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毛泽东等沉着应对，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这些思想和决策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等对战后国际局势的分析以及对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和包围的战略思考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日本外宾的讲话中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最突出的就是美国的力量强大了，就是美国同全世界人民的对立。”强大了的美国，对外实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到处欺侮别人，损害别人的利益”。美国策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先后策划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协定、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等。美国还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其目的就是“想造成一个锁链”，包围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这种做法，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毛泽东对此评论说：“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他还指出：“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的”，要战胜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对新中国的威胁，“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哪些国家可以成为新中国的朋友呢？毛泽东等对战后国际状况作了分析，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和“三种国家”。“两个阵营”是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三种国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处于两个阵营之外的，如印度、缅甸、印尼等一大批“中间国家”。周恩来在一份报告中从另一个角度把这些国家称为“和平中立派”，以同美国这个“主战派”和英法等“维持现状派”相区别。毛泽东、周恩来的这种分析，是富有创建性的。它与苏联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的主张有所区别，更符合战后国际格局的实际，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团结和争取更多朋友以打破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根据对战后国际状况的分析，毛泽东等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应该建立友好同盟关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我们的敌人，但也可以做工作，像英、法、日等国都同美国有矛盾，需要区别对待。毛泽东曾设想，经过几年把整个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美、北美如加拿大、墨西哥，包括英国在内都争取过来，使他们脱离美国，把美国孤立起来。即便美国的内部状况，毛泽东认为也并不统一，他比喻说：“好像五十支香烟，一半是共和党，一半是民主党。共和党的二十五支中有几支是艾森豪威尔派，有几支是麦克阿瑟派、诺兰派的。民主党的几十支也不统一。这说明人民不愿打仗，所以这里面有文章可做。”周恩来强调：“要研究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且要利用这种矛盾。”“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起来，就和他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

　　以印度、缅甸、印尼等国为代表的“中间国家”，在两个阵营之间采取和平中立政策。所谓和平，就是主张世界和平，反对战争；所谓中立，就是不参加各种军事集团。毛泽东等认为：这些国家同新中国在思想上、制度上是不同的，但是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反对殖民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想自己逐步独立起来”，这些国家“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作用方面同我国是有共同要求的”。“这些情况就决定东南亚某些国家，首先是印度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它不仅与美国的战争政策有区别，就是同英国的以实力来维持现状的政策也有某些区别。”因此，这些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军，是可以并且应该努力争取的朋友。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等在多种场合反复指出：“要对中间国家做工作”，“从印度到日本，我们都是要做工作，去扩大我们的阵营”。由于印度、缅甸、印尼等在这些中间国家中有广泛的影响，刘少奇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小心地争取他们，以便同他们共同为加强国际和平、反对战争而努力。”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也考虑到，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还受帝国主义一定程度的控制，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不能不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容易发生动摇的。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帮助他们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加强其坚定性，克服其动摇性。要他们痛快地加入我们的阵营是不现实的，但争取和帮助他们坚持和平中立的立场却是可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场必须坚定，策略必须灵活，态度必须友好，对坚定他们的中立主义立场才能发生作用。”

在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霸权政策的总方针下，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印度、缅甸、印尼等“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的重要战略思路。这一战略思路，在实践中一步步得到贯彻，并取得很大成效。

　　从新中国成立至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

　　美国对新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一度也曾试图以经济“援助”的手段进行拉拢和控制。1949年6月，司徒雷登托人带口信给毛泽东：美国可一次贷款50亿美元给新政府，条件是新中国必须采取中间态度，不能完全亲苏。1950年3月15日，艾奇逊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中说：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不过中国必须保持昔日的中美关系。这显然是指望以美援为诱饵，使新中国成为它的附庸。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作出断然回答：“亚洲人民自己的事应该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帝国主义者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美国政府这个阴谋破产后，更加敌视中国，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包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政策。

　　在军事上，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构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开直接的武装侵略行为。此外，美国还插手干预印度支那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积极扶持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体系，对新中国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

　　在政治上，设法孤立中国并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它要求北大西洋集团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承认中国问题上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还照会威胁一些拉美国家不得先于美国承认新中国，并操纵联合国阻挠新中国派合法代表取代被国民党非法占据的席位。

　　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它支持和配合国民党集团利用海空优势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阻挠所有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1950年12月3日，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不久又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驶入中国大陆港口。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到1953年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到数十个。

　　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毛泽东等审时度势，采取北联苏联、东援朝鲜、南助印支以及同印度等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友好的方针。

　　在北面，新中国在外交上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方针。这一方针被毛泽东称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天，即与苏联建交，并于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一系列协定，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固定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说：“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在东面，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的介入和干涉，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向朝鲜出动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定。毛泽东指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抗美援朝的胜利，粉碎了美国企图侵吞全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计划，维护了中朝两国及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在南面，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和控制印度支那，竭力支持法国镇压印度支那人民的解放斗争。据统计，当时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全部经费的70％是美国提供的。朝鲜停战后，美国公开派遣空军人员赴印度支那参战。这对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面对这种形势，根据毛泽东在朝鲜停战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的方针，中国政府一方面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印度支那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巨大支持；另一方面在政治和外交上为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了不懈努力。在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同苏联和越南一起，团结印度等国，并争取英法的支持，促使会议达成一系列协定，促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从而也大大缓解了中国南疆的外部压力。

　　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表明：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远东和平的最大威胁，这是亚洲人民共同面对的主要问题，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所坚持的和平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打起大仗来，他们不参加是可能的”，“有包括那样大的地区和人民的国家不跟着美国战争集团走，美国打起来就困难得多了”。因此，与他们“搞统一战线很有必要”，力争“在东南亚建立起安全的环境，使我们彼此和平相处，而不让美国有任何干涉的借口”。按照这一思路，新中国在实行北联苏联、东援朝鲜、南助印支的同时，加强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的关系，并取得明显成效。

　　（一）与印度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通过谈判同亚洲及北欧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印度、印尼、缅甸都是1950年第一批与新中国建交的“中间国家”。毛泽东等非常重视同印度等国的建交。他先后在接受印度和缅甸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对双方建交给予高度评价，说这种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周恩来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对外事工作人员说：“派到印度工作去是个大任务，好了就是九万万人的大团结。”新中国与印度等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是对美国孤立中国阴谋的有力回击。

　　（二）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同印度等国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点，但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历史的原因，也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用什么样的原则来解决这些问题、处理两国关系，一直是毛泽东等着重思考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根据这一思想，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他在谈话中说：根据这些原则，“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这五项原则。随后，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样确认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定，为当时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印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效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在国际斗争中和处理国际事务时与印度友好合作、相互支持。印度是亚非国家中很有影响的一个国家，用周恩来的话说，是“处于关键的地位”。毛泽东等十分重视在国际斗争中争取印度的支持与配合，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同印度交换意见。这种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例如，在朝鲜停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大热点问题上，中印两国取得一致意见，在日内瓦会议上同苏联等国一起，与美国等进行了坚决斗争。印度还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解决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回国问题上，给予中国有力支持和多方面协助。

　　（四）与其他一些周边国家积极开展经济接触和交往。锡兰是南亚国家中第一个向新中国派遣政府贸易代表团，并签订贸易协定的国家，双方从1953年就开始了大米和橡胶贸易。1953年底，中国又迎来印尼经济代表团，双方签订了贸易协定。第二年，印尼开始对中国出口被美国禁运的橡胶。1954年4月，中缅之间也签订了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这个时期，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虽然十分有限，意义却很重大，成为新中国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重要突破口。

从新中国成立到日内瓦会议召开的短短几年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坚决有力的“反包围”、“反封锁”的正确决断，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打乱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包围和封锁新中国的图谋，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为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以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反包围”的主要突破口和重要战略步骤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国际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美国在朝鲜战场和印度支那战场失败后，把远东侵略和干涉的重点转向中国。1954年9月，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同年12月2日，美国同台湾当局又在华盛顿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这两个文件，连同此前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与美韩共同防御协定，从东南面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个时期美国远东侵略政策的特点，是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诡计，来实现他们扩大侵略的恶毒阴谋”。毛泽东在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谈话时说：“你知道我们身上背了多大的压力吗？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南越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给我们的压力很大。”从这时开始，中国在利用日内瓦会议后的有利形势着手改善同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更加致力于发展同亚非国家特别是印度、缅甸、印尼、泰国、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此作为打破西方国家包围的主要突破口和重要战略步骤。毛泽东对亚洲各国团结的重要性有过一段生动的论述。他说：“美国想把日本武装起来，利用日本，这也不是容易办到的事。日本现在好像一匹被别人骑着的马，也许有一天这匹马会把骑在它上面的人摔下来，而自己乱跑。只要中国、印尼、印度、缅甸等这些亚洲国家，自己强大起来并且团结一致，筑成一道墙，日本这匹马就跳不过来了。”

　　这个时期，毛泽东等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推动中国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首先，通过高层互访，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的外交方针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转变到“必须走出去”。这是周恩来根据他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观察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向中央提出来的。周恩来说：“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国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毛泽东十分同意这个看法，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大门打开后，最先开始的就是同印度、缅甸之间的高层互访。1954年6月，周恩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和缅甸。10月和12月，应周恩来的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分别回访中国。毛泽东和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阐明中国的和平立场和谋求同东南亚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经过接触交流，印度、缅甸领导人对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吴努对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民的这种恐惧。”他还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周恩来后来在总结外交工作经验时，对以高层互访的方式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了解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是加强各国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这在中国同许多国家的接触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都清楚地记得，中印、中缅和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之间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就是双方领导人员的互相访问和联合发表的声明。”

　　其次，积极支持印度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

　　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尼赫鲁提出建立和平区域，并“首先在我们自己的区域东南亚消除分歧”的主张。他说：“我提到和平区域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区域中的国家都是中立的，在这个区域中没有军事基地，没有干涉，也没有侵略，而是鼓励和平。”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这一主张，并说：“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不久，周恩来在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梅农的谈话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在这一地区中应该包括所有的东南亚国家，而不应有国家除外。如有国家除外，那就不是集体和平，而继续有对立。”这番话，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的主张同美国策动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根本区别。后来毛泽东同尼赫鲁会谈时，也表示“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在中国的支持和影响下，印度、缅甸、印尼这些对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都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

　　此后，为了实现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1955年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并参加了缅甸、印度、印尼等国倡议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机会，使中国领导人能够广泛地同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接触，阐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赢得他们对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正如周恩来后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各种类型国家都有接触。”“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他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

　　第三，加强与泰国等国的沟通。

　　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当时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参加国。毛泽东等并不因此对它们采取排斥态度，而是进行具体分析，认为：这几个国家，同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是不一样的。他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一方面是“由于受到美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大国，像泰国这样的小国，对中国可能有些恐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争取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中国通过印度、缅甸等国传话，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毛泽东等在同尼赫鲁、吴努等的谈话中，主要请他们转达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们对东南亚各国的政策是一样的，对泰国也不例外”；“我们愿与东南亚各国保持和建立像我们与印度那样的友好关系，只要东南亚各国同样地对待我们。我们不愿看到他们敌视我们。如果他们还有困难，不论是由于内部还是外部的原因，我们都愿意等待。”二是揭露美国政策的实质和危害。美国“想通过军事同盟来摆布亚洲国家的命运”，“反对共产党是它的口号和题目”，“实际上他是反对这些中间的国家，就是我们阵营和美国阵营之间的这些中间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如果美国达到目的，“首先受害的是美国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

　　亚非会议后，一些原来对中国抱有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55年下半年，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柬埔寨等纷纷派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等亲自会见代表团成员，同他们进行友好谈话，做了大量说服和解释工作。毛泽东在同巴基斯坦大使谈话中说：“你们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能慢慢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毛泽东还对泰国客人说：“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要慢慢来，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做，有时有必要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你们的国家究竟怎么办？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不是给你们当参谋长，但我愿意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你们站在我们这边有困难，站在美国那边，美国这个朋友也不大好惹，如果走印度的道路，则比较妥当。”周恩来也表示：“泰国的困难什么时候解决，我们就什么时候同他谈。在未签订条约以前，我们愿意根据五项原则办事。”这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深深感动了对方，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泰国、巴基斯坦等国虽然一直留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但对中国都表示友好，并声明决不参加任何侵略中国的战争。

　　第四，有步骤地解决一些同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毛泽东在同尼赫鲁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中都曾经说过：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在这方面，中国做了很大的努力。为解决同印度之间存在的西藏问题，1953年底，中国政府通过谈判与印度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周恩来评价说：“这个协定不仅加强了中印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给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为解决同缅甸、印尼等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订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被称为是“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对一些当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如与印度、缅甸等国存在的边界问题，毛泽东表示：“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这样一来，周边国家逐渐都了解了中国解决问题的诚意和立场。

经过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一年多时间的努力，中国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很大发展，周边环境得到很大改善。中国同印度、缅甸、印尼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成为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范例。保持中立和不参加军事集团或联盟的主张，在亚洲许多国家中得到了普遍支持，成为当时国际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趋势。美国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办法来包围中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

　　毛泽东等领导的这场反封锁和包围斗争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关系已经得到重大改善，但是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本质和战争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继续或明或暗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国家安全。要应对这样的对手，并且考虑到种种复杂因素，必须制订正确的国际战略。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领导的这场“反包围”斗争的实践，仍为我们今天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制订和贯彻正确的国际战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重要经验：

　　第一，要对世界格局和总的发展趋势进行具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的和正确的判断，并以此作为确定政策和任务的出发点。

　　第二，要在正确认识、分析和研究国际间错综复杂矛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同一切愿意和平或有可能争取的力量合作，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第三，广泛地结交和争取更多的朋友，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特别是持中间立场的国家，注意寻找相互之间的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第四，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中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高层互访，对一些一时还存在误解或有困难的国家，要耐心细致地等待和观察，还可通过朋友间接地做沟通工作。

（来源：《党的文献》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