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外人士看党的伟大》，是2013年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理纯致力于公益性社会活动，是“走进崇高”沙漠绿化发起人，先后动员近两千名志愿者为浑善达克沙漠和张北地区义务植树100万株。作为一位党外人士，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有其独特的视角，值得一读。本网从今天起择其精华部分予以连载，敬祈网友关注。

　　第一章 三湾改编造就的不一样军队的基础

　　推翻帝制之后一片混乱的中国

　　迫于内外压力，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由隆裕太后代行颁布《退位诏书》，宣告退位。至此大清朝200多年的统治划上了一个句号，而之前统一的中国突然就以一省或几省为单位分裂变为了多个“国家”。随着短暂的分合，北方变为了掌握国家最大实力的袁世凯北洋军的天下，南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势力也是越来越大。由于袁世凯同南方的各方势力根本谈不拢，于是他依靠手中的军事力量对各方进行弹压，袁氏甚至公开恢复帝制，之后其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声中又不得不取消帝制。

　　伴随着袁世凯由于尿毒症而突然死去，原本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队一下子变得群龙无首，并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等几派，不久，北洋军队自己之间就打成一团，南北之间、各路诸侯之间更是不断以各种借口你征我讨，百姓没有安全保障，真是又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混战时代，再加上国际列强的介入各自扶植自己的势力，整个中国形势更是变得一片复杂，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中国到底会变为什么样子。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就在中国的各方志士仁人到处寻找国家的发展之路之际，1917年在沙皇俄国爆发了震撼当时世界的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正在变为现实。十月革命提出要消灭剥削、压迫以及社会中的其他不平等现象，并建立起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理想社会。十月革命不仅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之后更是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主席曾经在1949年写了这样一段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4年左右的1921年7月23日，在之前早期组织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党的一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当时全国仅仅50多名党员。

　　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带动了北伐的胜利

　　“联共联俄”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一直坚持的主张。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才具有了北伐问鼎中原的力量。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上明确表示支持北伐;7月北伐开始。北伐军先锋就是以共产党人叶挺领导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

　　当时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军约有20万人,控制湘、鄂、豫等省和陕、冀部分地区;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军约20万人，盘踞赣、闽、浙、皖、苏五省;奉系张作霖军约35万人，占据东北各省和京、津等地。由于三方力量彼此各不买账冲突不断，北伐军制定了正确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北伐军经过苦战，首先消灭吴佩孚军，然后重创孙传芳军。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共产党人组织先后发动了两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但起义没有成功。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发动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经过浴血奋战，起义取得成功，上海的占领是北伐进程走向重大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反目

　　北伐过程中，整个国民革命军的力量由之前的8个军10万余人发展到40多个军近百万人。同时伴随着北伐的胜利和时间的推移，由于强调军事和政治并举的共产党人在北伐中的卓越表现，共产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增强，1927年共产党员人数也已经达到了6万人。同时由于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在基层农村组织农会，在城市大量组织工会，一波一波的工农运动迅速扩张了共产党的势力，共产党仅在湖南基层就发展有50个县的群众基础组织，这种局面也造成了国民政府内部左右两派的分裂。

　　迅速膨胀的共产党力量使国民党深为忌惮，掌握枪杆子的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开始发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的军队开始以“清党”名义在上海逮捕、处决共产党人。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进行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于8月1日被迫发动南昌起义，成立了第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但此刻已经晚了，起义部队面临的是优势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白区在之后汪精卫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口号下，共产党力量几乎丧失100%。

　　共产党不得已的武装斗争

　　1927年之前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创建自我军队的想法，但面对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对共产党人的残酷镇压，共产党人不得不考虑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军队并进行武装反抗。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急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疾呼：“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张组织自己的军队。毛泽东说：“上山即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4省发动秋收暴动。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和彭公达一起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

　　著名的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这一首毛泽东于秋收起义当日1927年9月9日写下的《西江月·秋收暴动》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秋收起义的情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在湘赣边界修水等地举行了著名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由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卢德铭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一些农民武装以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人数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起义前又团结了一部分原黔军武装编为第四团。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参加，并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即红军)第一面军旗。

　　秋收起义之后的弱小队伍

　　秋收起义的原本目标是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曾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

　　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再加上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工农武装缺乏战斗经验，新收编的原黔军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下人员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前敌委员会又一次会议在文家市召开，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西部，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宝贵的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当部队走到萍乡县芦溪镇时，遭遇敌军和地主武装的伏击，部队伤亡了近1/3，总指挥卢德铭也在战斗中牺牲。起义以来的20天时间里，部队从5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和48匹战马。此时的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原本的军阀习气更加难以约束。

　　军阀习气的危害

　　谈到军阀习气，其应该说是当时中国各路军队的一个显著特点。军阀风气首先表现在军人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信仰的士兵不知道为什么而战，肯定不会有太强的战斗力。其次，在军阀部队中，组织上下的维系靠的是“拜把子”结兄弟，上下级之间不是讲共同理想，而是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个人关系。第三，在一些军阀部队中，打仗就像是商人做买卖，如打下某个村落，抢了什么东西，士兵赏多少军官赏多少，战斗之前说清楚明码标价。战斗胜利之后赏钱马上兑现，好像军阀、军官、士兵彼此买卖产品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赏金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到位马上就有内讧的危险。

　　可见，具有军阀风气的部队是属于个人的军队，这种军队只会为了部分人的私利而去战斗。在这种军队内部打人骂人的现象就是家常便饭，长官在其部队中为所欲为。同时各军之间不配合的现象也是总有发生，关键时刻下面的小团体经常执行命令不到位，遇到强敌往往一跑了之。军阀习气还体现在纪律性奇差，尤其在溃退的时候，整个军队就是土匪。溃败之地，无辜百姓受尽磨难，这样的部队不可能有任何群众基础。

　　面对军阀习气毛泽东的决心

　　看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的挫折，看到部队显现出来的军阀习气，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要克服军阀风气建立一支像样的有战斗力的军队。而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则非要加强对部队的整体思想教育不可。毛泽东深知那些没有思想教育的部队即使装备再好，面临考验时仍然会败下阵来，甚至成为一盘散沙。当时，我们党虽然在当时影响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党支部都设立在团一级，党支部直接管理连队政治指导员，而连队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教育工作，并没有直接对接士兵的思想。如果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就难以直接教育、团结士兵，团一级设立的党组织离基层太远了。

　　而加强思想管理，则需要在全军上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通过共产党员在各级带动和影响人们的思想。毛泽东要想做到这一点，就不仅需要党组织建立在师、团、营级单位，更需要“党建连上”，“党建排中”，“党建班里”，其中连级党代表应该直接由党委任，而并非从军队中自然产生。

　　毛泽东心目中的连队党代表职能

　　有人说，在连队建立党的组织很容易，找出一位副连长来负责这项工作就可以了。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位政治副连长不是从原部队中选拔的，其职责不完全是连长助理。党代表是党派到部队的代表。党代表是该部队的党及思想教育的负责人，担负着从党的角度、用党组织的一些特有方式从思想上保障连长应该完成的任务，保障指挥员的命令和指示在部队中切实得到执行，同时积极帮助基层官兵们发挥高度责任心和创造性去很好执行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党代表还有这样的权限：当连长下达与党的路线和政策相违背的结论或命令时，他应该加以否决和制止，这可以说党代表制度的重要特点。党代表还有两项根本的任务，其一是充分关心每一位基层官兵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其二是进行各项纪律的监督，使纪律真正在部队中得到落实。

　　连长从军事上对部队负责，而党代表则从政治上、党组织上对部队负责。党代表的军衔比连长要低一些，这也充分表示了对军事指挥员的根本尊重。军事指挥员和党代表的集体领导应该是毛泽东对军队整体组织的一个思考亮点，这种思考也对克服部队的军阀习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丽的三湾村

　　毛泽东否定“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后，秋收起义的余下部队从湖南浏阳的文家市出发，穿过萍乡芦溪县，攻克莲花县，准备走向罗霄山脉建立革命根据地。当部队到达莲花县三板桥时，毛泽东委托何长工到江西省的永新县境内去找一个上井冈山途中安全的休整地。9月25日下午，何长工来到永新石市村，通过当地原农会干部的介绍，了解到走过高溪爬越十里山后，有个群山环抱的山沟名叫三湾。那里既能摆脱敌军追击，还可通过宁冈茅坪的山路直达罗霄山脉，并了解到井冈山上有袁文才、王佐两小支绿林武装力量。何长工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此事后，毛泽东马上作出了部队去三湾进行休整的重大决策。9月29日上午，起义部队翻越了大山口，来到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当年只有50来户农家的山坳里的永新县三湾村。

　　正是在这个小小的三湾村里，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举世闻名、意义深远的“三湾改编”。

　　“党建连上”的阻力

　　秋收起义余下部队到达三湾村之后的1927年9月30日，在毛泽东住的“泰和祥”杂货铺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要在这次会议中说服大家，请大家支持对军队的改编。会议首先增补了前委委员之后，毛泽东耐心地提出第一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共产党没有掌握自己的军队，之后阐述了他的“党建连上”的创新思想。由于党代表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一些军官就无法撇开党组织而独断专行，这种制度势必同这些旧军官的既得利益激烈冲突。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权利被削弱和被监督约束，当时担任师长的部队最高军官余洒渡对党代表制度提出各种异议，另外几位军中要职人员陈浩、徐韩等也直接站出来反对，想要阻止党代表制度的实施。大家在小小房间内的争论异常激烈。在微弱的油灯下，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天亮。

　　最后在毛泽东的反复说服之下，大家终于暂时艰难地统一了认识，并决定在第二天早上对部队宣布会议的决议。

　　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村前，有四棵并肩耸立郁郁葱葱的红枫古樟树，当地人称为枫树坪。10月1日，也就是到达三湾之后的第三天清早，师长余洒渡召集部队在枫树坪下集合了。在毛泽东鼓舞大家士气之后，他接着宣布了昨晚会议精神——组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三项决定：第一，整编部队，从部队编制形式上，鉴于部队人员锐减，原有编制不符需要，把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全团缩编为七个连，五百多支枪。同时，原有的军官队也被取消。第一团辖第一营和第三营，缺第二营，每营编三个连，另单独编有一个特务连，也叫第四连。团直属队有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和卫生队等单位，对外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里建立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全军由党的前委领导，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第三，在连队里建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队的那种雇佣关系;并初步酝酿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随即，部队开始整编。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三湾改编”。

　　起批评职能的士兵委员会

　　为了进一步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作风严重的问题，三湾改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军队设立了士兵委员会。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士兵委员会的职能是通过批评来实现的。据王紫峰老中将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开士兵会时，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例如：班长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军官说话态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指名批评。对经济上的意见，士兵同样可以在大会上讲。对排长、连长、党代表的缺点都有批评的权力。”

　　自从实行了士兵委员会制度，不仅使军队中形成了正确的批评的氛围，同时也对各级指挥员、党代表起到了一份监督的作用。通过士兵委员会制度，基层军人的革命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士兵有了主人翁的感觉，部队建设的很多问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伴随着士兵委员会制度，部队中出现了一种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新型官兵关系。

　　三湾改编的重要意义

　　三湾改编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加强党对军队的统一思想管理来提升部队的战斗力。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挫折，共产党又一次总结了提升、掌握自己军队的经验。应该说，秋收起义之后的部队在三湾仅仅驻扎了4天，但就在这4天里面，这支部队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奠定了同国民党军队及中国历史上各朝军队根本不同的基础。从三湾村中，中国走出了一支不一样的军队，这种不一样不在于武器装备的优劣，服饰的好坏，军礼的标准，而在于思想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来自于不一样的党对部队思想的引导、管理和监督。用改编后担任4连党代表的罗荣桓的话来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从历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的“党建连上”狠抓思想管理的思考是创新性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党建连上”，党组织才真正发挥了重要堡垒作用，才使之后的红军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拖不垮，打不烂”，成为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革命的希望——井冈山

　　10月3日清晨，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又一次集结在三湾村的枫树坪准备向井冈山进发。此时，毛泽东向部队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向井冈山进军的意义，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信心和意志，同时宣布了行军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筹款要归公、不乱拿群众一个红薯。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严格遵守这三项纪律，我们才能搞好同山上群众和王佐部队的关系。”这就是后来对人民军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三大纪律的开端。随后， 在三湾人民群众的欢送下，部队离开三湾向原宁冈古城进发，10月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腹地——茨坪。之后毛泽东用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建军原则，对袁文才、王佐的井冈山农民武装、朱德的南昌起义余部、毕占云和张威起义部队、彭德怀同黄公略起义部队、季振同与董振堂的宁都起义部队进行了整合，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经过整合又一次提升了整个红军的素质。

　　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里有一支彻底清除了军阀作风的部队。这是一支有思想管理的、有上下监督的，有纪律的、强调批评的军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