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怎样才能从“苦难”走向“辉煌”?

　　★郭松民

《苦难辉煌》是政治寻根的有益尝试

　　根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少将创作的《苦难辉煌》一书改编的同名电视政论片，目前正在央视一套热播。这部作品梳理了中共早期从建党前后直至抗战爆发的历史。和以往同类作品重在讲述革命往事唤起政治认同不同，《苦难辉煌》重在和读者、观众一起思考“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因此一经问世就引起北京思想、文化界乃至政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学界的各种研讨会接连不断，网络和其他媒体也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在我看来，《苦难辉煌》及其同名电视政论片所引发的关注，表明中国已经出现一股政治寻根的热潮，目的是重返历史的危急关头，找寻建党之初的纯洁理想，重新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并实践当下的政治动员，应对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挑战。

　　政治寻根，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心理现象。因为任何政治运动都有“源”、“流”的关系，正如一条大河，在不断向前奔流的过程中，会不断有各种支流汇入，这些支流壮大了的大河的声势，同时也使河水变得不那么纯洁了。但无论下游有什么变化，在源头，总还是存在着没有被污染的最纯洁的政治理想。因此一旦在前进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总会有人发问：我们是谁?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当初要干什么?而原初的纯洁理想，就是前进方向的校正器。

　　中国共产党也是如此。从1921年建党算起，中共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文革、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路线、方针、政策等都做过许许多多的重大调整。如今，党的领导干部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解放军也脱下了原来带有红军风格的军装，换上了酷似美军的新制服，形象和语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是不是还记得原初的政治理想?面对未来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挑战乃至危机，中共还能否重新找到不尽的力量源泉?

中共胜利的秘诀是民族主义吗？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遭到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泱泱大国的首都每隔四十年左右就沦陷一次，亡国灭种的阴云始终挥之不去，孔子那一套“君君臣臣”、“仁义道德”的东西，面对奉行弱肉强食的殖民强盗的根本不管用。洋务派搞中体西用，不行;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搞君主立宪、孙中山的革命派搞宪政民主，同样不行。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国运才开始从谷底回升，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后就建立了新中国，在其后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仅重建了强大的国家政权，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而且六次对外战争获得全胜，中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其他的政治力量不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时下流行的解释是，这主要源于民族主义的力量。关于这方面的论著、文章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原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科研部主任王瑞璞教授撰写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共产党》(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书，这本书将中国共产党的作为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重新解释成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的历史，。按照这本书的梳理，似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旗帜(该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小标题即“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共从来没有提过“民族复兴”的口号，只提过“民族解放”、“民族革命”的口号，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绝口不提“民族复兴”，反而认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国民党曾经是更加“正宗”的民族主义政党

　　与毛泽东相反，蒋介石在他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却大谈特谈“民族复兴”，一本不过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民族复兴”的字样前后出现12次之多。而蒋介石当时提出“民族复兴”，正是为了和当时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旧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那时起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在国民党的宣言和其他文告中，只见“民族解放”，并没有“民族复兴”的字样。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新右派反共活动逐渐活跃，而他们的理论基础，则是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的戴季陶所撰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两本小册子。戴季陶在这两本小册子中，把三民主义归结为“孔孙道统”，宣称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彻底否定了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的解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国民党“民族复兴论”的逻辑，正是建立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

　　1930年代初，为配合军事剿共，蒋介石和国民党正式亮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以此来攻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是“非民族”的破坏力量。蒋介石俨然以“民族复兴”的唯一领袖自居，1934年出版了《复兴民族之要道》一书，同时出版了他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稿《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胡汉民和阎锡山则分别出版了《民族主义的民族复兴运动》和《复兴民族须先复兴发展富强文明的原动力》等书和演说稿。蒋介石还指定黄郛创办了《复兴月刊》，组织了一大批鼓吹“民族复兴”的文章陆续发表。

　　必须强调的是，蒋介石的“复兴运动”带有很强的法西斯色彩。1932年3月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就派戴季陶率代表团去德国考察，戴回国后力劝蒋介石学习德国纳粹，实行法西斯主义，试图把中国构建成一个半法西斯化半儒教化的社会。《复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论述战后德国如何复兴的长文。蒋的一个黄埔学生杨周熙，写了一本《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的书，送给蒋介石审阅。蒋大加赞赏，仅把书名改为《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内容一字未易即正式出版，并被列为军官学校的“精神训练”教材，可见在蒋介石那里，“复兴运动”和“法西斯化”是同义语。

　　最能说明“复兴运动”的法西斯性质的，莫过于蒋效仿意大利法西斯组织“黑衫党”而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复兴社”由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等黄埔军人为骨干组成，属于军事系统的具有情报和特务性质的秘密组织。“复兴社”一成立，就打起“民族复兴”的旗号，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宣扬“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全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政策。在“复兴社”成立大会上，蒋介石强调：要复兴中华的民族精神和道德，做好一切工作，就必须知己知彼，所以情报工作是复兴工作最重要的一环。根据蒋的这一讲话，复兴社设立了“特务处”，戴笠为处长，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之一的“军统”即由此发展而来。戴笠强调“中国特种工作人员，要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固有道德，复兴中华民族……为职志”。特务处在全国遍设特务网，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异己力量进行盯梢、监视、绑架、逮捕、暗杀，无所不为。那一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社”究竟杀害了多少真正的中华民族精英，恐怕是一个永远难以搞清数字了。

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社会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虽然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外围地带，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进步的，它具有反对民族压迫，追求民族平等的积极意义。但是，既然国民党是一个比共产党更加“正宗”的民族主义政党，为什么却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而要靠共产党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蒋介石既然以唯一的“民族领袖”自居，为什么既不能有效抵御日寇的入侵于前，又和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全面出卖中国领土、领水、领空于后?

　　在我看来，民族主义虽然非常强调维护本民族的利益，虽然非常强调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但对如何实现民族的目标，却没有更多建设性的论述。民族主义的这一缺陷，使得一些独夫民贼、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可以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反对民族利益。

　　比如在蒋介石那里，九一八事变后的“逆来顺受”、“绝对不抵抗”是为了“民族复兴”，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是为了“民族复兴”，抗战胜利向美国全面出卖中国主权，也是为了“民族复兴”……

　　不能说蒋介石在主观上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代表了买办集团的利益，他推动“民族复兴”是以不损害乃至要增进买办集团的利益为前提的，这就使他不能不反对买办之外的中国几乎所有其他阶层的利益，他的这一立场，使他根本无法团结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来驱逐帝国主义，实现“民族复兴”。在蒋介石那里，“民族复兴”的口号，对内成了纯粹的欺骗，对外则成了“卖国”的代名词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凡是不能实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数人的制度，推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数人的政策，而又空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人，其口中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一定是卖国主义、投降主义的代名词！

　　相反，由于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她始终强调把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平等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策诉求，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还是抗战时期的“二五减租”;又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这就使得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成功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不仅领导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还领导中华民族用“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迅速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这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

　　概而言之：就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历史境遇来说，民族主义的理想、诉求，只有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以及基本制度安排结合在一起，才可能是刚健有力的，强大的、成功的民族主义。离开社会主义空谈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言简意赅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启示我们：中华民族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只有对内和谐均富对外才能不让虎狼，否则就必将重归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