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首先，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把中国的社会变革从制度层面推进到思想观念层面，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其次，五四爱国运动展示了思想启蒙的积极成果，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再次，五四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选择。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近年来，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倒退的五四”一说，它认定五四本身是一个大倒退。这种“倒退论”不但颠覆了五四的历史意义，而且违背了五四的历史真实，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把中国的社会变革从制度层面推进到思想观念层面，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救亡图存、民族振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部分觉悟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找真理，探寻民族振兴之路。洋务运动注目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致力于外国“器物”的引进，但未得西方富强之本。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把目光转向西方“政制”，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制度为民族振兴方略。变法夭折了，辛亥革命虽然一举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并没有真正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真正的民主政治意味着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当家作主;而那时的国民大多缺乏民主共和意识，更没有建设民主制度的觉悟。民国建立后保皇派、帝制派反对民主共和制度，就是以此作为主要论据。显然，开启国民思想觉悟的时代课题已清晰地突现出来。

　　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继续开展政治斗争的同时，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人把提高国民的思想觉悟，包括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民主、科学等启蒙思想，发动了思想启蒙运动。在此运动下，中国的社会变革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推进到思想观念层面，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大进步，这是数十年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1922年，梁启超把中国近五十年的思想进步分为向前推进的三个时期：第一期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他肯定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划出一个新时期来”。梁启超关于近代历史进步的观点，为此后学界普遍认同和不断发挥。

　　其次，五四爱国运动展示了思想启蒙的积极成果，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对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历来有争议的问题。胡适早年肯定五四爱国运动推动思想启蒙的历史意义，而晚年则强调五四爱国运动是对思想启蒙的“历史性的政治干扰”，断言它导致新文化运动的中断。“中断论”在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近年在谈论五四的话题中，有人试图重新阐述这种论点，似乎这就是“倒退的五四”的表现或根源。这种“中断论”并不符合五四历史实际。

　　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思想启蒙目标的进一步实现。新文化人把提高国民的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作为思想启蒙的目标。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一代青年政治觉悟的形成，客观上展示了数年来启蒙运动的成果，而爱国运动又进一步唤起了青年学生，促使他们冲破封建传统的罗网。广大青年的个性意识骤然增强，反抗旧的教育制度和传统家庭成为一时的普遍现象，“伦理的觉悟”开始形成。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也促进了国民的觉醒，广大民众在爱国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发挥了自决的精神，懂得了争取民主权利，并在行动中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可以说，五四爱国运动促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国民运动，促进了国民政治觉悟的提高。

　　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多元发展。虽然爱国运动促使部分新文化人把目光转向现实政治，并导致以《新青年》同人为核心的新文化队伍的分化，但分化并不是退却，而是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一部分人致力于新文化的普及，发动知识青年走向民间，开展平民教育，把文化运动与社会改造运动结合起来。另一部分人则致力于新文化的提高，并确立“再造文明”的新目标，在继续借鉴西方学理的同时，开始对传统资源的开发。可见，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被打断，反而获得蓬勃发展，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再次，五四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选择。

　　五四后期新文化运动主流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以苏俄为师”，接受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人断言近代中国就此转向歧途，是五四的大倒退。然而，这个转向究竟是歧途还是正道，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前进，要看它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合理性。

　　新文化人发动思想启蒙，是以对辛亥革命选择的共和制度的认同为前提的，而五四后的历史景况使这一认同发生了动摇。“一战”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巴黎和会更使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的幻想急速破灭。人们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失望，进而对辛亥革命追求的政治目标产生怀疑，并开始新的探寻。而这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此后的社会变革，使探索中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在这种历史情景下，以社会主义和“俄国道路”取代资本主义和“英美榜样”，成为必然选择。当时孙中山也对原先的政治目标重新审视，同样把目光转向俄国。1921年12月，他在一次演说中说得很明确：“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五四后期流行的社会改造思潮纷纭繁杂、流派众多。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也遇到其他思潮的挑战。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众多西方新思潮中脱颖而出，赢得挑战，成为主流，是因为它满足了当时重新寻找社会改造道路的现实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可以说，五四后期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是适应当时现实需要的合理选择。

　　五四后近百年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取得了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虽然前进的道路有曲折，但是不能把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归咎于五四的选择，更不能以此来否定五四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进步意义。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