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夹雪：竟然鼓吹胡耀邦的民族政策……

　　近几年来，分裂势力在新疆、西藏的活动愈演愈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发布了原张闻天秘书、胡耀邦好友何方的文章《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认为新疆、西藏分裂势力猖獗的根源是“急于废除封建农奴制度”，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认真落实胡耀邦有关的指示精神，做到：中央只抓国防、外交和内政否决权，其余交给新疆，西藏等自治区自行处理，大力裁减汉族干部(所谓“走人”)，对外国彻底开放。

　　俺认为，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这篇文章的建议完全是颠倒黑白，有意挑拨民族关系，实质是纵容分裂势力。

　　首先，所谓新疆、西藏分裂势力猖獗的根源是“急于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正是因为废除了封建剥削压迫制度，中央才在新疆、西藏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胡耀邦的一系列错误政策正是新疆、西藏分裂势力猖獗的根源。一个事实是，70年代的新疆、西藏是比较安定的，80年代胡耀邦提出一系列政策后便急剧动荡。

　　其次，所谓“认真落实胡耀邦有关的指示精神” 的建议是荒谬的。如果真的中央只抓国防、外交和内政否决权，其余交给新疆，西藏等自治区自行处理，大力裁减汉族干部(所谓“走人”)，必然会导致中央的控制力急剧削弱。在此基础上新疆、西藏对外国彻底开放引入外国势力，更会导致分裂势力和外国势力勾结迅速坐大。幸亏80年代中央没有完全接受胡耀邦的主张，否则今天中国恐怕和苏联南斯拉夫一样要加个“前”字了。

　　最后，该文歪曲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混淆了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割据。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是维护国家统一，目的是促进民族的交流和消除民族隔阂，并不是按民族画出一块块地方，把其他民族都撤出，让每个民族都成为一种割据式的“自治”。事实上，苏联南斯拉夫垮台不是“自治”的不够，而恰恰是不注意促进民族的交流和消除民族隔阂，如果美国不是用英语文化打造“大熔炉”，而是把法裔、德裔、西裔、黑人、印第安人……一个个画出几个州，把其他民族都撤出，实行割据式的“自治”，美国也早就不存在了。

　　俺认为，解决新疆、西藏分裂势力猖獗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习总说的“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缩小贫富差距，打击热比娅一类黑社会式的“先富”，让新疆、西藏99%的劳动人民迎来第二次解放。同时，应该划清两种性质相反的自治思路，学习70年代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把民族区域自治与促进民族的交流和消除民族隔阂结合起来，批判和清算胡耀邦鼓吹的分化割据式 “自治”的错误思想。另外还要制止外国势力的渗透，尽快废除2011年中国和土耳其签订的由土耳其培训中国宗教人员这一类协议。

　　在结尾附上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的节录，供网友参考和批判。奇怪的是，俺昨天在新浪微薄上作了几次批判性转载，结果每一次都被加密，难道新浪不许网友批判分裂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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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

http://www.hybsl.cn/huinianyaobang/huainianwenzhang/2012-12-10/32722.html

　　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和内地一样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还以救世主自居，这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原理。从外面输入的这种制度变革，大大超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和认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强加。例如急于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把被信徒们敬之为神的喇嘛、阿訇，概当作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不少人被批斗和强制劳动还强迫还俗，主观上以为是解放人民，实际上却严重脱离群众。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费了大劲帮助少数民族翻身，发展经济，使他们不再受欺压，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改善，但他们还是普遍对党和汉族干部不满，使我们不得不加强防范和戒备，也不敢实行和沿海地区一样的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民族自治区工作，不但有思想认识和基本方针的阐述，而且有一系列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的指示，这些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在此也只能做到“略举一二”。

　　例如他1980年去西藏考察，说是带着中央三十一号文件，“要实际去看看，和那里的同志研究一下，看这个文件有没有不够完满的地方，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补充”。通过八九天的考察，他明确指出，“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因此中央决定采取一些非常措施，“概括说就是六个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全部免去自治区农牧民的农牧税，至少两年，还不准随便无偿征用劳动力。放开，就是在所有经济领域都要放宽政策……怎样对生产有利就怎样做，不要乱加限制。走人，就是逐步把历年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都分调回内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只留少数工作上确实很必要的。”《三十一号文件》上还特别规定，“要严格控制各类人员自行流入西藏。”

　　最后在干部大会上，胡耀邦讲了“当前和今后要解决的六件大事。” 这就是︰第一，“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 西藏是个自治区，而且是个相当特殊的大自治区。西藏有12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八分之一。自治就是自主权。没有自治就没有因地制宜，没有民族的充分自治，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第二，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坚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当前西藏最大的事实，就是群众的穷嘛，西藏老百姓相当苦，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的意见是要大大减轻群众负担。”“第三个大政策是要在所有经济问题上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正是在这个谈放开的问题上，他讲得特别透彻，特别重要，提出可以包产到户到人，实现多劳多得，要老百姓富了再富。他说，“我的意思是放宽、放宽、再放宽。犯了资本主义，不要你们检讨，我们检讨。”（万里副总理插话说︰“最好你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西藏。”）还应该对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实行开放，发展地方贸易。对外要采取积极态度，要搞缓和。第四条是讲国家对西藏的支持。他说，“29年来，不算真接投资和经费，国家给了西藏45亿3千多万元，而西藏本身的农工商税收只不过5738万元。中央决定今年给你们到4.96亿，以后每年递增10%，到八四年就是8个亿。全国29个省区，没有哪一个省像对你们这样优待。”他说的第五条，是发展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我们汉族有些同志，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藏族落后，我不赞成。”“轻视西藏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不够。”他建议办一所西藏的综合大学，“百分之九十八是藏族学生。”强调加紧培养藏族干部，还要求“汉族干部在西藏工作必须学藏文藏语，作为一种必修课”。不过事后看来，做到这一要求的恐怕没有几个。他讲的最后一条是“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极大地加强汉藏干部团结。”他说，“包括教员等在内的国家脱产干部，最好在两年内做到藏族干部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插话，“我那天提了个二八开，是指县级干部，区级干部应百分之百。科技人员只要藏民欢迎，占多少都可以。）耀帮接着说，万里同志的意见我也赞成，只是不包括军队干部。他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30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我们身体又不适合，工人、服务人员，为什么要汉族来干？现在西藏怎么样啊？连部队在内有30万汉族同志（当里藏族人口只有183万），这怎么行呢？我们回去第一条就汇报这个问题。”“这样做会不会引起几万个汉族工作人员干部动乱？我们都要走呀，看你们怎么办？我们总有一些好党员，好样板。我相信这一条。所以传出去不要怕。我相信大多数是好同志，能站好最后一放岗。……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这一条是坚定不移的，你们讨论清楚，不要刮风，刮风我们也不怕。”

　　考察西藏后，路经青海时，他也特别讲到︰“ 我们在西藏干部大会上讲的六条，基本上符合你们青海的情况，可以参照研究执行。要把政策再放宽些，要搞好民族团结，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

　　这里大段引证胡耀帮视察西藏时的讲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讲话讲得非常好，在我的印象中是过去和现在党的领导人都从来没有这样全面讲过的。

　　胡耀邦这次西藏之行和他所提政策方针，得到西藏僧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在其他自治区同样引起强烈反响，国际上也给予很大注意。连逃居国外的达赖喇嘛在党的十二大时还致电中央说，“当胡耀邦1980年访问拉萨时，我便开始信任他了，因为他敢于承认在管理西藏工作中存在着严重问题。这是值得称赞的坦率态度。”“我现在仍然对胡耀邦抱有信心，并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同他会晤。”直到2005年11月17日，在接受美国《世界日报》采访时，达赖还说，“如果胡耀邦当时继续掌权，西藏问题早就解决了。”

　　应该认真落实胡耀邦有关的指示精神，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下面这几条︰

　　一、尊重和信任少数民族，实行真正的充分的民族区域自治。做到这条的标准是︰

　　1. 实现毛泽东承诺的“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和胡耀邦提出的“ 不要照抄内地，也不要照抄中央”，按关于新疆问题的《第四十六号文件》的规定，中央只抓国防、外交和内政否决权，其余交给新疆，西藏等自治区自行处理︰不合乎自治区实际的中央文件、法规等也可以不执行，不搞“一刀切”。

　　2.自治区的党政干部必须按耀邦、万里所提，县以上民族干部占80%。这种按级计算，即在自治区、地市和县三级都各占80%，县以下全为民族干部。如果是全体干部不分、上下合在一起计算，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比如自治区一级汉族干部占主要的地位和多数，又掌实权，那下面特别是县级的比例有多大也都无所谓了。总之，耀邦的精神是大力裁减汉族干部（所谓“走人”），让民族干部在宪法的框架下，领导本民族当家作主。

　　3. 作为国家主体民族的汉族，必须对兄弟民族平等相待，真心尊重，诚恳帮助，不加歧视。凡进入自治区工作的汉人均须遵守自治区法规，受自治区管理。对原来定居和新进入自治区的外族人员，也应规定一些必要条件和守则，以限制盲流。

　　二、实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

　　1. 民主改革已破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原有的封建农奴和政教合一制，以后就应当认真执行政教分离原则，并制定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守则，不得违犯。如寺庙不得进行政治活动和干涉行政事务，宗教活动不得包含政治内容，政府不能对寺庙实行政治管理，不可强制组织学习等。

　　2. 按胡耀邦1982年7月和8月的严格指示，土改后的寺庙及其所属土地山林由僧道自己管理，实行僧人治寺(也含让脱产僧尼尽可能自食其力之意)。对喇嘛和阿訇等神职人员，按有关宗教规定和传统进行管理，不得强迫还俗，强制改造和实行其他歧视。

　　3. 信仰自由适用于所有合法宗教，不得厚此薄彼，对此严彼宽的不同待遇。

　　三、民族自治区继续进行改革，得遵守以下原则︰

　　1. 所有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容的社会改革，都须根据自治区情况，因地制宜，在取得本民族广大群众和大多数宗教上层人士的真正同意后，才可由试点到推广。否则应当继续等待。已有的改革，凡不适合当地情况，群众又有强烈要求的，允许逐步改过来或进行其他补救。

　　2. 宗教习俗的改革更须十分慎重，不得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强制实施。包括胡耀邦提出改革某些极为落后的宗教陋习，如藏传佛教的长途跪拜、穆斯林的割礼、自残等，也要从教育着手，提高教徒们的觉悟，做到广大群众自愿。

　　3.胡耀邦主张的自治区对外开放，不限于对国内其他省市，也是对外国的开放。在西藏，他特别强调对印度、尼泊尔和其他南亚国家，要利用旅游资源的优势，大力吸引外国人来藏旅游，在经济上也为中国打开了一个西南大门。在新疆，他更强调那里的对外开放，提出开创现代的丝绸之路。他反对在自治区搞闭关自守，暗箱作业，限制外国人旅游、参观、探访，特别是弄虚作假、欺骗洋人、连中国人的知情权也被剥夺。把本来是经济快速发展，面貌日新月异的自治区，弄成密不透风、极为神秘的围城，那就太不合算了。所以我国的西藏、新疆等自治区，应该发扬成绩，改正错误，向世界显示出光明磊落和开放透明的精神、以及灿烂辉煌的历史和令人羡慕的未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附文1：

邓力群回忆胡耀邦的新疆民族政策

按：这是网上流传的一个邓力群的讲话，相关内容是能够验证的，可以参考。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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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原载：华岳论坛

　　附文2：

胡耀邦与阴法唐的攻守战

　　徐明旭著《阴谋与虔诚﹕西藏骚乱的来龙去脉》一书第三部第九章第二节书摘

　　同年5月，胡耀邦偕副总理万里等领导人亲自视察西藏，藏农牧的贫困令他震惊。5月29日，胡在西藏干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讲，称“西藏现在的情况不十分美妙”，“西藏人民生活没有显著的提高”，“我们党对不起西藏人民”。他强调，西藏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尽快提高藏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万里插话，称之为“一个发展，两个提高”)。为此他宣布了六条措施，总结起来是三点：一是由中国政府给西藏更多的钱。上一章说过，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给西藏的财政补贴年均增长9.09%;此时，胡许诺年增10%。二是大批内调汉干(把汉族干部调回内地)，大量提拔藏干。他说汉干进藏30年了，他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他要求西藏干部中藏人要占三分之二以上，万里则说要占80%(这里说的干部主要指党政官员)。三是大力发展西藏文化(5)。

　　胡的讲话在西藏干部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多数藏干当然欢欣鼓舞，他们最听得入耳的是大批内调汉干、大量提拔藏干。他们趁机大肆嘲笑、挤兑汉干，催他们赶快打包走路：总书记都说你们在西藏没干好事，你们的历史任务完成了，你们还不快滚蛋!

　　汉干的反应十分复杂。那些“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进藏的汉干(汉人称他们“老西藏”，藏人称他们“老汉人”，他们大部分有一官半职)认为胡全盘否定了他们的丰功伟绩，使他们陷入了被嘲笑被挤兑的不光彩境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下中农，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根深蒂固，对胡积极协助邓小平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个人迷信早就反感透顶(由于他们的抵制，思想解放运动在西藏毫无动静)，此时一齐大怒，大骂胡“乱放炮”。后来进藏的“新西藏”(大部分是小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工人)则欢喜若狂。他们在西藏并无值得自豪的光荣历史与丰功伟绩，却深受缺氧、严寒、缺电、缺菜、高山病、物资匮乏、生活枯燥、交通不便、家庭分散、土皇帝(上司)跋扈、文革后遗症(冤假错案平反不彻底、整人或被整或派性斗争造成的人际关系紧张)之苦，巴不得马上内调，早日离开这块对他们毫无魅力的地方。

　　以上各点，除了土皇帝跋扈之外(当时西藏的土皇帝大多是“老西藏”自己)，其余各点，“老西藏”也同样身受，甚至因进藏时间更长而更严重。据自治区党委1978年给中央的报告，当时西藏的汉干中，长期(一年以上，有的15年)在内地治病，基本不能回来工作的有1035人，其中地专级官员19人，占同级8.2%;县级官员137人，占同级10.6%。在藏边工作边治疗的共3436人，其中地专级官员28人，占同级12.1%;县级官员183人，占同级14.2%。一人在藏工作、与家属长期分居的达50%。家分几处，负担重;或夫妻在藏，子女在内地分托二至四处;或夫妻在藏，内地无家可归等情况的达48.1%(6)。不言而喻，他们中大部分是“老西藏”。平心而论，“老西藏”中许多人尚有毛时代培养起来的“献身精神”(献身西藏的革命事业最光荣)，并不怎么想内调。再说他们也明白，以他们的学历、能力与年龄，调回内地未必有西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更无西藏那样的关系网。

　　有趣的是，许多“和平解放”与“平叛民改”时期加入中共的翻身农奴干部，一方面巴不得汉干统统走光，让他们当权;另一方面也反感胡否定中共进藏以来的“伟大成就”，因为这中间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与苦劳。他们和“老西藏”联合抵制怀柔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宗教、统战政策，使之难以贯彻得如胡所愿。他们(以阴法唐为首)认为，放宽政策发展经济责无旁贷，但无限制地拨款修复寺庙、恢复宗教活动将会或已经导致宗教狂热，等于在为达赖喇嘛效劳;无限制地给上层人士退赔、做官将会或已经使后者翘尾巴，甚至向西藏当局指手划脚，是向被平叛民改打倒的农奴主阶级投降。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新的叛乱。

　　他们特别反感的是班禅，后者自平反后，重新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曾要求兼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相当于省长)，被邓小平以政教分离为由拒绝。他在1982年6月至8月去西藏视察时，虽也说了许多反对西藏独立的话，却引发了宗教狂热。单在拉萨和日喀则两地受其摸顶的藏民达30万人次。藏民对他夹道欢迎、献礼、磕头、欢呼，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均为历史罕见。以致7月6日在大昭寺举行佛事时发生混乱，踩死一人，挤伤11人。而班禅还认为自治区党委执行宗教政策是“收”不是“放”。阴法唐不同意他的说法。双方各自向中共中央告状，结果中央批评阴法唐“不尊重班禅”。1983年6月《西藏日报》报导六届人大会议时，没有刊登班禅的照片，班禅又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自治区党委犯了“政治错误”(这在中共是很严重的事情)。自治区党委不得不专门写报告，说明会议期间新华社没有单独发过班禅的照片和言论(据其他人大代表说，新华社几次拍照，班禅均不在场)，因此《西藏日报》无法采用班禅的照片和言论(7)。由此可见，班禅复出以后，野心膨胀，想当西藏的太上皇。而胡耀邦也事事迁就他，使他的野心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