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虽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哲学王”，学界却甚少对其政治思想和事业做哲学的探讨。这不可避免导致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的如此现状:对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政治事业、活动、生平梳理和考察的多，而对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政治概念透视和研究的少。实际上，毛泽东青年时期感兴趣的是伦理学和哲学，伦理学和哲学是他当时思想救国的根本道路[1](p.29)，构成他从事革命事业的起点与终点;离开了毛泽东哲学地理解的政治概念，对他的政治思想不可能获得正确深刻的理解。本文从政治哲学的视界构建毛泽东的政治概念，从毛泽东的政治概念解析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与实践，只为从源头上回归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政治概念，从而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事业做出深刻解读。

　　一、内容:无支配自由

　　毛泽东毕生所从事的纷繁复杂的光辉事业，从政治哲学凝思不过是“自由”二字。自由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和实践的永恒主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从英明领导到晚年失误，毛泽东都是在为国家和人民谋求自由的幸福生活。1925年毛泽东在主编的《政治周报》中就明确指出了革命的根本目的:“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p.21)解放是整个国家的自由，人民统治是自治的自由，经济幸福是物质财富的自由。自由构成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动力和路标。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格外向往无强制干涉的自由生活，在后来的革命和斗争中则为民众争取具体行动的自由或权利。然而，这两种自由又存在差异。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追求的是无支配的自由，不受封建的旧式的统治者、家长和老师专断意志的干涉，这使他敢于不顾一切地逃课、离家，放胆为政权和礼教压迫下的受害者鸣屈，甚至组织驱除专制统治者的群众活动。毛泽东在革命和斗争中向反动政府所要求的政治自由，则是反动政府准许人民大众自由行动的权利范围，从而普通百姓与反动统治者具有同样的自由度。由于政治自由能够为革命斗争提供合法性基础与更大的活动空间，毛泽东在与反动政府的较量中总是不断争取政治自由。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一方面，毛泽东通过不断强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的重要性[3](p.355)，来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大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毛泽东通过宪政民主来实现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4](p.1070)，使得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得到了蓬勃发展。政治自由划定自主行动的范围，在该范围内反动统治者不干涉人民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享有不受阻碍和限制的选择权。因此，政治自由表明的是反动统治者干涉的阙如。

　　无支配的自由虽然也是一种阙如的状态，但它强调的是不受他人专断干涉的阙如，而并非简单地就是干涉的阙如。在受支配的处境下，家长可以指腹为婚，老师可以任意处罚学生，资本家可以无缘无故虐待工人，军阀可以随心所欲发动内战，帝国列强可以武力霸占他国领土。这是因为支配是一种专断干涉的能力。只要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专断干涉，这种专断干涉是无需付出特别的成本的，并且能够产生和实现预期效果。[5](p.20)因此，无支配的自由不惟要求无干涉，也不是要求绝对无干涉，而是要求无专断干涉。法治国家中的法律干涉，并不会导致人们受支配，因为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在非法治国家法律许可的自由，同样可能受到权力的专断干涉，这正是无支配自由所要消除的东西。就此而言，无支配的自由不过政治自由之一类，实质性地反映着政治自由的深度;或者说无支配的自由构成了政治自由的实质内容，而政治自由在缺乏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仍然是形式的条文。所以，只要人们享有无支配的自由，自由的范围虽然不是无限宽广，自由的行动是有可靠保障的。当前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同样关键在于法治秩序的有效构建。

　　毛泽东思想中没有使用“无支配自由”概念，但那个时代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确是无支配自由，毛泽东也在此意义上深切表达了自由的理想。这种无支配的自由，既指整个国家不受支配，也指所有人民群众不受支配。国家不受支配的自由，主要指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家利益不受侵犯，皆国际法意义上国家自由的具体内容。而受支配的国家，则受其它国家的压迫，被迫屈从于他国的意志，沦为他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甚至变成他国的属国。深重灾难的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即受帝国列强的支配，从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共同瓜分，到日本长达八年的侵华战争，再到二战后美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完整统一的中国自近代以来即受军阀的控制，从张作霖的临时团结，到蒋桂冯阎四派内部的激烈斗争，再到蒋介石的独裁专政，以帝国列强为后盾的各个军阀一直在破坏中国的统一事业。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就对中华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自由状态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6](p.47)，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成为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理想形态。[7](p.1026)因此，争取国家的不受支配，实现国家的独立自由，构成了毛泽东整个共和事业的首要任务，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置之于战略考量的优先地位。

　　在整个国家深受支配的旧中国，每个人都可能被剥削、奴役、摧残和丧命。这是每个人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患难时局，任何人随时随地被外在权力主宰着，过着安无宁日的无保障生活。对于这种个人受支配的处境，青少年时的毛泽东直接抗争。1919年则因赵女士之死，连续撰写了九篇论文和杂感，深刻揭示中国社会封建礼教的毒害:“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1](p.48)因此，人民群众不受支配的理想深深植入在毛泽东心中。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系统总结了支配人们生活的封建权力体系:“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6](p.31)生活在受支配的奴隶般社会，前途和命运取决于个人的机灵，依赖于有权有势的支配者的情绪。生活前景由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性事实决定，而自己所能做的惟有讨好、巴结支配者，尽量避免被专制干涉。所以，毛泽东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强调革命政权下的民主建设，采取措施保障红色政权统治区的人们不受支配。毛泽东还支持全世界受支配的人们摆脱受支配的地位，“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8](p.328)全世界的受压迫受剥削的无产者，都对毛泽东同志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人类解放事业远远未完成的征途中，毛泽东思想是人类享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国家不受支配和人民不受支配，都是毛泽东坚贞不渝地奋斗的共和理想。就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国家不受支配无疑是首要的;因为只有在国家不受列强支配的情况下，才可能为人民不受支配建立制度性基础。就人民群众而言，每个人不受支配最为重要;因为每个人不受支配，就能够为整个国家不受支配贡献力量。正如1927年一位连长给妻子的信中说的:“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1](p.223)但在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争取国家不受支配和人民不受支配，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地同时实现的。而毛泽东将无支配的自由上升为其政治思想和政治事业的真正主题，在于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p.631)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军阀主义使整个国家备受支配，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使人民群众备受支配。因此，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都是中国革命必须坚决消灭的对象，新中国的成立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则开创了国家不受支配的新时代和新天地。

　　毛泽东关于无支配自由的理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指明了正确的目标与方向。这一深切中肯而又无比艰难的政治任务，必然需要异乎强大和有效的力量与手段方可实现。而在毛泽东看来，能够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者，惟民众大联合而已。

　　二、形式:民众大联合

　　民众大联合是毛泽东早期提出的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这一观点的提出震撼了中华大地。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p.42)该文提出民众大联合思想，不仅仅是对工农力量的宣传和赞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揭露与抨击，而是毛泽东在当时就深切感受到了民众的强大力量。因此，它是毛泽东政治伟业的最初萌芽，是毛泽东政治实践的智慧之种，最后成就了毛泽东坚定追求的无支配自由的共和事业。从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土地革命时的工农兵联盟，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解放统一战线，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这些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根本策略方针，皆不外乎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思想的现实化。这些策略方针因各时期的历史任务之差异而不同，但它们共同的处于内核的东西完全一致，而统一战线不过是民众大联合的外在形式。所以，从政治哲学研究毛泽东的政治概念，民众大联合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必须提上前来加以认真考察，尽管人们关注和研究的更多的是统一战线。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思想可溯源至其家庭内部的“统一战线”。[9](p.7)毛泽东提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则明显受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但关键在于他从这两场革命运动中察觉到了民众的力量。正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民众，在他们看不到自身的时候，毛泽东帮助他们发现了自身。故而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支持，构成了毛泽东坚定革命和建设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1934年针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p.423)而在抗战相持阶段，在投降主义甚嚣尘上的危难之际，毛泽东回答了中国未来谁主沉浮的问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3](p.298)民众大联合，深刻的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正如毛泽东1944年所论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1](p.490)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更加坚定: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7](p.1195)然而，这种抽象的鼓动民众参与革命的口号，仍然需要毛泽东转化为具体的革命实践。民众大联合的具体实践问题，总是在革命发展之中得到解答的，铁的革命的事实就是答案。首先革命的事实区分了民众，民众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使民众各自聚集在了不同的旗帜之下。而这个问题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民众聚集在同一旗帜之下才可能实现真正联合[1](p.71)，而不同旗帜下的民众最多只能形成暂时的利益联盟。显然，这对于通过革命实现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是不明智、不可靠、不可取的，并且为大革命的失败所历史地证明。也正是由于在区分民众方面缺乏有效办法，中国近代以来争取共和的革命斗争进展缓慢，难以有效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支配中国的根基。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门见山就指出了过去革命事业的症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6](p.3)因此，民众大联合是从划分民众开始的，在民众具体分化的基础上，大联合才有团结的明确朋友，才有斗争的明确敌人。而民众如何划分，或者说哪些民众是敌人，哪些民众是朋友，反映在革命与建设的路线和政策上，也就自然成为在与“左倾”和右倾斗争中，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回答的，正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该文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6](pp.3～9)该文区分敌人和朋友的方法十分简明，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其目的也是划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毛泽东对于各个时期统一战线的建立，都是从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划分民众开始的。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10](pp.250～251)毛泽东对阶级问题非常敏锐，他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从“阶级斗争”四个字开始的。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1926年毛泽东就深情地感言:“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1](p.158)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把阶级分析贯穿其毕生革命和建设之中。在阶级社会政治是以阶级斗争的形态出现的，把毛泽东的政治理解为阶级政治，合乎其政治事业也合乎其政治思想。因此，在政治的概念问题上，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即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变成为政治斗争。

　　如果说阶级分析是区分敌人与朋友的根本方法，统一战线是民众大联合的现实形态;那么斗争与团结就是巩固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也是毛泽东阶级政治的基本内容。这是因为，区分敌人与朋友仅仅是民众大联合的前提，而实现民众大联合则需要争取尽量多的朋友，并给予敌人相应的打击以巩固民众大联合。换言之，必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3](p.745)斗争是对敌人的斗争，是对两面派的斗争。当敌人破坏统一战线时，就必须给敌人以有利、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使敌人有所顾虑而不敢为所欲为;当着两面派脱离统一战线时，就必须给他们以有理、有情、有义的思想斗争，使他们认清形势而不会随波逐流。团结是对朋友的团结，是对自己人的团结。由于两面派可能也是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必须团结他们以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由于人民群众是统一战线的构成主体，必须进行民主建设而成为团结坚强的革命共同体。所以，“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1](p.297)在人民内部，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团结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源泉。

　　斗争和团结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却都是民众大联合所不可缺少的，因为斗争和团结的对象各不相同。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正是依赖于斗争和团结两手皆硬的策略;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1](p.230)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在土地革命后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都是教条主义的极端政策，对党的革命事业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然而，斗争本身并非统一战线的目的，相反它是为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在此意义上，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3](p.745)因而，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统一战线得以巩固;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统一战线遭到破坏。斗争和团结既是一种并列关系，又是一种目的-手段关系，并不意味着两者相互矛盾;相反，理论上斗争与团结的目的-手段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实践上斗争与团结的并列关系是一种策略关系，实践合乎逻辑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强大力量。所以，斗争与团结在彼此对立中仍然是一种否定性关系，而真正的辩证法则主张将其置于民众大联合的无支配自由目的中来获得肯定性的理解。

　　三、图景:政治的概念

　　民众大联合包涵着毛泽东的全部政治事业和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政治世界的整个架构。倘若说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是完全凝聚的民众大联合思想，那么毛泽东的政治事业则是完全绽放的民众大联合实践。然而，民众大联合作为毛泽东策略性智慧的政治实践，尚且不具有哲理性智慧[13](pp.124～125)来为自身设定政治目的。换言之，民众大联合不论在毛泽东政治思想与事业中多么重要，它都必须服从服务于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于是，从两者的内在关系来描绘毛泽东政治概念的图景，矫正长期的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偏见，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和失误，就具有别开生面的意味。

　　无支配自由的理想源于自由的稀缺，源于中国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近代以来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3](p.731)毛泽东对于旧中国的这种无与伦比的深刻体认，客观地决定了毛泽东革命目的的正确性，任何民众都不会和不容反对;决定了毛泽东革命目的的至上性，一切革命和建设都为其而发展。而无支配自由的革命理想，必然要求毛泽东选择社会革命的道路，一种唤起民众的民众大联合道路。这正是孙中山遗嘱中毛泽东最珍视的部分，《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3](p.724)与孙中山遗嘱中表达的目的-手段关系一样，毛泽东将无支配自由与民众大联合结合了起来。无支配自由作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目的，必须采取民众大联合的手段方可实现;而民众大联合之所以如此重要，正在于其对于实现无支配自由目的的有效性。因此，毛泽东虽然是在不同时间提出民众大联合与无支配自由的思想，两者在毛泽东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却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掀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而庄严的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时候，都是民众大联合与无支配自由有效结合的典范;而中国革命和建设遭至挫折的时候，无不是民众大联合与无支配自由结合扭曲的典型。而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又恰恰在于，如何真正实现民众大联合与无支配自由的有效结合。

　　就更具能动性的民众大联合而言，不能抛弃无支配自由这个目的，否则它将不具有独立自存的合法性，甚至成为无支配自由的破坏性力量。但是，民众大联合作为手段，因而也就是工具性目的，容易囿于自身而盲目自大;民众大联合作为实存，因而也就是现象性的存在，容易囿于表面而盲目自信。这种对民众大联合的孤立理解，不可避免捧民众大联合本身为最高目的。结果，毛泽东政治哲学中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政治概念，人们普遍满足于从政治社会学层面加以理解，形成一幅“嘴尖皮厚腹中空”[4](p.800)的形式化政治图景，而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遗忘得无影无踪。比如，毛泽东民众大联合基础上的革命性质、革命道路、革命策略、新民主主义国体与政体，等等，被当成了毛泽东政治领域实践智慧的根本标志，也被认为是集中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14]实践智慧包括哲理性智慧与策略性智慧两种，前者思考的是目的的目的，在毛泽东革命和建设中即无支配自由的问题;后者思考的是实现最终目的的手段，在毛泽东革命和建设中即民众大联合的问题。在此意义上，仅从策略性层面理解毛泽东政治思想，既非对毛泽东政治概念图景的哲学解读，又是对毛泽东作为杰出哲学家的政治智慧的贬低，离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之门相距甚远。

　　形式化的政治图景将毛泽东的政治概念等同于民众大联合。为了避免毛泽东政治图景的形式化，产生出民众大联合具体化的不同偏向，形成斗争与团结之间的尖锐交锋，因而造成了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图景:过去是斗争的政治图景，将毛泽东的政治纯粹理解为阶级政治;现在是团结的政治图景，将毛泽东的政治纯粹理解为民主政治。但斗争和团结不是将民众大联合实体化了，而是将民众大联合片面化了。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3](p.637)，既需要斗争又需要团结。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抗日战争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6](p.264)，尖锐批评此前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教条主义:“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3](p.763)联合与斗争是相反而又相通的两个极端，因为两者皆是民众大联合的基本手段。不论是一切联合还是一切斗争，其错误都在于自视其重，无视另一种手段的合理性，更无视真正重要的作为最高目的的东西。因此，在民众大联合的政治实践中，斗争与团结不能相互取代，更不能任由一方僭越另一方。抗战中“抗战、团结、进步”[3](p.719)三位一体的方针就是典范，斗争与团结都统一于进步之上。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求团结，用阶级斗争取代团结，破坏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陷入其批评的土地革命后期的情况，在忘却社会主义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目标的同时，也撕碎了人民群众憧憬的无支配自由的共和理想。

　　就不被推动的无支配自由而言，它必须根据自身的内容来选择民众大联合的方式，否则将不可能获得现实的有效性。无支配自由分为国家与人民两方面的无支配自由，而民众大联合也分为斗争与团结两方面的手段，两者相互匹配方才可能成就美好的政治理想。国家实现无支配自由的革命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主张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将民主问题置于国家独立之上，描述的恰恰是“天下太平”的政治图景。这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面派，既为国民党所鄙视，又为中国民众所唾骂。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15](p.432)故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革命对象彻底消灭，其它任何改良的措施都将无济于事。这正是毛泽东与萧子升的根本分歧，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1](p.140);“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6](p.487)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排除民主和团结，但民主和团结必须服务于国家的独立统一;并且也是为着更有效的革命斗争。“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3](p.732)所以，毛泽东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进程中，总是在无支配自由之根本目的的统领下，一手抓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打击和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手抓新民主主义建设，以促进和繁荣人民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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