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并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同时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该《决议》首先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基本上是错误的，并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其次， 《决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犯了原则错误。最后，《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赋予周恩来在军事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但在军事方针和作战战略上选择了毛泽东的方案，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之后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并写进了1945年4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的地位从此有了历史定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二、扎西会议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离开遵义向北转移。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准备在四川沪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北上的红军部队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在28 日的土城战斗中失利。由于毛泽东的提议，经过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西向云南扎西附近集中。至此，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北渡长江计划受挫。

1935年2月3日到2月6日，红军先后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人称“鸡鸣三省”地区）。2 月5 日到9 日于威信县境内3 个不同地点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又称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很少，内容大致有四项。其中两项是遵义会议提出而未完成的工作：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工作，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总书记；二是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三项内容是根据敌情变化，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渡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决定回兵遵义地区，以川滇黔边境作为新的发展地区；第四项内容是决定对部队进行精简缩编，并对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的战略方针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工作进行了首次研究部署。

扎西会议最大的变动在于博古交出了中央总书记的权力。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一个月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指博古） 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1972 年6 月10 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叙述。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当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但由于张闻天主要负责的是党政工作，而实战经验丰富的毛泽东自然就成为辅佐他的军事指挥了，因此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来源：《党史文汇》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