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虽然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的确存在着以改革开放前30年(以下简称“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以下简称“后30年”)的错误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还随着改革开放本身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的显现、改革开放实践中失误的增多、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复杂化，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更流行的错误倾向是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在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尤其如此。因此有必要加以重点分析和批评。

　　本文认为：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种错误倾向的基本特征是片面地是今非古，即看不到前后两个30年社会主义实践差别的客观原因，看不到“后30年”对“前30年”的继承关系，以及“后30年”本身存在的问题，简单地肯定“后30年”，否定“前30年”;其危害是误导改革开放走邪路，即抛弃社会主义革命乃至民主革命的成果，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倒退;其根源是庸俗生产力论，必须以辩证的唯物史观加以批判。

　　一、片面地“厚今薄古”

　　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错误倾向，是指从“后30年”的成功经验出发，对“前30年”所做的总体性否定性评价。它既不是指实践中的否定，即在实践中改变“前30年”比较一贯的做法;也不是指对“前30年”探索中所发生错误的否定性评价，比如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性评价。

　　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错误倾向，主要表现这样几种观点：(1)将“前30年”的自力更生，特别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歪曲为“封闭”。(2)将“前30年”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相适应的高积累、低消费、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政策，歪曲为“共同贫穷”、“平均主义”、“剥削农民”。(3)将“前30年”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歪曲为“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僵化”。(4)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否定社会主义改造，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直接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接，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曲折，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早产儿”、“畸形儿”。

　　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之所以荒谬，首先是因为它忽视了改革开放前世情、国情的重大变化，简单地用“后30年”的成功经验去衡量“前30年”。

　　在“前30年”，由于从一开始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封锁、禁运(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禁单比针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还要多500多种)，60年代中后期与苏联、东欧的关系又恶化，我国不得不特别强调自力更生，并在制定“三五”计划时明确地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作为阶段性的发展目标提出。这与后来在外部环境(特别是与西方的关系)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完全是两重天地。这不是“封闭”，而是“被封闭”。

　　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巩固国防，并尽快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时不得不在国营部门实行高积累、低工资的政策，并通过保持一定水平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集体经济那里获取资金积累;由于实行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的政策，不能不缩小收入差距，以保证全体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决不是什么“共同贫穷”、“平均主义”、“剥夺农民”。这与改革开放后将追求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是两回事。

　　为了实现高积累，为了集中有限的资源于重工业建设，当时不能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克服市场经济的分散性、滞后性;与此相适应，也不能不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不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情况下，任何试图撼动这种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探索都是舍本逐末，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这决不是什么“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僵化”。人们常说，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因为它可以及时地反映人们复杂多变的需求。但是，人们的需求状况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复杂多变的。在“前30年”的战略背景下，需求是相对简单而明确的，就是在确保全体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迅速将各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技术骨干填平补齐;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更有优势。

　　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之所以荒谬，还因为它忽视了“后30年”对“前30年”的继承关系。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是有充分依据的。比如，“前30年”兴建的农田水利设施让“后30年”足足地啃了30年老本;“前30年”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对1979年至1999年间我国长期致力于发展加工工业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而且为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又比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奠定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对“后30年”长期保持比较有利于发展的政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前30年”继承过来的国有制为主导、国家有效调控等经济制度安排，也对“后30年”国民经济实现长期的较快的增长发挥了主心骨作用。因此，“后30年”所取得的成就决不仅仅是改革开放本身的贡献;一边享受着“前30年”的红利，一边恶毒地攻击“前30年”，这是白眼狼的行为。

　　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之所以荒谬，还因为它忽视了“后30年”成功经验的局限性。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后30年”的许多成功经验正在变成失败教训。比如：片面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导致了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片面的发展，导致了资源的枯竭、环境的严重污染、利润的严重流失，不仅使国民经济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而且使人民的生存面临着严重威胁;片面强调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片面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片面实行对资方的政策优惠，导致了内需的不足和对外需的畸形依赖，对外需的畸形依赖导致了出口价格低于内销、“美元白条”等的怪现象;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对GDP增长的片面追求，导致了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等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等等。不检讨“后30年”本身存在的问题，却一味地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难免让人觉得缺乏自知之明。

　　二、误导改革开放

　　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言论，往往以支持改革开放、防止倒退的姿态自居。从实践来看，这种言论也的确起到过克服习惯势力阻挠、推进改革开放的效果。但是，由于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错误理解，这种推动作用是盲目的，很有可能将改革开放引入歧途，引上邪路。这种误导可以从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两个方面理解：

　　从精神动力方面来看，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错误倾向会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甚至对中华民族丧失信心，在随波逐流中误入歧途。

　　否定了“前30年”，就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走得更远，它不仅否定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且还通过混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限，否定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推迟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使之脱离了实践范畴，变成了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末日审判。

　　否定了“前30年”，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根据两个30年对立的逻辑，“后30年”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会被视为中国共产党自我否定的结果。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01-302页。)，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否定党的领导时集中力量攻击“前30年”的历史。

　　否定了“前30年”，也是对中华民族自信心的严重打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在中华民族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长期艰苦奋斗所取得的重大胜利。结果，“前30年”的历史被描绘得一团漆黑，这不能不让人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产生怀疑。上世纪80年代末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鼓吹全盘西化的《河殇》风行一时，有的人甚至公开宣称希望中国当三百年殖民地，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西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面前，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的情况下，丧失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丧失民族自信心，必然会随波逐流，必将步入帝国主义国家挖掘的半殖民地陷阱。

　　从智力支持方面来看，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实质上是将改革开放初期的成功经验教条化。新教条主义会导致人们应变能力的退化，不能及时地根据世情、国情的变化，不断深化、完善改革开放，而在死抱新教条的过程中走上邪路。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世情、国情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使得过去30年比较行之有效的做法难以为继，使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前30年”的成功经验。比如，由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甘心看到我国的崛起，近来高调重返亚洲，挑起周边国家与我国的纷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不得不提出了“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评估对外开放的风险，更加重视自力更生。同时，也要求我们切实改善收入分配，以加强国内团结，一致对外。又比如，由于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的外需不振，使得价格低于内销(甚至低于成本)的出口也扩张乏力，我国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制约;如果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话，那么它早已不再表现为总供给的不足，而是表现为由产业结构的低端化带来的中高端产品自主供给不足。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切实改善收入分配，以扩大内需，另一方面反思比较优势战略，警惕比较优势陷阱，加强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而根据“前30年”的经验，加强自主创新，提高自力更生能力，必然要求坚持国有制的主导地位，重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因为绝大多数私人资本的实力、逐利本性及其落后的管理方式决定了它们不堪重任。而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内需，在财产分配严重不均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更严格的所得税以及开征财产税、遗产税来进行调节;鉴于财政税收的行政损耗比较严重以及资本外流的压力，有必要重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但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言人、死抱新教条的人们不这么看问题。他们往往对我国所面临外部风险的增长视而不见，还一个劲地强调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并鼓吹所谓“普世价值”、“与国际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更有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只要我国实现了自由宪政，钓鱼岛冲突就可化解。他们虽然不得不承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导致了内需不足、生产过剩，但是千方百计地回避收入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百般阻挠将财产税、遗产税提上议事日程，一个劲地叫嚷减税，更不用说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了。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地将收入两极分化的祸水引向所谓国有垄断企业，伪造了“共同贫穷——国富——民富”的三阶段历史，即认为：“前30年”共同贫穷，“后30年”实现了 国富，现在是由国富转向民富的时候了。在这种谣言的鼓噪下，他们开始了新一轮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其最新成果是以推动铁路政企分开为名，将黑手伸向了人民铁路，企图从提价、掠夺国有资产中牟取暴利。对于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有些人消极怠工，不顾片面发展以出口为主要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给我国造成的多方面严重危害，制造了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伪命题，危言耸听地说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历史性错误。有些人积极搅局，利用转基因粮食问题给自主创新添堵。

　　这充分说明，不批判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错误倾向，我国不仅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且会在新教条主义的干扰下走上邪路。

　　三、根源于庸俗生产力论

　　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错误倾向，形成原因很多：有在“前30年”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产生的报复心理驱动，有在“后30年”形成的既得利益羁绊，有狭隘经验主义的影响，但历史观上的庸俗生产力论起着非常独特和重大的作用。

　　庸俗生产力论所起的这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文革”中的唯心主义促成的。“文革”后期，“四人帮”根据他们“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的唯心主义见解，针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荒谬地批判了“唯生产力论”，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做法。生产力决定论所遭受的这种磨难，成了它在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资本。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资本，它片面化了，僵化了，发展成了庸俗生产力论。

　　庸俗生产力论首先表现为：片面强调生产力水平对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决定作用、忽视政治军事等因素对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影响的唯生产力论。正是由于这种唯生产力论的影响，人们才可以将新中国成立时的政治军事环境看作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济政治体制无关的因素，才有足够的勇气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

　　庸俗生产力论还表现为：将生产力对经济体制的决定作用简单化为“手推磨”、“蒸汽磨”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草创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3版，第222页。)这种形象的对照，说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在100多年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仍然停留在这个认识水平上，那就是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命题的庸俗化。正是因为这种庸俗化，人们才敢于无视前后两个30年产业结构的差异对经济体制的影响，敢于跳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环节直接否定“前30年”的经济体制。

　　由于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片面化、简单化，庸俗生产力论还严重地败坏了生产力决定论的声誉：它将生产力对经济体制的决定作用变成了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科学地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经济体制差异的因素。久而久之，唯物史观的战斗力衰退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粉墨登场。时至今日，不少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人们早已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历史观已经是唯心主义的了。在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出现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拜庸俗生产力论之赐。而且，这些本来早就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往往也会出于策略考虑，让生产力出来说话，也就是用庸俗生产力论为新教条主义辩护，以对抗科学发展观。

　　因此，要批判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的错误倾向，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庸俗生产力论。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经济体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归根决定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它也受到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战争的需要，曾经实行了程度不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其中以德国最为突出，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又纷纷取消这些措施。没有听说哪个经济学家对此评头论足，说这些国家战前战后的经济体制应该“直接对接”，战争期间采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曲折”、“畸形儿”。对于“流血的政治”的影响能够理解，而对不流血的政治的影响就难以理解，是否是神经麻痹的表现呢?需要顺便指出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一战”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无关系的(参看任晓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论德国“一战”期间的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3期。)，它决不仅仅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设计出来的，它在一定时期获得巨大成功决不是偶然的。

　　同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需要中间环节的，产业结构就是其中之一。一般说来，重工业更有赖于公有制，而轻工业更适合于私有制。从所需资本额度来看，重工业往往需要较大资本投入，这往往是私人资本力所不及的;从投资风险来看，重工业往往周期长、见效慢，这是追求眼前利润的私人资本所不愿涉足的;从管理制度来看，重工业往往需要实行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这是盛行家族企业制度、经验管理方法的私人资本所无法胜任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重工业与私人资本的这种矛盾往往可以通过股份制这种对私有制的消极扬弃加以克服。但在经济文化落后、市场体系不健全的国家，这种矛盾往往只能通过公有制、计划调节加以解决。产业结构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并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它也受到政治形势、国家发展战略的制约。改革开放后，我国发生变革的不只是经济体制，还有而且首先是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前后两个30年的经济体制差别虽大，但并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因为这种差别主要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导向造成的。

　　(本文曾发表于《中华魂》2013年7月上半月刊，后经作者作了部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