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抗美援朝结束后，“一五计划”、“大跃进”的相继开展，标志着新中国进入了轰轰烈烈而又跌宕起伏的建设时期。那么，这场被称为新中国“立国之战”的战争，究竟对后来十余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观察者网特邀请那个年代的亲历者陈平教授，谈一谈他眼中的抗美援朝究竟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观察者网：陈教授，您能否结合您的经验，谈谈我们该怎样从当时的角度理解那这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例如，为什么会有大跃进的弯路?

　　朝鲜战争和大跃进的起源

　　陈平：为什么要大跃进?是帝国主义逼的。朝鲜战争，中国打败美国，逆转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的耻辱。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拥护，靠的不是选票，而是战场上的鲜血。

　　我清楚记得，1953年，台湾飞机还飞到上海，高射炮声震动上海市区。1958年，上海工厂连做罐头的马口铁都不能生产。我在中科大的班主任是转业军人，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的支部书记。他告诉我们，志愿军开始用解放战争的办法打运动战，包围美军后，美军越打越少，原来让直升机救走了。后来才在三八线挖坑道打阵地战，因为我们没有空军。邓小平1978年还讲，打仗就是打钢仗。朝鲜战争时，中国钢产量仅61万吨， 美国8785万吨，是中国的144倍。所以，中国领导人急于发展钢铁工业，不是为出口赚钱，是准备对付侵略。1950年的朝鲜战争到1958年的金门炮战，美国几次考虑使用原子弹。中国前三十年忍饥挨饿搞重工业，是西方逼的，不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学战争，学建设，都是干中学，没有多少正规教育，弯路自然不少。只有一个聂荣臻在比利时上过正规的工程学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都是搞中学或师范的学生运动出身。刘伯承等几个老帅上过苏联的军事学校。陈云只当过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周恩来根据地下工作经验来搞经济管理。1978年我参与筹备全国科学大会，发现中国的科研项目大部分是重复的，原因在中国解放后实行的保密制度，为了防止特务破坏，却封锁了技术知识的交流。

　　后来成为社科院院长的马洪做过铁路工人，被派去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马洪告诉我一个故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苏联专家制定的;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初指标，周恩来和陈云都嫌太慢，不断要苏联专家加码。最后苏联专家跳起来喊：你们是不是疯了!加码才停止。为什么陈云这么着急呢?这在温铁军写的《八次危机》中也有交待。因为朝鲜战争中他负责志愿军后勤运输。运输过了鸭绿江，整个天空都是美军飞机控制，我们的汽车、火车一批批地被炸，伤亡惨重，全都是靠人力维修。

　　你们可以查一查美国的历史：美国历史战争的伤亡率最高的是美国的内战，死亡人数大概60万到80万;后来随着技术的增长，美国在一战、二战死中的亡人数虽然越来越少，但是战争费用却越来越高。到了朝鲜战争，美国阵亡人数的大概不到4万人，中国则牺牲了近20万人，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能够打败美国其实是一个奇迹，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工业化之后战争永远是钢铁的对决，杀人就像杀鸡宰羊一样。

　　客观来说，中国能够在朝鲜战争中打赢美国、赢得话语权，这是因为共产党有组织地发动了中国贫农的力量来对抗机械化的西方军队。但是付出的代价极其高昂，战争的结果也震撼了中共领导人，造成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成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实际上，冷战中的美国和苏联不仅仅在政治和军事上竞赛，也在比拼规模经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和日本转移次一等技术和资本;苏联也在向中国扩张，为其本国的产业升级积累资本。并且，纵观整个冷战史：苏联可以成功，在于积极吸纳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丧失优势，在于毛泽东极力摆脱苏联控制——所以，对于苏联来说，成也中国，败也中国。但是，苏联的失败并不在于现在常说的专制等等，而在于中国不接受苏联控制的、以经济辅助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毛泽东去苏联谈判时，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斯大林要毛泽东接受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受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控制;但是被毛泽东拒绝了，他执意收回这些地方。这也造成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明明是中国替苏联打仗，却还需要负担军费;如果换了美国，招雇佣军作战肯定白送武器的，怎么会要中国借款抵押呢?其实，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这个债是要的中国主权独立的债;主权在我，那么我就可以接受你转移的技术但不受你的控制;所以斯大林一直怀疑毛泽东是“铁托第二”，因为铁托顽强的独立性给斯大林非常深的印象。

　　“一五”计划开始的时候正值朝鲜战争刚结束，苏联明白，是中国军队挡住了美国、吸引了美国的战略东移，给苏联以喘息时间，才有了后来苏联在核武库规模上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付出的惨重的“投名状”，也让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急于进行工业化。

　　但是西方对中国实行完全封锁，中国只能向苏联进口技术，但又迫切地希望羽翼丰满，争取用了苏联的技术却不受苏联的控制。因为中国领导人很清楚，中国领土中很大一部分是沙俄分割去的。而且毛泽东面临的诱惑也非常大，换成是哪个领导人如果决定加入华约组织，起码中国的日子会过的好一点，但不会有现在的独立。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目标是非常清晰、并且是统一的，从引进苏联工业体系到后来进口日本的钢铁技术，全是要设备更新。

　　当然，这一切也都是缘于中国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惨烈牺牲，这些富有战争经验的老一代领导都非常难过。后来邓小平讲过一句话，我认为他非常诚恳。他说：“大跃进这笔账，我们人人都有份”。人非经过不知难。只是陈云，周恩来碰钉子在先，毛泽东付学费在后而已。

　　大跃进和教改试验

　　反右运动时，我是初一。印象很浅。大跃进，我是初二，加入了共青团。大跃进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

　　大跃进以前，我一直多病，小学先后休学过两年。我们家都信西医。我爸爸抗战时是军医，后来又加入地下党员卢绪章领导的广大药房当经理。我母亲是从新加坡回国的华侨，终身有洁癖。我抗战时出生，营养不良，从小体弱多病。我妈按照西医的方法照顾我，饭碗都是要擦酒精消毒，结果抵抗力极差。感冒别人没事，我却要高烧40°住院。抗生素打得太多，几乎不起作用了。

　　大跃进时学生下乡搞积肥，赤脚把挑到地里的人粪尿踩到地里去。农村食堂吃饭，饭碗上趴满了苍蝇。我妈对我下乡忧心忡忡，认为我死定了。谁知我晒了几周太阳，吃了苍蝇叮过的饭，从此就不生病了。依照西医的观点，生病是由细菌或病毒引起。可是药物杀菌的结果虽然快，但长期下去人的抵抗力越来越差。毛泽东的革命经验要求我们这些四体不勤的学生到乡下去锻炼改造。

　　1962年我到北京中国科技大学上大学，正是困难时期。上课到10点就饿的慌，还要下乡参加义务劳动，得了十二指肠溃疡。1964年下乡参加一年半的“四清”运动。那时白天和农民同劳动，晚上开会搞运动到半夜。我们和饲养员一起同吃同住，就在生产队的牲口棚里，条件很艰苦，浑身都长了虱子，自己也不知道。每天吃的就是玉米碴饼子，菜就是大葱蘸酱，连城里的白菜豆腐都没有。即便如此，我一生最高的体重120斤，就是在这农村达到的。

　　但我1980年到美国留学第一年就开始胃出血。胃手术后，新得的胃溃疡又先后出血住院多次。最后下决心学习中医，太极后，才能正常工作至今。近年美国癌症专家对比中国农民和美国居民的食物结构，发现高肉奶是心血管，糖尿病，癌症等现代病的重要原因。我自己是学物理，研究复杂科学的。家庭背景也是西化的。我反反复复花了半个世纪时间，才从实践中理解西方医学与分析科学的局限，认识到毛泽东提倡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知识分子要从事体力劳动的重要性。

　　我所在的上海格致中学是上海三个五年制教改试点学校之一。我1960年上高中，困难时期已经开始，但是教育改革依旧进行。把三年制的高中课程改成了两年制，新编教材浓缩了高中三年再加上大学一年级的数理课程，同时还要同等参加高考。我所在的数学优等班，当时上海最有名的数学老师给我们上数学课。两年他只正式讲过一节课：这位老师当时教了一个定理的证明，说完就有学生举手说，他有更简单的办法。老师让他上去证明，果然不错。这位名师从此后就不讲课了，只是寻找世界各国的难题来挑战我们这些顽皮学生。除了第一节课，全部数学定理学生当堂证明。高考复习教师不管，学生自己出墙报总结学习内容，参加数学竞赛，所有人的成绩都很优异。我们所在的这个班后来出了科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科学院应用数学系的所长，美国摩托罗拉公司负责技术的高级副总裁。

　　华罗庚把我们一批人招到中科大。

　　我到科大去上学，第一次考试是严济慈出卷，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及格，我轻松名列前茅。中科大一年级新生的基础课，全都由著名科学家，比如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亲自上，教的主要不是书本知识，而是研究方法，更是挑战权威挑战西方的气慨。选拔学生不重考试成绩，重在课堂提问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师生平等讨论，行政人员全部来自志愿军总部的转业干部，服务科研教学，没有官气。这种打破传统师道尊严的事，除了在格致中学和中科大，其他中外学校我都没见过。要不是大跃进，老师的面子往哪里搁?

　　美国研究生的数学资格测试题的难度，不如我在初中准备数学竞赛习题的难度。美国物理博士生考试的数学难度，也不及中科大基础课数学题的难度。后来听说西南联大毕业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到美国读研究生名列前茅，我一点都不奇怪。我36岁到美国留学，第一学期英文什么都听不懂，但是我并不怕和美国二十多岁的研究生竞争，所有的考试都是第一名，我在德克萨斯大学拿到博士的总平均成绩是满分，和诺奖经济学家们的交锋从来也没畏惧过。我把后来的顺利归功于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改革。格致中学的两年教改和科大的两年科学家授课，培养了我终身自学和独立研究的习惯。

　　舆论讲什么中国学生“只会模仿”“没有创造力”。依我的观察，没多少依据。

　　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奠定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

　　大跃进一来，中国的原子能，导弹，半导体，激光同时从零开始。1958年，中国科学院建立中国科技大学，培养目标就是研究原子弹和导弹。我1962年上中国科技大学，正在困难时期，每天肚子饿得咕咕叫。苏联赫鲁晓夫嘲笑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陈毅挥拳对学生说，就是喝大锅清水汤，我们也要造原子弹!我们学生听了都是热血沸腾。没有人会问我们的目标是否现实，大家把建设视为打仗，不惜代价，拼命向前。

　　回过头来看，大跃进的项目，哪些成功、哪些失败，关键是领导人才。“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问题是，当时的中国就那么点人才。美国搞原子弹，网络了欧洲数以千计的科学家。中国接触过核科学的，西方留学归来的科学家据说只有钱三强等10个人。见过导弹的只有钱学森。所有的设备研制和实验都是刚刚培训的大学本科生做的。苏联留学生最高只有副博士。

　　中央派了聂荣臻主管国防科工委，他的方针很简单：公开宣布自己给科学家当后勤部长，用人、规划和重大决策，都尊重科学家的意见，科学家们关键时又听钱学森那样的行家，而非科学官僚。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是陶行知的学生，在科学院和中科大的历次政治运动期间，保护许多科学人才。这才使两弹一星很快就搞出来了，速度超过美苏英法，成本只有西方的1%。我的老师就是设计原子弹的科学院院士，至今骑自行车上班。当时哪里有什么高额奖金，拼的是中国人的志气。

　　大跃进时期，中学生也参加了大炼钢铁、高产密植、兴修水利等活动。后来看，小高炉炼的钢是无用的。有些地区砍树炼钢，破坏生态，加剧自然灾害。密植太高，粮食反而减产。这些都是问题，但是当时没听说有人提出批评，事后才知道有问题。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打的好，毛泽东只管战略，淮海战役还能虚心采纳粟裕的不同意见，放手让战地指挥官决策，不像蒋介石总是干预部下，装备并不占优的解放军才能打败蒋介石。于是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农业和大炼钢铁搞糟了，为什么没人质问冶金部和农业部的头?为什么成功和失败都要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我1968年大学毕业当了5年铁路工人，发现负责自动控制的干部还是日本中长铁路时代的老工人，只懂机械控制，不敢学电气控制。1974年调回科学院搞氢弹和平利用，科学主管人是留苏回来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没有科研经验，只会读文献仿造仪器。原因是朝鲜战争中国的伤亡过大，全国都急功近利。派出的留苏生读完本科就给召回来了，学位最高就是副博士、相当于硕士。中国科学院只有几个国外就成名的大家。中国当时能派的留苏学生基础差、许多原本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尽管他们在苏联读了本科、硕士，回来就当研究室主任或所长，做研究其实和乡镇企业家的摸石头过河差不多。可是有的地方选科研干部走“阶级路线”，让不懂科学的人当头， 结果就难以预料。

　　我以为，中国科学的潜力没有发挥，不是教师问题，不是人才问题，而是体制改革的连续性问题。

　　大跃进突破了原有科教体制。后来搞整顿，不是仿苏，就是仿美，一朝天子一朝体制，后任抛弃前任的经验，对中国道路的创新没有共识。和德国前苏联比，没有形成自己的科技传统。国防科学在聂荣臻/张爱萍等老将领导下，尊重科学家，尊重人才，成果就超过日本。中国将来能否超过美国，取决于能否选对科学主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钱的多少，激励体制，都是次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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