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共识网在头条的位置刊出张鸣《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

　　近日，共识网在头条的位置刊出了人大张鸣教授的一段访谈《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张教授在这次访谈中发表言论的大意就是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搞君主立宪)比革命党搞民主共和更适合中国国情，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了，中国也就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搞君主立宪式宪政的机会。袁世凯死了，中国人就彻底失去了搞资本主义民主宪政的可能，所以中国也就跟着输了。挂角一将，张文同时认为类似孙中山这样的革命党人，并无真心拯民众于水火，只是忙于“政治人物之间的冲突，就是在争夺权力”(张鸣教授原文)，和军阀们相比，是一丘之貉，甚至比军阀还坏。

　　文章读完，感觉心里特别堵得慌。怎么评价这篇文章呢?或许直接套用张鸣教授在文章中多次使用过的一个词就比较合适——“扯淡”!

　　当然，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斗争，所以笔者在这里谨就自己的所知、所学与张鸣教授探讨、商榷一番!

一、晚清真的“很不错”吗？

　　张鸣教授在访谈中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在当时老百姓的眼中，民国就是不如大清。这种情况也很容易理解，人一旦有了不满的情绪，就倾向于把当下跟过去做比较。

国人受进步(原文如此，似应为‘进化’)史观的影响太重了，老认为晚清王朝一塌糊涂，其实晚清很不错，从秩序和社会繁荣度来讲，它都比民国好。民国时期，总统和总理闹翻了，国会也搞不好，国家一团糟。

有人庸俗地说，两次帝制复辟都失败了，说明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扯淡的。如果民主共和真的好，怎么会出现两次复辟？”

　　晚清社会真如张教授说的那样“很不错”吗?

　　未必。

　　研究近代史所谓的晚清时期一般都是指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1911年清王朝覆灭这段时间。但是纵观张鸣教授全文，他所指的晚清时期大概应是袁世凯直接参与过的清王朝最后几年搞的所谓“预备立宪”这段时间。张鸣教授一直对这段时期的清朝政治经济活动青睐有加，在他的著作中他曾明确的表述过：“新政是清朝最认真的一次改革。.……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前景还是不坏的。”(见张鸣《重读近代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2年2月1版，第201页)。这无疑与他在访谈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晚清这场所谓的“立宪改革”是当时的统治者在极端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下，万般无奈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是很可惜，这根稻草虽然可能一度起到了“强心针”的作用，但终究由于它自身的先天不足，不但未能成为挽救中国社会危亡的“续命神丹”，甚至还进一步加重了普通国民的生活负担，增填了他们对这个老大政权的的绝望情绪。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对这段历史的一段评述，可谓十分恰切。在这部费正清教授编著的史书中，著者写道：“政府开始它的各项改革时并没有足够的经费。它必然要从各省榨取必要的资金。在各省，以强制捐献形式出现的额外税收却用种种名目强加到公众头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这是最不堪忍受的负担。对他们来说，采取立宪政体也好，专制政体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这都无关紧要；他们说到底只需要轻徭薄赋，鸡犬不惊的生活。反映人民这种绝望处境的民众起义，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几乎连年不断。与此同时，政府一方面强迫督抚们对财政改革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但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结果，这些改革反而促成了王朝的灭亡。”(见《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第403-404页)。为这段论述作出的最好注脚就是爆发于清朝覆灭前一年的一南一北两次民变——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山东莱阳的抗捐抗税斗争(具体事迹可参阅《清史纪事本末》第十卷3251-3262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民穷政苛”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试问，这样的晚清，也能被称为“很不错”吗?

二、袁世凯真的想搞“君主立宪”吗？

　　这几年，为袁世凯说好话，甚至为其翻案的文章，笔者也见到不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新的史料的发现，不断开阔着人们解读历史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是有人想借着肯定历史上已有定评的反面人物的机会，断章取义地引用，甚至是无中生有地编造一些材料，以达到否定历史，虚无历史的根本目的。

　　张鸣教授在访谈中讲到:“袁世凯对共和制不信任，他还是觉得君主立宪好，但是没办法，只有共和了。因此，对待共和制，他也不认真，开始的时候，国会的选举，他没有掺和，要说操纵选举，是国民党。”按照张教授的说法，似乎袁世凯真的是要当一个“做皇帝的华盛顿”，也真是个热衷资本主义立宪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呢!其实，袁世凯这个人，从骨子里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军阀，而且还是一个“不学有术”(郑孝胥对他的评价)的阴谋家式的封建军阀，指望他真心实意地搞民主宪政，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陶菊隐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经提到过袁世凯和他的心腹智囊杨度的一段谈话，就活灵活现地展现了袁氏的这一真面目。其时正值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与袁世凯会面，由于孙中山感到袁世凯“已经逐步地融化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中”，“绝无可疑之余地”，便慨然表示支持袁世凯担任十年总统(这也可以看出孙中山政治上确实没有袁世凯老辣。同样道理，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连专制军阀还不如的观点，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也为孙中山的诚意所感，表现得激动万分，甚至还引吭高呼“孙中山先生万岁”。

　　可是转过头来，袁世凯就对心腹杨度讲了实话：“目前的形势，孙黄之徒想在军事上打倒我是办不到的了，可是他们又在政治上变把戏，主张实行什么政党政治，想在我的头上套上一道紧箍咒。前几天孙悟空（指孙中山）要把正式总统让给我，今天你的老乡（指黄兴）又要把国民党领袖让给我。我若钻进他们的圈套，以后只能给别人牵着鼻子走，自己不能行动一步，这种场面我可受不了!如果他们肯放弃政党政治，皙子（杨度字），你不妨做个革命党，我也不妨做个革命党，大家都做革命党，倒好耍子！”边说边大笑起来。(见《袁世凯真相》，线装书局，2008年1版，第185-187页)

　　这真是活脱脱的奸雄本色!哪里有半点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味道!

　　张鸣教授的访谈中还提到过袁的女儿袁静雪关于其父病情的一段回忆(这段引用，张教授也有与原文不尽相符之处，因与本文主旨无关，姑且先不指出)，笔者这里也就就势引用一下袁静雪女士回忆中关于袁世凯的两段轶事，以见袁世凯的封建军阀本色。

　　其一，东北军阀张作霖第一次觐见袁世凯。为了笼络张作霖，袁世凯破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张。会见过程中，袁发现张作霖在谈话时不时注视着离他座位很近的四块金表。袁知道张作霖喜欢上了这几块表，当即送给了张。待张作霖走后，袁世凯一路笑着上楼，对家里人说：“他(指张作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一个小故事，张作霖的装傻充愣，袁世凯的细心与迷信物质收买，跃然纸上，这实在是一幕封建时代的攻心术表演的现代翻版。(见袁静雪《女儿眼中的另面袁世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第38页)

　　其二，洪宪帝制没有公开之前，冯国璋得到消息，向袁世凯询问此事究竟。袁世凯听他的口气，知道是来劝阻的，便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冯的嘴堵住了。袁世凯当晚上楼后，却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国璋号称“北洋之狗”，是袁世凯的忠实打手，袁对他也是这般心机用尽，两面三刀，称他为封建军阀有何冤枉?(见上书第51页)

　　综上，足见袁世凯本人完全不具备在中国真正推行民主立宪的精神，他的复辟称帝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袁氏王朝的封建专制。

袁世凯死了，中国就跟着输了，这完全是个伪命题。因为袁世凯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中最后一个军事投机成功的强人。如果袁世凯早生几百年，或许他真的可能干出一番自创一脉江山的大事业，可惜时代真的变了，他既做不了虚禅假让的曹丕，更做不了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他的不幸结局再次印证了一个为一己之私利，逆时而动者的悲惨下场!

　　袁世凯死了，中国就输了吗?历史早已证明，袁世凯的死亡只不过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一次新陈代谢，中国绝不会因为他的死亡而失去什么。相反，正是因为有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近代军阀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才一次次地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在艰难困苦的岁月中，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改写了中华民族百余年的屈辱历史，重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回望历史，更需擦亮双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