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西游记》一生的故事

　　毛泽东究竟什么时候开始读《西游记》?读了多少遍?至今尚未见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但可以推定，他在儿时，即在几个私塾求学期间，就已接触到其中若干故事片段了，比如他就曾在课桌板下玩赏孙悟空折纸。从此时起，他谈论了70余年《西游记》。

　　在四大古典名著中，他最开始读到的就是《西游记》，直到晚年还在读它。屈小强在《〈西游记〉中的悬案》一书中记载，毛泽东直到晚年，还将各种版本《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他也会经常提到《西游记》这部小说与其中的人物。他还非常重视对《西游记》和佛经的编译。

　　毛泽东是很熟悉、重视《西游记》的，并时常做到学以致用。几十年间，他对这部书作了不少精辟的评述。在他所写的文字和谈话、报告，甚至在诗词里，对该书中的故事和角色形象都分别有很好的剪裁、穿插，恰当的比喻、应用;比如《西游记》中汇集的我国元明时期大量民间俗语，“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好马不吃回头草”等。

　　最开始读到的古典名著

　　毛泽东幼时在私塾读书时，为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他设法寻找各种书籍，大量诵读那些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歪门邪道”的杂书，主要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在读这些书时极其用功，也像“正课”一样分别打上圈圈点点，写上批语，记录当时的体会。他的记忆力很强，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大都记得清清楚楚，平时给别人讲故事或写文章，都能灵活运用，讲得(或写得)活灵活现。上课时，他听着听着，便偷偷地看起古典小说来。有时，他还在课桌下面用纸做“菩萨”，“菩萨”全是书中的“舶来品”，如刘备、宋江、孙悟空……

　　若干年后他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

　　毛泽东何时读《西游记》?另据萧三称，早于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非常喜欢旧中国流行的许多小说：《精忠传》啦，《说唐》啦，《西游记》啦，《封神榜》啦，后来就是《水浒传》啦，《三国演义》啦……他都读了又读。他读完经书之后，和别的小学生一样，把小说藏在经书底下偷着看。”

　　又据李季《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的故事》一书：“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旧小说，如像《西游记》啦，《精忠传》啦，《说唐》啦，《水浒传》啦，《三国演义》啦……这都是些非常有趣，又很有意义的书。差不多每个小孩子，对它都很有兴趣。可是，大人们和他的老师，都说这些是‘杂书’，禁止他们读。”

　　据杨得志回忆，1928年5月，在井冈山的庆祝红四军成立大会上，当朱德讲完话后，“毛泽东才站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别强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打着有力的手势，讲了个孙悟空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印象极深。在我们军队还弱小的年代，在游击战争的年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励自己和所领导的部队。至今，他当时的形象仍如在眼前。”

　　1933年夏季，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都瑞金成为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为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指挥，红军工兵第一次在瑞金为中央领导抢修防空工事。当时，毛泽东不仅参加了劳动，而且还针对一些战士不愿当工兵的思想，给大家讲了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白龙马的故事。他说：传说西天有条小白龙，本领不小，却甘心情愿地变成一匹白马，驮着唐僧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回了真经。可是后来很少有人提到它，白龙马这种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精神是非常高尚的。红军工兵应该学习白龙马精神，做红军的一匹白龙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学孙悟空”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师生作报告。他说：“孙猴子大闹天宫，把天兵天将打个落花流水。我们要学孙悟空，大闹反动统治者的天空……”

　　1937年8月，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的互相转化时，分析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他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转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

　　1938年4月初的一天，那是个晴朗的上午，毛泽东在延安城外一个傍山的旷场里接见了抗日军政大学全校师生2000多人。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进一步指示要大家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对这3条指示作了具体的阐述，还引用了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智，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39年3月15日上午，毛泽东在延安城西北的凤凰山脚下的住所院子里，接见了包括柯棣华大夫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据巴苏回忆：毛泽东在交谈时说，在古代，佛陀传扬恢弘的教义，保佑普天下之太平无恙。现在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是来传播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团结友谊的。在谈到这些话题时，他还讲了一本著名的书中所描写的唐僧在传奇式的猴王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有趣故事。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里指出，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说：“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就重视翻译工作时又指出，“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另外，屈小强的《〈西游记〉中的悬案》)一书里，在谈及《孙悟空：取经集团的灵魂与团结奋斗的象征》时，也引用了这段文字，唯若干文句有异。其中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翻译工作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比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僧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这可能出自口述的原始整理。录此以资参照。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接见了一批“小民革”(即民主革命同盟)的领导人，从吃晚饭谈起，共谈了10个小时。这次，毛泽东兴致很高，开怀畅饮，旁征博引，讲的是史册古籍《红楼梦》、《西游记》等等，却又都切中时弊，针砭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毛泽东以古寓今，风趣横溢，妙语连句，在场的人都听得入了迷，忘了时辰，无不为之感佩。

　　1945年9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又遇见了刘仲容，刘仲容是国民党桂系的幕僚。抗战前夕，他成为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秘密往来的联络人。自1937年他在延安与毛泽东相识后，思想变化很大。毛泽东在红岩村与刘仲容促膝交谈。刘仲容对国共谈判表示担心，认为谈判即使达成协议，蒋介石也会撕毁。毛泽东笑了笑，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他望着刘仲容，脸上漾出鼓励的微笑，“国民党内部进步力量也在增长和发展，你们组织的‘小民革’，就干得很好嘛。在目前反动派还很强大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里去，去抵制和抵消反动力量，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孙悟空也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造反嘛!”说着，他伸出手往前划了一个弧(即模拟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声情并茂，饶有风趣。

　　“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苏联看望正在养病的中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他说：“要紧的是抓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定了方向，关键是人才。要选派人来学。要提倡唐僧西天取经精神，多出些孙猴子，少些唐僧的‘愚’气。”

　　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文中称：“我们的语言经历过多少千年的演变和考验，一般地说来，是丰富的，精练的。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着深刻的影响。”

　　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黄河。据王化云(治黄委员会主任)回忆，在火车由河南兰考向开封行驶的途中，他向主席报告了查勘队行走万里查勘黄河源;同时为了了解从长江上游引水入黄是否有可能性，也查勘了金沙江上游通天河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吧!”大家都笑了。

　　又据林一山、杨马林的《功盖大禹》里说，在王化云汇报准备将来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给西北、华北水源的不足时，毛泽东笑起来，幽默地说：“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他掉进去了。”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良文化的。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比后代困难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经。”

　　1954年，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汤沛回忆：“一次吃饭时，主席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并进一步教导我们：‘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主席兴趣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断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上成了他老人家考试我们的场所。当然这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

　　1954年，毛泽东读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张天翼的《〈西游记〉札记·关于题材、主题和作者的态度》，并根据该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发挥道：“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1956年，毛泽东读到了刊登于《西南文艺》杂志该年2月号的论文《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作者董思高)。作者认为，此作品“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的时代，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

　　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双百方针时，他说，很多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新生事物，在旧社会几乎都是被打击的。接着他举了许多例子，其中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哥白尼的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谈到了孔子、耶稣和释迦牟尼。他说，佛教怎么样?释迦牟尼怎么样?也是经过那么一个过程，受压迫，社会不承认。孙行者为什么被封为“弼马温”?把孙悟空封为弼马温就是不承认他。他自己封号、自己对自己评价、自己的鉴定是叫“齐天大圣”。玉皇大帝给他鉴定搞他一个弼马温，就是说是毒草。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又再次谈到神话和鬼神戏。他说，戏剧中妖魔鬼怪不要搞太多。搞那么一点，可以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这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不要因为出了一些妖魔鬼怪的东西就着急，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要慢慢丧失，要逐步改造的。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蛮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对官僚主义”。

　　1957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当话题转向谈有关上帝的问题时，他说：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两千年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发生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对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时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在谈到“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时，举了7个中外历史人物例子，他们是：萧楚女、齐白石、高尔基、唐僧、惠能、梁鸿、富兰克林。

　　1958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了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他说：“学习马列主义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只有外国人才能学好。我看，我们看外国人是外国人，外国人看我们也是外国人。我们是不是神仙?我们看地球以外的人是神仙，外星球的人看我们也是神仙。要有股干劲，要有股气。气不能少，气是统帅，气就是思想。凡是讲问题都要讲思想，我们有些同志只是专心于量，说话就是数目字，不讲思想，不要学苏联那些院士。对当前问题要注意。孙行者是无法无天的，他是反教条主义的;猪八戒一辈子是个自由主义者，有修正主义，想脱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黄克诚(解放军总参谋长)、张经武(中央驻西藏代表)、张国华(西藏军区司令员)和雷英夫等就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全区性的武装叛乱之事进行汇报。当汇报结束，毛泽东对于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确定后，请他们吃饭。饭间，毛泽东情绪很高，分别给他们敬酒。毛泽东当时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灾不太吃药，但相信酒可以治感冒，于是他破例干了几杯。趁着酒兴，毛泽东论《三国演义》，析《红楼梦》，讲《西游记》，评《水浒传》，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讲得大家如醉如痴。

　　1959年春，据上海京昆剧团演员孙花满回忆，毛泽东曾和他有过一次谈话。“主席还曾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说姓孙，叫孙花满。他说姓孙是孙悟空。主席的湖南话我听不懂。他就解释说是齐天大圣。我听懂了。他说你的名字很好，孙花满，花满了，‘百花齐放’，这样好嘛!说得很风趣。”

　　1959年7月2日晚，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特意点了《思凡》、《悟空借扇》几出神话内容的赣剧，给各路要员们观看。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次国庆观礼会上，毛泽东见到了沙千里，风趣地问候：“沙僧，你好!沙僧，你好!沙和尚是不是你的本家?”

　　1960年春天，北京三座门，中央军委所在地。灯火辉煌的会议厅里，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的上百名各路将领，戎装整齐地列队静候在这里，等待最高统帅的接见。车门打开，毛泽东走下车来，掌声骤起……“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他出口成章，掌声在这浓重的湖南乡音中止住了。毛泽东用自豪的目光扫视着他所熟悉的每一张面孔。站在前排的将领纷纷向统帅行军礼，毛泽东频频点头。突然，毛泽东像是发现了什么，指着后几排的一个将军，提高嗓门，大声说道：“你，姓孙!孙行者!”全场的目光一下子积聚到一个蓄着银色短须，佩戴中将军衔的将领身上。这位将军就是孙毅。

　　1961年10月10日夜晚，毛泽东偕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步履雄健，神采焕发，入场后在第四排略靠右侧的一个座位坐下。他随手脱掉藏青呢上衣，只穿了一件打补丁的白衬衫，在看戏过程中不时有会心的微笑、赞许的点头和风趣的插话。当看到猪八戒从白骨精变化的天王寺中且战且走，逃出魔窟时，他仰身朗然大笑起来。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全剧，站起来向台上鼓掌。当他快走到安全门边时，又返身回走，再向台上谢幕的演职员挥手致意……

　　就在这次难忘的演出后一个月，毛泽东到了杭州。他向浙江省委负责同志关切地询问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演出和绍剧团的近况，还提出要见见剧团的同志们。不巧的是，当时剧团还在河南一带巡回演出，一时不能回来。毛泽东听说以后，就将一篇诗章交给了省委。这就是后来发表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2年，毛泽东读《绘图增像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批语：“‘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196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沿着丰泽园中弯弯曲曲的小径在散步。他在冥思苦想：中印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从古代起就开始了文化交流，唐僧西天取经成为妇孺皆知的故事。几年前被世界称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还是提议国之一嘛!那么尼赫鲁(时任印度总理)为什么非要侵占我们的土地，非要挑起边界事端不可呢?不久后，毛泽东在西山军事会议(对印作战决策)听完时任外交部长陈毅介绍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前后经过后，又引经据典地追述了中印两国历史上的交往，从唐玄奘取经说到贞观二十二年的中印之战，还说到了1398年帖木儿侵略印度。

　　1964年1月，毛泽东在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1966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说：“要把十八层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

　　1966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浙江杭州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告诉刘少奇，要批判彭真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说：“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

　　毛岸青、邵华夫妇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也表示：“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

　　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说：“听说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难)改写了，我也未看，请人找一找《胡适文存》，看有没有八十一回(难)?胡适无非是说共产党没有学术考证。郭沫若驳斥他说：‘群众不拥护你胡适，为什么单单拥护鲁迅呢?’”

　　【本文收入我与盛巽昌合著《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一书，终于编译出版社出版;并发表于河南《名人传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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