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漫长历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艰辛探索相继形成了三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些道路的开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道路的开辟伴随党奋斗的整个历史实践，且直接关联党的事业的成败

　　纵观党的整个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其实践中始终面临着道路探索的问题。党成立伊始，根据五四运动以前人们探索资本主义道路失败的事实，坚定不移地确立了“走俄国人的路”。但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面对道路的探索，在照搬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道路屡遭挫折的情况下，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大胆探索，终于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并始终坚持和发展这一正确道路，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成为我党的重要任务。但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用什么形式、走什么道路去剥夺资产阶级的资本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以实现这一转变呢?在没有现成答案和经验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选择了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引导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开始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面对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经历了从“走苏联的道路”到“以苏联为鉴戒”的转变，在艰辛的探索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探索的新起点，发出了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强调“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1](p255)。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党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这一道路正在得到不断推进。历史表明，党对适合本国实际道路的探索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奋斗历程，整部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史。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仍将承担着不断探索发展的艰巨任务。

　　党的实践离不开道路的探索，而且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往往直接关联党的事业的成败。由于历史条件、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其独特的规律性。是否符合这一客观规律，决定着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规定着实践中的得失成败。中国共产党开辟革命和建设新道路的历史证明：道路选择正确，革命和建设就能实现跨越发展;道路如果走错了，革命和建设必然遭受挫折和失败。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道路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因照搬“苏联模式”，曾一度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相反，三条具有中国特色道路的开辟，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邓小平多次谈到，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1](p27)。胡锦涛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p10-11)正因为道路问题至关重要，所以胡锦涛要求全党对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

　　二、新道路的开辟必须紧密联系世情，并以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为前提

　　第一，新道路的开辟，是我们党放眼世界，科学认识世情作出的正确回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世界进入20世纪的新形势，尤其是十月革命带来的划时代变化，科学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前途，有力驳斥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王明将两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思想，奠定了中国走正确道路的坚实基础。在革命的具体道路上，中国到底要不要固守国际工人运动中所通行的城市中心道路，毛泽东没有忽视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分析。他认为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的压迫。无产阶级政党可以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实行经济的政治的罢工。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及十月革命坚持“城市中心”的客观条件和必然选择，为中国不能走城市中心道路指明了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与扩大、旧世界尽管扩军备战但困难重重的世界形势特点，尤其是朝鲜停战带来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新变化，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改造道路。正如周恩来所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着“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其中“强调朝鲜停战这个原因是有一部分道理的”。[3](p107)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高科技迅猛发展，时代主题已由过去的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科学判断这一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应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57)可见，离开对世情的正确分析与判断，就不可能有三条道路的成功开创。毫无疑问，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和命运，仍然取决于党能否以宽广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变化，将中国和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新道路的开辟，是我们党正确认识国情，坚持走自己道路的结果。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4](p633)新道路的开辟，无不以正确认识国情为前提。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和正确判断，是毛泽东提出包括革命道路在内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基础。特殊的社会性质规定了特殊的革命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外无独立，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决定中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p542)。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科学地认识到了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明确了这一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为开辟一条和平改造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创造了前提。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曾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国情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得出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结论，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p252)从而开辟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反思历史，我们党在探索过程中所出现的一切得与失，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是否正确把握我国的国情，坚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中曾出现的照搬“城市中心论”和“苏联模式”，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1](p2)

　　三、新道路的开辟往往历经坎坷，需在克服错误总结经验中不懈探索前进

　　要选择好一条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往往历经坎坷，有时甚至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在探求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过程中，我们曾经历过大革命时期领导城市工人斗争的失败，有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众多城市武装起义遭受的挫折。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过程中，由于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三次左倾错误的抵制和共产国际的教条式指导，出现了诸如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重创。在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也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粗糙，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失误和偏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中，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决心“以苏为鉴”，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使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陷入了照搬苏联模式的泥潭，以致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弯路。表明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性的科学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懈的探索和反复的认识，更需要有百折不饶、迎难而上的勇气和信心。

　　探索中出现挫折是难免的。因为道路是规律的反映，只有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才能坚持正确道路。而事物的规律显现本身就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人们在认识规律的过程中，不能不受认识规律的制约，会有历史的局限、认识的障碍甚至思想的迷惑，从而发生认识上的误区和实践中的曲折。但问题在于如何面对错误。实践证明，只要能正视问题，及时地加以纠偏扶正，革命和建设仍能摆脱困境，步入坦途。毛泽东正是在总结城市中心论屡遭失败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道路蓬勃发展这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左倾错误的不懈斗争，正确认识并坚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开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抵制了来自“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一切无不体现着正确面对错误、勇于纠正错误、敢于斗争在新道路开辟中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征途上，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面临各种质疑和挑战，也还会发生“左”或右的倾向和偏差，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信心，不断总结经验，克服困难，纠正失误，开拓前进。只有经过这样的长期艰苦探索和努力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更加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四、新道路的开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新道路得以开辟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从诞生开始，就牢固确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三条道路正是我们党在三个不同时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向共产主义奋斗的具体体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运用革命暴力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武装夺取政权等基本原理的运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是根据“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向全党阐明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包括通过和平方式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和平赎买”等具体思想，无疑成为我们开辟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重要指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这一坚实的理论基础。

　　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问题，要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视为教条，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在新道路开辟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曾经面对的许多挫折，经历的各种斗争，都与是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关联。共产国际和左倾机会主义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指责，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典型体现。因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说过这一道路，因而将其视作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甚至以“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加以讥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所出现的重大失误，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而没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紧密相关。革命和建设新道路的成功开创，则是我们党在实践中坚持突破教条主义、创造性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毛泽东1929年强调反对主观主义，1930年提出反对本本主义，1938年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0年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都是为摆脱教条主义以坚持正确道路而进行的不懈努力。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也无不如此。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总结道路探索中的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发展。十七大报告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时，明确指出：“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p11)这无疑是对我党坚持正确道路原因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经验。我们坚信，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呈现更加光明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 993.

　　[2]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程恩富、张兴茂主编《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