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做出贡献

　　米格尔•萨拉维特 魏 文编译

　　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开始了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体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90年代东欧集团沉没了，在直到今天3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新自由主义保持新霸权，这造成上个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完全失去威望，但是，面对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令人吃惊的发展，似乎有必要回过头来寻求用马克思的理论对经济进程做出解释。今天我将继续试图根据共产党人哲学家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1925-1985)的研究，指明他所阐述的思想对恢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

　　我在一些信息网络上发表的博士论文中，试图详细地介绍萨克里斯坦的智力活动，他是他那一代人在西班牙文化中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教授，他因为政治的原因和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被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除名，在他的论文中留下了那个历史时期的论证，那是为西班牙的工人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写的。他真实地描述了上个世纪共产主义的危机，这是他的智力劳动的主要兴趣，这表明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去世后继续读他的工作;只有了解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我们才能够建设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实践，为人类指出一个真正的解放的前途。

　　虽然前苏联的沉沦不是到90年代才发生的，那个进程在20世纪的历史上已经沉没。这里只分析最新近的原因。标志着所谓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解体的界标出现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简述如下：

　　1，1965年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公开破裂导致在共产党的组织中关于最适合于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政治路线的内部争论;这些分歧削弱了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的团结;

　　2，20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使得资本主义依靠榨取相对的剩余价值恢复了利润率;这一发展因计算机带来体力劳动的自动化，智力的劳动被人工的技能和通信信息的扩张所取代;

　　3，共产党的机构没有能够更新其理论和实践，这在1968年特别是当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以及“布拉格的春天”的事件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结果这两者都明显地失败了。

　　关于共产主义和它的问题的思考在萨克里斯坦的思想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前面所说的三个方面在他的著作中是清楚的。萨克里斯坦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的目的在于思考影响20世纪下半叶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的危机的根源，这导致他在两个方面对革命的组织做出理论的和实际的新的诠释：1，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分析作为科学的理论;2，将更新共产主义的实践作为人类渴望解放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哲学

　　萨克里斯坦在他著作的第一个方面从扎根于西班牙哲学传统的前景发展了列宁主义。他的理性主义来自文化的古典源泉、复兴的人道主义和现代的启蒙运动。他的贡献之一是使用何塞•奥尔特加和加塞特发展了的“代”的概念分析共产主义思想的演变。这样，他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三代”，他们中间就有列宁本人，还有作为思想家和积极分子的葛兰西、卢卡斯、卡尔•科斯奇、布哈林等。这个“代”的观念将通过历史解释生活在不同情况下的人们之间知识和经验的传播，但是通过时间一代又一代地在继续。

　　这样，他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实践的哲学，这就是从扎根于在反对坏事的斗争的长期传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景出发，作为为了批判文化和日常生活关于政治行动和工具的思考。实践的哲学的使命是向科学—它不过是工具的合理性—提供它的合理的目标，这就是意义的合理性，使其成为科学。

　　此外，他利用自己分析的知识研究马克思的科学的遗产，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由于共产主义运动解体的问题，他特别关注马克思的理论的产生，向公众推出了他从社会理论的认识论分析的观点对于《资本论》揭露性的研究。他为了进行研究，对科学的研究模式表现出兴趣，他研究了由托马斯•库恩推动的科学的哲学的历史转向，从马克思主义的前景研究了科学的社会学。他反对波佩尔蛊惑人心的思想，如库恩指出的，最新的科学研究的历史论很好地适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提出的前景。

　　从为了解释科学活动提供哲学的准则的意义上说，萨克里斯坦坚信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启发人的哲学。这项最后调查的结果是从《资本论》特别是用于阐述剩余价值与相对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的第五章，确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可能性，马克思研究了资产阶级使用技术—科学作为在阶级斗争中打败无产阶级的一种武器。结果他提出靠科学革新工人运动的联盟和一项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它注意到在技术和生产的革新中经济长期的生态可持续性。

　　他特别努力研究的一个哲学问题是确定科学的理论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萨克里斯坦深入分析集体的经验和政治意图之间的区别—对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或理性主义的及自然主义的谎言的批判—在科学和哲学的意识形态视角中它们经常被搞混。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拥有的对世界的认识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这指的是过去。当将确定语言和沟通时这是集体的，其意图是指人的行动试图达到的目标，因此这指的是将来。当通过合理的理想被社会所有的成员接受时向社会提出共享的目标，这是集体的。人的自由在于未来与过去将不会是一样的，而是取决于人类自己的活动。科学的价值在于提供对经验的系统的介绍，这对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合理地行动是有用的。

　　马克思主义包含一种现实的科学的理论，它应当服务于指导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这种社会科学具有从人类解放的前景在理论上重建历史的社会使命。根据欧洲文化的传统的路线，马克思发现了应当作为社会科学的根基的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则：生产力通过生产方式发展。但是这个总的原则对每个历史的社会应当具体化，通过对使基本的格局完整的数据以经验为根据进行研究。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完整地进行这项工作，尽管他是像马克思这样的天才，即使是由他的最好的朋友(另外一个天才恩格斯)帮助也不可能。因此，共产党人团结在政党里，它作为负责完成这项汇集科学知识的哲学任务，以便制定解放革命的政治计划。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其区别于学术的社会学，为了说清楚它的政治目标，由实践和凝结的原则指引。首先必须注意到马克思的科学工作是由一种意图指引的，即作者本人是完全有觉悟的。这里我们与在资本主义“正常的”科学家们的第一个区别是，他们的工作是由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利润的兴趣所指引的;在多数情况下，科学家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有注意思考这事。科学家从要求他进行研究的企业主或国家领钱，这纯粹是他更关心的。相反，马克思思考的是社会科学的第一步应当是批判，这就是科学的文学作品的批判，或用更多技术性的话说，是隐藏在科学的公式中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必须是发现一种理论作为解释现实而提出的意图。因为科学家的价值和典范决定他对数据的选择及其解释，为了突出理论公式的方面。为了让认识有用，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这么做，确切地说像一把螺丝刀或一把英国的钥匙一样。马克思为我们发现了这种现实，这是他人文的和科学的正派诚实的一个证明。

　　马克思想从理论上重建社会现实巨大的复杂性，按照它不可分解的和历史的单位进行。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他能够进行一部分，因为他的朋友恩格斯帮助了他，既在物质上提供货币补贴，也在精神上帮助他编辑作品。这种整体的重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辩证法。这有什么用处呢?这涉及一种作为解放的基础的政治的技术：以科学知识为根基制定一个行动的计划。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建立在社会的整体是一个具体的有自己的发展历史的现实的想法基础之上。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的机能因素的结构。在这个结构内部主要的紧张出现在社会的阶级之间，统治的阶级和屈从它的阶级之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阶级之间。社会现实的这些客观因素与主观的现实相补充，由意识、价值和理想以及组成社会的人们构成。这意味着个人并不纯粹是一种他生活的世界上现有力量的结果，而是一个为了对现实采取行动、改造它在这种变革的进程中也改变自己的的形象。这就是萨克里斯坦在他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的思考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激进的伦理的内容。

　　共产主义作为解放的实践

　　按照格拉姆西的话说，党是“现代的亲王”，它必须进行带来新的社会秩序的政治工作。现代理性的挑战在于通过对自然和社会的科学知识实现人类的解放。为此将通过共产党作为集体的智力劳动者建设其工具;以这种方式创建一种行动的社会科学，它的理论上的级别应当从社会的具体实践的思考而产生。共产党是作为有觉悟的实践的总和而建立的，通过社会科学做出灵活的解释。在历史的这个高度，我们能够想到这项挑战相对地会被无数的经验来复盖，一些经验比另一些经验更为成功。

　　在70年代，马克思主义似乎开始成为一种过时的科学理论。到20世纪末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它。所谓“现实的社会主义”(指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明显的失败使马克思的论点完全失去声誉。事实是萨克里斯坦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一名杰出的人文学家，他一直表现如此，因为面对机会的不顺利他没有屈服;他所做的是重新检验理论以便发现弱点。如前所述，他发现按马克思说科学的概念过于复杂，因此需要巨大的智力劳动，这只能够由集体来完全做到。这涉及在对历史现实的理性知识的基础上建设实现解放进程的机构。这种功能在于制定应当由劳动者阶级的斗争提供的政治计划;但是共产党没有能够构成能实现这种行动的社会科学的集体的智力团体。

　　这种在党内共产党的机构化的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点：1，由斯大林主义强加的专制的官僚化;2，小资产阶级干部保守的和机会主义的产物;3，以及激进的左派党的宗派的先锋主义的恶习。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一种理论与实践的恶劣关系，来自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在干部和党员中缺乏清晰的认识论。

　　意识到这些问题，萨克里斯坦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在社会运动内部回到一种政治工作的类型，一条具有共产党的目标的政治路线，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和国家进行批评。这种拒绝权力的结构的态度类似于巴西人弗雷•贝托的批评，这是拉丁美洲的一个例子，他也接近基督教徒。也就是说，共产党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启发，是为了人类解放的一支力量，但是不应当自认为是唯一可能的前景，而是许多为达到高潮而斗争组成人的集体的声音中的又一个发声。不要教条地将一种观点强加给对现实的科学研究，或是强加给关于为了实现正义而做出正确决定的社会的辩论。

　　在实践的领域，70年代的形势要求重新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萨克里斯坦批判地发展了作为列宁主义的代表的格拉姆西和卢卡茨的方针，继续布哈林的共产主义。他承认斯大林主义和它的对立面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对格拉姆西曾经推动的文化的批判有兴趣，启发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实践。从卢卡斯他吸取了一种来自古典传统的和谐理性的思想，但是适应科学开创性的条件，将其作为解放的社会的模式。

　　但是，萨克里斯坦的批判指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工人的国家的理论，这是布哈林在继承列宁主义时所维护的。他认为历史的经验表明它不适合于建设任务，因为靠这种模式将重新产生一个从国家的官僚出发的新的社会统治的阶级，保持对工人的剥削。要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这里选择了一种建立在社会运动参与的基础上的政治实践，更加关注对国家权力的民主控制，以便取得和直接行使国家的权力。这里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政治权力作为诠释社会实践的关键因素的问题，从一种激进的参与制民主建设这种政治权力的问题。

　　在他转向社会运动时遇到了在社会内部搏动的政治力量，发现了21世纪人类的根本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破坏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这里最后几年他将自己的生命致力于推动生态的运动;他指出了晚期的资本主义的环境问题及它对人类的危险，在未来几十年因人类因自己造成的原因可能会灭亡。这意味着对技术—科学的进步一种重要的不同意见。这里我们看到萨克里期坦对马克思阐述的历史提出另一个重要的批评：他明显的乐观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这种批评不是寻求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而是重点关注人类发展的负面，这似乎是上个世纪末历史机遇所需要的。马克思在他的理论著作中承认和阐述了这些方面，可能被理解。

　　果然，问题可以以下面的方式提出：面对文化的乐观主义，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没有自动地导致一种人类道德上的进步;由于社会结构的形式—建立在社会劳动分工和由此而来的阶级的差别的基础上—财富的增加变成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而没有人类的道德发展的技术—科学进步在现在的历史机遇中不可弥补地导致走向生态自我破坏的深渊，因为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可能影响到其他所有的物种。当萨克里斯坦建议工人阶级与科学的联盟作为能够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文化政治路线时，他所思考的是能够说服工人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态主义的发展。

　　这种文化政策应当同时推动为了解放妇女的妇女运动的进展，作为人类解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一种和平的和不同国家之间理解的文化，避免现在使用大规模杀伤性的尖端装备的危险的战争文化。他说，生态的主要问题是军备竞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应当发展的社会形式，应当建立在自我管理的社区的基础之上，实现经济的权力下放。但是这将与控制尊重自然环境的活动在政治上的集中结合。这种政治上的集中将不与专制的和进行镇压的国家结合，而是与建立一种在社会的成员之间有更多的共识的基础上的民主结合。

　　世界现实未来的前景

　　萨克里斯坦注意到这项政治计划要实现将遇到巨大的困难，在他生命的最后表现了悲观主义。问题是今天我们是否应当分担这种悲观主义，哪是当前时机的前景。他承认通过参与的共和国实现的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模式—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作为人类的计划的真正的前景—必须找到为了实现这项目标的调解办法。我认为，今天从最新的历史经验可以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进行一个总结。我指的是下列数据：1，在工业文明中环境问题的尖锐化，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的资本主义经典的渠道解决;2，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它在世界范围内霸权的丧失以及西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偏差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前苏联的模式的失败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所取代，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为我们时代最大的经济强国。

　　首先，有生命力的系统的破坏只能够靠有责任的经济计划避免，它最后超越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和经济上商品竞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利润大部分是靠将企业的支出外化而获得的，倾销污染的产品，消耗自然的财富和破坏人类的文化财富。这是创造性的破坏，想要为了更多的财富和世界的寡头统治世界的权力制造一个完全人工的世界。

　　利润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在榨取工人的积累过程中占有公共资产，使世界居民的大多数贫困化。但是，由于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可能保持这种动力，这向我们指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它的局限，部分是因为存在一个可选择的模式，最近几十年这种模式一直在发展。

　　问题是什么社会结构将取代现在的国际关系的安排。现有的两种模式是具有重要的重新分配因素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不平衡的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但是一方面是一个在发达的国际机构—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城市规划协会、科教文组织等--的基础上建设的世界的国家，另一方面是企图垄断世界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为了保障物种的生存需要有一个世界经济越来越精确的计划。

　　因此，存在两种对抗的选择，它们相应的两极一方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对国际的承诺缺乏尊重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盟友。更有可能的判断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的主导权将持续30或40年，也许更长，这就意味着开始一个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的进程。由美国五角大楼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进入一种战争的动力，目标是切断这种发展。战争的加剧是衍生资本主义经济自杀的组成部分，一旦工业中的信息革命消耗殆尽，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折霸权的危机。

　　另一方面，为了修补剩余价值指数和资本的利润，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准备控制通过农业交易的大型跨国公司控制世界居民的食品;其中主要的有以转基因产品为基础推动大规模农业的孟山都公司，或者说现在被称为改变基因的机构(OMG)。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企图保持世界的霸权，因此它有两个侧面。加紧军备竞赛和加剧世界上的冲突，将把权力给予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度武装的国家。一场农业的革命带来严重的环境的风险，其基础是由跨国资本推动的新的生物技术，目的是控制粮食市场，对饥饿的居民保持这种统治的方式。

　　这些分析的结论是，一个对工人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做出承诺的人应当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加强，以此作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失去解放的前景，回应谨慎的批评，承认正在出现的问题。形势对人类已经变得那么危险，应当特别小心以避免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对抗。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领域，最近这些事件的演变表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争论是有道理的。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砍去了辩证法，这意味着他肃清资产阶级是为了建设无产阶级的专政，同时破坏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在一个单独的国家甚至是一批国家不是可能的。如霍克海默所说，斯大林的错误是他想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相反，列宁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路线建立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允许资产阶级和市场有限制的存在。

　　毛泽东的这个论点从政治上翻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社会阶级联盟之上建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具有本国特点的联盟。在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理论保障存在两个经常冲突的社会的两极，作为进步和发展的发动机。这种社会结构使得中国适应国际市场的条件，避免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伴随而来的暴力镇压，推动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超过所有的预测。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模式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在于公共机构拥有的资金的数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数量可能达到经济的90%。银行和战略部门掌握在国家手里，大型国有企业控制经济但没有降低经济的生产率，宪法坚持为国际和平与团结而斗争的基本原则，中国的居民支持国家，而国家实施的经济政策做到明显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存在所有的困难、不平衡和错误，比如人口的问题，腐败和外围民族主义的紧张，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现在党内的右翼以及资产阶级阶层确实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中国对现有的政治秩序存在非常广泛的一致，这个秩序对人权有自己的解释，但并不总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现行的标准相同。那里同时也发生社会的斗争，存在明显的保护环境的觉悟，这导致一种社会的积极行动，向工人和人民提供经常的政治上的胜利。

　　问题是要知道这种模式是否能够为这个饱受折磨的人类带来社会主义;这种改善对中国社会来说应当导致公民更加平等和自由，这取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今天它是世界工人中数量最多、最有力量和遵守纪律的阶级。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能够民主地控制其资产阶级，然后超越国家资本主义的阶段。为此，打败新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实现使社会主义成为解决现在的人类今后面临的严重问题的一种进步，这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理论的发展，为了向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的模式前进能够设计社会的条件，这是有觉悟的工人的历史的目标。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4期，摘译自2013年9月15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