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党证与一位苏共党员的自白

　　◎ 格拉奇科夫 高媛 张树华 译

　　我1951年出生于立陶宛。我的母亲是纯血统的立陶宛人，父亲是俄罗斯人。1956年，我们全家搬到了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市。父亲在“扎波罗热钢厂”成为一名普通的装卸工，母亲则是一名裁缝，一生都在给人做衣服。我记得，我们一直生活艰难，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钱都常常不够。1969年我中学毕业后，因为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马上就进入“扎波罗热半导体厂”工作了。工作6个月之后，我所在的第18车间的党组织接受我为苏联共产党预备党员。1970—1972年，我参军在部队，并在部队里成为一名苏共党员。

　　我对自己的记忆始终与党联系在一起，并习惯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准确地说是个人计划永远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我永远都为苏联而骄傲，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而骄傲，为能为自己的祖国做出些有益的事情而骄傲。我所拥有的许多东西——对祖国的爱、思想上的坚定、教育、家庭，都与党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党，没有党对我严格的要求，我可能这一辈子一无所获，更不能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真理即便是现在，无论是对我、我的朋友，还是对俄罗斯国内外的很多学者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

　　1973年，我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后，组织上开始给党员们更换党证，把老式党证换了新样子。我拿到了编号为03029543的党证。当时我23岁。从那时起直到1991年2月苏共自行解散，我一直都使用这个党证。

　　对于党员来说，党证意味着是什么?它意味着对于一个伟大的党有形的归属感。这个党是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她维护本国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维护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的利益，她制定并通过每一个成员来落实党的代表大会旨在建设繁荣社会的决议。每当看到鲜红的党证，你能意识到，你自己也是一个伟大的、强大的、有凝聚力的组织的一分子，而这个组织能够肩负起任何重任。

　　党证,是一个严格考核的证件。每次缴纳党费的时候，你都要向组织出示党证，证明自己与党的隶属关系。党证永远都比身份证或其他证件更为珍贵。

　　那些毁掉苏联的苏共叛徒，首先就是要摆脱党。他们明白，有共产党的领导，是无法做出这一卑劣行径的。因此，在推行“改革”的那些年，大众传媒向苏联人民头脑中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单独一个政党是无法领导社会的，因为一个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们的第一步就是推行多党制。接下来，“下一步”就是从所有政权机构、工厂矿山以及其他经营生产单位消除“一切”党组织(当然，这里指的就是苏联共产党)。建议所有党员按照居住地原则“重新组织起来”(谁也不知道该怎样组织)。我于1991年2月缴纳了最后一次党费，而3月份，我的党证和登记卡就被退还到了我自己的手中。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苏共党组织不复存在了。接着，政变(指的是1991年8·19事件)之后，就开始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抹黑、甚至试图组织对苏共的法庭审判。苏联的所有不幸都始自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就是他和他的同伙发动了对党和国家的反革命政变，是他们“自上而下”地瓦解了苏共和苏联。

　　没有了共产党，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的地缘政治实体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根本无法存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和国家认同感的唯一核心。如果今天解散了中国共产党，明天伟大中国也将不复存在。

　　(作者：莫斯科大学社会学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聘外籍常务理事;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