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军事家，也是当代伟大的国际战略家。作为新中国的奠基人和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非常重视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创建了新中国的新型外交。从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的27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700多次会见了党和政府邀请的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各界人士，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阐明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为新中国国际战略的确立，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新局面的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奠定了我党同外国党发展关系的原则基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党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工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奠定了新中国国家关系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东方被压迫民族人民民主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也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正值东西方冷战风起云涌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实行野蛮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政策，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正确估量新中国面对的困难和帝国主义的打压封锁的基础上，作出了新中国在外交方面实行“一边倒”，即同社会主义各国全面合作的战略决策。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的良好的党际友谊，加之相同的政治制度基础，使我国与这些国家的国家关系得以迅速发展。新中国成立第一年，我国即与苏联、保加利亚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家关系的发展又要求我党同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进一步加强往来。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组织，也希望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他们纷纷要求同我党建立和发展关系。我党也需要加强同各国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联系，为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建国不久，毛泽东即出访苏联，并于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扩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

为适应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家总体外交发展需要，争取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支持，中央决定成立专门的对外工作机构。1951年1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正式成立，王稼祥同志任部长。当时的中联部主要负责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络与交往工作。作为新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对外工作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和新中国外交的顺利开展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时，来自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到会祝贺，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他们走了很远的路程，来到我国，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支持！”会后，党的对外工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国庆10周年时，应邀来参加庆典的有61个外国党代表团。这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两次大检阅。党的对外工作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执政，当时我们党同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对国家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党还非常重视并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共产党、亚非拉地区的民族民主政党和组织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以配合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为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到50年代末，同我国建交的只有31个国家，而那时我党已同世界上8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了联系，并同近百个国家开展了民间友好交往，党的对外工作成为我们了解世界、走向国际舞台、宣传新中国的重要窗口。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此时的中国外交主要就是政党外交，通过政党外交，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从1957年2月到1965年7月，中国又先后同23个亚、非、拉国家建交，并同周围一些国家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60年代与亚非拉国家政党的交往以及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运动，更为我国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70年代末，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猛增到113个，其中许多都有政党交往积累的背景。

面对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新中国外交和作为执政党的对外工作如何开展，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成功地指导了这一历史转变。党际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为打破西方孤立和封锁，改善国际环境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二、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理论进行了总结概括。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内容、作用与深刻影响的认识，也会不断地创新与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对作为民族精神支柱的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理解，将是多角度和多层面的。我们这里着重要讲的是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战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处理共产党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党际关系的重要思想。从中联部保存的档案资料看，毛泽东会见了大量的党宾，有许多丰富的内容。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方面具有独创性的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虽然有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总的来说是顺应国际政治经济潮流和国际形势及世界格局变化的，也符合国内政策的需要。主要内容有：

1、毛泽东一贯主张，各国党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能照搬外国模式。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由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参加的共同事业，各国情况千差万别，而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因此，各国政党始终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在本国的具体运用问题。总结中国共产党数十年革命斗争的深刻教训，毛泽东指出，我们犯过错误，犯过和中国情况不相结合的错误，叫做教条主义，使得革命吃了亏，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使革命吃了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各国的情况不同，只有将其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在科学对待马列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各国有各国不同的面貌和特点，各国有不同的具体办法来解决各自的问题。外国的经验只是作为参考，不能照搬照抄。1962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讲，我们中国经验的某些方面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但要根据你们具体情况来决定你们的方针政策。1967年，毛泽东在同外国党学习团谈话时再次强调，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不讲中国的事情，最好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这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把这个原则与你们国家具体条件相结合起来，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应创造自己的经验。

2、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和国家都要独立自主，反对革命输出输入，反对强加于人。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和基石，也是党际关系的首要原则。毛泽东认为：一个革命政党，不仅对于国际情况的了解是不容易的，而且对于本国情况的了解也是不容易的。要经过很长的斗争实践，才可能逐步制订出正确的纲领。讲到具体政策，就更复杂了。这必定要由自己解决，任何人不能替代。因此，“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不通过自己的路线，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手，而靠别国帮助就不行。别国帮助太多是不好的，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帮助为辅。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犯错误是各国同志自己去犯，成绩也是各国同志自己的成绩。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包括犯错误的经验在内，各国共产党就能形成适合本民族的一套马列主义方针，使普遍真理和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样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不这样是不行的。1954年，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讲，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1960年，毛泽东同来访的外宾讲，什么都靠别人有时靠不住，一家内的兄弟有时也靠不住。要有志气，有干劲。

3、毛泽东认为，党与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都要平等相处，坚决反对老子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20世纪50年代以后，针对苏联大国、大党主义有所抬头的情况，毛泽东坚持认为，无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协商而强加于人，强加于人不舒服，兄弟党之间就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他在尽力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前提下，为争取各党平等地位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和斗争。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共与苏共交换意见时严正指出：苏联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即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平等。1957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一方面为顾全大局，加强团结，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批评了国际共运中存在的“父子党、猫鼠党”现象，多次谈到了各党应平等相处的问题，赢得了与会其他党的普遍赞扬。进入60年代以后，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毛泽东继续坚持党际之间平等相待的原则。1961年，毛泽东同外宾谈话时讲，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外国援助、帮助是可以的，但不能干涉内政。经济上不能听单方面指挥，政治上更不能强加于人。他说，共产国际的后期用干涉内政的方法，直接指挥各国党是不利的。他们长篇大论地替各国党制订纲领，一次又一次，再一次，三一次，就没有看见灵过、正确过。现在各国都独立自主，不干涉内政，这样就比较好。他指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4、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政党之间可以求同存异发展合作。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支持和帮助。党也好，国家也好，总是朋友越多越好。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他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同国外的同志、朋友谈谈。连敌对的人，我也见见谈谈。”1954年，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完全可以合作。如果丘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我们也愿意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同年，在会见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的工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不能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1957年，毛泽东会见苏共首脑时讲，对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来讲，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更多地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1959年毛泽东在会见某国领导人时说，你们大概不信仰共产主义，你们信仰你们的，我们信仰我们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点，可以合作。

5、毛泽东深刻指出，党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是不同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就陆续提出了关于党的关系与国家关系思想。他指出，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政府是以别国的政府或国际组织为对象来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来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以政党为对象的。发展国家关系不应以党际关系的有无、好坏为前提，不应以党际关系干涉别国内政。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政府总理吴奈温时说：“我们只讲和平共处……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当不同党出现矛盾和分歧时，毛泽东主张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五六十年代，当我党与南共、苏共关系恶化时，毛泽东曾几次指示，原则争论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当保持、改善。1973年，我国同美国刚建交不久，国家关系的发展处于比较重要也是比较敏感的时期，毛泽东仍然没有因为国家关系的变化而将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等同起来。他同某国总统谈话时讲，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们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尼克松总统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就说，大炮还是要放的。1975年，毛泽东同泰国总理科立谈话时更明确提出，国家是国家的关系，党是党的关系。

这些重要谈话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思想的一个生动记录。由于大多是会见时的即席谈话，语言就更加生动，更活泼，更透彻，更能打动人。就这一点来说，对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他独特的价值。

毛泽东党际关系思想，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出发，解决了我党开展对外工作的目标、方针、原则、手段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并有效地打开了外交工作的突破口，为巩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赢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思想也是以后形成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本来源。这些重要思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国内的专家和学者的论著中，很少将毛泽东的党际关系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全面的。这些重要思想不仅有历史研究价值，而且有现实借鉴意义。

三、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外交思想和实践的智慧结晶

在国际共运史上，各国共产党由于对党际关系存在不同理解，相互关系曾经严重扭曲。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共运发生了大论战和严重分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国际共运内部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随着国际共运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我党同许多外国党的联系陷于中断。“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对外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党的对外交往范围日益缩小。至1976年“文革”结束，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断绝了交往。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长期领导党的对外工作，亲身经历过国际共运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重大斗争，与世界各国政党的领导人有广泛的交往，积累了党际交往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和正确的原则。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缜密、透彻的分析研究，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把党际关系放在我国整体对外关系的全局之中，对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论阐述，形成了邓小平关于新型党际关系的完整思想，主要有：关于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即“新的、健康的友好关系”的思想；关于各国党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的事情，而不是根据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其他党的意志办事的思想；关于按照实践标准，而不是以某个党的自身经验来判断和评价其他国家政党的功过是非，反对以一党一国的经验和实践来判断是非的思想；关于党与党之间不分大小、强弱、执政还是在野，相互关系都应当是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思想；关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障碍，各国政党应本着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的思想；关于各国政党发展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以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为目的的思想；关于对党际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应当不计前嫌，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开辟新型党际关系的未来的思想，等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思想，并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思想，在党的十二大上确立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作为处理同外国政党关系的基本准则。这是党的对外工作方针上的重大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坚持与时俱进，深入分析冷战后的国际形势，认真思考重大战略问题，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积极实施全方位的外交方针，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同时不断调整和完善党的对外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在新的情况下，在总结处理党际关系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又根据新的经验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加以完善，给以新的概括。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作了新的带有时代特色的更为完整的表述，即“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党际关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服从和服务于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把党际关系与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党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适应了世界的发展变化，而且切中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流，更具时代特征，体现了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和系统概括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对外关系规律的探索成果。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完整提出，表明我们党对党际关系上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通过上述回顾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际关系的论述，梳理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清晰发展脉络，反映了四项原则之“源”之“本”。虽然他们身处不同的国际环境，时代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一脉相承的，也显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对外工作思想有继承，有发展，有丰富，更有创新，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经受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的考验。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现在，应外方邀请出访的我党代表团有1500多批，近万人次。通过党际交往渠道接待的外国代表团4500批，26000人次。目前，我党同世界上147个国家的423个不同类型的政党和组织保持联系和交往，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工作新格局。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呈现出一个既适合当今世界政党情势，又符合中国总体外交需要的全新局面，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四、在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中继续深化对党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时候，我们研究毛泽东关于党际关系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其意义在于回顾历史，思考未来，从党的对外工作不断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寻找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指导党的对外工作的新的发展。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不仅仅是实事求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问题，而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和割断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党的十六大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表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

最近，中央下发了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中央对外联络部作为党的对外工作职能部门，我们坚持把学习理论与指导实践结合起来，坚持把运用理论与发展理论结合起来，在全部开展了群众性研讨活动，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对外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认识，对在新的世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对外关系的思想与实践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

1.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的实践，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党际关系的思想，是党的对外工作长远发展的保证。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着党的对外工作在不同时期的方针和具体任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赋予了党的对外工作以新的时代内容。要求我们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认识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政党情势发生的深刻变化，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对外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深化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认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继承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际关系的思想，使理论不断创新，在继承坚持的基础上，不断根据新的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和新的概括。党的十六大重申，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和合作。我们要在“各国各地区”下工夫，拓展工作的新领域和空间，要在“发展交流和合作”上下工夫，创新党际关系的内容，增强党际交往的效果。我们深刻认识到党际关系是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际关系应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上下工夫，在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和巩固，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方面下工夫，在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方面下工夫。这样，党的对外工作就可以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所作为，就能不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2.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党的对外工作的关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作为这一历史方位最突出的特征则是执政兴国，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开展党的对外工作，才能使党的对外工作真正成为党的整个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深刻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也需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仅要立足国内，也需要借鉴外国政党兴衰沉浮的经验教训，从世界各类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和共产党执政的特殊规律中汲取政治营养。党的对外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努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必须紧紧围绕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开展工作。党的对外工作就找到了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就可以为“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贡献力量、发挥作用，争取更大的作为。

3.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贴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思想和工作部署，为中央当好参谋助手，是党的对外工作取得新的成效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六大后，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人民应对各种挑战、促进发展的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对外工作的新论述、新思想、新主张、新概括。在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刻、系统地宣传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对国际事务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并在国际舞台上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指导党的对外工作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工作的新思路，努力探索为中央当好参谋助手的新途径、新办法，急中央之所急，想中央之所想，使工作思路与中央要求相适应，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效体现在为中央当好参谋助手上，把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识上的提高，转化为做好党的对外工作的动力，在求真务实、不断取得新成效上下工夫，使党的对外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特征，更能体现“三个代表”。

（来源：《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