中为：第一，否定革命，认为革命是一种破坏性力量，只起到破坏作用，五四运动以后救亡压倒了启蒙，只有资产阶级性启蒙才具有建设性作用;第二，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方向视为偏离人类文明主流和走上歧路;第三，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第四，认为党的历史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和堆积。

　　从新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美化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统治阶级、汉奸、叛徒。历史虚无主义的认识根源是唯心史观。他们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出发，而是凭主观，基于自己的需要，任意解读历史，虚构历史，歪曲历史，否定历史，重构历史，为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寻找没有任何根据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道路”。

---

　　[1]《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59版，第22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358页。

　　[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4]《人民日报》2003年11月26日。

　　[5] 见赵云献主编：《毛泽东建党学说论》(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1-1032页。

　　[6] 转引自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5页。

　　[7]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10] 参见[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11] 参见[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12] 转引自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101-102页。

　　[13] 转引自杨共乐：《后现代主义史学述评》，《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6期。

　　[14]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8月版，第41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301页。

　　[1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20]《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0卷，第104页，转引自刘大年：《中国近代史问题》，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页。

　　[2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18页。

　　[23]《马克恩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217页。

　　[24]《列宁全集》第10卷，中文第1版，第190页。

　　[25]《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26]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编后记，改革出版社1998年1月版。

　　[27] 李文海：《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一—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28] 郑焱：《打破束缚，更新观念》，《学术研究》，1994年第4期。

　　[29] 凌峰：《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30] 李文海：《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重大问题》，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麽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31] 陈飞等：《要不要革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若干重大原则和是非问题的争论》，陈飞、盛源主编：《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5卷，大象出版社，第962页。

　　[32] 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3] 李泽厚：《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阶段》，《文汇报》，1986年12月30日。

　　[34] 凌峰：《李时岳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35] 郭世佑：《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论突破》，《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6] 转引自龚书铎等著：《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第1页 。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773页。

　　[39] 周清泉：《中国近代史应当提到世界史的历史范围内研究》，《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40] 资中筠：《爱国的坐标》，《读书》，1996年第6期。

　　[41] 马勇：《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2] 李慎之：《从全球化的观点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重估中国现代化问题主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战略

　　与管理》，1994年第1期。

　　[43] 郭莹：《精英人物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44] 辛岩：《“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原道》第1辑。

　　[45] 丁守和：《要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载《光明日报》1996年7月23日。

　　[46]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序)”，第4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47]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序)”，第1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48]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李泽厚和他对中国的思考(序)”，第5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49]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4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68-6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0-7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3]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4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5]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6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6]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66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7]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19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8]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4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59]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

　　[60]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40-141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6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29-13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62]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7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63]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20世纪中国》，第179-180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64] 谷方：《评“告别革命”论》，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麽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第8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

　　[65] 陈序经：《中国文化之出路》，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1990版，第363-364页。

　　[66] 转引自 陈哲夫、江荣海、吴丕：《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8页。

　　[67]《杨振宁谈<河殇>》，载《工人日报》，1988年10月7日。

　　[68] 李政道：《读<河殇>有感》，载《光明日报》，1988年11月4日。

　　[69] 张诒三：《猜想<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博览群书》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