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知行社讲演2014.10.10

卡廷事件真相

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 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

晚上好！我的中国友人邀请我今晚与在座各位谈一谈所谓“卡廷大屠杀”，这是一场据说于1940年四月和五月发生的，苏联军队对14000-22000波兰战俘的屠杀，其中包括9000-10000军官。

在我的演讲中，我参阅了下列书籍、文献以及网页：

*我的文章：《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被否定？一个在乌克兰的德国大屠杀遗址中的发现》（The ‘Official Version’ of the Katyn Massacre Disproven? Discoveries at a German Mass Murder Site in Ukraine），载于《社会主义与民主》杂志，27,2（2013），96-129。我的中国朋友已经将其翻译为中文，我想你们能够搜索到它。在我今天的演讲中，我也将提及这篇文章的内容。

记述这个事件的还有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教授所著《赤地——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欧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201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将苏维埃政权领袖斯大林和德国纳粹领袖希特勒，前苏联和纳粹德国，甚至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同的一个最新也是最成功的尝试。

*今年八月，我出版了一本名为《血色谎言》（纽约，红星出版社，2014）（Blood Lies. The Evidence that Every Accusation Against Joseph Stalin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imothy Snyder’s Bloodlands Is False）的书，驳斥了《赤地》中针对斯大林和苏联的全部指控。在这本书中，我证明了斯奈德关于斯大林、苏联以及共产主义的控诉都是错误的，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些蓄谋的谎言。在书中我讨论了这场所谓的“卡廷大屠杀”。

*我的网站“卡廷森林探案”（The Katyn Forest Whodunnit）

http://tinyurl.com/katyn-the-truth。

这是关于“卡廷事件”争论的最完整的英文记述。

*俄国历史学家谢尔盖•斯特金（Sergei Strygin）关于卡廷的俄语网页http://www.katyn.ru。

1943年四月，纳粹德国政权宣称他们发现了于1940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射杀的数以千计的波兰军官的尸体。这些尸体据说是在邻近俄国西部城市斯摩棱斯克的卡廷森林中发现的；这就是这整个事件——包括在苏联他处对其他波兰战俘死刑的处决——均被称为“卡廷大屠杀”的原因。

纳粹宣传组织策划了一场关于这一所谓发现的声势浩大的舆论战。在苏联于1943年2月在斯大林格勒取得胜利时，人人皆知，除非能够离间同盟国，德国必败。纳粹显然想利用“卡廷事件”破坏西方同盟国与苏联的关系。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强烈谴责德国的指控。波兰流亡政府强力反共反苏，同纳粹宣传合作的行为最终迫使苏联政府与其断交，并建立亲苏波兰政府和军队。1943年9月，红军将德国人驱逐出这一地区。1944年苏联颁布布尔登科报告谴责德国人的大规模射杀行为。

在冷战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支持被波兰反共流亡政府添油加醋的“卡廷事件”的纳粹版本。而苏联及其盟国继续谴责德国的谋杀行为。在1990和1991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并于1988年后任苏联国家主席的戈尔巴乔夫，宣称斯大林在任期间的苏联的确射杀了波兰人。根据官方版本，这些波兰战俘早先被关押在三个营地：科泽利斯克、斯塔洛柏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后转移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以及加里宁（现在特维尔）的设施内，最终分别于卡廷、皮亚季哈特基（Piatykhatky）以及梅德诺耶（Mednoe）被射杀和掩埋。

于1990、1991和1992这三年，三位年长的前苏联军人被认出并接受采访，他们谈论到他们所知的1940年四月和五月在加里宁和哈尔科夫对波兰人的处决。其中并没有哪次处决发生于被德国人发现尸首的卡廷森林。

1992年，叶利钦治下的俄国政府移交给波兰政府一份有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署名的文件。如果文件真实性得到确认，前苏联的罪责将无从开脱。这些文件据说于“锁匣1号”（Closed Packet Number 1）中发现，其中“锁”（Closed）意味着最高保密等级。这些文件成为了前苏联犯罪的铁证。但是，实际上仍旧缺乏意义清晰确凿的证据；一切证据，不论是文件还是资料，都可以有多重解释。

随后几年，这件事看起来似乎已尘埃落定。证据也似乎确凿：苏联射杀了波兰人。但1995年起俄国研究者开始争论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这些反对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的俄国研究员对于这些文件的分析越来越详尽和复杂。这些研究显示至少有初步的证据可以质疑这些文件是伪造的。但是早在此之前，两方阵营立场已经被加固。那些相信苏维埃犯下罪行的人几乎不会基于新证据更改他们的观点。我把自己算作少数人，因为我改变了观点，从相信这是苏联所为转变到一个不可知的立场。

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卡廷事件又一次被激烈的派别争论推上风口浪尖。在反共圈子内，任何质疑苏联，尤其是斯大林及其主要助手罪行的观点都是不可接受的。同样，在西方学术圈，任何对于苏联有罪观点的质疑或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都是“出格”的，是不能被容忍的。

同时，俄国的苏联和斯大林辩护者也继续通过整理证据，攻击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指出是纳粹而非苏联杀死了波兰官员。一些研究员总结说，苏联的确杀死了一些波兰战俘（军官和其他人），然而纳粹袭击苏联，捕获了剩余的波兰战俘，并且杀死了他们。我个人认为这种解释是最可能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关于卡廷事件的调查有了一些戏剧性的进展，我尝试将其及一些学术争端做了概括的总结，放在一个名为“卡廷森林探案”的网站上。我相信这是人们能够找到的、关于这场争端概述得较为客观的唯一的英文资源。

反共主义者声称关于卡廷事件有种历史共识。这并不是正确的。“卡廷”已经成为一种暗语，一种历史性的派别的标志。反共主义者无条件地接受谴责苏联射杀波兰人的观点，并且要求其他所有人也这样想——否则反共主义者们会咒骂他们。对于这种“官方版本”的批评经常称其为“戈培尔”版本（约瑟夫•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因为接受这种立场意味着认为纳粹于1943年的报告是绝对真实的。

对“卡廷事件”做一个理性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做到看似公平，中立和客观，假定我能够对双方——那些认为苏联射杀14800—22000波兰战俘的人以及那些认定德国人做了这件事的人——确实予以平等地责备。但是现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声称“苏联是罪魁祸首”的一方称事件已经尘埃落定，并且妖魔化和攻击任何企图质疑这一立场的人。

在一个正常的历史讨论中，勾勒出专家们争端和分歧的框架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在卡廷事件中却恰恰相反。“苏联罪魁祸首”论的支持者们拒绝接受对立的观点。这就是斯奈德在《赤地》中的实践。或者，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侮辱贬斥那些认为“苏联并没有射杀波兰军官”的人们，或者叫他们共产主义者。这并非是学术上而是政治上的宣传——似乎共产主义者不能被信任，而与之相对的反共主义者，包括德国纳粹，是可以被信任的。

唯一能够客观地接近“卡廷事件”历史争端的方式就是承认这种争端确实存在。任何能做到认真地、细致地、长久地、尽量避免预设结论地研究“卡廷大屠杀”争端的研究者们，将会看见这一争端绝非仅有一个方面。

历史的争论

关于“卡廷大屠杀”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争论，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想知道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人们，这个争论被纯粹地沿着政治倾向一分为二了。

关于苏联射杀了所有波兰人的观点，以及纳粹1943年的报告中除了其反犹太的声明，被各地甚至俄国的反共主义者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关于德国射杀波兰人的观点，以及1944年苏联布尔登科报告，则广泛地为共产主义者、亲共产主义者（除了托派）以及俄国民族主义者所接受。

一些研究倾向于下文所述的更为细微的差别。一开始苏联射杀波兰战俘，可能是因为他们犯了反苏反共的罪行。这是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一位与斯大林关系密切的前政治局委员，据说于1985年11月告诉了军事历史学家亚·尼·克列斯尼克（A.N.Kolesnik）的版本。而后德国人射杀波兰人，则是明显出于不同的原因。在1943年，德国人宣称发现了波兰人尸体——实为宣传噱头——挖掘出他们于别处射杀的波兰人尸体，再将这些尸体重埋和“发现”于卡廷（实际上这个地点是科吉格里< Koz’i Gory >）。

近两年针对于卡廷事件有了两个戏剧化的发展。第一个是在2010年10月，有资料证明“锁匣1号”可能是伪造的。[2010年发现并]被公开的资料似乎是为了伪造文件定稿而提供的草稿。事实上1号文件的真实性在俄国一直被怀疑着，而这份资料为其伪造提供了佐证。此后，问题变成了，哪份文件才是真实的？是“锁匣文件1号”还是2010年发现的资料——而哪一份又是伪造的？

乌克兰人的挖掘行动

自2010年起，更多重要证据矛头直指“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在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Volodymyr-Volyns’kiy），波兰以及乌克兰的考古学家找到证据，证明至少两名曾被认为是1940年在俄国加里宁（现特维尔）或其附近被苏军射杀的波兰警察，实际上于1941年下半年法西斯入侵苏联之后死于德国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同盟军之手。仅这一事实就瓦解了关于“卡廷大屠杀”的官方叙述。我在文章中努力描述和考察这一新的证据，并且解释它如何证明“官方版本”的错误。

这些发现表明了围绕“卡廷大屠杀”的历史叙述是如何的荒谬。这两名波兰警察据说是于距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七百多公里以外的卡廷森林发现的，且被埋葬时间也提前了十六个月之久。他们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发掘点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发现。

这便是自2010年10月伪造的证据被揭发后，关于“卡廷事件”的最重要的进展。客观地讲，它是关于二战时期的欧洲历史的最具戏剧性的新发现。但为什么它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呢？毫无疑问因为波兰和乌克兰的执政势力并不想公开它——因为它质疑了苏联有罪这一说法。

因此它一直被掩饰着。波兰考古学家的报告仅仅提到了其中一位警察的徽章。而它也仅仅出现在脚注中，并且含混地指向卡廷——简直就是被“编码”了的注释，只能为那些极为熟悉卡廷事件问题的人们所理解。（我在我2013年的文章中第106页用到了“编码”这个词）。

但至少波兰报告得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结论，就是这个“万人坑”中的受害者是为1941年被德国人和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盟友所杀。而乌克兰考古学家的报告中根本就未提及波兰警察徽章这一发现！此外，一位乌克兰考古学家明确表示这一发现能够使人们质疑“其他波兰战俘为苏军所杀”这一说法——也就是说，质疑“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

这种掩饰实际在此之前就开始了。2010年10月揭露伪文件的草稿资料被杜马代表维克托•伊柳欣（Viktor Iliukhin）提交到议会上。这个戏剧性的故事被俄国主流媒体封锁。我只能找到关于它的一篇文章，还语带讽刺。

而俄国以外的大众媒体则全部忽略了2010年关于“草稿文件”的发现，而波兰和乌克兰以外的媒体则忽略了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现。我不能在西欧和美国媒体中找到一篇关于这些发现的文章。左派和网络媒体的确提到了它，这一事实令主流新闻媒体在这一问题上的集体缺席显得尤为醒目。

从媒体关于这次挖掘的报道可以判断，波兰和乌克兰的官方政府似乎确信受

害人是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杀害的。可以设想如果波兰和乌克兰政府能够预料到发掘结果将会颠覆“卡廷大屠杀”，那么他们绝不会允许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挖掘工作。

有证据表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或称OUN——乌克兰法西斯势力随着德国军队共同入侵了苏联，参与了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大屠杀。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在西乌克兰被引以为荣。像西乌克兰的其他城市一样，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甚至有一个以OUN领导人兼纳粹合作者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命名的街道，而他的手下就参与了那场大屠杀。

苏联在“卡廷大屠杀”中有罪的说法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波兰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兰将“卡廷”转化为纪念受害者并反共反苏的一场狂欢。波兰政府用数亿美元建造了上千个“卡廷”纪念碑和纪念馆，并举办了上百场的纪念仪式，其中一些规模宏大，得到了成百上千的出版社和许多学者的支持。

时至今日，波兰充满恶意的反共主义者已经将“卡廷”神圣化。它被罗马天主教的象征如耶稣受难的十字架以及圣母玛利亚的图标所围绕。卡廷纪念仪式总是伴随着宗教游行，罗马天主教神父的祝福，以及公众的祈祷。有时候观众被鼓励参与到可移动祭坛上进行弥撒——也就是说，纪念仪式成为一场宗教服务，如同在罗马天主教堂惯常举办的一样。这些神圣化的努力是为了使“卡廷”纪念成为一项宗教化的职责，同时也为堵悠悠众口——使质疑“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的行为成为对罗马天主教忠诚性的侮辱，成为一种对上帝的不敬！

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被波兰学校作为事实教授给学生。“卡廷”不仅作为反共动机，也作为攻击俄罗斯的武器而一直被炒作，因苏联是俄罗斯的前身。波兰也经年不舍地试图宣称“卡廷事件”是一次种族灭绝行动，并要求俄罗斯赔偿受害者家庭重建费。

现在我们已知根本没有“卡廷大屠杀”——没有事件链显示苏联射杀了全部波兰战俘。然而波兰、乌克兰以及反共主义者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更不用说让他们的公民或全世界人质疑苏联在“卡廷事件”中的犯罪。

“卡廷事件”是一个迷人的历史谜题。类似的事件若发生在波兰以外国家，如美国历史上，定在很久之前便吸引大量专业或业余研究者的兴趣。然而在波兰它却成为了禁忌，甚至哪怕对于官方所谓“苏联射杀波兰人”的观点提出一点质疑，都会遭到掩饰和否定。

“卡廷大屠杀”：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至少不了解细节。有一系列的原因如下：

首先，根据“锁匣文件1号”中的一份写于1959年3月3日的“谢列平（Shelepin）的信”中的内容，数千份相关资料已经被销毁。不论“谢列平的信”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这上千份文件肯定已经被销毁。唯一的问题是：何人？何时？为何？

其次，众多苏联时期关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的文件时至今日仍然是保密的，甚至被政权信任的历史学家都无从获得。俄罗斯学者谢尔盖•斯特金（Sergei Strygin）声称，他知道其中的一些文件可以驳斥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他在2012年12月6日的著名的自白书中列举了其中一些文件。其中最有趣的是关于机构间委员会（inter-agency commission）的一个报告，它据称是为回应美国国会卡廷事件小组于1951-1952召开听证会而建立的，大概运行于1952-1953年。根据斯特金的说法，这个苏联委员会的仍然保密的档案，证实了德国在卡廷大屠杀的罪行以及1944年苏联布尔登科委员会的发现。

斯特金同时声称更多身着波兰警服的尸体在2000年3月于科吉格里/卡廷地带被发现，然而这些发现却被掩盖了。这一说法在一本最近出版的波兰书籍（当然声称这些人为苏联所害）中被再度提及。如果斯特金所提出的证据确实存在，那么它可能的确能够证明苏联的清白。

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波兰历史学家们。他们一直自欺欺人地认为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是天衣无缝的，不存在矛盾之处且不容置喙。简言之，他们“不想知道”任何可能会撼动波兰民族主义右翼神话根基的事情。如果考古学家没有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处发掘出更多本该于卡廷事件“官方版本”所说的三个地方之一被射杀的受害者，我们肯定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

事实上，我的文章写于2013年春，那时波兰考古学家早已经有所发现——而那些发现在公众面前被隐藏。我将会在我讲话的结尾谈及这些发现。

我们没有理由只因2012年11月找到的两枚仅存的徽章，就认为只有两名波兰战俘是埋在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万人坑”中的。波兰警服的碎片、其他波兰军队遗物以及众多波兰艺术品，都在那里被发现。据我们所知，可能有数百名所谓“卡廷事件”的受害者是被德国军队以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同盟军合作者于1941年末被射杀，并埋在了位于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万人坑中。对这一万人坑中成百上千具尸体的细致的挖掘工作，无疑会找到更多关于波兰战俘的证据。

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现毫无疑问反驳了波兰所公布的并未告知我们真相的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针对如今已有证据，最可能的假设就是德国人和/或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盟友杀害了大多数波兰人。苏联可能也杀死了一些波兰战俘。即使那些长期以来争论说“卡廷事件”官方版本是错误的俄罗斯研究者们也相信，一些波兰战俘确实是被苏联人因为犯罪或其他原因处决。但是我们手头上的全部证据都指向德国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非苏联人，射杀了波兰军官。而他们的尸体于1943年4-6月在卡廷被德国人“挖掘”出来。

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作为真实历史事件的、名副其实的“卡廷大屠杀”。波兰战俘、军官以及其他人，他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被杀掉，但是他们的尸体在这些地方从未被发掘，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遗址也是直到几年前才被发掘出来的。

很可能我们从此以后再无所知。波兰和乌克兰，甚至现在的俄罗斯也不想再找到证据质疑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

同时，那14800或22000，或不知道准确人数的波兰战俘哪去了呢？那些被苏联军队处决的——假设的确有一些——可能被埋葬梅德诺耶 （近加里宁/特维尔） 或皮亚季哈特基（邻近卡尔科夫/哈尔科夫），就如同“官方版本”所声称的。或者他们可能被埋在别处。但他们都被埋在了前苏联西部的某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 他们是德国法西斯侵略所造成的数百万受害者中的一部分人，这数百万牺牲者中包括士兵和公民，他们被屠杀，他们的尸体无迹可寻。确实，22000名波兰战俘在因法西斯在苏联境内进行的战争而失踪的受害者中仅占据很小的比例。

卡廷的子弹壳

那些波兰军官的尸体1943年4-6月被德国人，又于1943年10月—1944年1月被俄国人发现于科吉格里这个临近卡廷和斯摩棱斯克的俄国城市。而这些军官已经被确认是为德国和/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杀，因为德国产的子弹壳在这些万人坑中被发现。德国的官方报告包括了这些子弹壳的照片。然而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漏洞，这些照片只是展示了子弹壳的侧面。没有关于子弹的“弹底标记”（headstamps），或者底火也即雷管和生产信息标识的照片。大多数那个时代的德国子弹是有日期标记的。正如于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发现的超过95%的子弹壳一样。如果有任何被发现的子弹壳标记的日期早于1940年，德国人一定会照下他们，因为它们能够帮助德国更加猛烈地谴责苏联。而事实上德国人的报告并没有展示这些弹底标记，说明这些子弹壳上有着表明这些子弹制造于1941年的序号或代码。这与其他详尽的证据共同指出，是德国而非苏联犯下了罪行。

向读者们解释这个重要的却被极化的历史争端，是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的职责。斯奈德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却没有如实告之他的读者。再一次，斯奈德继续了他“假定有待证明的东西为真”的谬论——在这个例子中，便是假定苏联人射杀了那些波兰人。

在希特勒早期的自传《我的奋斗》中，他写到试图左右公众想法的人是不会说实话的——他们只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那些站在苏联人射杀全部波兰人立场上的人以为在这起事件中纳粹的调查展示了真相。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将纳粹宣传报告视为忠于事实的调研，都会被认为是极为冒险的。然而在卡廷事件中，反共主义者却坚持人人都应该相信纳粹。全世界公众的观点都被他们所左右，只因为反对他们的声音被排除在公众意识之外。

在“文尼察大屠杀”（ Vinnitsa massacre）这一案例中，纳粹再一次地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声称受害者是被苏联所射杀，其方式与“卡廷事件”的脚本如出一辙。德国人“画蛇添足”地埋葬了一些他们杀害的苏联民众的尸体，而后将他们挖出来，将其与1937-1938年于叶若夫时期发生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事件的受害者置于一处，并且将一切罪责推至苏联头上。但甚至这个事情也不能盖棺定论——这些被强烈质疑的事件都不是确定的。

有趣的是，如同波兰反共分子总是强烈关注卡廷事件一样，那些曾经非常关注文尼察大屠杀的反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近些年来在“文尼察大屠杀”上却着墨不多。“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乌克兰语为Голодомор, 意为“通过饥饿蓄意杀灭”，"Extermination by hunger"， "Hunger-extermination"；Holodomor词源来源于‘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为“通过饥饿杀害民众” "Killing by Starvation"，更有人将其视为苏联政府在乌克兰制造的通过人为饥荒对乌克兰民族进行的种族灭绝，是“Famine-Genocide in Ukraine”。这个词如下文所言，是反共产主义分子有意模仿“Holocaust”(纳粹对犹太人蓄意进行的种族大屠杀)一词所生造的词汇）已经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右翼分子的两大基石之一。而文尼察屠杀事件就少有人关注了。

斯奈德抱着同情的态度与当代的反共波兰民族主义者站到了同一战线。只有不与那些波兰民族主义的神话相冲突的时候，他才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反共神话。这不是波兰民族主义的唯一模式，亲共产主义的波兰人曾经，也仍然拥有一套亲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模式与之抗衡。

但是伴随着苏联解体，反共品牌的民族主义在波兰占据了话语权。这种意识形态禁止了任何质疑“卡廷事件”的言论。“苏联有罪”已经成为波兰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不容置喙的组成部分。任何将卡廷事件作为历史性争端的行为都是不能被容忍的。质疑苏联是否该对卡廷事件负责的人，实质上将被波兰政府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共圈，包括学术圈放逐。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给予持其他观点的人们最不敬的对待。

沃利尼亚大屠杀

当我们在思考围绕所谓“卡廷大屠杀”的政治宣传时，我们不妨回顾一场更大规模屠杀波兰人的惨剧。这就是著名的有50000-100000或更多波兰平民被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队射杀的沃利尼亚大屠杀（The Volhynian massacres）。虽然这些军队是德国人武装起来的，但这场屠杀却是乌克兰人自发的。

这才是真正的种族灭绝：试图通过如此恐怖的方式杀死如此多的波兰人，用以驱逐在乌克兰的全部波兰人。即使苏军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曾被指控需为“卡廷事件”中被杀死的波兰人受责——然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卡廷事件“官方版本”是错误的——被杀死的波兰人的人数也比[沃利尼亚大屠杀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杀害的波兰民众人数少了二分之一到少于四分之一。此外，无人——甚至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自己——质疑那些恐怖的大规模屠杀真的发生过。沃利尼亚屠杀几乎从未被讨论过。斯奈德自己在这上面也只用了半段篇幅。为何？

在《赤地》中，斯奈德同当代波兰民族主义者一样忽略了沃利尼亚屠杀。忽略的原因，似乎是此事对于今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而言过于尴尬，因为他们曾标榜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力量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自由战士”，而无视了他们与纳粹狼狈为奸谋杀了数十万的犹太人和波兰人的事实。乌克兰甚至宣称这支犯下如此恐怖屠杀罪行的军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班杰拉，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志愿兵师，后更名为“乌克兰反抗军”(Ukraïns’ka Povstans’ka Armiia)——为“英雄”。

沃利尼亚屠杀同样被今天资本主义的波兰右翼忽略绝非巧合。波兰当局奉行所谓因反共主义政治理论家耶日•吉尔佐（Jerzy Giedroyć）而得名的“吉尔佐信条”。耶日•吉尔佐提议，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造成的屠杀，应该出于维护与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的共同利益而被“遗忘”，而“卡廷大屠杀”却应该作为一个针对俄罗斯的政治筹码被强调。波兰历史学家Bogumił Grott说：

Do dziś pamiętam, jak Jerzy Giedroyć w radiowym wywiadzie, dokładnie dwa tygodnie przed śmiercią, problem mordów UPA na Polakach skwitował krótkim: „należy zapomnieć。”

我仍然记得耶日•吉尔佐于死前两周接受广播访谈时，简要地总结了乌克兰反抗军（UPA）谋杀波兰人事件：“我们必须忘记它。”

斯奈德也追随了我们提到的这种实践方式，他在书中表达了对耶日•吉尔佐的感激之情：

耶日•吉尔佐的晚期思想……帮我提出了一些正确的问题（421）

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波兰研究者终于开始公布冗长且证据确凿的、关于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队为着将波兰人驱离西乌克兰，而对波兰民众实施骇人听闻暴行的资料。这一行为令大屠杀第一次进入人们视野，同时也在波兰反共主义者和乌克兰反共主义者之间引起了诸多尴尬。

2003年，这两个高度反共的国家（波兰和乌克兰）组织了一次“和解”会议。自此波兰方面便有所妥协。双方同意“事情过去已久，当事人都已作古”，这当然不是真实的，即便是在今天，更不用说不到20年前，当年屠杀的许多参与者还健在。波兰和乌克兰当局显然想要对一切既往不咎，包括波兰军队报复性地杀害了10000-20000名乌克兰民众的行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回归到他们之前的“共同利益”——将一切坏事归咎于斯大林、共产主义、苏联以及俄罗斯。这种掩藏真相的尝试过去十年一直在进行。

沃利尼亚大屠杀越广为人知，反共的乌克兰人与波兰军队就显得越糟糕。甚至“卡廷大屠杀”与之相比都会变得苍白！这也透露给我们关于如今波兰对卡廷事件如此大力宣传的原因。显然这无关乎受害者，而是关于反共主义，同时要保持反苏热情不灭。波兰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反共反苏宣传。这是一个可以解释为何斯奈德仅用一段不到的篇幅去描述这场屠杀的似乎可信的假设。

斯奈德声称他的朋友格热戈日•莫蒂卡（Grzegorz Motyka）所著的书《乌克兰游击队：1942-1960》现在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但它并不是。莫蒂卡的书只部分地提及了沃利尼亚屠杀。书的其他部分谈论的是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对抗苏联军的“英雄”行为。

莫蒂卡曾经是“Instytut Pamięti Narodowej”即波兰“人民记忆研究所”的一员。这是一个由波兰政府建立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研究宣传组织，缺乏任何的客观性。“人民记忆研究所”的主席宣誓“为着波兰人民”。这令人回想起纳粹的实践。谁来定义“忠于人民”由何构成，谁又是“人民”呢？历史学家本应忠于事实，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人民”。

想象一下美国历史学家会对一个名为“美国人民记忆研究所”的机构作何感想。它会立即被视为民族主义极右派的努力并受到所有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的鄙视。“人民记忆研究所”基本上就是为了反共反苏。它没有客观的历史学家，就如同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胡佛研究所不拥有客观的历史学家，只是一个类似的伪装成“研究中心”的反共宣传制造厂一样。

但是莫蒂卡似乎在沃利尼亚大屠杀问题上并不赞同斯奈德。莫蒂卡在波兰一家主要报纸《选举报》（Gazeta Wyborcza）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遗忘吉尔佐：波兰人、乌克兰人和“人民记忆研究所”》。他认为乌克兰人屠杀波兰 人的行为是“二战中最为血腥的波兰事件，是绝对不能被遗忘的”。莫蒂卡毫不回避地将这些屠杀称为种族灭绝（ludobójstwo）。莫蒂卡同时承认“一些波兰暗中展开的行动也可以被称为种族灭绝”，如他们于1946年大批谋杀白俄罗斯人或者于1945年6月谋害200名乌克兰人，两件事都发生于二战后。

依莫蒂卡所言，如今波兰很少有关于这些可怕屠杀事件的纪念物：

To wstyd, że do takich miejsc jak masowy grób w wołyńskiej Parośli można dotrzeć tylko leśnym duktem zrytym przez dziki。

翻译：

如今，位于沃利尼亚的Parośla的万人坑只能穿过乱木丛生的林间小路抵达，这是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

莫蒂卡表态性地提到了苏联的“罪行”并且伪称苏联希望“消灭阶级敌人”——而苏联从未如此主张。这些明显是如今的波兰历史学家所必须作出的一般性的评论。但是莫蒂卡并不赞成轻描淡写乌克兰大屠杀，如同斯奈德在他书中的做法。

如果苏联人或亲苏游击队曾有过任何行动类似乌克兰民族主义军队对波兰人的屠杀，或者波兰家乡军（the Polish Home Army）及其他波兰地下武装对乌克兰屠杀的报复性反击，那么整个世界几十年前便会知道。将会有许多纪念受害者的宏大、昂贵的纪念物，一图书馆的关于“共产主义暴行”的书籍，并且毫无疑问会在欧洲人权法庭上被提起赔偿诉讼。

但事实是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人以及亲苏势力曾做过类似事情。这提示我们波兰和乌克兰所谓“自由战士们”比苏联更接近纳粹。

关于这些恐怖事件的基础性研究，在布拉迪斯拉弗（Władysław）和艾娃•希玛兹科（Ewa Siemaszko）那里有一些。不少书可以找到俄文版。

波兰和乌克兰精英在这场50000-100000甚或更多人被屠杀的事件上“捐弃前嫌”的急切，与波兰精英对那场受害者人数仅占前一事件1/2、1/4甚至1/7的所谓的“卡廷大屠杀”无休止的抱怨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现在已经完全被证伪了。以类似的方式，斯奈德用了不足一段的篇幅来描述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并发明了很多关于苏联各方面“暴行”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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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的发掘工作2013年8月宣告结束，就在我的文章发表的几个月后。据一篇新闻报道称，波兰首席考古学家Dominika Siemińska博士说最终共有57具尸体被挖掘并重新下葬。Siemińska博士在一个采访视频中展示了另外两个波兰警察徽章。他们分别为1154/3号和639/7号。第一个来自基尔警区，第二个来自Pomorsk警区。波兰语的采访视频可搜索：

http://m.youtube.com/watch?v=gPGFcvETG1Q

在此，重要的问题如下：

首先，波兰和乌克兰媒体始终认为这是一次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规模枪击行动。而已找到的子弹壳中超过95%为德国于1941年制造这一事实却被忽略了。Ivan Katchanovski教授发表的关于受害人为德国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盟军所射杀的研究同样无人问津。波兰考古学家Dominika Siemińska亲自写于2012年11月的报告中，提及包括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处发掘出的受害者是被德国人而非苏联人射杀的事实，也完全被忽略了。

其次，已有足够的信息确认徽章所属的那些波兰警察的身份，然而他们的身份却不被公之于众。我们应该记住乔瑟夫•库里格斯基（Josef Kuligowski）和Ludwik Malowiejski的徽章分别于2010和2011在同一处大型坟墓中被发现。根据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这两位警察应于加里宁（临近特维尔）被射杀并被埋于梅德诺耶附近。6311个刻有他们名字的纪念碑被放置在梅德诺耶的集体墓地中。而他们的徽章却于700公里外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被发现，这就引起了一些公众关注。随之便引出谢尔盖•斯特金最初的俄文文章，以及我自己更为详实的英文文章，指出这些发现推翻了卡廷事件的“官方版本”。

因此，如今“沉默的帷幕”已经遮住了全部的发现。大型坟墓中的尸体远多于57具，然而发掘工作也被终止。受害者为德国人和乌克兰法西斯分子而非苏联人所杀的事实也被掩盖了。苏联有罪被简单地列为一个不经调查的事实。关于子弹壳的疑问也无人提及。

作为徽章所有者的波兰警察身份已被确认——1154/3号和639/7号——然而却不曾公开。很可能，他们也被列为“卡廷受害者”。波兰专家已经确认了他们的身份。但是这一信息却不为公众所知。整个事件都被掩盖了，被悄无声息地压下。这一不作为的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波兰和乌克兰政府知晓“官方版本”是错误的。

然而，一份卢布林（波兰）报纸于2013年10月21日，也就是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发掘点的工作宣告结束的日子，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下述一段话：

Archeolodzy odnaleźli pojedyncze policyjne odznaki z numerami funkcjonariuszy, ale te, które odnaleziono do tej pory, należały do policjantów, którzy, jak wskazują zachowane dokumenty, zostali zabici przez Sowietów w zupełnie innym miejscu - w Twerze。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带有警官序号的徽章，但目前它们的所有者，据现存文件所说，却于完全不同的地方——特维尔——被苏联人射杀。

“Wojskowe guziki w masowej mogile.Odkrycie na Wołyniu.” Gazeta.pl Lublin October, 21, 2013。 http://lublin.gazeta.pl/lublin/1,48724,14812213,Wojskowe_guziki_w_masowej_mogile__Odkrycie_na_Wolyniu.html

这一文章与波兰考古学家 Siemińska博士关于两个波兰警察徽章——1154/3号和639/7号——的访谈几乎同时。这篇文章明显暗示这些徽章并不属于“卡廷事件”受害者。如果他们不属于，那为什么作为徽章所有者的警察们的身份还未被公开呢？

所有报道了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发掘工作终止的新闻文章，都声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推翻那里的波兰人是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射杀，而犹太人和其他民众是德国人射杀的历史共识。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证据都指明波兰人也是德国和其乌克兰盟友杀害的。所有的从2013年秋天以来的文章都彻底忽略了卡廷事件。

那些尸体在哪？

卡廷（科吉格里）处的大型坟墓是1943年被德国人、1943-1944年被苏联人发掘出的。而在临近特维尔（加里宁）的梅德诺耶以及临近哈尔科夫（Khar’kov）的皮亚季哈特基处的大型坟墓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发掘出来。在这些发掘中很难发现任何记录。

我能找到唯一一本书是神父Zdzisław J.Peszkowski所著——《……我看到了死亡之谷：从哈尔科夫到梅德诺耶到卡廷》(…I ujrzałem doły śmierci : Charków-Miednoje-Katyń. Śrem : Wydawnictwo Scriptorium, 1993)。在提及临近特维尔的梅德诺耶发掘现场的部分，他写道：

这是在梅德诺耶发现的最后的头骨——第226号。兄弟，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最后一位向我们大声疾呼的人。（82）

根据“官方版本”，有6311位波兰战俘被埋葬在这里，不算上其他可能被埋在这里的人。那么那些尸体哪去了？

除去在卡廷（科吉格里）发现的尸体，“官方版本”宣称了一场没有尸体的大谋杀。事实上“官方版本”宣称被射杀于加里宁—特维尔和哈尔科夫而埋葬于梅德诺耶和皮亚季哈特基的上千位波兰人的尸体根本就未被发现！他们据说被埋葬在这里，因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转运文件”记录下了他们从战俘营被转运到加里宁或哈尔科夫。从没有任何尝试试图识别他们的尸体，或甚至数数究竟有多少尸体埋葬在这些地方，抑或有多少身着波兰制服。

也没有任何试图通过DNA分析识别尸体的尝试。甚至今天，这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美国政府一直运用昂贵的DNA分析来鉴别摧毁世贸大厦的911恐怖袭击中所产生的人体组织碎片、骨骼、牙齿。显然波兰政府也可以通过这一技术识别波兰战俘的身份。然而他们甚至没有确定这些尸体的具体埋葬地！他们只是声称他们被埋葬在梅德诺耶和皮亚季哈特基，还有建造了大型的纪念物。仅此而已。

“卡廷大屠杀之谜”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个故事如何被建构，它如何随时间变得扑朔迷离。它如何成为历史上反共主义宣传的有力典范，以及它如何逐渐被掀开伪造的面纱。这个故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本迷人的书！事实上我们的所知已经足以写成一本书，因为大多数证据和分析都在波兰或俄罗斯人手中，并且大体上并不为众人所知。

“卡廷大屠杀”的基本推动力和目的一直很明确。它试图在其话语叙述中将苏联等同于纳粹德国，斯大林等同于希特勒。出于多种理由，这有助于反共主义者。它能够至少部分地，为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波兰在战争中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叙述，同时替大批帝国主义谋杀犯以及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所谓“自由世界”力量所带来的压迫提供辩护。

它的目的同时也是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以及纳粹主义相提并论。所有共产主义——当然包括中国革命。让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本质是邪恶的，这符合资本主义剥削的捍卫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任何工人阶级企图建立无阶级、共产社会的尝试，任何共产主义革命，都是道德败坏的，是堪比纳粹的。

我们有太多理由拒绝这一“官方版本”，这一被反共产主义者化约为所谓“权威说法”的版本。“专家已经认真地讨论并得出结论——一切挑战‘苏联有罪说’的证据和论点都是错误的。”这是他们需要或想要给予的唯一回应。他们不想让人们产生关于卡廷的议题还“未被解决”，“仍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的印象。因为一旦他们如此，整个“官方版本”将被瓦解。它是经不起推敲的。

你们能做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官方版本”是未被论证的。但是反共主义者仍旧无视并继续传播卡廷事件“已被证实”的谣言。事实仍然被无视。

反共主义者控制了教育和主流媒体——至少中国以外的媒体。我们仍然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尤其是你们可以做的事情：

*重写汉语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卡廷大屠殺

*重写百度知道：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190578/13095543htm?from_id=1834745&type=syn&fromtitle=卡廷大屠杀&fr=aladdin

*复印我的文章以及这次讲演。将它们放在网上令其广泛传播。

我将总结一下我的发言。

资本家从不厌烦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已死”，“社会主义已死”，“社会主义运动是邪恶的，像纳粹一样”，“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好且无法被超越的体制”，“俄国革命是‘人民的悲剧’”，“中国如果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变得更好”，“斯大林和毛泽东杀了数千万自己的人民”。

我们要永远记得这是错的！纳粹当然是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他们与今天的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同大于异。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杀害数百万人”。事实上斯大林从没犯下任何“罪行”！所有宣称他犯下罪行的言论都被证明是谎言。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也没有“杀害数百万人”。

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为着普通民众的解放而进行的最伟大的运动。我们不能忘了这个基本事实。

我们需要更多研究者去研究这些运动的历史。我们需要推翻所有关于它们的谎言，如“卡廷大屠杀”的谎言以及其他一切这样的谎言。

我们同样需要研究这些宏伟的变革运动去发现他们犯过的错误。所有人类活动都包含着错误：不存在也不会存在完美的运动。我们需要借鉴前车之鉴以便日后的前进发展。我们同样会犯错误——但会是“更高层次”的错误，如黑格尔、马克思和列宁所说。

同时我们需要学习和研究20世纪以来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可取之处，以便我们效仿。

人类的未来依靠于我们不断的研究和吸取经验。而这更主要取决于你们，今天的年轻人，在未来做这些研究。你们一定要为此努力学习研究技巧和外语。你们一定要深化你们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政治承诺。你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我非常希望你们能够将全部生命致力于此。没有比这更值得你们投入的事业了。

谢谢诸位聆听我的讲座。我期待在问答环节听到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璞玥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