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文章，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井冈山时期丢了不少，有的至今下落不明。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专门讲了丢失文章的事，他说：“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哪两篇文章丢了让毛泽东伤心呢?一篇是《反对本本主义》，另一篇是《调查工作》。这两篇文章都是在1930年写的。哪篇文章找到了，毛泽东高兴呢?这就是《调查工作》。哪篇文章丢了，毛泽东伤心呢?这就是《反对本本主义》。1961年毛泽东回忆说：“写这篇文章(指《调查工作》)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即《调查工作》)是最近找出来的。”这就清楚说明，毛泽东当时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反对本本主义》，一篇是《调查工作》;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后写的《调查工作》;两篇文章写作时间是1930年。找到的是《调查工作》，至今没有找到的是《反对本本主义》。

　　那么，1964年以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中，为什么都收入了一篇名叫《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呢?这就需要搞清《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发现、改名，及《反对本本主义》《调查工作》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过程和目的等问题。

发现

　　《调查工作》一文的石印本，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茶地乡)一位农民——赖茂基发现的，并于1957年2月献给当时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1958年1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看到这本小册子，决定收藏此件。1959年8月，由龙岩地区文教局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

　　1961年1月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听说中央革命博物馆收藏了这本小册子后，借到此件并亲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小册子，百感交集、如获至宝。1月20日早晨毛泽东就给田家英写信，要求把《调查工作》分送给陈伯达、胡乔木让他们认真看，并要求给去浙江、湖南、广东搞调研的同志每人发一份。3月11日批示，送林彪阅。3月13日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五位同志，说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同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会议上说：“今年1月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办。”

　　毛泽东高度重视此文，其根本原因在于，由于“大跃进”，造成了“三年自然灾害”。犯错误的深层原因，毛泽东认为，是由于主观主义、缺乏调查研究造成的。找到了《调查工作》文章，而且是30年前写的东西，对于反思、纠正当时的错误极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改名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上写了一段说明和批语：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找到，而中央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印发前毛泽东把《调查工作》改名为《关于调查工作》。

　　1964年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将《关于调查工作》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确定为1930年5月。此后，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一直沿用此名，均收入了这篇文章。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反对本本主义》并不是1930年毛泽东写的原版《反对本本主义》，而是由《调查工作》改名而来的。很多同志把《调查工作》当作1930年版的《反对本本主义》是不对的。原版本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至今没有下落。

　　毛泽东把《调查工作》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是表明毛泽东对丢失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怀念。二是本本主义是我们党犯错误的总根，反对本本主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三是反对本本主义必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打破种种思想束缚，不断创造新思想的根本途径。所以，毛泽东说，找到了《调查工作》他高兴，丢了《反对本本主义》他伤心。

唯一详解的文章

　　毛泽东的经典名篇很多，别人注解的文章更多。毛泽东一生中亲自解读的唯一一篇文章就是《调查工作》。详细讲解这篇文章是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调查工作》一文不长，一共七段，3000多字，毛泽东逐段解读此文近7000字。

　　毛泽东结合党史，结合自己调研的经历，结合“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逐段向大家讲解文章内容。第一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第二段，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新任干部不要随意宣布政见，想解决问题就得调查，就得做典型的调查。第三段，讲反对本本主义，破除迷信的问题。第四段，讲不调研的危害。第五段，讲调研的纵断法和横断法。第六段，强调中国的情形要靠中国同志来了解。第七段，讲了调研的七个技术。

　　毛泽东的解读，核心讲了三个问题。其一，一万年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其二，要破除迷信，专从书本里面出决策是危险的。其三，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是不可能实现的，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亲自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这次讲解，毛泽东完全是口语化，讲得情真意切，很值得一读。由《关于调查工作》改名后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调查工作》解读，即《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录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读，对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调查本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中的问题，大有帮助。

写作背景

　　写《反对本本主义》和《调查工作》这两篇文章的时间，毛泽东确定为1930年。他先写《反对本本主义》，后写《调查工作》是符合历史事实和思想逻辑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29—1930年期间毛泽东在闽赣交界上杭、寻乌、古田一带活动。

　　古田会议是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毛泽东起草了1.7万多字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第一部分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列举和批判了当时党内八种错误思想。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及根源，没有进行系统理论分析和总结，决议也根本没有提“本本主义”。实际上党内所有错误思想的总根是本本主义。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必然要从理论上清算本本主义，所以，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当时是怎样批判本本主义的，由于原始版本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至今没有发现，不得而知。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对寻乌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研。写了5章39节，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这份报告内容广泛、实例丰富，是一篇实打实的调研。寻乌调研后，毛泽东写了3000多字《调查工作》，不仅是对寻乌调研、而且是对他以往调研思想的一次深刻理论总结和升华。所以，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结合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和犯错误的原因，对《调查工作》又作了一次系统的理论解读。

期盼原版《反对本本主义》重现

　　《反对本本主义》是对党内错误思想的理论总结，《调查工作》是对《寻乌调查》和毛泽东以往调研经验的理论总结。不反对本本主义，就搞不好调查研究;不深入调查研究，就打不倒本本主义。本本主义的死对头是调查研究，因为害怕调研后的新东西;调研是本本主义的克星，因为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这两篇文章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对于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至关重要;对于中国革命胜利至关重要;对于搞好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至关重要。本本主义害党、害国、害民，调查研究利党、利国、利民，这是党的90多年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调查工作》是石印本，上个世纪50年代在福建上杭县发现的，《反对本本主义》也应该是石印本。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各地在搞纪念活动过程中若能发现原始版本的《反对本本主义》，当是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

　　附文：

毛泽东一篇文章30年后失而复得

来源：人民日报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久远的故事，然而，却鲜活得令人怦然心动……

　　1956年的春天，毛泽东风尘仆仆地行走在南粤大地，身体力行他一贯倡导的调查研究。当陪同调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副局长李质忠提出想回才溪老家看看时，肯定触动了毛泽东内心深处一根柔软的神经……他老人家沉吟良久，尔后饱含深情地说：“你回去代我向才溪人民问好吧，才溪人民确实光荣啊!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男子上了前线，上千人为革命流血牺牲了……光荣亭一定要重新修建好啊!”

　　随即，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光荣亭”三个遒劲的大字。

　　才溪乡位于中央苏区县——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西北部，汀江流经境内，是著名革命老区。

　　才溪乡何以在毛泽东的心中有着如此沉甸甸的分量呢?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才溪籍的军人中涌现出了10位开国将军和一大批师职军官，因而享有“九军十八师”之美誉，被称为“将军之乡”;当年仅有1.6万人的小山乡，有3762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1192人牺牲在疆场，又被称为“英烈之乡”。才溪乡的光荣是无与伦比的：一家两人当红军的有200户，三人当红军的有46户，四人当红军的有7户，五六人当红军的各1户，夫妻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

　　才溪乡为什么能够创造苏区一等的工作呢?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曾盛赞才溪乡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和“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从1930年6月到1933年11月，毛泽东于戎马倥偬期间，九赴上杭、三进才溪，分别在乡苏维埃政府和列宁堂，召开了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耕田队长等各种类型的调查会。代表们围坐在中厅的长条猪腰形桌旁，每一次调查会都开得笑语欢声，其乐融融。

　　毛泽东事先会列出详细的调查提纲，诸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生产支前、文化教育等等，口问手写，有问有答，有交流有讨论，并不时地起身给与会的群众发卷烟和倒茶水……当群众谦让时，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我请你们来，你们就是我的先生，学生对先生理应恭敬嘛!”

　　毛泽东一再告诫说，向群众求师调查，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还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某日，毛泽东踩着田塍土路前去访问一户红军家属。

　　毛泽东指着光荣匾和“红军家属优待证”，问起了优待情况。当家媳妇高兴地答道：“好处多着呢。挂着证章看戏，可坐在最前排;拿着证件买东西，不仅可以先买、买足，手头紧时还可以赊账，也可用米、豆来代还;看病药价也可降低些。平时，党团员会来做‘礼拜六’，逢年过节，政府前来慰问，连柴米油盐都想到了。”

　　毛泽东转身微笑着对乡苏维埃主席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周到呀!只有密切了苏维埃干部与民众的关系，民众才会全心全意支持苏维埃的工作啊。”

　　这时，越聚越多的群众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于是，毛泽东建议把调查会搬到屋外。他大声问道：“大伙的日子过得还好吗?”群众异口同声地答道：“好呀!现在每片田塍都种上杂粮，大伙还上山造田呢。以前整年做牛做马，还是衣食无着落。自从红军来了分了田地，我们的柴米油盐都不用愁了。”毛泽东越听越兴奋，他又继续问道：“合作社好吗?”“合作社最好!方便了大伙，又节省了劳力，我们还可自愿入股，赚钱大家分呢。”群众你一言我一句，争着抢着回答。

　　毛泽东来到名叫“衰坑”的村庄调查，说这个名不好，我们苏区应该兴旺发达，我看叫“发坑”吧。从此，发坑的名字叫响了，这个村兴旺发达起来了，直到现在，也是全县的富裕村。

　　才溪乡的青壮年男人们都当红军上前线打仗了，留守的妇女们和老人们便组织起来，扛起了后方生产支前的全部重担。

　　乡苏维埃政府设立了“拥军优属”、“查田”、“选举”、“土地”、“劳动”、“山林”、“逃兵归队”等专门委员会;成立了包括木匠、泥水匠、纸业工人、挑担工人的总工会和其它群众团体，如“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等，把广大革命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同时，还成立了群众自愿参股的布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油盐肉合作社、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贩米合作社、犁牛合作社等14个消费合作社，货物紧缺时优先照顾红军家属;组织各种形式的慰劳队，洗衣队、运输队、看护队、耕田队、草鞋队等，红军驻扎或路过才溪时，他们就送柴、送米、送肉、送菜、送草鞋、送药材，为红军洗衣、补衣、送信带路。1932年，红军攻打漳州时，才溪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等，随红军参加运送弹药、抢救和护理伤病员。据当年的《红色中华》报道，从1929年到1934年，才溪妇女为红军做布鞋两万多双，交红军公粮70多万斤，垒碉堡、送情报则不计其数。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毛泽东在才溪乡亲眼目睹了一幕苏区民主建政、群众当家作主的生动场景——

　　选举大会，为着选举事前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分别开动员大会，儿童团、少先队也都开了会，党团员开支部会;刷标语、分发小册子等，选举宣传普及面广，深入人心，大多数人都晓得选举的意义。

　　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候选人名单张榜公布，一村贴一张，群众可在各人名下批注意见，有批注“好”、“不好”等，也有批注“同意”或“消极”的，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到墙报批评的约20多人，主要批评意见有：只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等;还有通过诗歌的方式，批评乡苏政府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

　　选举开始了，候选人背朝选民站在主席台前，每个候选人的身后都放着一只碗，识字不多的选民们依次走上前去，往自己中意的候选人身后的碗丢下一粒黑豆……

　　今日，我们看到的这座破旧的泥土房，厅堂内有些零乱且不整洁，四面老墙上的石灰粉剥落后尤其显得斑驳而古旧，褪了漆的门窗、桌椅……然而，它们却默默地向人们展示着一段凝固的历史。

　　连续10多天的调查、走访，一桩桩一件件，毛泽东心潮激荡，久久难以平复。1933年11月26日，夜沉沉，一盏马灯闪着亮光，陪伴毛泽东伏案疾书：一、行政区划，二、代表会议，三、此次选举，四、乡苏下的委员会，五、扩大红军，六、经济生活，七、文化教育……曙色微明，毛泽东撂下羊毫毛笔，踱步走出门坎……名震一时的《乡苏工作的模范——才溪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篇名改为《才溪乡调查》)，就在这座古旧的泥土房内问世了……

　　毛泽东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毛泽东深入农村调查时，经常是一张桌子、几把凳子，参加调查的人或坐或站，简朴而又融洽。在中央苏区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毛泽东还先后写下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

1930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曾把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文稿《调查工作》翻印成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便在红四军和闽西根据地广泛传播开来。人们烂熟于心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等经典名言，均出自于《调查工作》这本小册子。

关于《调查工作》（又名《反对本本主义》）这本小册子，还有一个颇感人的传奇故事：小册子在战争年代意外地丢失了，毛泽东为此多次惋惜地表示：“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奇迹出现了——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刚刚闭幕，田家英从中央政策研究室发现一本发黄的石印本《调查工作》小册子，立即呈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喜形于色，连连说道：“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身边了！”

事情的原委是，上杭县茶地乡官山村一位老共产党员赖茂基，在红军长征撤离苏区后，冒死将《调查工作》及一些苏维埃政府文件用油布纸包好，装在一个小木箱里，把小木箱藏匿在自己睡觉房间的一个墙洞里，才躲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又一次搜查。

毛泽东甚感欣慰，盛情邀约与他同庚的赖茂基前来北京见面一叙，遗憾的是，赖茂基老人却早在一年前辞世了。

　　1933年，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疗养期间，又写下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重要文章。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谆谆告诫与会代表们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因此，毛泽东要求苏区的所有干部，“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历史曾记录下这庄严的一幕：1931年11月7日—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正式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首创建设、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动员起千千万万的民众，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胜利道路!

　　我们重返才溪乡，重温老一辈共产党人一贯奉行的“群众路线”，欣逢中华民族正描绘一幅伟大复兴的美丽蓝图的今天，任重道远，心中应该永远葆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为广大人民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