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心目中，“群众”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词汇。他对群众曾经用过“民众”、“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不同称谓。毛泽东对此还曾有过更具体的划分。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指出：“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他还强调：“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后来，毛泽东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表他所指的“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群众情结”。

最能体现毛泽东“群众情结”的，是他始终关注干群关系并紧抓不放。他向来认为，融洽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厌恶“高贵”、“特权”，喜欢“普通”、“平等”。毛泽东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之上，使广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进而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论述干群关系问题，并深刻指出：应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存在毛泽东过度估计社会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但从中也能看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十分注意并反复提醒这个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除了解决好干群关系问题，毛泽东还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冷暖安危，并把是否认真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看作是否切实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是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检验标准。他认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要为这些“最基本群众”即“大多数人民”服务。

仅以医疗卫生工作为例，便可体会出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体恤与关怀。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向全国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1958年夏，毛泽东读了《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这两首诗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忧一喜，一抑一扬，生动表达了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对长年遭受血吸虫病折磨的广大农民的深切同情，以及经过新中国医护工作者的努力，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病的无比畅快。《送瘟神》诗无论从标题还是手法上，包括题序中作者所述不眠之夜的情景，都将毛泽东体贴、关爱普通群众的心态表现得鲜活感人。

1960年3月，毛泽东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开展卫生工作的意义。指出：“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记得当时流行的“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等标语口号。这些口号，通俗易懂，深入人心，深深包含了毛泽东为使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所倾注的心血。

1965年6月，毛泽东批评卫生部门的工作只注重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服务，为其中的领导干部服务，而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据此，他要求卫生部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级卫生部门定期分批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广大农民看病；城市高干医院设置普通门诊，对一般患者开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城乡普通群众看病难的状况，受到普遍拥护和欢迎。

“群众情结”，是毛泽东人生中最纯朴的色彩，也是他的生命本色和政治本色，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那浓郁的“赤子情怀”。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心中时刻装着人民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我们的革命斗争才会取得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和拥护，这既是历史真理已有的应验，也是历史给予我们永远的启示。

〔作者安建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