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徐中约在其经典历史教科书《中国近代史》中写道：“综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十年的成就相当卓著。”“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打成了平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533页)。

　　为什么这个平局实质上是中国的胜利?简单地说，就是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未能达到它所预定的战争目的，未能帮助南方战胜北方，未能“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遭到了重大的伤亡，这对一个综合国力在全世界堪称第一、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全世界1/3以上、从未在对外战争中失败过、口口声声要“领导世界”的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痛苦现实。

　　美国之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个痛苦的现实，是因为他们终于认识到了他们在一开始介入朝鲜战争就误判了中国。如果不寻找机会脱身，只会更加麻烦。作为平局的停战对于美国既是明智的选择，更是不得已的选择。美国对中国到底犯了哪些判断错误呢?据《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东方出版中心 2007年)第十二编披露，其错误主要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1、认为苏联对朝鲜战争持“不干涉政策”，中国也肯定会听命苏联指挥，不敢独自行动。朝鲜战争爆发时，开始美国认为是苏联挑动。在随后与苏联的交往中，才推定苏联对朝鲜实行的是“不干涉政策”。美国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不可能独自决定参战。他们并没有深刻意识到，新中国的诞生，就是中国人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开始，谁也不可能对新中国颐指气使了。战争之初，美军战机数次袭击苏联，但斯大林忍辱负重，连高声抗议的勇气都没有，使得美国推定苏联是在执行“不干涉政策”。但是，美军战机飞到中国东北边境制造事端，却遇到了中国的忍无可忍，严厉警告，以致最后参战。这是美国人始料不及的。

　　2、认为中国国内问题严重，无暇旁顾，且国力军力也根本无参战能力。美国对中国国内当时的情况有这样的认定：“我们掌握的证据表明，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对中共政权彻底失望。估计70万人正从事积极的抵抗活动，其范围从地方盗匪行径到有组织的游击战。”认为中国军队毫无作战能力， 因此“中国人并不打算被剁成肉酱。”笔者感到这样的情报很可能来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一直到死，都认为大陆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是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有趣的是，现在也有某些自由派人士仍然认同蒋介石的这种“神算”。

　　3、认为中国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是虚张声势。中国数次警告美国不得越过三八线。但美国置若罔闻，还认为中国不过是在“吓唬联合国”。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声音都是通过印度大使潘尼迦转给英国，尔后转到华盛顿。但美国认为，潘尼迦同情中共，“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直到1950年的10月15日，美国有关情报负责人还判断，中国的警告是“一种外交讹诈”。结果10月19日，中国军队，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26万人，就在没有空军的掩护条件下，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顺便提一句，原先苏联答应提供空军掩护，这也是毛泽东说服彭德怀挂帅出征的主要理由。当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时，斯大林却因信心不足而出尔反尔了。

　　4、中国军队入朝后，美国认为中国军队不过是小股骚扰，“打了就跑”(很象眼下某些国人解读“新抗战史”，新四军八路军在抗战中“游而不击”一样)。尽管1950年10月25日美韩军队被中国军队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他们还是认为不过是中共“一支象征性部队”，是“一小撮”，是会”畏战后逃“的。中国号称“一个师其实只是一个营”。不但部队数量很少，而且“作战方式无非就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因没有什么“训练有素”，所以“实际上毫无能力”。

　　在中国参战以前，美国决策者没有把中国放在眼中，以为中国军队是不堪一击的。第一次较量以后还是不大清醒。直到第三次战役后，才使华盛顿的决策者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在美国的操纵下，1951年2月1日，“国际社会”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中国从1840年开始就陷入了总是被侵略的悲惨境地，刚刚成立一年多的新中国竟然能被戴上“侵略”的帽子，不是新中国扭转了旧中国衰败的国运又是什么?几次较量后美国终于发现了他们原先的判断是何等的错误。美国决策者终于在战争中领教了中国领导人的决心、意志、指挥和组织能力，领教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也终于认识到中国“能组织、装备、训练、供给并在战争中使用大规模的武装力量”，中国军队“勇敢、有攻击精神”，善于伪装，并在战争中积累了炮战与空战的经验。通过较量，美国终于也看到，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的中国人还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中国人(尽管其中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士”，后来被俘去台湾的也是以这些人为主)，但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敢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军事强国就出现了。当然，他们是不会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类的话的。

　　到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以后，朝鲜战场上敌对双方对对方的实力和战局的可能发展都有了一个比较现实的估计。美国已经意识到，由于中国的参战，美国原先确定的“统一朝鲜” 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而且“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有胜利的希望”。中朝方面也开始认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物质技术条件对决定战争胜负比以往起着更大的作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运输补给困难，综合国力悬殊的情况下，“全部解放朝鲜”，“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去”是不现实的目标。双方都已认识到，继续打下去除了遭到更大的伤亡，谁都不可能再多得分。朝鲜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成熟了。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停战，中美的情况却不一样。中国领导人对参战预测的结局的中，一直认为可能性最大的还是打个平手。而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初根本没有想到过一个这么糟选项，不过，事已至此，不承认形势比人强也不行了。

　　美国怀着这种急于自赎的心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通过它所把持的联合国作了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种种试探，但一直没有效果。美国于是象“猎狗一样到处寻找线索”。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方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

　　1951年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大的广播节目的一次演说中提出朝鲜停火谈判的建议。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同时，杜鲁门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造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阐明苏联的立场说，谈判必须以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队司令部为一方，中朝军队为另一方来进行，谈判只限于军事问题，首先是停火。 30日，李奇微奉命向中朝方面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函李奇微，同意进行谈判，并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至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打打谈谈的新阶段，持续了一年半时间。

　　1952年11月， 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他的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迎合了美国人民渴望结束战争的愿望。他向美国人民许诺说：“新的领导班子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早地、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这是我对美国人民的保证。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有一个全新的领导班子，其理由非常简单，你不能指望那个旧班子来纠正它未能阻止战争爆发的错误。” 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就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外交方面面临的首要任务。

　　但不识时务的南朝鲜的李承晚并不能完全理解美国的自赎，他竭力阻挠停战谈判的进展。他在1953年4月9日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其中说，如果达成一项允许中国人留在朝鲜的和平协议，则南朝鲜有理由要求，除了那些愿意参加把敌人驱赶到鸭绿江以北的国家外，所有盟国都要离开这个国家。如果美国武装部队要留下，他们就得与南朝鲜军队一起作战;如果他们要走，那就走好了。 李承晚本人及其政府要员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当前“最紧要的课题，是北进统一 ”，“南朝鲜军可以独自采取北进行动”。在李承晚的支持和鼓动下，南朝鲜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反对停战的示威活动。为了配合谈判，打击好战分子，中朝方面从5月13日起发动了夏季反击战役，西线以打击美军为主，东线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到5月26日结束第一次攻击时，共歼敌3个整连又22个整排，毙伤俘敌4100多人

　　李承晚并不甘心失败，仍继续极力破坏停战谈判。5月25日，李承晚紧急指示南朝鲜代表不再出席板门店谈判。5月30日，他再次致函 艾森豪威尔说，接受允许中国共产党人留在朝鲜的任何停战安排都意味着“对朝鲜不能抗议的死刑判决”。美国政府一再向他作出保证，同意与南朝鲜订立防御条约，同意增加对南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把南朝鲜军队扩充到20个师。李承晚仍不罢休。6月17日夜起，李承晚竟然派南朝鲜军队到沦山、马山。釜山、尚武台四个战俘营，强行打开由美军宪兵看守的大门，强行扣押了27000多朝鲜人民军战俘，并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强制编入南朝鲜军队。这一破坏停战的严重行径遭到全世界的遣责。艾森豪威尔十分恼火，他立即致电李承晚，强硬表示，除非李承晚保证与“联合国军”合作，“否则将有必要作出其他安排”。在6月19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对事件的第一个评论是，“我们似乎赢得了又一个敌人而非朋友”。特别使他感到恼怒的是，这对美国是很丢面子的事，“这可能被解释为我们连南朝鲜都不能控制”。与会者得出几点共识：1、美国必须在南朝鲜呆下去，如果撤出，那就说明共产党取得了胜利;2、美国只能同李承晚打交道;3、这是李承晚破坏停战的最后努力，如果美国采取强硬路线，使他意识到他的努力不能奏效，他也就不得不就范。 紧接着，美国助理国务卿饶伯森 奉命飞往汉城。他与克拉克同李承晚进行了多日谈判，扬言，如果李不合作，美国便会撤离朝鲜半岛，让李与其他国家单独与共产主义一决雌雄，美国将不给予任何援助;如果他答应合作，就给他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美援。7月12日，饶伯森-李承晚会谈结束，李承晚终于发表公开声明，同意合作。

　　准备到朝鲜签署停战协定的彭德怀于6月20日到达平壤。他认为，有必要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恶劣行径给予惩罚性痛击。毛泽东同意这一建议，认为再歼南朝鲜军队万余人极为必要，停战协定何时签字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决定。 7月13日，中朝方面军队发起金城战役，向南朝鲜军4个师展开猛烈攻击，截止20日结束战斗，中朝方面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中朝军队在金城战役中是专拣南朝鲜军队打的，但李承晚释放战俘后这五个星期里美军仍遭到5000人的伤亡。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时间)，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并于当天下午10时起生效。

　　关于抗美援朝，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杂音，这既不奇怪，也影响不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战略意义。就象当下，有人认为是今天的中国是一百多年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一样。但说这种话的人，至少在物质上大都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好生活。要他回到那个“美妙”的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去，他们真的愿意吗?他们不过是过过口水瘾而已。

　　笔者以为，尽管新中国在抗美援朝中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战略意义而言，已经是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抗美援朝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彻底告别了积贫积弱挨打受辱的旧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舞台。在旧中国，尽管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强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雅尔塔会议秘密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加上蒋介石政权签订的《中美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越陷越深，国家主权的沦丧到了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抗美援朝的胜利成果，将中国主权由虚变实，为它以后既独立于苏联集团，又独立于西方集团铺就了道路，标志着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如果没有抗美援朝，也就没有30年后中国经济加速的国内外条件。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进入了国际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起飞搭好了一个舞台。从国际政治角度看，由于抗美援朝，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摆脱《雅尔塔体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和美国苏联平起平坐的国家。君不见，自此以后，还有谁敢象当年的八国联军，日本鬼子，随心所欲就可以“进入”中国领土了吗?尽管 1960-1970年代，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宣称“水深火热”之中的大陆民众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光复”，但他的美国主子不再相信这一套，也不再理睬这一套了，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其直接成果的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对北京的“朝圣”(徐中约语)。

　　“尼克松从前是一名外国帝国主义的死硬分子，而当他离开上海之时，他却满怀激情地宣布：‘再也不会有外国统治和外国占领，降临到这座城市或中国及世界任何独立国家的任何部分了’。”(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551页)。

　　末了，笔者特别想建议各位朋友好好读一两本“质量可靠”的中国近代史，读史可以明智不是虚话。那些对官修的史书有所怀疑的人，可以选择海外的权威史书。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无疑值得一读。因为此书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国际声誉很高。笔者始终记得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对此书的评价：“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的权威著作和教科书。”不知“公认”的是否就具有“普世价值”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