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东突”，即“东突厥斯坦”的简称。这个名词的来源，是6—8世纪活跃在亚洲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代民族——“突厥”。其初属柔然，6世纪中叶并铁勒部、灭柔然，建突厥汗国。6世纪末，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至8世纪回鹘政权灭后突厥汗国，作为古代民族的“突厥”随即退出历史舞台，不复存在。

　　突厥只是个语言学概念

　　“突厥”虽已消失，但把它的名字留给了亚洲北部草原上那些语言与突厥部众大体接近的其他民族。草原南方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把这些游牧人统统说成“突厥人”。直到今天，突厥依然是个语言学概念，用来表述阿尔泰语系中“突厥语族”，包括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等数十种亲属语言。一如“罗曼语族”包括法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等。

　　这些继承“突厥”名字的民族在伊斯兰化之后，虽然依然说着突厥语，但很快放弃了突厥的文字开始用阿拉伯文拼写自己的语言，古突厥文只遗留在草原残存的碑铭上，并已连同所叙述的历史完全被“突厥人”遗忘，以至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根本鄙视“突厥(土耳其)”这个词。在奥斯曼社会中，突厥(土耳其)这一族称主要含有鄙视的意思，系指安纳托利亚偏远乡村中说土耳其语的粗鲁无知的农民(“愚蠢的突厥人”)。如果拿它来称呼一个伊斯坦布尔的上等人，那无异于一种侮辱，人们普遍称呼自己为奥斯曼人。

　　当“突厥人”早已遗忘了突厥的古文字和历史时，从18世纪开始，一系列欧洲东方学家，从中国和伊斯兰的文献中，研究了古突厥人的历史和语言。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突厥学”的兴起重新“发现”了突厥，也成为日后鼓吹“建立包括从地中海到中国海的各个突厥民族在内的大突厥帝国”的“泛突厥主义”的“理论依据”。

　　“东突厥斯坦”概念在俄国产生

　　“泛突厥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俄国。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压力之下，在受俄国统治年代最长，受东正教化、俄罗斯化压力最甚的那个集团即鞑靼人中间首先产生了泛突厥主义，正如以色列学者兰道所说：“俄国突厥集团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受新型民族主义的感染，培植起泛突厥主义的根苗。”“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中心很快由俄国转移到了奥斯曼帝国，并在20世纪初期传入了新疆。

　　与“泛突厥主义”一样，“东突厥斯坦”这一名字也是在俄国产生的。自古以来，中亚地区从未有一个民族将自己生活的地方称为 “突厥斯坦”，也不存在以“突厥斯坦”命名的行政区。进入19世纪之后，由于沙俄的扩张，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1865 年初，俄国人将新征服的中亚土地组成“突厥斯坦州”。1867 年，俄国人又宣布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它“以塔什干为中心，包括俄国自1843年以来在突厥斯坦地区得到的全部土地”。俄国人在把自己侵占的中亚地区称为“俄属突厥斯坦”(即“西突厥斯坦”)的同时，又把中国新疆(主要是天山以南)称为“东突厥斯坦”，其中不言而喻的是对中国新疆的觊觎。

　　但在这一时期，“东突厥斯坦”主要还是一个地理名词，真正将其变成具有分裂中国领土、带有煽动性政治色彩的特殊名词，并一直为民族分裂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是从1933年开始的。正是在这一年，南疆出现了一个短命的分离主义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东突”分裂政权的覆灭

　　1931年2月，因哈密发生农民暴动，甘肃军阀、骑兵36师师长马仲英借机入疆，北疆陷入战争。战乱使新疆社会经济受到剧烈冲击和破坏，民族矛盾激化。1933年初，暴动蔓延到南疆。1月，焉耆回族首领马占仓联合库车脚夫行头铁木尔在库车起事，至2月底占领阿克苏，直逼南疆首府喀什。同期，于田农民和墨玉金矿矿工先后起义，攻占县城，继而向西占据叶城、泽普，然后围攻重镇莎车。

　　与历史上农民起义借助宗教宣传不同，南疆农民起事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教“圣战”的气息。战场上高呼的口号是“一旦战死，我们是殉教者;如果幸存，我们就是征服者”。这立刻被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分裂主义者所利用，在和田建立、以穆罕默德•伊敏为首的“民族革命委员会”公开宣称暴动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伊斯兰政权，“如不那样，起义还有什么用”!

　　1933年2月20日，“民族革命委员会”在和田集会，宣称成立独立的“和田临时政府”，曾游学土耳其、埃及、阿富汗等地的和田伊斯兰教教长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穆罕默德•伊敏号称“伊斯兰艾米尔”。至当年8月，大部分南疆地区都已听命于和田伪政权。9月10日，在沙比提大毛拉的主持下，喀什成立了由11人组成的“东突厥斯坦独立会”。沙比提大毛拉自任该会主席，宣布“独立会”的宗旨是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933年11月12日晚，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终于粉墨登场。沙比提大毛拉自任“总理”。穆罕默德•伊敏仍牢牢地把持着“民族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时人称他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中最富有、最有影响的人物。其“宪法”规定：以伊斯兰教法取代中华民国法律制度，以模仿自土耳其国旗的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并在喀什与和田发行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银行钞票。

　　然而，就连被“泛突厥主义”分子视为宗主国的土耳其政府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承认分裂政权。在官方层面，只有阿富汗的查希尔•沙对“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表示出了公开支持。这位才执政数天的国王向分裂政权发去了一封贺电，进而在接待其使团时应允“有偿提供一批武器，并向喀什派驻一名政治代表”，但是也以“承认东突厥斯坦独立为时过早”为由，拒绝了使团试图赢得正式承认的要求。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既不民主，也没有共和。分裂政权为了维持其统治和军费开支，变本加厉地向老百姓进行更为疯狂的搜括和掠夺。他们大肆抢夺农牧民的牛羊，用700头牛羊换来了英国人的1万支来复枪;又强行推行伊斯兰教法，设立宗教法庭，清真寺的墙上钉着被砍下的手、脚，街头不按教规戴面纱的妇女竟遭枪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使得人民众叛亲离，政权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1934年2月，在北疆争斗中落败的马仲英率部退往南疆。这支败军面对倒行逆施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仍旧游刃有余。2月6日，前锋马福元部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喀什，彻底捣毁了分裂政权的大本营。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一时作鸟兽散，沙比提大毛拉先是前往莎车妄图负隅顽抗，最后被捉住押往迪化(乌鲁木齐)，死于狱中。6月，马仲英部下马虎山统兵进军和田，伪政权立时瓦解，南疆分裂政权被彻底铲除。

　　只有穆罕默德•伊敏等一小撮分裂分子带着几驮黄金，裹挟3000余民众，出逃英印克什米尔。在那里，穆罕默德•伊敏改头换面、隐名埋姓，从列城转移到喀布尔，先是投靠阿富汗国王，获取了每月定额125卢布的资助，进而卖身日本，通过日本驻喀布尔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由东京提供军火和经费，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详尽计划”。又提议日本直接出兵新疆，这实际上是要使新疆成为 “中亚伪满洲国”。活动失败后，伊敏又继续对其歪理邪说进行加工，炮制出一本为后来的“东突”分裂主义者奉为教材的伪历史书——《东突厥斯坦史》，其中“东突厥斯坦是突厥民族的祖国，自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之类谬论之余毒，至今未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