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6年了。经过36年持续快速的发展，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对于社会发展中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把中国经济社会现在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归结为邓小平设计的错误。这是对邓小平改革发展理念和思路的误解或误读。这里，我想重点就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认识。

一

　　有一种说法：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反映出他的老年心态，经济上急于求成，过分强调高速度，只讲快不讲好，给今天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弊端。

　　这是对邓小平发展思路的一种严重误读。

　　实际上，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并非一直强调快。他设计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最初恰恰是从主张放慢经济发展速度的思路中逐渐形成的。

　　1979年初，邓小平首次提出必须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特点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思想。年底，他明确提出，中国到20世纪末只能建成一个不穷不富的“小康之家”。

　　小康目标的确定，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正确的起点。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反复地告诫人们，经济建设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要尊重客观规律。从1980年到1984年，他一直在论证小康目标的可行性，重点在帮助人们理清发展思路，避免重犯“大跃进”的错误。邓小平经过科学论证，力主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分两步走，用前10年的时间先打好基础，在稳的基础上实现翻两番、奔小康的战略目标。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邓小平开始提出我们可以发展得快一些，并逐步形成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构想。这是因为，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趋势初见端倪，中国的发展开始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持续快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使邓小平看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对新生活的极大热情，看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所产生的神奇力量，看到了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我们能够抓住机遇，持续快速大发展，如期实现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能性。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郑重地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了阐明这个目标的重大意义，激励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邓小平把发展问题上升到社会主义基本属性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的科学论断。

　　“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提炼，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出的一个要求 。对此，邓小平进一步论证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同上书，第377页）

　　这又是一个雄心壮志!一个目标，一个速度。从这两个雄心壮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提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匠心所在，也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这个论断的基本涵义。

　　首先，从属性上看，邓小平所说“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主要讲的是政治问题。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弱势的客观事实出发，论述的是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环境中，社会主义靠什么去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发挥并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命运与前途的大问题。讲的是大战略，硬道理、大道理，而不是经济建设的具体问题。应用到经济上，这个论断指向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宏观发展的一个大原则，而不是指具体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庸俗化地理解这个论断，更不能不顾实际地将之简单套用于具体的经济问题，具体的经济项目，以此作为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理论依据。

　　其次，就经济发展而言，说邓小平主张快，其实他主张的是抓住机遇，加速发展，这八个字要放在一起讲才准确。邓小平所强调的 “快”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辩证的。能快则快，有条件快的就千万不能丧失机遇，这是他强调的重点。他多次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你看，他从来就不是孤立地讲“快”的。他所列举的这些地方，都是有条件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在许多条件落后的地方，如四川、新疆、甘肃等地，他从未向当地的领导提出过快的要求。即使是对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他也总是不忘提醒人们“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376页 ）因此，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正确理解邓小平提出的这个论断，就应该像他那样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决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第三，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积累和存在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归结为快速发展的结果，更不能以此否定“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证是严密的，论述是周全的、科学的。发展速度，只是邓小平十分关注的一个方面，要了解邓小平的整个经济思想，应该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和掌握他的全部论述。实际上，对于经济上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发现最早，谈得最多，谈得最透。比如，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是他最早倡导全社会都要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资源，他提出过一个口号：“绿色革命”要坚持200年；是他最先提出自主创新问题，1984年他视察上海宝钢时就明确提出：“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61页）他最重视科学教育，不间断地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8页）这些话在《邓小平文选》中有很多，只要认真地读一读，对邓小平的误解就会消除。

二

　　有一种说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理念和政策导致了今日中国的两极分化。

　　这又是一种误读。

　　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的基本动因。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先后14次提出要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大政策定下来，都是在强调这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必要手段。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地域广大、千差万别的大国，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千方百计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劳动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寻求致富之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勤劳肯干、有经营能力的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群众走向富裕，这是唯一正确的捷径。在中国，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然后再解决发展起来出现的问题。

　　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一直放在心上。早在1985年他就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页）1988年，他提出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同上书，第277—278页）不久，他更明确地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和盘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同上书，第373—374页）他进一步归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上书，第373页）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的时候，要求全党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14年的探索，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怎样实现？他把时间表都排出来了。

　　一年之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思考和升华。他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后的嘱托。

　　毫无疑义，怎样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自然形成”的两极分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面对的一个课题。共同富裕问题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解决过的大难题，邓小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