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当时读师范时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15年,毛泽东在校时,就与志同道合的罗章龙纵论《离骚》,主张对之进行新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读《离骚》,对之爱不释手。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在谈话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的诗词受屈原诗词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找到答案:“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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