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政工会议，习近平带领全军高级将领向毛泽东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缅怀，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对“非毛化”的一种拨乱反正。

　　11月6日上午，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少将，就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传递的政治信号、军队反腐、国家反恐等话题，接受凤凰网独家对话。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在罗援看来，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是在向中共传统回归。 “理想信念、红色元素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抹杀不了的胎记”，罗援说，以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旋律的红色文化，是提升民族精神的动力，应理直气壮地唱响。

　　罗援认为，此次会议还对困扰军队的“非毛化”、“非红化”、“非党化”、“非战化”和“非政治化”五种错误思潮，起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

　　从北京文艺座谈会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引发外界关注。在罗援看来，这两次会议一脉相承，传递出高层强化意识形态、抵制歪门邪道、弘扬新风正气、重拾党心民心的强烈政治信号，“不破不立，不把歪门邪道破掉，就无法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罗援称,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情况下，很多问题不动不行，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这才有习近平大刀阔斧地恢复传统，整饬军纪，“这一切都有现实的迫切性”。

　　罗援还向凤凰网披露了刘源举报谷俊山贪腐幕后，刘源等人以党委的名义举报谷俊山贪腐问题，却遭遇谷及其背后力量抵抗。罗援告诉凤凰网，正是总后勤部原部长廖锡龙和刘源犯颜进谏，以宁肯丢乌纱帽也要拿下贪官的气魄，再次上报谷俊山问题，才打开军队反腐突破口。

　　凤凰网主笔：陈芳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的四层深意

　　凤凰网：时隔15年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再一次召开，且由习近平亲自提议在古田召开。而85年前的古田会议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这次会议被视为决定了中共和中国军队历史走向。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也被称为“新古田会议”。此次会议具有怎样的深意?

　　罗援：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选在古田这样一个奠定我军思想政治工作原则、确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地方召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具体来讲就是：回归传统，破解“五非”，重振士气，锻造军魂。

　　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确立了党对军队工作的绝对领导。应该说，前一段，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优良传统曾一度有所淡化，此次会议选择在古田召开，是在重温党的历史、回归党的传统。我看后非常振奋，感觉老红军传统回来了，人民子弟兵的传统回来了。

　　其二，新古田会议破解了近些年困扰我军建设的“五非”迷思，即“非毛化”、“非红化”、“非党化”、“非战化”和“非政治化”，起到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作用。

　　三是重振士气。对现在军队中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比如贪污腐化、用人不公、弄虚作假等现象，全军指战员是深恶痛绝的。这次会议开得顺军心、得军心，特别是以军纪军法惩处徐才厚这样的高级军官深得军心。同时，这次古田会议也是对外界恶意攻击抹黑军队的一次回击，证明我们的军队仍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力量。让军人找回了荣誉感和尊严。

　　四是锻造军魂。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军队凝神聚气的灵魂。通过这次会议全军指战员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在中央军委的号令之下，大家发自内心地对习主席的重大战略举措拥护、支持，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只要军队稳了，我们的国家就会稳定，实现中国梦就有了安全保障。

　　凤凰网：此次参会人员，包括四总部领导，大单位主要领导和政治部主任，军委办公厅领导，副大军区级和军级单位政治委员，总部和大单位机关有关人员，以及公安部有关领导。从参会人员上来讲，规格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罗援：这次四总部、各大单位军政主官和各大单位副职以上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及军级政治委员悉数到会，特别是这次还有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参加，等于是国家机器的强力部门都参加了，从总部机关一竿子插到集团军，减少了传达层次，保证了会议的原汁原味。而且枪杆子、笔杆子，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使文武之道都聚集到军队工作中心，形成合力。

　　文艺座谈会到新古田会议传递的政治信号

　　凤凰网：从北京文艺座谈会到新古田会议，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清晰的坐标，将这两次会议结合起来看，透露出的是怎样的政治信号?

　　罗援： 文艺座谈会和新古田会议，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一脉相承的。传递了以下几个政治信号：强化意识形态，抵制歪门邪道，弘扬新风正气，重拾党心民心。

　　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现在一提意识形态，有人就认为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意识形态逐渐被淡化，很多人不敢在这方面发声。你淡化，人家却在强化。看这几年意识形态领域乌烟瘴气，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警觉吗?习近平执政后，讲理想信念、讲共产党的党性原则，理直气壮，敢于担当，坚持真理，纠正错误。

　　这两次会议传递的第二个信号就是要抵制一些歪门邪道。现在有很多低俗、庸俗、黄色、黑色的东西，沉渣泛起，让曾经打江山的老一辈和随同打江山的人民群众痛心疾首。不破不立，不把这些东西破掉，就无法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两次会议都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虽然讲的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但不是形式主义的官话、套话，而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言语，包括会风、文风、工作作风。就是要弘扬正气，唱响主旋律，聚集正能量。

　　最后一点，意在重拾党心民心。正是由于一段时间内我们党确确实实出现了问题，全党、全军、全民，都是忧心忡忡。习近平敢于正视矛盾，而且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臂的气魄和胆量予以纠偏，重新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很多问题不动不行了，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这才有习近平大刀阔斧地恢复我们的光荣传统，整饬我们的军纪，确保军令政令畅通，这一切都有现实的迫切性。上层建筑的改革和经济基础的改革必须成龙配套，相辅相成。

　　新古田会议是对“非毛化”的拨乱反正

　　凤凰网：你提到目前困扰军队的“五非”迷思，对军队的影响有多大?你认为这“五非”迷思是怎么来的?

　　罗援：一是“非毛化”。现在有人对毛泽东在我军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提出质疑和非议，通过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虚化历史，试图在我军建设中“非毛化”、“去毛化”、“妖毛化”，动摇我们建军的根基。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是一个人的成果，是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至今仍是指引我军打胜仗的不二法宝，西方国家有人曾经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不管此话是真是假，它反映了许多人的心声。一些人对毛泽东指指点点，除了别有用心，就是不自量力，让他们来指挥一个小小的战斗，恐怕都会一败涂地。当然毛泽东晚年犯了一些错误，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给予了评价。表现了我党有自我纠偏的能力，何必再翻历史的旧案?这次政工会议，习近平带领全军高级将领向毛泽东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缅怀，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对“非毛化”的一种拨乱反正。

　　二是“非党化”。现在有些人提出军队国家化，实际上是想让军队摆脱党的领导，他们下一步的图谋就是实行国家多党制，从而使共产党大权旁落，这势必造成中国的混乱和社会的分裂。我们的军队之所以非国家化，是由中国政治体制决定的，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度统一。我们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党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此可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国家对军队的领导，并不矛盾。“军队国家化”，对西方国家适用，但对中国并不适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走西方的老路?以前，我们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由胜利走向胜利。将“军队国家化”，说白了就是“西方化”，军队还能否打胜仗，我们没有见到实践的检验，我们看到的只是前苏联的解体。因此，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鞋子原理那样，我们穿着自己的“解放鞋”走得很好，为什么一定要换上别人的高跟鞋?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会有许多坎坷，我们只要根据新情况，把鞋带松一松或紧一紧就行了，但没有必要换鞋子。

　　三是“非红化”。现在有些人“谈红色变”，有些人认为以前的光荣传统过时了，还有一些人一提“红色”就认为是回到文化大革命了，就认为是“左倾”回潮，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不能因为个别人的某些做法就因噎废食、谈红色变。我们这支军队要牢记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能忘本!理想信念、红色元素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抹杀不了的胎记，你想规避也规避不了。试图将军队的本色淡化、杂化，只能使人民的军队变质变色。以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旋律的红色文化，是塑造我们军队软实力的基本内容，是提升民族精神的动力。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畏首畏脚，应该理直气壮地唱响红色文化主旋律。

　　四是“非战化”。因为和平时期长了，有些人对军队的根本职能在认知上发生了偏差，认为和平时期应该建和平军，再提打仗就是违背时代主题。笑话，军队不准备打仗，留着军队干什么?任何军队都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中坚力量，我们不能被和风吹得游人醉，军队还是要叫响准备打、能打仗、打胜仗的口号。

　　最后是“非政治化”。军队当前出现的种种歪风邪气，特别是徐才厚的问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思想政治工作这根弦放松了。正如习主席指出，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体系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存在漏洞等教训，认真研究怎么认识、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要根据新的形势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军队的忠诚度、纯洁度和硬度。

　　这五种错误思潮的流行，在我看来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渠道：一是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捧杀或者棒杀，造谣生事，煽风点火;二是数量不多但影响却很大的网络大V，他们当中不乏“反党、反军、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和英模人物”的“五反分子”;三是一些地下非法出版物，肆意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老一代革命家的形象，实际上是想动摇颠覆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四是一些无良学者，打着为民请命、学术争鸣的旗号，蛊惑人心，对党的历史和政策进行诽谤、抹黑;五是通过释放“糖衣炮弹”或推销“心灵鸡汤”，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意识形态的灌输。

　　强调军人有血性针对的是“四和”论调

　　凤凰网：习近平上任之初就提出能打仗、打胜仗，在这次古田会议上也特别提到把战斗力标准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提高军人的血性。强调军队战斗力，针对的是什么现象?

　　罗援：这次习主席讲话提到，要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首次把“有血性”作为塑造新型军人的标准之一。这实际上和习近平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军队要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是一致的。

　　强调军队的战斗力，主要是针对当前的“四和”现象：和平麻痹、和平主义、和平建军、和平演变。

　　和平麻痹，就是一些人对我们周边的安全环境过于乐观，对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对我国安全构成的威胁，或者视而不见，采取鸵鸟主义政策;或者掉以轻心，没有忧患意识。在思想上放松警惕，在心理上不设防。

　　和平主义，这里特指泛和平主义，或者叫绥靖主义。认为什么问题只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否则，就大逆不道。完全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反侵略战争和侵略战争的本质区别。实际上，和平主义只是一种理想态的一厢情愿，在霸权主义存在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只有有备才能无患，只有能战方能言和。这就是和平与战争问题的辩证法。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争取和，准备打。

　　第三是和平建军，和平时期四平八稳建设军队，怕出事故、怕担风险、怕负责任，报喜不报忧，把部队的棱角、血性全都抹平了，变成了毫无斗志的小绵羊。

　　前三个“和平”，还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和平演变则是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问题，西方透过不健康的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军队进行腐蚀，军队前一段暴露的贪腐分子和一些变节分子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凤凰网：如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罗援：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我觉得有七点：

　　一是以作战为牵引，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二是引入对抗思想，瞄准假想敌，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摔打部队;三是把战斗力标准作为衡量部队各项工作的硬指标;四是强军必须强将，要把一门心思谋打仗、会打仗、敢打仗的血性干部提拔到关键岗位;五是绷紧战备弦，枕戈待旦，确保一声令下，开得动、打得赢;六是加强战斗精神教育，确立“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当排头兵、打头阵”;敢于亮剑、善于亮剑的战斗精神;七是军队各项工作，包括军事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工作、装备建设工作，都向能打仗、打胜仗精确聚焦，形成合力。

　　刘源廖锡龙举报谷俊山打开军队反腐突破口

　　凤凰网：你提到刘源在军队反腐中以“乌纱帽”相搏，刘源查处谷俊山案件背后面临哪些阻力?是如何拿下谷俊山的?

　　罗援：一些细节现在还不便披露，但随着徐才厚和谷俊山的案件曝光，可以感觉到军内健康力量和丑恶力量斗争的严峻性。毕竟健康力量是占主流的，军魂仍在，军心未泯。军队有一大批像刘源这样对贪腐深恶痛绝、对党绝对忠诚的卫士。

　　说实在的，凭刘源的家庭背景和大军区正职，官拜上将的地位，他完全可以独善其身，但是他眼里揉不进沙子，以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态度，率先向军中贪腐开炮。

　　刘源和总后勤部党委一班人，以党委的名义举报谷俊山的贪腐问题，没想到谷俊山在某些人的指使下反而很猖狂，说“我后面也有人”。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的廖锡龙听到这话震怒，说“我廖锡龙上过战场，死都不怕，还怕一个贪官?”刘源当时也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说“我刘源没上过战场，但也死过几回，活过几回。我宁可乌纱帽不要了，也要拿下这个贪官!”他们再次上报谷俊山的问题，终于邪不压正，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打开了军队反腐的突破口。

　　凤凰网：打掉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军中大老虎后，针对高级将领的军内反腐是不是到此为止?

　　罗援：习主席讲要一查到底，彻底肃清徐才厚案件的影响，查到哪级是哪级、查到哪个人是哪个人。中央讲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从对周永康、徐才厚的处理来看，是说到做到。我认为反腐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四中全会以后，将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加大执法力度，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

　　凤凰网：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到外界关注的徐才厚案，称要“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徐才厚、谷俊山案件的教训有哪些?下一步军内反腐的方向?

　　罗援：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几个教训：

　　一要从严治军，必须从高级干部抓起。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二要加强监督体制，包括上下监督、内外监督，巡视制度要常态化、暗箱化。

　　三要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制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敢于撕破情面，敢于“拉袖子”。

　　四是完善用人和财务制度，沿着徐才厚和谷俊山的犯罪路线图寻找漏洞，做到亡羊补牢。

　　最后，要实行问责制。今后下级军官提拔，要由上级主要军官推荐，干部部门考核，党委集体认可。一旦任职干部出现问题，负责推荐的主要领导干部、政治机关和本级党委要追究责任。

　　四中全会后，军队建设会更注重于制度和法治建设，将权力和“钱袋子”规范在法律制度的笼子里。

　　如何重塑年轻军人理想信念

　　凤凰网：习近平特别强调理想信念和干部军人的价值观，新古田会议很重要的一点是解决从哪里来，包括王岐山反腐的思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最终落脚点在“不想腐”，说到底最终要靠自律。我们现在是一个多元社会，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度约束是根本。怎么理解这二者的关系?如何重塑新一代军人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罗援：理想信念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理想信念是灵魂，是精神支柱。一个人必须要有精神，否则只能是行尸走肉。但精神也需要制度保障。当年我们的老一代革命家，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保持军队永不溃散，英勇善战，主要是靠理想信念，同时也有制度的保障。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以及此后的历次军委会议，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政治制度，成为军队永不溃散的强有力保障。

　　但我认为对军人来说，理想信念尤为重要。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常讲一件事情，我回老家四川广元参加红军入川作战80周年纪念大会时，特地谒拜了巴中市的红军烈士陵园，你往那里一站就是心灵上的震撼和洗礼。白花花一片，几万个墓碑，几乎都是无字碑，这些红军烈士牺牲的时候都很年轻，比如我父亲参军时只有十五六岁，和他一起参军的23个小伙伴，等到新中国成立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一位小伙伴在临牺牲前对我父亲交待，“罗青长，把红旗插遍全中国!”就是这句话激励我父亲走完了革命征程。那些红军烈士们，一无所求，就是为了理想信念，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人家一天都没有享用，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面对这些先烈，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把工作搞好?还有什么脸面搞贪污腐败?

　　但是也要看到，不管现在社会上对军队有什么样的议论，在最危险的时候，冲在一线的还是人民子弟兵。汶川地震时，我看到一支部队把自己的臂章改了，改成铁军，一般来讲这是不符合军队规定的。这支部队就是我们的王牌部队127师(原来的叶挺独立团)。我当时非常激动，感到这就是一种无形的战斗力。想到铁军，每个将士都会冲到第一线，不负铁军殊荣;民众也会有一种信赖和希望，知道解放军的王牌部队上来了，有救了。

　　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绵延不断的血脉传承，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现在要干什么，这里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历史传承，这是我们这支军队特有的无价之宝。假如军队非党化后，这段历史将出现断层。

　　现在怎么样凝聚军心，如何重塑军人的理想信念，如何让年轻军人接受光荣传统，怎么做好今天的政治工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全新的课题。单纯的说教做不到，生硬的灌输可能适得其反。一定要考虑如何适应网络时代的新特点，以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入耳、入脑、入心。

　　对国家反恐的五条建议

　　凤凰网：面对暴力恐怖威胁，国家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即将出台。在国家反恐方面，作为军人，有怎样的建议?

　　罗援：首先，要界定恐怖的定义，明确谁是我们的打击对象。恐怖主义有三个要素：采取极端手段，滥杀无辜，造成社会恐慌。凡是符合这三大要素的都是恐怖主义，不能采取双重标准，杀死美国人的就叫恐怖主义，杀死中国人的就不叫恐怖主义，就往民族宗教问题上扯。

　　其次，反恐要有准确的情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有了情报才可以进行稳、准、狠的打击。而且可以防患于未然，将恐怖活动扼杀在苗头中。如果出了事，再反恐，已经造成损失了，而且恐怖主义分子也已经达到目的了。

　　此外，对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要进行精确打击，不能扩大化。要严格区分恐怖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

　　最后，要把专业力量和民众力量结合起来。反恐以专业力量为主，需要组建专门的反恐突击队，配备专业反恐器材和自卫武器，人员要进行反恐训练。民众的力量主要是提供线索。我不太主张让大妈戴红箍上街，不如把复转军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由公安部、民政部统一指挥的安保公司，吸收复转军人，既解决就业问题，又能发挥他们的特长，而且这些人绝对忠诚可靠。现在一些地方把复转军人作为维稳对象，错了，他们应该成为维稳、反恐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