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革命说几句话
我们这一代是生活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就是奥威尔讲的“和解”。这种“和解”,其实是和而不解,就像电影中的场面:两人同时拔出枪,冷枪顶着热脑门,谁也不肯放下。
冷战的结局是什么?是同时开枪,同归于尽?还是同时扔掉枪,实现全面和解?是一方扔掉枪,被对方打死或束手就擒?还是拿枪的逼扔枪的重新捡起,继续玩前面的游戏?
目前我们看到的,不是前两种,而是后两种。
这个时期,现在叫“后冷战时期”。冷战时期是和而不解,后冷战时期是解而不和。后冷战是冷战的延续,我们只是看见个头。
革命正在被遗忘,就像拳击手死后的动物农场,变成荒诞的故事。今天重读奥威尔,我想为革命说几句话。
(一)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阿伦特说,战争是老词,革命是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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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曾经是个神圣的字眼儿,不仅是20世纪,也是17--19世纪。
回首20世纪,前后两半,对比很强烈:上一半,世界只发生过两件大事,两次大战逼出两次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左翼风靡世界;下一半,是冷战改变世界,世界告别革命,右翼卷土重来。
有人说,革命不合法。我很奇怪,革命还有什么合法?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有之,请自嗣同始。”
(二)战争与革命有不解之缘。
阿伦特说:“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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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战争有不解之缘,她说对了。尽管,她关注的是两者都使用暴力,暴力给人类造成太多灾难,让她感受不自由,莫大痛苦(她是德籍犹太人,避祸逃美,思考原点是反犹主义)。
战争是资本主义的DNA。西方的军事传统,不但有500年的一贯逻辑,还保留了古典时代的野蛮(穷兵黩武,奴隶比例最高)。这是他们的祖坟。
革命是战争的解毒剂——虽然革命也有毒,它们都沾血带污。
抗日战争,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斗法,缠绕纠结,纷纷纭纭,绝非书生所能解,但抗日战争成就了中国革命,这点毫无问题。
(三)要骂革命,先骂战争。
近五百年的西方战争史,绝对是一部罪恶史。原罪可以原到最初的殖民战争,基本方式不变,基本逻辑不变,特点就是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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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美国,打仗成瘾,不打仗不能活(民主、共和两党都打,所有总统都打,除了越战结束后的卡特)。1990年到现在,这18年里,美国一口气打过四场仗: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到最后一步,大家想不起越南战争(当年,无论左右,谁都反)。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很多“文明人”都投票支持过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就像希腊公民,以为战争是民主的延伸(战争与民主有不解之缘),正像奥威尔说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西方人的傲慢和自私,几乎毁掉了这个世界。
这四次战争,没有一个干净。反战是唯一的正义。
(四)中国革命,前仆后继,反专制是一面大旗。
中国历史,专制主义很发达,梦被西方打破,乃有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走向共和,是反专制;北伐战争,打倒军阀,统一南北,是反专制;抗战胜利,共产党用武力赶走国民党,是反专制;现在提倡民主化,也是反专制。一切都顺理成章。虽然,反和被反,经常具有对称性,我们的反专制,老是用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仿佛交叉感染。这是由残酷的环境所决定。
(五)专制是革命的对立面,但革命也会造成专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要特别声明,人民有推翻暴君的权利。欧洲革命后,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当时,还有很多复辟活动发生,保守势力也有长期的延续。专制主义,即使在革命成功后,也有很多变种,包括革命的专制主义。
辛亥革命后,中国南北对抗,北方是前清帝制的复辟势力和武夫当国的北洋政府,代表保守势力;南方是国共两党,代表革命势力。由于新旧势力找不到妥协的办法,所有政治势力,全都诉诸武力和强权,被人称为“武化革命”(许倬云)。谁都无法否认,正是因为反专制,不能没有集权,特别是过渡时期。孙中山看得很清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到位。在他看来,起码要分三阶段(军政、训政和宪政),头一段就是专制。马克思讲三阶段,头一段也是专制。
革命也会造成专制,有什么奇怪?法国革命革出一个拿破仑,中国革命也革出一个袁世凯,道理一样。陈伯达写过《窃国大盗袁世凯》。袁世凯是历史上的王莽吗?不是。他和蒋介石一样吗?也不一样。当时,很多政客都想推他出来当皇帝。
拿破仑是个复杂人物,他是个“革命皇帝”——革命革出个皇帝,太讽刺。拿破仑的专制,一般叫“波拿巴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专制主义。当时,“极权主义”的概念还不存在。
革命的专制主义也要反。
(六)革命是为了什么?
西方革命,有个深人人心的概念,革命是为了自由。阿伦特说,自由才是衡量革命的唯一标准。她说的革命,太干净,一不能沾暴力,二不能沾专制,这样的革命哪儿找?
现在的世界,革命革伤了,革命革怕了。大家都说,英国革命好,美国革命更好,法国革命糟,俄国革命更糟。美国远离欧洲大陆,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白人畜奴,有人替他们干苦活,独立之后,什么君权教权、阶级矛盾,全都可以绕过去,多好。但这是特例,全世界没有第二家。
阿伦特说,革命不是造反叛乱、以暴易暴,而是秩序的重建:法国革命,无法无天,革命革到不自由,不如美国;美国学英国,光荣革命不流血,先为自由立规矩(与保守势力妥协),所以没有混乱,没有导致新专制。这是先自由,再解放。她甚至从语源上考证,革命的本义就是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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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才是真革命。
有趣的是,中国的革命之父孙中山说,中国革命是因为自由太多。庄士敦(溥仪的英国老师)闻之,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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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不解?就是因为有上面的定义。
孙中山说的自由,是清室逊位后,中国面临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在他看来,没有权威,不能结束这种混乱局面。我国的革命,用阿伦特的标准衡量,肯定最糟。但即使这样的革命,也是追求新秩序。
(七)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
革命,求自由而得专制,是很多人害怕革命、远离革命的原因。但真正的革命和战争类似。没有高度集权(哪怕是由议会授权),就没有战争。没有高度集权,也没有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就像不流血的战争,好是好,就是太少(认真讲,是根本没有)。
权力集中就一定不好吗?答案似乎很肯定。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体制,福利国家的计划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镇压敌对势力,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大部分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它们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环境,把所有的集权都搅成一锅粥,统称为极权主义,特别是等同于法西斯主义。
中国革命,是为了救亡图存(西方统称为“民族主义”,他们的逻辑是,义和团是“民族主义”,八国联军才是“国际主义”)。虽然在欧洲革命的谱系中,这种革命没有位置,流血太多,代价太大,但统而观之,通而观之,仍然很伟大。这不是国共两党哪一个人的功过问题,而是这个民族的功过问题,整个上一代人的功过问题(功过往往在一块儿,人不是蛋糕,没法拿刀切)。
(八)中国革命,不容诋毁。
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有个共同体会,让他们刻骨铭心:西方列强一向操纵落后国家的政变和内战(今天也如此,特别是美国)。它们支持的都是“弱国中的强者”,认定强者才能代表利益和秩序。这是西方列强的游戏规则。强者经常换,但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各国的保守势力。
革命的老师并不支持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为什么会“一边倒”,道理很简单:北伐,只有苏联支持;抗日,最初也只有苏联支持。1937--1941年,长达4年,英、美都在看热闹。
早在抗战胜利前,美国就已看出国民党的腐败(他们考察过延安,有对比)。战后,机会均等,命运的天平更倾向国民党,但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自己丢了天下,为什么?
1950年,自由主义作家林语堂曾抱怨,“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s.o.b(狗崽子son of bitch的缩写)合作?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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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不是什么谜团。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世界”的代理人,他们代表的并不是本国的民主,而是强国在海外的利益。从巴蒂斯塔、吴庭艳到萨达姆,向来如此。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另一种解读。
21世纪,时光逆转,历史倒读,好像什么都可以翻案,但中国革命的案不能翻。
中国革命,不管是谁,不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所有人的愿望有共同指向,一是摆脱列强瓜分,二是结束四分五裂。先解决挨打,再解决挨饿,其他问题慢慢来。
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巍然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一百年来,所有为中国革命捐躯的烈士(从秋瑾到江姐)永垂不朽!
李零,北京大学教授。此文节选于《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之“读《动物农场(三)》”。《动物农场》及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1950)的重要著作。
奥威尔是一种现象,不他的《动物农场》是一部成人童话,对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左右翼很有帮助,对理解当下的左右翼也很有帮助。
乔治·奥威尔(
作者以“动物农场”和“人类农场”相对,代表冲突之两极。“动物”是受侮辱受压迫起而反抗的一方,“人类”是它们的对立面,试图围剿和消灭它们的一方。“动物农场”指社会主义国家,“人类农场”指资本主义国家。
读《动物农场》(三)
奥威尔的书,《动物农场》和《1984》,共同主题是批判极权主义。什么『叫极权主义?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古代东方有很多大国,没错。这些大国很专制,也没错。但很长时间里,欧洲历史学家对这些文明古国,少所见,多所怪,以为只有他们的小国寡民才叫文明,以为只有他们的松散联合才叫文明,这是颠倒黑白。
近代欧洲,他们的地理知识有长进,但文化偏见没有变。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历史学家沿袭了古典时代的偏见。他们把西方炮舰所及的整个东方,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从古老的波斯到古老的中国,全都装进同一概念。这一概念就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十足的历史混沌,它是一堆既模糊又混乱的印象:土地国有制和村社组织,大河灌溉和水利社会,绝对专制和普遍奴隶制,没有法律,没有贵族,还有早熟、停滞,等等。
黑格尔使用了这类概念。他把整个东方,叫做“暴政的舞台"。
受黑格尔影响,马克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虽然他关心的并不是“暴政”。
今天,我们都已知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陈旧过时的概念,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很多“特点”不能成立。这一概念,经过近百年的研究,“日凿一窍混沌死”,已经寿终正寝。
专制主义只是东方的特点吗?并不是。东方,很多国家,早就是大地域国家。这不能叫野蛮,只能叫文明。更何况,西方大国有专制,东方小国有民主,双方都是既有民主,也有专制。西方民主、东方专制的历史虚构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近代反专制,说我们反对的是“封建专制主义”,这是误用西方的概念。
研究中国历史,同期比较很危险。我们要知道,中国和欧洲,从起点上就很不同,它们在时间上有很大错位。
第一,中国从很早就是大地域国家,君主制很发达。早期民主制,很难查考,没有,不必找。要找,只能到蛮荒之地。蛮夷列传诸蕃志里,汉族以外的地区倒是有。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好像很重视民,但这是“事后诸葛亮”,越是大讲“民贵君轻”,越是说明民太轻。现代民主制,不管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都是外来。两于多年来,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中国只有君主制,没有民主制。
第二,中国从很早就是中央集权的大帝国。这种大一统,两千多年不变,每个王朝都是两三百年的连续体,和欧洲对比很强烈。西周时期,我们也有封建,但不同于欧洲封建。朝代和朝代之间,有异族征服,异族多被汉族同化,接受的是汉族制度,也不一样。中国有专制可反,无封建可反。
第三,我国的帝制,从一开始,皇帝就有绝对权力。他把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众多民族(ethnic groups)纳入同一个版图,类似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政教分离,宗教被国家控制,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也类似宗教改革后的欧洲国家。这样的国家,有君权可反,无教权可反。
中国的大一统国家,亚历山大的帝国和罗马帝国没法比,中古时期的帝国也没法比。它更像欧洲历史上的绝对君主制。欧洲绝对主义,高峰是18世纪。难怪当时,欧洲各国,群拜康、乾为榜样。这段蜜月期,很让国人自豪,但19世纪和20 世纪,随着他们崛起,我们衰落,反被他们骂,就连老学生日本都骂(日本的现代化是个例外,它是从封建制直接进入现代国家,欧美特喜欢)。
近代中国是在骂声中长大。别人骂,我们自己也骂。
我还记得,“文革”后,中国的志士仁人痛感中国落后,对“封建专制主义”曾力加挞伐。他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把极权主义等同于绝对主义,把绝对主义等同于历史上的暴君,老是分不清古代和现在,放着眼前说天边。当时的大家,真是骂昏了头,明明是眼跟前儿的事,什么都赖秦始皇。现在倒好,自从有了盛世感,康、乾又成香饽饽,大家特别健忘。
长期以来,“专制一锅粥”,“民主一锅粥”,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特别是,他们对西方的民主神话深信不疑,还以为专制主义是中国特有的传统。
这个酒劲儿应该醒醒了。
[1] 汉娜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 汉娜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 参见拙作《读<剑桥战争史>》,《花间一壶酒》,第47-83页。
[4] 汉娜 阿伦特:《论革命》,第30-35页。
[5]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59-60页。
[6] 参见钱锁桥:《林语堂眼中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书城》2008年2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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