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中俄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1878-81)(中)——决疑解惑、凝聚心志

　　目录

　　三 、决疑解惑、凝聚心志

　　1、崇厚一诺，丧权、失地、辱国

　　注释

　　参考资料

　　2、和战两难

　　注释

　　参考资料

　　3、呼唤国士、临危应命

　　注释

　　参考资料

　　4、人微不再言轻

　　注释

　　参考资料

　　三、决疑解惑、凝聚心志

　　1、崇厚一诺，丧权、失地、辱国

　　1978 年11月 8 日崇厚率领副使邵友濂(参赞)和一支由3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1)浩浩荡荡地从上海登船，11月17日到达法国巴黎，然后乘火车前往俄国。12月31 日，抵达俄京圣彼得堡。

　　崇厚对其达成艰巨的使俄使命似乎胸有成竹，行前好整以暇，(2)而从俄方接待崇厚的过程如此井然有序来判断，对即将展开的谈判，必定作了沙盘推演，周密部署，为远道而来的贵客精心预设了个圈套，只等他跳进去。(3)

　　先是心理战，先冷后热，一开头就质疑崇厚的全权资格，(4)然后热情接待，视为国宾，让崇厚飘飘然，(5)软化他的意志。继而采取拖延战术，消磨他的耐心;等到他被折腾得差不多了，才于1879年3月8日正式进入谈判，这时距离崇厚抵达圣彼得堡已经两个多月了，距离他于1879年1月20日向沙皇呈递国书已经一个半月了。俄国之所以采用这种麻痹、疲劳的拖延战术，意在使其焦躁不安，迷乱其心智和判断力。

　　这个偏处东北欧内陆的东道主，对于接待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贵客，真是用尽了心机!

　　不仅如此，俄方还组成了由外交精英担纲的豪华阵容，成员包括俄国外交部东方事务部负责人热梅尼(A. G. Jomini (Zhomini))、助理外交大臣格尔斯(N. K. Giers，实际上的外务大臣)，都是沙俄老谋

　　深算、阴险诡诈的外交家、擅长外交谈判一时之选的高手，还从北京召回俄国驻华公使布策(E. K. Butzow)助阵。(6)敌我双方阵容的强弱适成鲜明的对比，除了人和的优势之外，俄方还占尽了地利的优势，所以这场谈判从一开始中方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地位。真是难为了崇厚这个钦差大使了!

　　格尔斯正陪同沙皇亚力山大二世在黑海的里瓦几亚度假。表面上像是个偶然，实则也可能是精心的安排，因为外交大臣和沙皇远在数千里之外，当然请示需要时间，这就为俄方的拖延策略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双方谈判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交收伊犁、界务、商务和偿款。首先是交收伊犁。当然，俄国内部对于是否交还伊犁，也有不同意见。鉴于曾经向中国承诺，一旦中国收复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即归还伊犁，所以俄皇和外交部，为了维护大国的尊严和外交信誉，倾向于如约交还。(7)然而，代表俄国军方的国防大臣米柳京(D. A. Miliutin)，鉴于伊犁的地略有助于俄国控制刚收入版图不久的中亚各回教汗国(布哈尔、希瓦、浩罕)，而且深恐俄方慷慨归还伊犁，可能会在国际上予人一种示弱的印象，误认为俄国无力固守伊犁而不得不归还，所以反对交还伊犁; (8)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身处第一线的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K. P. von Kaufman和他的亲信，库罗帕提金上校A.N. Kuropatikin，以及七河省省长、沙俄伊犁驻军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G. A. Kolpakovskii，却鉴于考虑到中、俄、土三大板块互动碰撞的复杂性和不测的后果，例如部分沙俄官兵被调往俄土战争前线，兵力严重削弱，中国在新疆的平回军威正盛，不容轻敌等，所以严峻的军事形势迫使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沙俄将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早先永久占据伊犁的初衷，转而同意沙皇和外务部的意见，履行俄国的责任和义务，如约交还伊犁;(9) 但需在界务、商务和偿款上向中国要索高价(10)，而俄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却认为此举不妥。尽管俄国内部意见不一，但对外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择手段，尽量刁难中方使臣，为俄国不战而在谈判桌上捞取最大利益。

　　我们有理由认为，崇厚对于俄国内部的这种复杂情况似乎并无觉察，或知之不详;似此，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怎么能在外交战场上克敌制胜?

　　崇厚虽然深知此行使命主要在收回伊犁，起初也不敢事事应允，照单全收。据他事后报告，他曾经逐款与布策商谈，「每议一事，动阅兼旬，并与格尔斯前后会商十余次，计前后唔商数十余次，辩论不下数万言，半年之久，始订定条约十八条。」(11)他举例说，俄方起初要求交还伊犁后，让俄兵继续驻守绥定城，以保护东干回民，但被他拒绝。这虽然是他的自辩，不过还是相当可信的，不像获罪后清流党人将他指责的完全玩忽职守，一无是处;就是从常识而言，俄方开的单子，他也不会笨到完全照单全收。

　　至于商务、偿款问题，崇厚自辩说也都曾向总署请示过，也并非像清流党人指控的「完全擅作主张」的那样，真的是事事自作主张。但是对于至关紧要的界务问题，他却不顾上谕要他「利害轻重之间，亦须通盘筹划，庶免流弊滋多」，「利害相权，得不偿失，自应另筹办法」，「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等耳提面命的训示指令了，(12)竟然真的行使「便宜行事」的全权，擅自应允俄方的无理要求了， (13) 张之洞早先的预言，竟然一语成谶，铸成了他所担心的大错了!

　　可以想象，谈判必然是异常艰苦的，因为俄方对于所提要求，软硬兼施，甚至威胁恫喝，不达目的决不终止。(14)而崇厚为人「谦和委婉，善结主国之欢」，俄方为了知彼知己，早就对他的性格有所了解;加以他在俄国时间太久，水土不服，不耐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的谈判，更加上急于回国探视他正在患病的夫人，归心似箭，终于使他中了俄人的圈套。更深一层的原因可能是像郭嵩焘所说的，崇厚名知洋务，实则只知道洋人船坚炮利的可畏而已，以及刘坤一所说的，崇厚「居官为人，畏洋人如虎」。这种性格使他多年来处理洋务，总是秉承他的满洲前辈琦善主和的精神，(15)一味退让，毫无担当;这样的性格，焉能在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激烈外交战场上，维护国家权益?(16)

　　但令人不解的是，一个具有多年军政和外交多方面经验的崇厚，竟然眼光短浅到满脑子只想到他此行的主要和唯一的任务就是收回伊犁(17);只要能收回伊犁，他就可以行使“便宜行事”的全权，在界务、商务和偿款方面，对俄方作出重大让步;(18)至于有什么后果，他就顾不上了;甚至他可能心中暗想，以清朝当时疲敝的国力，相对于沙俄咄咄逼人的蛮横霸权行为，忍辱吞下这丧权辱国的苦果，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果如此，他则完全无视当时的中国东方(东南海疆)无战事，中外这时正处于芮玛丽所说的相对的和平合作时期，(19)更犯了忽视同光中兴、左宗棠的回疆胜利赢得的新的国际地位了。(20)

　　有趣的是，俄方的谈判原则刚好相反，重商轻界，只要中方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俄方就愿意如约交还伊犁。所以，双方就这样殊途同归，做成了这笔天大的外交交易;崇厚即使明知是俄人布下的圈套，他却半推半就地跳了进去。

　　所以1879 年10月 2 日，他竟然不顾三个月前总署电告他对俄国所提伊犁分界图「断不可行」的、绝无商量余地的死命令，(21)更没有在签署条约时向朝廷最后请示，就擅自行使他「便宜行事」的全权，用「约章定明，势难再议」敷衍搪塞，就在《里瓦几亚(利伐第亚)条约》，以及三项专约《瑷珲专条》、《陆路通商章程》和《兵费及恤款专》签上了他的大名。(22)

　　说它是俄国的圈套，说它代价太高，是因为条约中的第七条规定中方虽然名为收回伊犁，实则须割让伊犁山南肥沃的特喀斯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包括特喀斯流域和天山通往南疆喀什噶尔的战略要地穆扎尔特山口(Muzart Pass)。这是界务上不容失误的的重大损失。(23)

　　俄国又通过《瑷珲专条》和《陆路通商章程》，获准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古城和嘉峪关开设领事馆，俄国商人可以在蒙古和南北疆免税进行贸易;还可以经由西安、杭州、通州，来往于嘉峪关、张家口、天津和汉口，贩卖货物;并允许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到伯都纳(吉林扶馀)，沿途可以从事贸易。

　　这是商务上和利权上的重大损失。

　　不仅如此，在《兵费及恤款专条》中规定中国还须向俄国赔偿「代收代守兵费」500万卢布(280万两)，并赦免伊犁东干回民无罪。但对于中国一再坚持要引渡的回乱要犯白彦虎却坚决拒绝交还。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丧权、失地、辱国、赔款，而中国所得的只不过是一座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现在按约收回后却无法防守的空城。

　　沙俄凭什么强索这么高的代价?只是因为出于它自己所说的「友好睦邻」的善意，在中国忙于平定内乱、自顾不暇时，帮助中国代收、代守、代管伊犁吗?显然自欺欺人，无法自圆其说，简直就是一种强盗行为?像这样的条约，一个稍有良知、尊严的人，别说负有重任的使节，是断难接受的。

　　然而，万方寄予厚望、身负朝廷重托的崇厚却处之泰然，他在路过巴黎时对纪泽说，「事已了结，十分周妥」，(24)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不辱所命，十分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艰巨的外交任务。(25)所以，他就迫不及待地循原来的水路，匆匆踏上归途，回国复命。

　　然而，在北京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几乎让他丢掉了性命，甚至几乎把国家陷于一场可怕的战争灾难;本来是一件外交性质的伊犁交涉，结果演变为一场伊犁危机，将两国推向战争边缘。

　　注释

　　(1)除崇厚之外，还有头等参赞二品衔即选道邵友濂、同文馆教习俄人官M. Hagan、俄国驻北京使馆的职员 M. de Poggio(搭便船)、三等参赞知府用同知蒋斯彤、随员员外郎德明塔克什讷、郎中桂荣、九品官福建州同王锡赓、盐大使石汝钧、守备李永春、随员员外郎衔主事庆常、庆禧、纯锡、光禄寺署正奎文、中书陈允颐、八品官赓善、守备常有泰、把总齐树敬等30人。(参看《外交史料》，卷15，页5-6b,1878年10月23日; HIC, 页50;F.O. 418/I/1,Hugh Fraser to Salisbury, 23 Oct., 1878) 表面看来，是一只拼凑起来的、几乎毫无洋务经验的满汉杂牌军，对崇厚的此行任务肯定提供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甚至反而了累赘，帮了倒忙。

　　(2)令人困惑的是，对于这样一次涉及国家领土主权的关键谈判，崇厚根本没有去花费时间和精力，仔细研究新疆及伊犁形势及有关数据文件，为圆满完成其出使任务作出充分的准备。反而在出发之前，貌似成竹在胸，一切都他掌控之中，竟然只顾连日酒宴饯行，“酬酢之多，苦无暇晷”。 (参看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HIC, 页50)

　　(3)HIC , 页51。

　　(4)俄方看了崇厚呈递的国书，是特命全权钦差，但其来俄目的应为一名从事谈判的外交官，所以俄方不知道应该以何种礼仪接待崇厚。(同上，页52.)

　　(5)1879年1月20日在他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交时，沙皇政府策划了隆重的高规格接待仪式;接见时「以六马公车迎迓」，由沙俄亲王引导进入宫殿。 (邵友濂，《奏为呈递国书，觐见俄国君主折》，载于《邵友濂文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接见时，也对崇厚优礼有加。(《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页243)并在呈递国书仪式结束之后，俄国高官和商会多次举行高规格的盛大宴会、舞会来款待崇厚。崇厚被俄方热情、友好的假像，花言巧语的蜜糖弄得飘飘然，晕头转向，得意忘形，哪会想到自己何德何能，受此殊荣，又哪里会想到这是对手精心设下的圈套，以致忘却了此行所负的重大外交使命，也就自然放松了要完成这个使命应怀有的高度警惕心;甚至昏庸到反而一味地替俄方说好话。(参看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6)HIC ，页55。

　　(7)C.D. Cardonne, L’Empereur Alexandre II: vingt-six ans regne, 1855-1881(Paris, 1883), 617: “But the Tsar and the Foreign Office considered the return of Ili a debt of honour……”.

　　(8)F.O. 418/I/10, Plunkett to Salisbury, 24 September 1879.

　　(9) A.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i. 93.

　　(10)库罗帕提金上校A.N. Kuropatikin在他提交给参谋总长海登伯爵Count F.L.Heyden(Geiden)的一份备忘录中(当然得到他的顶头上司考夫曼的首肯)，确认伊犁的战略价值，所以归还中国要得到相应的高价回报，就是向中国要索赔款1000万英镑，以便用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同上)

　　(11)《外交史料》，卷17，页20b, 1879年10月2日。

　　(12)同上，卷16页25;卷17页20b;翁同龢，《翁同龢日记》，18:92b93b, 慈禧再三嘱咐崇厚「可从者从，不可从者拒绝」;Immanuel Hsu, The Ili Crisis, p.48.

　　(13)《德宗景皇帝实录》，上谕，卷96，页5. 1879年7月23日;《外交史料》，卷15，页36;卷16页25。

　　(14)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当崇厚返国后，得知反对的声浪很高，他不敢即返北京，中途转道保定去见他的知音李鸿章，大吐苦水说：条约虽不尽如人意，但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已是他半年来同俄国人艰辛谈判来之不易的结果。因为沙俄的文武官员，鉴于伊犁的战略价值，坚不肯退让，最后沙皇亲自介入才清除缔约的障碍。(HIC , p. 65)

　　(15)蒋廷黻对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坚决主和的立场作出这样片段的评论：…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日欲行林(则徐)的激烈政策，「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1931年10月号;该文载于吴湘湘、李定一、包遵彭编，《中国近代史论丛—早期中外关系》，第1辑第3册，台北，1973年，页188;192-197;另载于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论集》，大西洋图书公司印行，1970年。页46)

　　总结来说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原由不在踌善的撤防，而在当时中国战闘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抱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同上，页48)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 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那末，中国正缺乏大炮。……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同上，页52)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是其是。故中英的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

　　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荚人的贿赂。……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同上，页53)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 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同上，页56)

　　从心理历史学的观点来看，纵观蒋廷黻对琦善在鸦片战争中作为的评论，他认为满洲统治集团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思想和心理变化;道光的宠臣琦善，已经在战争现场亲身感到中国的武备同英国的相较，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满蒙一向引以自豪的金戈铁马，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根本不堪一击。所以只有妥协求和，力持和议。崇厚以及李鸿章、恭亲王等洋务派对外交涉妥协主和的立场，就是承继琦善的立下的办理洋务的规矩、的清规戒律;其后加上咸丰热河之难、僧格林沁蒙古精锐骑兵之败、圆明园之火一系列空前的惨痛教训，而变本加厉。

　　蒋廷黻对琦善这个历史人物的解读，由于引述客观历史事实为根据，所以颇有说服力，成为西化的中国自由派史家解读和撰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范式观点和蓝本。上文所述萧一山对张之洞的评论，也是袭此蓝本。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分别从军事和外交方面，对他偏袒崇厚的主和立场，进行了批驳。(参见陶元珍，读「 琦善与鸦片战争」，载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77期，1935年5月2日，编入《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三册，页20198-204)但直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自由主义者这种一味主和的悲观的论调。

　　(16)《外交史料》，卷16，页2-3; 《左全集·书牍》，卷22，页8。

　　(17) 郭嵩焘在上清廷的奏折中提到他在巴黎见到崇厚时问他使俄机宜，崇厚只是强调说，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郭嵩焘感到崇厚把他的使命看得太简单，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弊，竟在所不计，令他大感奇怪。(《外交史料》，卷20，页19a.)

　　当然，做个事后诸葛亮并不很难，难在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张之洞在崇厚任命之初，就预言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才叫做真知灼见。

　　(18)崇厚之重视收回伊犁也的确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想法，他认为中俄两国「邦交之重，万里连界之遥，在伊犁之交还，固大局所攸关…」，可见他对此行收回伊犁任务之重视。而且他说他「叠承恩命，指授机宜」，也「统筹中外之情形，审慎事机之轻重」，以不负使命，收回伊犁。(《外交史料》，卷17，页24、27b)但他的所谓「统筹」、「审慎」，很可能只是事后的搪塞推托之词而已，实际上所做的一切正好相反，以致总署谓其「竟轻率定议，殊不可解」。(同上，卷16，页17b)此外，崇厚还有个动人的托词，他提醒总署，他之所以做出这样大的让步，是因为故大学士文祥生前曾向沙俄驻京公使倭良扎里Vlangaly保证，如果俄国交还伊犁，必将给予「丰厚回报」。所以，他本此精神，才这样做的。(HIC , p. 67)。难道，文祥的「丰厚回报」，也包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嚒?睿智忠勇如文祥者，断然不会这么想的，看来这又是崇厚诉诸满洲元老重臣的托词。

　　(19)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Chapter III, Cooperative Policy, pp.21-43.

　　(20)李恩涵，《纪泽外交》，页64-65;《刘忠诚公书牍》,卷8，页26-29，复李若农书;《曾惠敏公全集·文集》，卷3，页7;《李全集·朋僚函稿》，卷19，页33-34，复刘省三;朱克敬，《边事续抄》，等。

　　(21) 《外交史料》，卷16，页27。总署原文是：「臣等一接分界信件，即行电致崇厚，有: 若照来函有碍回疆全局，节略内并有所损已多，断不可行……」

　　(22)《里瓦几亚条约》的全文从未公布，《光绪朝东华录》所录此约全文，并非原文，而是从奏章中拼凑而成。条约原文，共十八款，以中、俄、法三国文字书写，而以法文为准。王绳祖(1905-1990)在其所著《中俄伊犁交涉始末》(参见《史学丛刊》，1 9 4 1 年第一期);《史学评论》,第一期, 1941 年)一文中载有该条约的法文中译本，参见原文：Inclusure in Plunkett’s dispatch N. 416, September 22, 1880, F.O. 65/1104。

　　(23)《里瓦几亚条约》丧权失地详情，当时的奏章以及后来的学者专家均有详细分析论述，无庸征引，故从略。

　　(24)李恩涵，《纪泽外交》，页87;《曾惠敏公文集》，卷4页2。

　　(25)总署认为崇厚之失，错在他误认为只要能够「复我旧疆，不虚此行，故于分界不免轻率，与之定议，而于通商等身等事亦未免多所迁就。」(《外交史料》，卷17，页27b)。崇厚自认为「不虚此行」，就是完成了所交付的收回伊犁任务，这就是他理解的「不辱所命」的意思。至于收回的是什么样的伊犁，他就顾不到那么多了;而且很可能，由于他对伊犁的重要性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压根就真的不知道自己铸成「一诺丧权辱国」的大错。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光绪朝东华录》

　　李鸿章，《李全集·朋僚函稿》

　　刘坤一，《刘忠诚公书牍》

　　《外交史料》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曽纪泽，《曾惠敏公全集·文集》

　　《左全集·书牍》

　　论着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论集》

　　李恩涵，《纪泽外交》

　　《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

　　邵友濂，《邵友濂文稿》《奏为呈递国书，觐见俄国君主折》

　　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王绳祖，《中俄伊犁交涉始末》(载于《史学丛刊》，1 9 4 1 年第一期);《史学评论》,第一期, 1941 年) (参见原文：Inclusure in Plunkett’s dispatch N. 416, September 22, 1880, F.O. 65/1104)

　　朱克敬，《边事续抄》

　　英文

　　Cardonne，C. D., L’Empereur Alexandre II: vingt-six ans regne, 1855-1881(Paris, 1883).

　　F.O. 418/I/1, Hugh Fraser to Salisbury, 23 Oct., 1878).

　　F.O. 418/I/10, Plunkett to Salisbury, 24 September 1879.

　　HIC

　　Kuropatkin, A.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2、和战两难

　　1879年9月22日、30日、10月2日，当清廷先后从崇厚的三份电报得知条约的一般内容时，大为惊骇。总理衙门简直不敢相信它完全信赖的一个洋务熟手，一个被朝廷委以重任的满人钦差大臣，竟然会同俄国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其条件之苛尤甚于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战败求和所订的城下之盟。(1)据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说，甚至慈禧太后获悉条约内容后，也怒火难遏，紧握着拳头，连声喊道：「崇厚死有馀辜!」 (2)因为她想不到崇厚竟然忘掉了在辞行时，她耳提面命、再三叮嘱的「可从者从，不可者拒绝」的告诫了。(3)甚至连国际舆论和外交界，也深感中国人同俄国人签订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条约。(4)

　　朝野上下，士绅官吏，更是群情激愤，舆论哗然，谓之「举国沸腾」也不为过(5);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翰詹科道，甚至在籍官员，纷纷上奏，交章弹劾，(6)形成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后另一次政治大风暴。这次的政治风暴主要采取大辩论的形式，为时一年有余。反映舆情的机制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是例行的奏章制度，一个是由朝廷主导的廷议，再就是由士大夫主导的清议，这是中国帝制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民主方式或民意官意的表达方式。清议中的清流党人更是争先恐后，张之洞尤为其中翘楚，主导舆论走向。(7)

　　当然，职司外交事务的总署首当其冲。鉴于事机急迫，涉及国家安危，它立即于10月8日要求主持海防的南北洋大臣沈葆桢、李鸿章，和负责新疆军务的左宗棠，就崇约条陈上奏。

　　这三位身系国家安危的实力派封疆大吏，分别代表三派不同的立场(8);代表主守派的两江总督沈葆桢首先于1879年10月19日覆奏，主张拒绝条约、暂弃伊犁，搁置不论，不让俄人借此大作文章，多方要挟。(9)一个月后(11月15日)，代表主和派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覆奏，主张接受条约，放弃伊犁。但其态度，已经不像以前一味软弱妥协，而在商务、特别是在界务上，转趋强硬，他对界务上的严重弊端及后果看得非常敏锐透彻，还算具有社稷大臣的全局眼光：

　　至分界之事…, 第七款中国接收伊犁后，陬尔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克斯河归俄属，……伊犁西界割去一条长数百里，其患犹浅，南界割去一条亦数百里，跨据天山之脊，隔我南八城往来要道。细揣俄人用意，一则哈萨克鲁布特游牧诸部新附俄邦，今复遮其四境，绝彼向化之途;一则扼俄咽喉，使新疆南北声气中梗，心殊叵测。

　　夫中国所以必收伊犁者，以其居高临下，足以控制南八城。谈形势者谓，欲守回疆，必先守伊犁也。今三面临敌，将成孤注。自守尚不易图，乌足控制南路?(10)

　　又进一步阐述说：

　　新疆二万里，北路形胜全在伊犁，所以控制外藩联络回部。条约所载第七条将伊犁西边及帖克斯川一带归俄管管属，查伊犁向设八城以金顶寺为咽喉，以帖克斯川为脉络，以霍尔果斯河为大渠，以海弩克台为沃，今阅图内所划红界，西面紧逼伊犁，南面自乌宗岛山向东而南而西至罕颠葛里山一带，将南通回部之路截断，伊犁形势不全，膏腴尽失，难以自存。(11)

　　他不止反对所划的北疆的伊犁界址，也反对南疆的喀什噶尔的界址，他对俄人既「吞并浩罕，设立省会，自应定界以息争端，……亦未便越我瓯脱，占我藩篱」。所以也碍难允许。(12)

　　既然在界务上有这么多的严重的弊端及后果，就应干脆拒约。但他却转而认为，依据国际法惯例，崇厚既被赋予便宜行事全权，就有立约签约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曲在我，而侮必自招」，所以，他向朝廷建议，条约「行之确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只有允行。(13)所谓后患更亟，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洋务派打心底的惧外怕战，借口「兵备未固，军饷未裕」，所以应当避免惹起兵端;否则，兵端一开，因「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实属防不胜防」，其所要求「恐有仅照现议而不可得者」;(14)说白了，就是一旦打起来，中国战败了--而且是必败无疑，战败后其城下之盟的条件要比崇厚所订之约还要苛刻。这不是在暗中威胁恐吓朝廷嚒?从李鸿章这番高论，可以隐约看到洋务派的中坚分子崇厚之畏洋如虎的失败主义心态了。(15)

　　李鸿章主和的深层理由，就是他一贯重海防、轻塞防的本位主义立场。早在1874年第一次同左宗棠进行的海防塞防辩论中，他就力主暂弃新疆，全力建设海防，因为「海防密迩京师，一旦有事，京师动摇」。他的逻辑是，即使新疆不保，也威胁不到京师的安全;何况新疆是数千里的贫瘠旷地，不但不能为国家提供财源，每年还要耗损兵费300万两。所以，他认为暂时放弃新疆反而是为财政拮据的国家丢掉一个沉重的包袱，对恢复战乱之后国家的元气，有益无害。(16)他还抬出他的老师、曽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所谓「暂弃关外，专清关内」的论点，作为他主和立场的权威依据;他说，这才是老成谋国之见，决不是他一己的私见。(17)

　　同他的主和论针锋相对的是坚决主张抗俄的陕甘总督左宗棠。12月4日，他在覆奏中驳斥李鸿章「曲在中国」的论点，认为朝廷没有批准条约，就不能算是违约：

　　崇使谬率定议，怱遽言归，盖只为脱身计耳。然使臣定议，彼国画押，仍须御笔批准，外间始能遵行。中间尚有层折，与先允后翻不同。

　　以实在情形言之，还看自己强弱何如，我实在能强则无理亦说成有理，我不能强，则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同然。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在势而不尽在理也。

　　此次使臣违旨定议，业经谕旨驳斥，自无批准之事，不得谓之后翻。且中外交涉事宜，以直为壮，曲为老，我于界务、商务，只图保境安民，非有损于彼，准其嘉峪通商则并有益于彼，复允给偿款，尤为彼初顾所不到。(18)

　　左宗棠反而认为曲在俄国，因为俄国背信弃义在先，然后又百般挑衅要索。(19)他进而愤怒地指出，未发一枪一弹，就放弃战略要地，这就好比以骨头喂狗，狗吃完了还要，贪得无厌，后患无穷。(20)这正是他力主坚决抗俄的主要论据。左宗棠之所以重视塞防，还有长远的战略考虑，早在1977年7月同李鸿章进行的那场塞防海防的辩论中，他讲了一句传诵后世的名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21)

　　左的蒙疆京师一体论或三北板块论的战略思维，就是本文板块论最有力的例证。中亚历史权威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的权威论着，《中国的内亚边塞(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从生态历史和历史地理的观点对内亚或中亚与中国历史的关系，有全面系统的权威论述，其中一段简要概述了与本文题旨密切相关的内亚与中原胡汉互动与中国朝代起伏兴衰的历史事实，是对左宗棠三北板块一体论思维的有力佐证：

　　……正是北方在历史上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在这里沿着过渡线，从流布江河运河一带的中国过渡到散布内陆河流、沙漠、绿洲、草原一带的内亚(的辽阔地带)，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互通有无，来往混融。其结果对以后千百年来产生的影响之大，大到中国历朝历代的安危治乱，如果不考虑到对长城边塞的控制，是绝不可能讲得清楚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边塞模式清晰可辨：要么一个朝代在塞外或在塞上创建，要么侵入塞内关内，控制中国;或者要么一个朝代在中国创建，然后进而控制边塞，在塞外开疆拓土。(22)

　　左宗棠沿着这一思路，进而对这一板块论的思维更具体地加以阐述说：

　　夫俄舆中国则陆地相连，仅有天山北干为之间隔，哈萨克、安集延、布鲁特大小部落，从前与准回杂处者自俄据伊犁渐趋而附之，俄已视为自己有，若此后蚕食不已，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而秦陇燕晋边防将因之益急。彼时徐议筹边正恐劳费不可殚言，大局己难覆按也。(23)

　　接着又在另一份奏折中阐述道：

　　臣前疏所称地不可弃者，窃以腴地不可捐以资寇粮，要地不可借以长敌势，非乘此兵威，迅速图之，彼得志日骄，将愈进愈逼，而我馈运艰阻，势将自绌，无地堪立军府，所忧不仅西北也。(24)

　　伊犁既是新疆的门户和中国的奥区，而新疆又在战略上攸关京师的安全，岂能弃之不顾?

　　我们一百多年后来比较左、李二人对新疆地位看法的评价，他们谁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大政治家、大战略家、大军事家，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当然，到了近代，中国西北的邻居换了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再是匈奴、契丹、突厥、蒙古人，但这里的地略形势却仍然维持不变，俄罗斯、大英帝国取而代之，从辽阔的边陲，威胁帝国的安全，暂且不论其中所蕴藏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左宗棠敏锐地察觉到了，但李鸿章，往好的方面说，却被海防的紧急性障蔽了洞察力;往坏的方面说，或本位主义作祟，别有居心，反误了国家大事。

　　至于条约十八条和专条、商约中的利弊得失，左、李都在历次奏折中作了详细的分析。李鸿章虽然主和，也深知条约之严重弊端，但他认为，鉴于人强己弱，不得已而忍辱负重，退让求和，以维护他和恭亲王力主保持中外和平的大局，也就是芮玛丽所谓的西方对华的合作政策cooperative policy, (25)争取自强的时间;实质上，这样的大局，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抵抗，任由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胡作非为。这是李鸿章，当然也是他领军的洋务派，主持办理洋务的基本指导思想。

　　面对这两位战功赫赫、享誉中外的封疆大吏，一个主和，一个抗俄，朝廷将何去何从?是听李的，还是听左的?听李的，则丧权失地;听左的，则可能冒战争的风险。实在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选择。慈禧、满洲亲贵和枢臣陷入迷惘困惑之中，不知如何才能脱出这个困局。(26)

　　于是，1880年1月2日又向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求言问策，(27)1月21日更进而命帝国的最高决策官员，醇亲王、亲郡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大学士、六部都察院堂官共45人，(28)详议崇约及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所上各折。同一天，慈禧还特召王大臣会议，再议崇约。(29)会议如此之密集，参与官员层级如此之高，可见情况之紧急，可见慈禧、醇亲王、恭亲王等当国者心情之焦虑困惑：究竟要怎么办?何去何从?

　　原来强力支持左宗棠经营西北的满人军机大臣文祥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智者、勇者，而且位高权重，但不幸已于4年前去世(1818—1876)(30)。紧迫严峻的形势，呼唤一个智者、勇者，一个国士，挺身而出，站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来为困惑的朝廷解开这个困局谜团!时势呼唤一个英雄，然而这个英雄、这个智者、这个国士，又在哪里?

　　注释

　　(1)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三篇，页993;李恩涵，《曽纪泽的外交》，页66。

　　(2)F.O.418/I/140, Wade to Granville, Confidential, 2 June 1880,

　　reporting a conversation with Li Hung-chang; HIC, P. 69.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慈禧震怒的事，却不见于官方文献档案，《德宗景皇帝实录》、《外交史料》等，即使野史，也未见记载，只见于外文官方档案。

　　(3)《翁同龢日记》，3：1039。

　　(4)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三篇， 页993;吴其玉，《清季收回伊犁交涉始末》，载于《中国近代史论丛—俄帝之侵略》，第一辑，第10册，页55。

　　(5)HIC, p. 69: In response to this call, a barrage of memorials poured into the court from all quarters of the empire(举国上下弹劾崇厚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向朝廷).

　　(6)上自王公大臣，肃亲王隆懃、尚书万青藜;下至京朝士大夫，侍郎长叙、钱宝廉、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楷、给事中郭从矩、余上华、吴镇、胡聘之、御史孔宪毂、黄元善、田翰墀、邓承修、邓庆麟、叶荫昉、员外郎张华奎、陈福绶、赞善高万鹏、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荫霖、检讨周冠等。(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三篇， 页998)

　　(7)另一清流领袖张佩纶离京回籍(直隶丰润县)丁母忧(1879-1881)，张之洞遂为唯一盟主，独挑大梁，主导辩论。

　　(8)曽纪泽按照崇厚签约后如何应对中俄伊犁交涉出现的新形式的方法，分成战、守、和这三种立场。(参看《外交史料》，卷21，页18)本文即采此立场，将有关言论归纳为主战、主守、主和三大类来进行论述。但严格地说，这种分类法，并不准确，应该是：抗俄、主守、主和三派;将抗俄说成主战，易容导致误解，予人一种求战、好战的印象。

　　(9)《外交史料》，卷17，页7b: 沈葆桢认为崇厚所签条约，丧失国权，万不可行，名曰得地，实则寄居。两害相权取其轻，故「敢冒不韪之名，为弃地之请」，建议朝廷「许以不索伊犁」以塞其多方要挟之计，以杜无穷之后患。(光绪五年，9月5日，1879年10月19日)

　　(10) 同上，页17a-b。

　　(11)同上，卷18，页23a。

　　(12)同上，页23b.

　　(13)同上，卷17，页18a.

　　(14)同上，页18a。

　　(15) 这同洋务派主和论的祖师爷琦善在鸦片战争时的论调，如出一辙。参看上文第三章、第1节、注(15)

　　(16)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三篇，页977。

　　(17)同上，977-978;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278;崇实：《请缓西征宽筹国用以备海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防务类》，第十号。

　　(18)《左全集·书牍·答杨石泉》，光绪5年6月至12月(1879年7月至1880年1月)卷23，页41a(总页12961)。左宗棠所谓「使臣定议，彼国画押，仍须御笔批准，外间始能遵行」，是外交界之常识，博识通达如李鸿章者，岂能不知?难道他这时，已经有感于日本未来在海疆之威胁，心中暗兴通过崇厚对俄让步，以伊犁为代价，联俄制日所下的一步远棋?当然，这只是大胆的假设，也许这是只有他和崇厚两个人才知道的外交秘密。

　　(19)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页366-367。

　　(20)《外交史料》，卷18，页4b。

　　(21)《左全集·奏稿》， 卷50，页36-37;左宗棠，《左恪靖侯奏稿·统筹新疆全局疏》，1878年;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页979。

　　左宗棠的保疆论或塞防论，不是早就有的，而是被形势逼成的。1866年从东南的闽浙总督调任西北的陕甘总督时，还全心全意地思考陕甘军事，平定回民起义。并且向友人表示，一俟西北回乱平定，给束戎马生涯，告老还乡。然而沙俄1871年侵占伊犁并占据不还，让他高度警惕沙俄的侵略野心，才开始认真思考新疆和西北的国防形势问题，到了1875年5月3日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指挥「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清德宗实录》，上谕，卷6，页9-11，1875年5月3日)始感责任之重，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塞防思想和全盘战略、战术。

　　(22)原文如下：It was the north that became historically important. Here, along the line of transition from China, land of rivers and canals, to the Inner Asian world of inlnd drainage, desert, oasis, and steppe, herding people and farming people had access to each other. Their effect on each other became so important that in later centuries it is impossible to judge the stability and soundness of a dynasty in China without reference to its control of the Great Wall Frontier. In fact, a distinct "Frontier style" in Chinese history became recognizable: either a dynasty was founded beyond the Frontier or on the Frontier, and moved inward to establish its

　　control over China, or it was founded within China and moved outward to establish control over the Frontier and sometimes beyond the Frontier. 拉铁摩尔又在书中随处指出、提示或暗示，在近代以前，中国的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贫穷落后，要么自生自灭，要么被中国同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历史没有什么影响可言。拉铁摩尔所谓的中国，是指河洛华夏中原的王朝，相对于边疆民族而言(参看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p.408-409) 这本来几乎是中国历史的常识，像李鸿章这样博识的重臣，当然不会不知道：「历代备边皆在西北」，但世易时移，「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处处堪虞，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有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所以，他觉得当务之急，还是海防而不是塞防。(参见，姚欣安，《海防与塞防的争论》，载于《西北研究》，第3期，原题《清末新疆政策底史的发展》，1932年1月，收录于《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5册，页208-209)

　　(23)《外交史料》，卷 18, 页3a 。

　　(24)《左全集·奏稿》，卷53，页31.

　　(25)芮玛丽所谓的西方对华的合作政策cooperative policy, 参看,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vism—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pp21-42.

　　(26) 《外交史料》，卷16，页28a: 目下俄约既经定议，允行则害若彼，不行则害若此，瞻前顾后，殊觉进退两难。顾日后之利害宜权，当前之是非宜审;HIC, pp.59-60。

　　(27)《外交史料》，1880年1月2日，卷18，页10a;

　　(28) 同上，1880年1月21日，卷19，页1a; 醇亲王、亲郡王、御前大臣3人、军机大臣5人、总理衙门王大臣9人、大学士6人、六部6人、都察院堂官6人等共45人。(参看，HIC p. 69; F.O. 418/I/33, Wade to Salisbury, 8 Feb. 1880, Inclosure 2)

　　(29)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册1，页662。

　　(30) 《清史稿·文祥》写道：文祥(1818-1876年), 字博川,号文山, 满洲正红旗人。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右侍郎,咸丰9年(1859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咸、同之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文祥、宝鋆襄赞恭亲王，和辑邦交，削平寇乱。文祥尤力任艰巨，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于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其回忆录《花甲依旧》中，形容文祥有着瘦削弯曲的身材与硕大的脑袋，虽为恭亲王的主要副手，但却为实际上的总理，担任此职长达十五又两个半月。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晚清政治舞台上,文祥参与谋划了著名的宫廷政变“辛酉政变”,并由此成为晚清统治阶级中当权的重臣。对外,他辩证而理性地参与处理了当时的每一件重大对外事件,并形成了独特的外交见识。(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李云麟，《西陲述略》云：当光绪纪元之始，海防边防并急。冬十一月，云麟奉命仍赴西陲军营，进谒故相国文文忠公祥。文忠曰：方今建议诸臣多因海防吃重，请暂停西陲用兵，画关而守。廷论疑之。余因会议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幸蒙谕允，因有命左节相督师之命。

　　前此所以力争者，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画关而守。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 此次陕、甘百战之师乘锐出关，破未经大敌之寇，乌鲁木齐辖境不难指日肃清。但海内元气未复，陕、甘地方凋敝，降众未安，根本不固。乌垣既克，宜赶紧收束，乘得胜之威，将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众建而少其力。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

　　文祥这番议论，是对帝国板块论最权威的阐述，将三北板块同帝国板块之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关系，阐述得最为透彻;抑有进者，不但重视塞防，而且还兼顾海防，是左宗棠、张之洞海防塞防并重论的前辈。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崇实，《请缓西征宽筹国用以备海防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防务类》，第十号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

　　《外交史料》

　　《清史稿·文祥》

　　《翁同龢日记》

　　《中国近代史论丛》

　　《左全集·奏稿》

　　左宗棠，《左恪靖侯奏稿·统筹新疆全局疏》

　　论着

　　丁韪良Timothy Richard，《花甲依旧》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册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李恩涵，《纪泽外交》

　　李云麟，《西陲述略》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

　　吴其玉，《清季收回伊犁交涉始末》，载于《中国近代史论丛—俄帝之侵略》，第一辑，第10册

　　萧一山，《清代通史》

　　英文

　　F.O.418/I/140, Wade to Granville, Confidential, 2 June 1880,

　　reporting a conversation with Li Hung-chang

　　HIC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vism—The Tung

　　-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3、呼唤国士·临危应命

　　这个英雄不在总理衙门，不在军机处，不在内阁，不在地方疆吏，而在詹事府，一个时任五品小京官的洗马，张之洞。就是这个仕途顿挫的词臣谏官，目睹朝野上下，「一有俄事，从违莫决，缙绅东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忧于君父」，鉴于「事关宗社大计，坐视不能，缄默不敢」，(1)遂临危应命，挺身而出，响应朝廷求言献策的呼吁，回应时代的呼唤，学以致用，为朝廷决疑定策，安邦定国。

　　清流党人乘机而动，碰到这样攸关社稷安危、领土主权的大事岂甘后人?首先对崇厚发难的是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1880年1月2日他上奏痛斥崇厚罪大恶极，并说「史册所记，及历届奉使诸臣，未有荒谬误国如崇厚者。」，甚至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误国的，(2)这当然言过其实，过分夸大了。其他清流党人如宝廷、盛昱、陈宝琛、樊增祥等，(3)无一不将崇厚作为这次伊犁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口诛笔伐，要求朝廷严治其罪并拒绝其所订条约。

　　当然，作为清流的盟主，张之洞在伊犁交涉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前后一共呈递过二十多份奏折(参考附录「张之洞伊犁交涉期间所上奏折清单」);其中最重要的、使他一鸣惊人、才气横溢、尽显锋芒、奠定他作为儒臣一生亮丽功业的第一篇雄文，就是1880年1月16日题为《熟权俄约利害折》(或《要盟不可曲从，宜早筹御侮折》)的奏折。(4)

　　他在奏折中，首先沉痛地列述崇约的十大弊端，其中最重要者如：允许俄人内陆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要害尽为所据，边防虽固，堂奥已失;允许俄人在东北国家根本重地的松花江航行，不啻将绥芬河以西二千里之地向俄人开放;在新疆和蒙古概免俄人纳税，俄商盘剥致富，华商必日益贫困;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栈，以后他国以利益均沾为借口，援例推广，一旦有事，将穷以应付;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古城、吐鲁番、哈密、嘉峪关等处设领事官，是将新疆全境置于俄人控制之下。如果其他各国援例仿效，则全国各地将遍布洋官，国将不国。

　　张之洞似乎尚无法理解近代各国通商互利有无，并不一定有损本国商人的利益。

　　但最严重的弊端就是所议定的边界，割让伊犁以南特喀斯河流域和天山通往喀什噶尔的战略要地穆扎尔特山口，将切断通往南疆八城之路。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格得满岛以北，将使牧民无地屯垦畜牧，尽失地利。这是实实在在的丧失土地，损害新疆牧民生计。伊犁东北西三面山岭内卡伦以外，俄人盘踞如故，居高临下，无险可守。金顶寺久为俄人市集，今准许俄人不必交还产业则从东面进入伊犁的通道也被阻断。总之，损失这么多的利权，赔偿280万两巨款之后，收回的却是一座无险要、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的空城伊犁。所以，名还伊犁，实则弃之。(5)

　　简言之，就是将康雍干三朝100多年来打造的帝国板块，在西北一隅被撕裂了，被蚕食了，从而有被鲸吞的危险!

　　上述弊端，昭然若揭，总署、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翁同龢、丁宝桢、刘坤一等一般重臣和地方疆吏，使臣郭嵩焘、曾纪泽等人，以及其他清流党人如樊增祥、盛昱等人，或清议派如胡聘之、何金寿、锺佩贤、王仁堪等人，无不或多或少地都曾有所陈述阐发，并非之洞独家之见。诚如之洞所言，朝野上下，「人人知其不可」，但却只有他加以系统综合，概括为十大弊端，一目了然，而且十分透彻精辟;集众论之长，又加以阐发，洵为文章高手，难怪赢得士林同钦!总的来说，之洞认为像这样一座空城，崇厚居然颟顸到会答应收回，简直是「至谬至愚!」

　　鉴于有这十大弊端，之洞遂坚决主张废除崇约，改议新约，同李鸿章接受崇约成鲜明的对比，这是他同主和派的根本分歧所在。

　　但改议也就是完全不承认崇约，那就要冒战争的风险，一旦引起战端怎么办?他审慎而大胆地推断说，「必改此议，未必有事」，但如果听了主和派的意见，「不改此议，不可为国」」。(6)他把话已说到如不改议将动摇国本的地步了，就是崇厚这一诺，把国家逼上绝路，

　　没有退路了。所以怕是没有用的，必须勇敢面对挑战，就是冒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事后证明，他的「必改此议，未必有事」的预见，是何等的胆识!幸而被他言中。

　　但是，难就难在这个决心难下。

　　环顾当时的枢臣和封疆大吏之中，有此胆识的，寥寥无几。李鸿章就没有，因为他总是一口咬定拒约改议，必然会引起沙俄的报复;一旦开战，由于中国「曲在我则师必不壮」，中国必定失败;他恐吓抗俄派甚至朝廷说，那时城下之盟的代价，要比崇约所失更多、更大。(7)在惧外甚至媚外的李鸿章的心里，压根就不会想到会有「必改此议，未必有事」的可能性。而且还以日本「若闻俄事不谐，或且伺隙而动」，西洋的「荚法各国修约恐亦因而生心」 ，来恐吓朝廷 (8)

　　既然不改议，不可为国，所以改议势在必行。因此，之洞接下来明确提出四点改议的基本方针，也就是说，在解惑释疑之后，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下一步接着就是定策筹谋了;就是应付一旦爆发战争，处理伊犁危机的指导思想或基本方针，具体的对策和措施。在这方面，他笔端的锋芒发出陈阵冷峻的杀气，展现国士的大丈夫气概：首先力主诛杀丧权辱国的祸首崇厚，以向中外和俄国人展示朝廷拒约改议的决心。他称之为计决。别人建议杀崇厚，是因为他失职，罪有应得，而之洞却进一步将杀崇厚视为朝廷下定决心，拒约改议的象征，不仅仅只是一个重大的刑事案。(9)

　　其次是诉诸国际公论，揭露沙俄不守信义，欺诈胁迫，贪得无厌的霸道行径，以便激起国际公愤，伸张正义，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道义支持。他称之为气盛。(10)饶有趣味的是，作为一个保守的、对西洋素无好感的清流党人，之洞居然能够脱出以儒家血缘宗法为基础的朝贡体制的传统天下的世界观，进而逐渐具有这样一种崭新的近代国际视野，显然是个很大的改变;作为一个保守的清流党盟主而言，在他的思想上，儒家天下体制的上国、天朝的概念或世界观，开始松动了，逐渐将中国定位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之一了;从视中国为传统的东亚大帝国到视中国为近代国家，这实在是他世界观上的一个突破。

　　于此可见，他经过伊犁危机，舆时俱进，加深了对洋务的认识，把早期冯桂芬「以夷制夷」的洋务思想，以及把中国古代纵横家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思想，从国内范围推广至世界范围。可见张之洞已经将儒家帝王之学的精神或中心概念，也可称之为智慧，例如中、时、变、实，灵活地用来审视分析错综复杂的近代国际关系了。

　　此外，他不但知己，还能知彼，尽量地去了解对手的弱点;沙俄方与土耳其苦战(1877-1878)，师老财殚，臣离民怨，并传有人要行刺沙皇。于是，他据此大胆地推测说，如果沙俄这时贸然要对中国用兵，简直就是穷兵黩武，必然失败。事后证明，他的观察力是敏锐的，这是沙俄不敢贸然对中国用兵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曽纪泽反驳张说，沙俄统治的诀窍正是利用对外侵略，纾解国内的矛盾，(11)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81年3月也即在中俄签订新的伊犁条约后不到一个月时便被刺身亡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张之洞的推断并非完全出于臆想，而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不过，至少张之洞也看到对手的致命弱点，但李鸿章却只一味地突出沙俄的强大，丝毫没有考虑到制约沙俄的弱点。

　　其三是在外交上与俄人摆事实、讲道理。沙俄不将伊犁全境交还中国，是背信弃义。这当然是儒家讲信修睦的外交思想的古为今用，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但是他的思想并非到此为止，当然也汲取了其他各家的智能和谋略，例如纵横家、兵家。

　　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中国收回的只是伊犁一座空城，从而连带将使整个新疆不保，不如缓收伊犁，暂时搁置起来，免得俄国借此要挟。何况崇厚虽然签了字，但朝廷没有批准，即是没有生效。中国人理直气壮，他称之为理长;相反地，俄人理屈词穷，就是要兴兵，由于理短，也是师出无名。这一点正是沙皇及其外部主张依约交还伊犁的主要考虑之一。然而，李鸿章却一味地站在俄方的立场说话，说中国背约理曲，难道沙俄不履行当初的承诺将伊犁交还给中国，就不是理曲吗?于此可见，崇厚之失，表面上是他颟顸无能，骨子里却是洋务派的惧外心态在作祟。

　　但外交没有实力作为后盾，也是徒劳无功的。左宗棠在给他的朋友杨石泉的信函中说，如果国家强大，无理亦说成有理;如果国家衰弱，有理亦说成无理。(12)所以，左宗棠建议朝廷，对俄交涉，应「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13)也就是说，先通过外交谈判收回伊犁，如果俄国一味要挟，拒不交还，只好被迫诉诸武力。于此可见，左宗棠绝不是像主和派所攻击他的那样，盲目主战求战，只是在外交谈判失败之后，才迫不得已而诉诸武力这个最后的手段。所以，对左而言，备战只是手段，只是为达成建设性的谈判，提供坚强的后盾。(14)这与之洞的主张，不谋而合，也许是张之洞汲取了前辈的主张;他称之为谋定，就是谋定而后动，备战布防。

　　左宗棠和张之洞的应变之道成为清廷处理伊犁危机的基本指导方针。根据这种思路，为了未雨绸缪，之洞力促加紧备战，以预不测。鉴于三北(东北、正北、西北)是一个战略整体，一个不可分割的板块，他建议在新疆、东北和天津三路，积极备战布防。左宗棠负责的新疆防务，由于兵威士气正盛，可保无虞。东北一线，之洞建议，不妨选左宗棠军中的东北籍军官前往坐镇指挥。而且，东北距离俄国本部数万里，俄人孤军深入，后勤补给困难，师老兵疲。势难持久。(15)

　　至于天津防务，李鸿章责无旁贷。养兵千日，现在正是李鸿章的淮军证明自己的时候。(16)同时，之洞还将了李鸿章一军，特别建议朝廷让李鸿章利用他同英国的良好关系，劝说英国，基于中英两国在中亚利害一致，应携手共同抗俄。(17)这是古代纵横家思想的近代版，也是冯桂芬以夷制夷策略的运用。

　　值得强调的是，在之洞的备战思想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具有realpolitik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思想之外，他竟具有一种主和派李鸿章和郭嵩焘等人完全没有想到的大陆战争的战略观念，没有从中国的战略板块全局设想，至少是三北一体的战略板块大局着眼，把中俄对抗看成是一盘大棋，而伊犁只是这盘大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18)

　　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一个陆权大帝国，不是一个海权大帝国，所以长于陆战，弱于海战;在辽阔的三北地带，胡汉数千年的斗争积累了深厚的大陆战争的理论和经验，相对于同海洋强国的斗争是一种历史的包袱，但对俄战争，基本上是一场大陆战争，却辩证地变成了宝贵的资产;中俄因伊犁危机发生的海战只是设想中的可能战场，双方优劣互见，俄方没有英法等国所享有的绝对优势。

　　由于之洞能够深刻认识到中俄战争有异于中国同西方海权国家战争的基本特点，所以同主和派的悲观和失败情绪相较，他对中俄冲突作出审慎乐观的推测：一旦中俄开战，张之洞乐观地预料，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所以终不至牵动全局;何况旷日持久，师老兵疲，其势自穷，有什么好怕的?(19)这不是也具有有独特的长期抗俄的战略思想吗?或许在李鸿章的眼里，又是书生的纸上谈兵，但数千年来胡汉在三北斗争的丰富历史经验和中俄数千里接壤，难道也是书生的虚构空想?

　　之洞的四点改议和备战谋略，思深虑远。当然毋庸讳言，其中有些确属书生的纸上谈兵，也有儒家过时的传统外交观念混杂其间;但有不少的设想却是大胆、创造性地汲取阐发了中国法家和纵横家的智慧。总体而言，基本上是切合实际的，没有怎么离谱，而且也是应该可行的。作为一个素性保守的清流党人，一个文人，能够认识到长期的大陆战争和持久战的特点，实属不易。清史名家萧一山评论之洞的这份奏折说，「此种书生空论，全系纸上谈兵」，「虚骄以自张大,徒引起外人反感而已」，(20)显然有拾人牙慧、抄袭洋务派和后来西化派如蒋廷黻的陈说之嫌，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当然，明达如之洞者也有自知之明，生怕人家说他迂谈高论，拿朝廷和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为了杜塞悠悠之口，所以他在奏折末了，剖明心迹说，鉴于国事日益艰难，日本要吞灭琉球，欧洲各国步步紧逼，干涉内政，现在俄国人又借故挑衅，身为臣子，岂能坐视?岂敢缄默?他再次忧心地提醒朝廷，如果再忍让下去，各国得寸进尺，相逼而来，以至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势将穷于应付。如果今日不不拒之于边陲，难道要等到他日「斗之于庭户」?(21)这是智者所不为。

　　他进而乐观的地展望说，这次中俄冲突虽然是危机，如果处理得当，也是国运的转机;成为振衰起弊，转弱为强，自强中兴的历史契机;如果丧失这次历史契机，再过数年，中兴之臣左宗棠、李鸿章老成凋零，国事将更加艰难。(22) 所以，他大声疾呼，现在必须乘伊犁危机之际，发奋图强，保持同光中兴的势头，坚定地抗拒沙俄的无理要索和欺压。于此可见，张之洞的思想是前瞻性的，其视野是深远宏阔的。

　　总结而言，在他长达2500字左右的奏折中，他一腔伤时忧国的悃悃苦心，充满字里行间，我们岂能以「不切实际的书生迂论」责之?

　　之洞奏折之所以能够在雪片似的奏章中脱颖而出，锋芒毕露，主要是它立论正大、乐观自信、推理严谨、气势磅礴，新颖创发，与大乱平定后的同光中兴(1862-1885)势头气象相吻合，特别是同在西北取得辉煌的军事胜利之后重新燃起的民族自豪感和军事自信相一致。其次是，它文辞优美典雅，既有古文之简练气势，析理明畅晓达，又有骚体骈体文的风韵，(23)旁征博引，更显其古为今用的深厚经史根底：

　　昔者晋无失德，符坚恃强而伐之，渡淮而坚灭。宋无乱政，完颜亮恃强而伐之，临江而亮亡。天眷所在，虽偏安之朝，犹足以胜强敌，况以国家德泽之深，疆域之广?物力虽绌而未穷，人才虽稀而不尽，如谓修德修政，竭禹迹九州岛之全力而不能与一邻国抗，殆亦数千年来史册所未有者也!(24)

　　但其笔锋之尖刻辛辣，入人于罪，毫不留情，大有刀笔之慨，也不免令某些人胆寒;当然，这也是他作为帝学儒臣，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的生存自卫和建功立业之道。这些都成为张之洞特有的馆阁奏章文体风格，在晚清自成一家。

　　再就他的谋略而言，他讲备战，但绝不能等同于求战;他不避战，但不惧战;(25)他不排外，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他不但知己还能知彼;他的视野不局限于国内，还放眼世界，向欧洲各国寻求道义支持，《捷报》对此印象深刻：

　　这位言官建议慈禧太后，就目前而言，如果俄国坚持中国接受《里瓦底亚》条约，则应暂弃伊犁，备战自卫，诛杀崇厚，并向欧洲诉求道义支持。最后的这项建议，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不久前，没有一个中国人，无论官民，都不可能想到会向外来的欧洲蛮夷之人，诉求道义支持;而且，向皇上呈上奏折的人，既没有收到惩处，也没有收到申斥。这显示甚至在北京，中国人向前走得有多远了，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26)

　　特别是能够看到争取英国的议会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的重要性，这点深得英国人好感(27);它不但实事求是，诉之于理，还动之于情，没有传统文人习以为常的中华大国、鄙夷外人为蛮夷的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心态，从而对他刮目相看，许之为中华帝国的第一支健笔利笔(the ablest pen in the empire)， 甚至将其远见卓识与中兴大臣曾国藩并列为晚清杰出的政治家(28)。

　　别忘了，这时的张之洞还只不过是个官场失意的从五品洗马小京官，在中国人的眼里，怎能和同治中兴的首席功臣曾国藩相提并论!于此可见，在华洋人对张之洞评价之高!于此足证本文的题旨，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并非虚构。

　　而且有论者谓，张的这份奏折，一扫道咸两朝「拘虚空疏」之习，代之以一种崭新的朴实务实开放的文风，(29)议论时政洋务，士大夫读之耳目一新、令人热血沸腾，奋然而兴报国的豪情壮志。所以，这篇雄文在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起了不容忽视的振聋发聩、激励民心士气、凝聚朝野心志的巨大精神作用，如果喻之为一服具有奇效的精神兴奋剂或许也不为过!

　　当总署正面临「允行则害若彼，不行则害若此」的两难困境、(30)不知何去何从之际，之洞的雄文及时地为惊慌失措、焦虑不安的朝廷决疑解惑，助其下定决心;出谋划策，为其统一思想。所以大学士载龄(宗室)认为「张折甚好，可照行」;(31)具体地说，之洞的奏折成为清廷肆应伊犁危机和改议崇约的基础。可以设想，清流的后台，长期成为之洞亦师亦友的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的李鸿藻，在幕后对他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也可以设想，他的族兄张之万，久在中枢，也是李鸿藻的好友和同道，或许对他的暗中加持，也是不可忽视的人脉，毕竟朝中有人好办事嚒!

　　这就是说，之洞为朝廷找到了一条脱出困境的可行办法，同时也让忧愤的士大夫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所以，之洞的奏折在京城流传后，士大夫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32)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有好几个人专程到他家来抄写之洞的奏折。(33)于是，之洞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抗俄英雄和文章名家;成为关心国事的士子仰慕敬佩的对象，争相与之交往，登门求教。(34)

　　甚至在华的外国报纸，如上海英国人办的《捷报》也全文译介这份奏折，将其高度评价为国论(state paper直译是国折，也无不妥)，并将之誉为反映公众心声、政府必须遵守的《公众宣言》(Public Manifesto)，(35)之洞自己也以民意代表自居、公众的发言人自居：「此中外群臣之公言也，非臣一人之私言也」。(36)由于英俄在中亚争霸和中英在中亚的共同利益，该报社论不但没有将之洞的爱国热情视为反外言论，反而表示赞扬、理解和同情。社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当国家的尊严受到践踏时，理应起来反抗;发而为烈的言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37)。从此，张之洞这个名字，也在在华的外交界和洋人圈子里传开了。

　　真是时势造英雄!(38)这场政治风暴却意外地将一个人微职卑的小京官、词臣言官张之洞推上历史舞台的前沿，成为北京一颗耀眼的政治慧星，一个朝野心目中的抗俄英雄。同时，之洞更初步展现了作为晚清一代儒臣的风范。张之洞在中俄伊犁危机的外交风暴的洗礼中，初步完成了从一个文学词臣到一个儒臣的转变!

　　所以说，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

　　注释

　　(1)《张全集·奏议》，卷2，页14b, 1880年1月27日;页6b, 1880年1月16日;《外交史料》， 卷18，页31b，1880年2月6日;页22b, 1880年1月16日。

　　(2)《外交史料》，卷18，页9a。

　　(3)此外，还有周冠(检讨)、李蟠(御史)、王仁堪(修撰)、钟佩贤(太仆寺少卿)、胡聘之(内阁侍读学士)、何金寿(编修)等。

　　(4)《熟权俄约利害折》， 见《张全集·奏议》，卷2，页1-6, 1880年1月16日;《要盟不可曲从，宜早筹御侮折》，见《外交史料》，卷18，页18a-22b, 1880年1月16日。

　　(5)同上， 页3a;页19a-b;

　　(6) 同上，页3a; 页20a。

　　(7)《直督李鸿章奏遵议交涉伊犁补救崇厚订约失败事宜折》，见《外交史料》， 卷18， 页18a-b, 1879年11月15日：

　　曲在我则师必不壮，今日中外交涉尤不可不自处于有直无曲之地。现既失伊犁而复居不直之名，为各国所讪笑，则所失更多。且彼仍必以分界修约为词，时相迫促，迫促不已，必生兵端。而西北路各军舆俄人逼处，积不相能，约既不换，则随事易生猜嫌，亦难保不渐开边衅。中俄接壤之处，约万余里，实属防不胜防，迨兵衅一开，其所要求恐有仅照现议而不可得者。

　　(8)同上，页18a：

　　「况日本探听伊犁消息以为诎伸进止，若闻俄事不谐，或且伺隙而动。即荚法各国修约，恐亦因而生心。是崇厚所定俄约，行之确有后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中国必自度果能始终坚持，不至受人挤逼，且必自度兵备完固，军饷充裕，足资控御，乃可毅然为之?否则踟蹰审顾，随宜设法，徐图补救。」表面上看起来，貌似逆耳忠言、老成持重、相忍为国，深思远虑之见，实则内心已完全没有抵抗的意志，所以就老是往坏的方面想，只看到自己的弱点短处，完全看不到对方的弱点短处。

　　但是否李鸿章这时高瞻远瞩，下了一步远棋，鉴于日本崛起，未雨绸缪，想以放弃伊犁作诱饵，同沙俄结盟，联俄抗日呢?有这种可能，但没有证据可作这种推测。崇厚前往俄国之前，李鸿章是否面授此联俄抗日的机宜?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这属于绝密，即使有，也不会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的。不过，日本崛起后，李鸿章联俄制日之心是有据可考的。

　　(9) 《熟权俄约利害折》，载于《张全集·奏议》，卷2，页3b，1880年1月16日; 《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要盟不可曲从宜早筹御侮折》， 《外交史料》，1880年1月16日，卷18，页20a。

　　(10) 同上。

　　(11)曽纪泽，《使俄曽纪泽奏谨就收回伊犁事宜敬陈管见折》，见《外交史料》，卷21，页19a。 1880年7月21日。

　　(12)《左全集·书牍·答杨石泉》，卷23，页41，1979年7月-1880年1月)

　　(13) 《甘督左宗棠奏遵议伊犁交涉应付事宜折》，载于《外交史料》，卷18，页6b, 1879年12月17日。

　　(14)HIC , 页63;《张全集·奏议》， 卷2，页38;39 b-40。

　　(15)《熟权俄约利害折》，载于《张全集·奏议》，卷2，页5a，1880年1月16日; 《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要盟不可曲从宜早筹御侮折》，《外交史料》， 1880年1月16日，卷18，页20a-b。

　　(16) 同上页5b; 页21b。

　　(17)同上。

　　(18)参见第一章序言第2节提示性假设第三、第四两条。

　　(19)《熟权俄约利害折》，载于《张全集·奏议》，卷2，页6a;《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要盟不可曲从宜早筹御侮折》，《外交史料》，卷18，页22a。

　　(20)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篇，卷下，页1000-1001。

　　(21)《张全集·奏议》，卷2，页6b ;《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要盟不可曲从宜早筹御侮折》，《外交史料》，卷18，页22a。

　　(22)同上。

　　(23)HIC , p.71: In the beautifully balanced and parallel sentences(骚体骈体文的风韵), …… .徐中约的美言，是一个兼通中西史学的美籍华裔学者的特有优势，可以欣赏中文的典雅优美，这是费正清等欧美中国文史学者绝对无法相比的。

　　(24)《张全集·奏议》，卷2，页15b; 《外交史料》，卷18，页32a。这样古为今用，以古证今的例子，还有不少，都是随手征引，深得儒林钦服。当然，由此也可见，到了同光时代，满人的汉化已经十分彻底了，他们已经将汉人的历史观，也即汉人中心的历史观，内化为自己的历史观了，听得进也听得懂汉官张之洞这番古为今用的历史说教了。

　　(25) 《详筹边计折》，载于《张全集·奏议》，卷2，页7a;页11a，1880年1月27日;《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驭俄之策宜先备后讲》，载于《外交史料》，卷18，页25a;张之洞在奏中说，「然臣知国家之意，非欲战也，即臣之言，亦非求战也，必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也就是说能战而后才能和。(《张全集·奏议》，卷2，页11b)

　　(26)NCH, pp. 90-91, February 1,1881: [The Censor recommended that the Empresses should, for the present, abandon the claim to Ili, prepare for a defensive war, if Russia held China to the treaty of Livadia,

　　execute Chonghou, and appeal to Europe for moral support. This last suggestion is especially worthy of note. Not many years ago, no Chinese, official or otherwise, would have dreamt of looking to the outside Western barbarians for moral support; and that such a suggestion has been made to the Throne, and the author has gone unpunished, or even unscolded, shows how far the Chinese, even in Peking, have advanced; probably unnoticed by themselves. ]

　　(27)同上， May 18,1880, pp.422-423:

　　让人隐约觉得，上奏之人尽显胆识，他概而言之说，「环海万国亦必皆不直其所为」，还特别指明英国同中国有共同利益。不论作者是否是神来之笔，或者只是一时兴起的的念头，毋庸置疑，这是中国最能令人信服之点。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writer takes no pains to conceal the secret of his boldness. Descending from the vague and general statement that “all the kingdoms of the globe are on our side,”he specially picks out England as having interests identical with those of China. Whether this has been arrived at by sagacity on his part or by a mere random shot, it is, beyond any doubt, China's strong point.]

　　(28)同上： 张之洞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捷报》以深刻的印象：没有陈腔滥调，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天子」，也未夹杂着低俗的令人厌恶的蛮夷丑类的荒诞言辞。甚至对张的奏折无法苟同、讽之为「夸夸其谈、肤浅幼稚的国折」的人，例如威妥玛爵士，都不得不高度赞扬他为「帝国的第一支大笔杆子」。统而言之，张的这份十分出色的奏折，的确是神来之笔，展现了睿智、机敏、文采、政治的敏感性和道德勇气;还体现了成为一个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品质;在晚清的中国，只有少数的政治大人物，例如曾国藩，能够在这方面同他相提并论。

　　[The Herald was highly impressed by Zhang's attitude of taking the matter on its merits: "There is no nonsense in it. We read nothing about the Son of Heaven beating with the feeble and fantastic vagaries of despicable barbarian vermin. Even those who disagreed with Zhang and ridiculed his memorial as "a sadly bombastic and puerile state paper," as Sir Thomas Wade 威妥玛did, felt compelled to value him highly as "the ablest pen in the empire.'' In sum, this monumental memorial, marking Zhang's political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maturity, was a combined product of his sagacity, quick mind, gifted literary talents, political sensibility and moral courage.

　　It also reflected his rare possession of the qualities of being both a statesman and an ideologist; only a few eminent political figur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uch as Zeng Guofan, were his equal in this respect. ]

　　这是在华的舆论界对张之洞奏折的评价，应当是就事论事的，非常客观的，因此也应该非常接近事实。其后张的亮丽儒臣功业有力证明，这个评论是具有高度预见性的，确非过誉溢美之词。

　　(29)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1，页21;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页14.-16;谢放，《张之洞传》，页52;《张文襄公事略》，载于辜鸿铭、孟森等着《清代野史》，第3卷，1:479, 成都巴蜀书社，1998。

　　(30)《外交史料》，卷16，页28a: 目下俄约既经定议，允行则害若彼，不行则害若此，瞻前顾后，殊觉进退两难。顾日后之利害宜权，当前之是非宜审。

　　(31)《翁同龢日记》，3：1038。

　　(32)HIC , p.74.

　　(33)《翁同龢日记》，1880年2月12日条下， 「郭、林二君来，抄香涛折」。此后，之洞成为两朝帝师翁同龢的常客。 见艾文博 Robert L. Irick主编，赵中孚编辑，《翁同龢日记排印本》， 第三册，页1036-37。台北，1970。

　　(34)吴廷燮(1865-1947)甚至多年后还说，「犹忆为儿童时，得公(指张之洞)论俄约利害疏，朝诵夕录，不遑寝馈。」(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六终后吴廷燮，《张文襄公年谱跋》。

　　(35)NCH, pp. 460-461, May 25, 1881;HIC, pp74-75;Kung Chungwu, 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 Zhang Zhidong And The Qing Restoration, 1863-1881, Chapter VI, The Vanguard of the Confucian State Without (1880-1881),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unpublished;

　　(36)《张全集·奏议2》，页6b.

　　(37)NCH, pp.448-449, May 25,1881. ;另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篇，卷下，页1000-1001。萧对张的负面评论，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添乱者)的观点，显然是受到李鸿章、郭嵩焘等洋务主和派或广义的西化派言论的影响。

　　(38)关于文武人才的储备的问题，之洞认为人才不是天上掉来的，而是时势历练造就出来的。它举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将帅为例，「若非中原多事，久历兵间，其才何由而成?何由可见?」所以，言下之意，也可利用这次中俄外交危机，造就一批新的将才，以取代日益衰老的中兴将帅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当然他张之洞也有夫子自道的意思，伊犁危机这个时势也可以出个像他张之洞这样的儒臣的人才。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外交史料》

　　《翁同龢日记》，艾文博 Robert L. Irick主编，赵中孚编辑，《翁同龢日记排印本》， 第三册，台北，1970

　　《张全集·奏议》

　　《左全集·书牍》

　　论着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

　　谢放，《张之洞传》

　　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

　　《张文襄公事略》，载于辜鸿铭、孟森等着《清代野史》，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三篇，卷下

　　英文

　　HIC

　　Kung Chungwu, 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 Zhang Zhidong And The Qing Restoration, 1863-1881, Chapter VI, The Vanguard of the Confucian State Without (1880-1881),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unpublished.

　　NCH

　　4、人微不再言轻

　　紧接着在1880年1月27日，之洞又上了一份更长的、题为《详筹边计折》的奏折。(1)虽然它没有像第一份奏折那样引起广泛注意，但就如何具体应付伊犁危机而言，其重要性有过之无不及，因为它进一步详细陈述备战和谈判的具体建议;也就是建议朝廷如何调兵遣将、募兵筹饷、进行合纵连横的外交谋略;不但消除满蒙汉民族畛域，充分调动国内的物力人力资源，还尽量调动国外可资利用的资源。谓其具有栋梁柱石之臣的潜质，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虽然其中有些不免流于一厢情愿，闭门造车之弊端。

　　在这份奏折中，之洞一再强调「先备后讲，以备为主，以讲为辅」的方针。当然，他清楚地知道，朝廷的本意本不在求战;他说，这也是他的本意。但朝廷必须要有必要时不惜一战的决心，和做好战争的必要准备，否则谈判也将落空。因为如果俄人知道中国无备，就会肆意恫喝要索;果如此，纵然中方使臣的口才再好，胆识再大，俄方也是充耳不闻。

　　接着，他建议将来遣使改议时，从三个方面同俄人辩论，一是诉之于中俄两国两百多年来的友好邦交，俄国不应背信弃义，这充分反映之洞仁义为本的儒臣本色;二是具体列举条约中不合理、有违中俄历次所订旧约的地方;三是如果俄方还是逼迫要索不已，只有针锋相对，予以反击，例如在商贸上，可以闭关绝市，停止茶叶交易。

　　饶有趣趣味的是，之洞在军事上进一步阐述他的大陆战争的观念，把三北板块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互动的整体。他建议，如果俄国进犯西陲，中国可以派兵袭击尼布楚;如果俄国入侵东北，中国不妨派兵袭击浩罕，乘机收复伊犁。之洞将东西战线视为一个整体，相互呼应，而非分别对待。并且基于对大陆战争的认识，他乐观地推断，俄人孤军深入，前有广袤戈壁，后有长城屏障，俄国士兵必然不胜长途跋涉，终至弹尽粮绝，逃不出覆灭的命运。这里，他似乎隐约具有以空间换取时间，进行持久战的思想。(2)

　　他的军事知识，可能来自书本，但也可能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他虽然祖籍直隶南皮县，但生于贵州，长于贵州。青少年时代，他父亲张瑛出任贵州兴义府知府时，负责平定当地的太平天国之乱，一家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所以亲身经历过战火的洗礼(1853- 1856)。这段青少年时代的宝贵经历是其他清流党人特别是张佩纶所没有的，促使他知道什么是战争，也促使他广泛研读军事兵家书籍，不限于儒家的经史典籍;中兴名臣之一的胡林翼是他父亲在贵州的同僚，对张之洞也许有所启发和开导(3)。当然，作为一个文人书生，(4)而且又有诗人浪漫遐思的气质，(5)也就难免放言高论，但之洞童年时饱受战争苦难的切身经历让他深知战争之可怕，使他不得不重视战争的可怕后果。

　　至于他建议必要时不妨联合英国、日本、土耳其、德国，诱以重利，共同反俄，使俄国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促使俄国人民起来推翻政府：西委阿里以赐英吉利，使之越裹海以取土尔扈特旧牧地。东捐台湾山后以赐日本，使之复库页岛，以断柬海口。激土耳其以宿慽使仇俄，啖日耳曼以重利使绝俄。兵连祸结。俄之精锐竭于外，俄之乱党起于内，恐彼得罗堡国都非俄之有也。(6)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地位，有这样挥洒自如的空间吗?这根本是个异想天开的空想，这不是书生的异想天开、夸夸其谈又是什么?博识世故的李鸿章说他是个书生，倒也不太离谱。而且，诚如纪泽所言，时移势易，今天欧洲各国的军国大计皆由议院主持，所以纵有苏秦、张仪之妙舌，陆贾之智谋，也难遍访它们的议会，说服它们的议员。(7)虽然纪泽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可以知道他是针对张之洞的「奇谈怪论」而发的。尤可异者，为了联日制俄，竟然会异想天开地建议「东捐台湾山后以赐日本」，(8)这不是割让土地吗?真不敢相信，这样的馊主意竟是出自一个口口声声要维护祖宗之地的张之洞之口!但于此也可见，同帝国西北边陲的伊犁相较，帝国板块的东南海疆边陲，在具有牢固中原心态的儒臣张之洞的心目中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了!允为此折中之一大败笔!这不是书生之见又是什么?

　　张之洞就以这种全凭书本上获得的欧美和近代世界的粗浅了解，而要合纵连横，以夷制夷，于实际的国际形势相去颇远;单就这一点而言，李鸿章说他是书生之见，并没有冤枉他。这样看来，张之洞儒家的天下观要改变为近代化为西方主导的普世世界观，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然而，对一个保守的清流党人来说，在那种风气未开，文人儒生鄙视洋务的时代，之洞能够放眼世界，具有这样广阔的国际视野，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力，也是可喜的好现象，还是值得肯定的。当时英人在上海办的《捷报》就对之洞的这种开放的世界视野深表赞赏。(9)这清楚地显示，这次伊犁危机正使他从一个保守的清流党人逐步过渡到一个洋务派。他的思想，正在顺应客观的形势，与时俱进，起着深刻的变化，可以想象，必然夹杂着不少问题。

　　在这份奏折结束时，他慨叹洋务已经进行了三朝(咸丰、同治和光绪)，耗银数千万两，进用洋务人才数百人，然而依然积弱如故。伊犁危机发生以来，士大夫束手无策，将帅言兵色变;愤时忧国者，也哀叹无能为力。他深为忧虑地提醒朝廷，现在仍然是中兴时期，如果再不振作，上下卧薪尝胆，专心求才，破格用才，拒斥「贪垢姑安养晦纵敌」之说，再过几十年，国事时局将不堪想象。(10)最后，他却满怀信心地说，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经验告诉他，如果能够竭尽全国之力以抗俄，决不会失败。这里他似乎又有动员「全民抗俄」的持久战的思想。

　　上述两份奏折，没有陈腔滥调，虚词空言，而是实事求是，诉之于理，动之以情，的确足以震聋发聩，鼓舞人心，的确都是极其有助于时局的雄文伟论。(11)所以，它们深得当国者的赞赏和士大夫的一致好评，是当之无愧的。(12) 也许值得强调的是，他在论述他的思想时，常常旁征博引中国的经史，作为论据，这对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很有说服力，很能鼓动人心，激励士气，凝聚心志。

　　这就难怪在2月7日这天，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对这个一鸣惊人的大笔杆子，特旨破格召见，谕准他今后可以以一个低微的从五品小京官洗马的身份(13)，参与总署与伊犁危机有关军国的决策会议。这实在是之洞的殊荣!也是当时官场的异数!于是，现在他虽然仍然人微，但言却不再轻了，可以与满洲亲贵、中枢重臣，同列庙堂之上，一道参与军国机要了!(14)

　　所以说，伊犁危机出了个张之洞!

　　大体而言，在1880年的上半年，在左宗棠主于外，之洞倡于内的交互作用之下，抗俄的强硬立场和言论，成为廷议和清议的主流，从而迫使主和派不是顺从大流，就是保持沉默。例如，李鸿章致函刘铭传谓，自廷议以来，他「对俄事，未进一言，未发一谋」，就是沉默无言的明证。(15)

　　1月21日这天有两项发展，一是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在李鸿章领衔下，联名上奏，提出四点理由，反对批准条约。李鸿章主和立场似乎开始松动了，这是他顺从大流的明证。(16)一是朝廷召开规模庞大的朝会，也即廷议，参加者计有礼亲王世铎、淳亲王、醇亲王、恭亲王、另有郡王数人、三个御前大臣、五个军机大臣、九个总署大臣、六个大学士、六个六部尚书、六个都察院堂官，共45人，真是个盛会。(17) 会上，上谕宣示拒约决心：「此事委曲已久，不意要挟至此，万不能忍。若再从之，上不能对祖宗，下不能对天下百姓。」(18)

　　此外，如何治崇厚之罪，也清楚地反映这种思潮。崇厚本来于1月2日，诏命以「 擅自回国」，免左都御史职，交部议处。但在这次廷议后的第六天，诏命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3月3日，改为斩监候。(19)这明显表示，朝廷通过重治崇厚之罪，决心拒绝批准条约，并同时加紧备战。这正是之洞在前两份奏折中所主张的。由此看来，在中国方面，事态正在沿着之洞谋划的抗俄的方向发展中。

　　注释.

　　(1)《张全集·奏议》，《详筹边计折》，1980年1月27日，卷2，页7-15;《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驭俄之策宜先备后讲折》，《外交史料》，卷18，页25b-32b。

　　(2)同上。

　　(3)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1，页4a-9a。

　　(4) 张之洞在奏章中从不讳言他是个书生，或难免有书生之见。例如在《详筹边计折》末了，他说：「兹事体大，臣书生之见，不知有当万一否?」既有书生的自知之明，所以他才告诫自己「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张全集·奏议》，1980年1月27日，卷2，页页15b;页6a)。

　　(5)张之洞不仅是个文章高手，还是晚清诗坛中一个颇受推崇的大诗人：

　　钱基博云：「晚清名臣能诗者，前推湘乡曾国藩，后称张之洞。……. ,之洞诗…… ,宋意唐格，其章法声调犹袭干、嘉诸老矩步，于近时诗学有存旧之格。」(《现代中国文学史》)

…….

　　对于张之洞的诗歌创作成就，清末和民国问的评论家大多予以肯定。翻开民国间行世的两部具有总结性意义的重要诗歌总集即徐世昌的《晚晴簃诗汇》和陈衍的《近代诗钞》，可以看到张之洞的诗都收得较多，且有很高评价。……(参看，庞坚校点，《前言》，《张之洞诗文集》，页19)(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

　　(6)《张全集·奏议》，卷2，页13b-14a;《外交史料》，卷18，页31a。

　　(7)《使俄曾纪泽奏谨就收回伊犁事宜敬陈管见折》，见《外交史料》，1880年7月21日(光绪六年6月15日)，卷21，页19。

　　(8)《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驭俄之策宜先备后讲折》，同上，卷18，页31a, 1880年2月6日;《详筹边计折》，《张全集·奏议》，卷2，页13b。

　　(9)参看第三章第3节注(26)。

　　(10) 《张全集·奏议》，卷2，页6a;14b。

　　(11)HIC, p. 72; 另见NCH, May 18, 1880: 这是一份国折，具有一些显明彰着的特点;首先是没有陈腔滥调，虚饰浮夸之词;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天子」，也未见低俗不堪、令人厌恶的蛮夷丑类的荒诞之辞。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大丈夫气概，义不容辞，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荣誉。「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诚哉斯言……

　　[It is a Chinese state paper (国(家)策(论)、国折、国论、国书，英文的paper有多种意义，有论文、议论、报告、谋划…等含义，中文译文则可视上下文而定)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standing out in bold and very notable relief. First of all, there is no-nonsense in it. We read nothing about the Son of Heaven bearing with the feeble and fantastic vagaries of despicable barbarian vermin. The honour of the country is set forward in a thoroughly manly and business-like way as something liable to be defended. "If we accept this treaty we are not worthy to be called a nation.

　　This rings true. ….]

　　(12)同上;;刘禺生，《世载堂杂忆》，页90;《清代轶闻》，卷4，页18.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页32;许霁英，《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大公报》(天津)，《史地周刊》，1937年3月26日。

　　(13)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1，页22;谢放，《张之洞传》，页56。Also see Bland a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 –llear of Her Household,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1910. pp.504-505.

　　(14)Kung Chungwu, 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Zhang Zhidong and the Qing Restoration,1863-1891. pp. 20: 这份奏折的影响如此之大，张一鸣惊人，迅即被推上政治舞台的前沿，成为人们心目中抗俄的偶像。朝廷也刮目相看，破格于2月7日特旨召见这位中下级的小京官，在总理衙门行走，参与今后总理衙门王公大臣、权贵枢臣的一切有关制定中俄伊犁争端政策的会议。如今果然身处庙堂之上，张就成了名副事实的、安邦定国的国家栋梁的柱石之臣，维护儒道国家的前卫。

　　[So powerful was the impact of the memorial that it catapulted Zhang into the front of the political arena, making him the idol of resistance advocates. The court was so impressed with Zhang's performance that on February 7,1880, breaking precedent, it ordered him, though merely a middle ranking official, to participate in all future meetings of the princes and

　　ministers in the Zongli Yamen and in formulating government policies regarding Sino-Russian dispute. With this newly acquired status, Zhang was now among the "pillars of the state," responsible for the highest interests of the empire. He had become a genuine vanguard of the Confucian state.] ;另参看刘平，《张之洞传》，页66。

　　(15)《李全集·朋僚函稿》，复刘省三(铭传)军门，卷22，页19，1880年10月21日;复孙侍郎，1880年10月25日，卷22，页20。

　　(16)1880年10月21日，李鸿章致函刘铭传(省三)谓，「坚持和议则有之，竟云不能战三字，则始终未出诸口，亦未存此心。」见

　　《李全集·朋僚函稿·复刘省三军门》，1980年10月21日，卷22，页19。

　　(17)F.O. 418/I/33, Wade to Salisbury, 8 February, 1880, Inclosure 2; . HIC，pp. 69, note 4.

　　(18)《翁同龢日记》，3：1039。

　　(19)《外交史料》，卷18，页13b, 1880年1月17日，也就是张之洞上奏的次日，可见张之洞不再人微言轻了，他的建言已经影响朝廷的决策大政了。(参看第3章、第3节，注释(26))

　　参考资料

　　中文

　　文献文集

　　《李全集·朋僚函稿》

　　《外交史料》

　　《翁同龢日记》

　　《张全集·奏议》

　　论着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

　　刘平，《张之洞传》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

　　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清代轶闻》

　　谢放，《张之洞传》

　　许霁英，《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大公报》(天津)，《史地周刊》，

　　英文

　　Bland and Backhouse,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 –llear of

　　Her Household, London：William Heinemann, 1910.

　　F.O. 418/I/33, Wade to Salisbury, 8 February, 1880

　　HIC

　　Kung Chungwu, The Making of The Last Confucian Statesman

　　—Zhang Zhidong and the Qing Restoration,1863-1891. Harvard University Ph.D. Desertation, 1981.

　　NCH

　　附录：张之洞伊犁交涉期间所上奏折清单

　　1、光绪四年九月七日--1878年10月2日

　　侍讲张佩纶奏请勿给崇厚全权及便宜行事字样折(张年谱谓，此为之洞代奏，因方从四川学政返京，充教习庶吉士，无上奏言事权)

　　2、光绪5年12月5日--l880年1月16日

　　张之洞奏要盟不可曲从宜早筹御侮折(《外交史料》)：或孰权俄约利害折(日期与上同)(《张全集·奏议二)

　　(此折全面分析俄约的利弊得失，并提出因应的一般原则，文词典雅，辩才无碍，使张一举成名，得到中外朝野的注意，成为政治慧星)

　　3、光绪5年12月16日--l880年1月27日

　　详筹边计折(张全集·奏议二)

　　光绪5年12月26日--1880年2月6日

　　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驭俄之策宜先备后讲折(《外交史料》)

　　(两折内容相同，但日期不同，标题也异，主旨是先备后讲。自今日起，军机大臣面奉谕旨，令洗马张之洞前往总理衙门。此后，王大臣等有应行咨商之处，着该衙门知照该洗马前往。从此，之洞虽然官职低微，却以五品洗马参与军国大计，身价与前大不相同矣)

　　4、光绪6年1月21日--1880年3月1曰

　　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张全集·奏议二》)

　　5、光绪6年1月21日--1880年3月1日

　　会议未尽事宜片(《张全集·奏议二》)

　　6、光绪6年1月21日--1880年3月1日

　　俄事有机可乘善筹抵制折(《张全集·奏议二))

　　7、光绪6年1月21日--1880年3月1日

　　请饬疆臣详筹改约片(《张全集·奏议二》)

　　8、光绪6年2月21日--1880年3月31日

　　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谨议改使/改约办法片(《外交史料》)

　　9、光绪6年2月21日--1880年3月31日

　　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请改致俄国国书词句片

　　(《外交史料》)

　　10、光绪6年2月22日--1880年4月1日

　　酌改国书宇样片(《张全集·奏议二》)

　　11、光绪6年5月19日--1880年6月26日

　　敬陈经权二策折(《张全集·奏议二》)

　　12、光绪6年5月19日--1880年6月26日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之洞奏陈经权二策应付俄事折

　　(《外交史料》)

　　13、光绪6年7月10日--1880年8月15日

　　右庶子张之洞奏解释俄约条文请寄曾纪泽为辩论之助片

　　(《外交史料》)

　　14、光绪6年7月10日--1880年8月15日

　　改约重要各条必应坚持片(《张全集·奏议二》)

　　15、光绪6年7月10日--1880年8月15日

　　谨陈海防事宜折附片(《张全集·奏议二》)

　　16、光绪6年7月30日--1880年9月4日

　　请防范崇厚片(《张全集·奏议二》)

　　17、光绪6年7月30日--1880年9月4日

　　右庶子张之洞奏闻崇厚不知杜门悔罪请予防范片

　　(《外交史料》)

　　18、光绪6年7月30日--1880年9月4日

　　议约迫促急图补救折 (《张全集·奏议三》)

　　19、光绪6年7月30日--l880年9月4日

　　右庶子张之洞奏陈与俄议约迫促急图补救折

　　(《外交史料》)

　　20、光绪6年8月12日—1880年9月16日

　　海警日迫急筹战备折(《张全集·奏议三》)

　　21、光绪6年8月12日--1880年9月16日

　　重臣办防宜降明旨片(《张全集·奏议三》)

　　22、光绪6年8月24日--1880年9月28日

　　遵议奏陈折(《张全集·奏议三》)

　　23、光绪6年8月24日--1880年9月28日

　　左庶子张之洞奏陈俄使将来预筹应付办法折

　　(《外交史料》)

　　24、光绪6年8月24日--1880年9月28日

　　俄约最重数端必宜抵制片(《张全集·奏议三》)

　　25、光绪6年9月l0日--1880年10月13日

　　左庶子张之洞等奏俄事有机可乘善筹抵制折

　　(《外交史料》)

　　26、光绪6年9月12日—1880年10月15日

　　筹预钤qian制松花江行船办法片(《张全集·奏议三》)

　　27、光绪6年9月12日--1880年10月15日

　　议约期迫请筹挽救折 (《张全集·奏议三》)

　　28、光绪6年9月15日--1880年10月18日

　　左庶于张之洞奏挽救俄约折·附上谕二件

　　(《外交史料》)

　　29、光绪6年9月15日--1880年10月18日

　　左庶子张之洞奏陈西防东防津防事宜以备采择片·附上谕

　　(《外交史料》)

　　30、光绪7年闰7月5日--1881年8月29日

　　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张全集·奏议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