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民主生活会制度的来历与传承” 等7则
谢春涛 :民主生活会制度的来历与传承
作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要环节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是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应被视为民主生活会的初步实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总结过去犯错误的教训,一再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延安整风运动可以说是党的民主生活的成功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继续强调健全党内民主生活。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要求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1年,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1990年,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正式把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确定下来。1997年,针对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存在的问题,中央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2000年,中央纪委、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2007年,党的十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规定,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民主生活会,还分头到联系点指导民主生活会。近期以来,民主生活会在查摆问题,改进工作,使党员领导干部接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经受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7月8日)
胡鞍钢: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化
正确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正确理解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中国现代化。要知道,现代化决不等于西方化;同样,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不等于西方化。我们没有看到哪个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那一套以后就自动变成了“西方”国家,反倒是“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灾”。那么,与美国、欧盟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呢?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呢?主要在于中国与西方在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基本制度、治理的机构与治理模式、治理的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治理的基本目标不同。中国独特的历史轨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独特的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社会实践已经表明,这是真正的“人间正道”,是有效的国家治理,必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6月23日)
李月军:学界进入西方民主理论反思期
近年来,中国学界开始反思西方民主理论。一是政治精英在民主中的地位再思考。有学者指出,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精英与平民间达至一种平衡。对于后发国家的民主进程来讲,政治精英于国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民主化至少应该是精英清醒认识到逐步还权于民的必要性,提供制度保护宪法规定的权利,而平民和平理性参与政治过程的双向过程。二是在具体时空中比较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民主的基本形式有直接民主和间接(代议)民主,二者各有适用范围和条件。基于多种现实因素,代议制是大型民主国家采取的主要形式。近年来,西方实践队近乎民主政治“铁律”的代议制民主提出了挑战,认为它使参与意义上的民主变成“选主”,完全转换了民主的实质,使人民政治参与变成一种间歇性的行为,真正享有决策权的是代表而不是人民本身。三是反思发展中国家民主失序。对经历了20世纪第三波民主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并没有给它们带来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反而是民主失效,或发生逆转,使政府权威与基本公共能力下降,甚至导致国家解体。近几年,这一幕又在第四波民主化国家中惨烈上演。毕竟,民主本身不可能承担解决所有问题的重任,至于社会公正、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等等,需要建构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共同解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7日)
郑永年:民主政治与社会冲突
在两个历史阶段,民主具有建设性作用。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帝国解体之后,民主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政治形式。 对国家建设而言,民主具有建设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前面两个阶段(即帝国解体之后和反殖民时代)不同,现在的民主都是大众民主。客观地说,后发展中社会尽管并不具备西方那样的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条件,但在民主化的速度上远远快于西方,即大家都是一步到位的大众民主。也正是因为一步到位的大众民主,民主为政治人物操纵人民,创造了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条件。在动员人民的过程中,政治人物的“人性恶”方面表露无遗,民主无一不沦落为民粹主义政治。实际上,传统的民主制度运作的一些假设已经不灵。传统上,人们假定在民主社会,人人都是理性的,能都收集到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政治人物,从而做出理性的决策。但在民粹主义氛围下,“理性的政治人”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更多的社会成员,只是被动员才成为被动的政治人,做被动的政治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人民的力量”,经常是破坏人民利益的有效工具。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5月6日)
赵晶:网络意识形态的研判和治理
治理网络意识形态,要对意识形态做全局的、具体的分析和判断,方能有的放矢。对意识形态总形势的判断,不能只看传统媒体,也不能只看互联网,而应当是两者的综合加权。传统媒体反映主流的官方意识,与过去的总体情况没有多少变化。互联网反映民间的非主流意识,负面的东西相对多一些。如果只看传统媒体,就会过于乐观。如果只看网络媒体,就会过于严峻。传统媒体和互联网都在发挥着各自的影响,两者的影响范围既有不同、也有交集。判断意识形态的总形势,应该把两者综合起来看,才不失偏颇。如果将两者分裂开来、孤立起来,就会出现误判。除了静态地看两者的结合,还要预估未来的发展趋势,注意到网络媒体的权重在逐渐加大。对网络上敌对势力问题也要清醒。一方面,不能忽视。每一种声音的背后,都有利益问题、立场问题。中国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比较大,有些是境外人士,有些是受境外支持的人士,有些是受境外支配的网站。冷战结束后,西方继续利用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手段诋毁社会主义,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更是敌对势力诋毁的重点。另一方面,不要夸大。互联网是广阔和复杂的,不是单一势力所能完全控制的。网民接受信息是自愿的,也没有人能够强制信息的接受。将互联网负面因素完全或主要归因于敌人的阴谋,是不准确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谁重谁轻要把握准。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是为了更好地倾听民意,应当体现执政者的方略,把握网络的特殊规律。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年第6期)
孙东东 :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远离社会
回顾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教育本身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教育条件、科研条件都越来越好,但重大成果、大师级人物越来越少,主因在社会科学研究远离社会。导致社会科学研究远离社会的原因,应归咎于学术评价机制。我国现行的人事制度评价机制只注重文章的数量、格式、篇幅的长短以及发表在哪一类刊物上,不考虑内容的社会价值。那些真正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言简意赅的文章却不在考评之列。这种机制导致研究者们不可能深入实际。若干篇文章攒成一本书,一本书又拆成若干篇文章,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改革评价机制已迫在眉睫。政府部门及其决策者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特别是要认真听取有关不可行性研究的意见。要彻底改变现行的人事制度评价机制。尽快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符合社会科学规律、全新多元化的人事制度评价机制。让研究们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同时还要广开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6月24日)
[法]托马斯·皮凯蒂:让公共利益战胜私人利益
解决不平等的办法 ,总体的解决办法我认为是民主,民主体制,通过经济和金融上的透明让公共利益战胜私人利益,让民主战胜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战胜民主,我认为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制是一个好的办法。当然,我在书中提到的建立全球的统一税是乌托邦的想法,但我认为在国家内部或者地区范围内我们能够取得一些进展。美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欧盟也是四分之一,中国也将近四分之一,三者相加就是世界产值的四分之三,如果这些主要的经济体能够做到更多的金融透明——当然目的并不是成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并统一征税——如果三方达成共识,从金融方面加强合作,基本就能够搞清楚谁拥有什么(财富情况)。而目前的情况是,在法国,连总统都不知道他的部长在瑞士拥有账户!如果金融如此不透明,如何做到对资本主义进行监管呢?我对将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持乐观态度。我的确认为这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如果我们要说服民众和舆论,如果对全球化所取得成果的分配是公平的,我们就必须做到税务和金融的公开,以避免有人过度暴富。
(来源:《参考消息》2014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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