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一个史实的争议及革命领袖评价问题——兼答《用历史档案戳穿谎言》的作者

（摘自2013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刘书林

（内容提要）笔者在一本专著中引用的俄文版《斯大林全集》第15卷（莫斯科俄罗斯作家出版社，1997年）第32页上的一句话引起了争议，被说成“谎言”，并大加讨伐。本文以史实为依据，以斯大林原著的白纸黑字为根据，逐字逐句回答了非议者的责难，进行了反批评。文中还列举了当今众多俄罗斯学者对所涉及的苏联历史上肃反问题的分析和评论。同时，指出了对方并没有运用真正的档案来论证问题。文章还指出，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事实、不挟带个人恩怨、不苛求前人，做到不丑化党的历史、不埋没前人的功勋。

由笔者带领两个博士写的一本书《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自2009年出版以来，引发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议论。如刊载于《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3期上的署名文章《用历史档案戳穿谎言》（以下简称《谎言》－－作者注）就是一个典型。《谎言》的作者认为，我们书中引用的一段来自《斯大林全集》第15卷的话，是假造的，要“用历史档案戳穿谎言”。这引起了众多网站转载的兴趣，炎黄论坛网、中国改革论坛网、维普资讯网、凤凰网、共识网、同舟共进网、中华论坛纷纷转载此文，还有的网站鉴于《谎言》的作者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所的退休人员，便提炼出更刺激性的题目：“社科院研究员戳穿伪史：斯大林肃反只枪毙89人”，在学术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本文在斟酌和拖延了许久之后，觉得还是有必要公开进行反批评。

一、到底有没有《斯大林全集》第15卷的关于肃反问题的这个讲话

《谎言》的作者是从我们所著的《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发现抨击目标的。我们在《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的第二章专门设立了一节：“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的责任”，探讨了斯大林在领导肃反的过程中出现的扩大化责任。我们在书中明确指出：“苏联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这是个众说纷纭，相差极大的问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无限夸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煽动被害者对苏维埃的仇恨，散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曾经是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他们无限夸大遭到镇压的人数，把苏联丑化成劳改营遍布大地的黑暗帝国。”我们在书中还说：“‘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在十月革命80周年时发表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谁相信这种公开的捏造？看来，这个数字的扩大完全取决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的程度。”
斯大林时代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人口是1.6亿，说当时斯大林主政时杀了1.1亿，难道只剩下0.5亿？这就太离谱了。说得越离谱就越没有任何可信度。这反映了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的信口雌黄和忘乎所以。我们在书中还列举了其他敌对势力的种种说法，比如：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瓦•别洛策尔科夫曾经宣扬，有3500万人被杀害；索尔仁尼琴曾把十月革命到1959年所有死去的人数都加起来，统统算作被镇压的人数，他在《古拉格群岛》里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4500万－5000万人；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谎言捡了起来，声称有“五千万冤魂”。头脑正常的人都能够判断，这显然是敌对势力在伪造历史。
由于20世纪30年代肃反扩大化究竟错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我们在书中列举了几种还算不太离谱的说法，供认真的研究者比较研究参考：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21年－1954年，这23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是642980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1917年－1990年70多年中因反革命罪而判处死刑的是827995人；1957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曾经指出在大清洗年代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681692人。这些数字的计算都是出自那些反斯大林的官员之手，可以想见，他们是不会往少的方面说的。即使根据这些反斯大林的官方人物的说法，几十年跨度中处死刑的人数也没有达到100万人。那些疯狂的敌对分子把这个数字说成是5000万甚至1.1亿，捏造得太离奇了。
为了全面地提供和研究各种说法，我们引用了俄罗斯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由“工人大学”主编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的斯大林的一段话：“1938年，根据反革命罪条款，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逮捕了52372人，司法机关在审查这些人的案件过程中，对2731人定罪，其中89人枪决，49641人被宣布无罪。如此数量的无罪判决表明，许多人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原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逮捕的。他背着中央胡作非为。”我们在书中注明的出处是：《斯大林全集》第15卷，莫斯科俄文版，第32页。
《谎言》的作者首先认为斯大林根本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质问道：“刘书林先生引用的话真是斯大林说的吗？斯大林在何时何地说的？果真是他说的，就会载入历史档案（当然，即使是他说的，也说明他说的是谎话）……”。《谎言》的作者指名道姓地质问，有什么根据呢？他一点儿根据也没有拿出来。他认为，斯大林这句话在一本历史档案选编中都没有记载，肯定是假的；刘书林先生不可能找出斯大林讲这句话的时间地点；最后，即使斯大林真的有这么一段话，那也是谎话。我不想评说这种辩论方式令人多么吃惊，我想先明确回答上述《谎言》的作者提出的几个问题。
《谎言》的作者问：“刘书林先生引用的话真是斯大林说的吗？”笔者答：《谎言》作者怀疑存在的这段话确实存在，即斯大林确实讲过这样的话。谓予不信，请自己去读俄文版《斯大林全集》第15卷。这本书是1997年由俄罗斯学者理查德•科索拉波夫牵头、工人大学主编的。在《斯大林全集》第15卷第32页，白纸黑字，记载着我们引用的斯大林说的那几句话。这证明，这话确实是斯大林说的。一点儿疑问也没有。
《谎言》的作者又问：“斯大林在何时何地说的？”笔者答：这段话是斯大林1941年3月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个发言。这个时间和地点也是在《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可以查到的。查到了这个话的出处，《谎言》的作者就不会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
《谎言》的作者断定：“果真是斯大林说的就会载入历史档案”。为什么那本历史档案里没有？笔者答：如果真是斯大林说的话就会载入那本历史档案选编吗？那可不一定，世界上可没有这样的规矩。何况《谎言》的作者所说的那本历史档案选编，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还带有极大的片面性。斯大林的话没有被这样一本所谓的历史档案选编载入，说明不了任何问题。那是一本档案选编，“选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不全面。这种“选编”中没有出现的资料，在其他地方大量存在，这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谎言》的作者在上面那番议论后面的括弧里加了一句话：“即使是他说的，也说明他说的是谎话”。《谎言》的作者说斯大林这句话是“谎话”。请问证据是什么？你怎么证明斯大林这句话是谎话呢？做出一个判断要有证据。但是，《谎言》的作者没有拿出丝毫的证据。这说明《谎言》的作者自身心里没底，不敢认定这句话的真伪，只是一种情绪宣泄而已。
《谎言》的作者还对我们引用这句话进行了一番恐吓式的大批判：“谁胆敢利用《斯大林全集》第15卷来伪造历史，难道这能蒙混过去吗？！假的就是假的，历史终究会做出公正的结论，伪造历史者绝不会逃脱历史的审判！”这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气势咄咄逼人。我觉得，这些词儿有些耳熟，但21世纪好像不时兴这些词儿了。
其实，在《斯大林全集》第15卷，就在斯大林的这同一篇讲话里，还有很多话值得《谎言》的作者好好学习，而不是见到不符合自己胃口的话语就大加挞伐。比如，斯大林还回答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对苏联肃反的诽谤，很有说服力。斯大林说：“境外敌人以挑拨离间为目的，散布苏联发生大规模枪杀的谣言。他们流着鳄鱼的眼泪揭发我们杀死了他们的代理人，即所有像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雅基尔这样的人。并断言，国外情报机构揭发，在苏联镇压的数字差不多超过了100万人，苏联军队已经降低了战斗力。这是挑拨和诽谤。”斯大林的这些话简直就像是对着《谎言》的作者及其类似的人们说的。斯大林真有预见性！斯大林接着还揭示了这次肃反的伟大意义。他说：“我们粉碎了多次挑起反苏行动的外国间谍组织，肃清了来自阴谋家和叛徒的武装力量，从外国间谍手里解救了国家，这是共产党对苏联人民的巨大功绩。如果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出色的国防准备。”这些话都是斯大林说的。这些话真是有水平！
看来，《谎言》的作者有一种执拗的倾向，这就是凡是那些污蔑斯大林的歪理邪说和伪造、捏造，夸大其词的宣扬，无论怎样荒唐离奇，他都能视为正常，或者置若罔闻；凡是那些与敌对势力污蔑不实之词对立的说法，他就大发雷霆，不可容忍。这显得太极端了。
《红旗文稿》2011年第7期发表了俄罗斯社会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茹科夫的报告。关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有一段精彩的富于哲理的文字。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茹科夫院士说道：“人口学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学科，有关人口方面时常出现造假数据。例如，有关苏联大清洗的历史就存在人数造假的情况。最新研究表明，在大清洗历史上有很多不可信的数据。如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全国被镇压的人数超过700万人，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认为被镇压人数达到1300万人。其他一些人由于算法不同，有2000万、3000万甚至7000万人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在比赛谁算得多。但是有关镇压的规模、幅度和人数还是应该有客观真相的。”“斯大林领导苏联总共33年，在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判处死刑的总共是78.6万人，即年平均判处大约2.6万人死刑。从政治镇压角度看这一数据相当巨大，但这不是一些历史造假者论著上提到的数据。与现在相比，今天的俄罗斯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达到4万人，每年死于各种犯罪的人数是5万人，每年自杀的人数大概是6万人，俄罗斯每年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达到34万人。因此说，斯大林时期的镇压一方面的确是残酷的，同时它是可以解释的。”
茹科夫院士既揭露了敌对分子妖魔化肃反的手法和伎俩，又分析了接近实际的死刑数字，又做出了历史的宏观的比较研究。他说的数字大体上不超出我们提供的数字范围。这也和《谎言》的作者希望的那种夸大其词的预期有极大的差距。

二、应该怎样考证史实

《谎言》的作者考证史实的方法也值得商榷。
《谎言》的作者在指出我们引用的《斯大林全集》第15卷的这种“新说法”之后，提出质问：“这是斯大林关于1938年对被镇压的人数的‘正式统计’吗？这是真的吗？”为了证明1938年镇压的真相，《谎言》的作者要“让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戳穿谎言”。他到底运用的是什么“历史档案”来“戳穿谎言”的呢？读下来发现，《谎言》的作者没有拿出任何历史档案的证据。
因为，他接着引用了《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一书的一大段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里，保存着叶若夫在1937年－1938年间向党中央政治局呈报的383份名单，涉及44465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其中39000人被确定为枪决。在所有上报的名单中，斯大林签署批准名单362份，莫洛托夫373份，伏罗希洛夫195份，卡冈诺维奇191份，日丹诺夫177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名单实际可能比提到的更多，因为在这些名单上常常还有其他领导人的签名，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这么一本实际上是论文集性质的书算是档案吗？而且这本书引用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即使是这本书的东西，也根本没有注明是转引的档案。这怎么能说运用档案来“戳穿谎言”呢？还说是“有许多文件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失踪了”。这句话也没有什么意义。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20大采取造谣煽动的手段肆无忌惮地大反斯大林，如果还有证明斯大林多杀人的证据的文件，难道赫鲁晓夫能够放过或者让它“失踪”吗？这是不合逻辑的推理。即使根据上述这个材料，斯大林在1937年－1938年间处理的党政干部也不超过4万人，虽然数字巨大，但距离《谎言》的作者渲染的数字差别就更大了。
这个材料作为对我们提出问题的回答，既没有算出镇压人数的确切数字，也没有明确斯大林的责任。这个材料只是有一句话还比较明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8年12月12日一天就批准枪决3167人”。这让人们怎么理解？难道应该按照这句话去推论，斯大林进而莫洛托夫似乎平均每天都要杀3167人，这样就能够把斯大林杀人的数字算得符合自己愿望了吗？其实也不然，即使你说斯大林每天都要杀3000多人，两年一直这么杀下去也只不过有228万人，仍然达不到《谎言》的作者预想的指标，更达不到任意污蔑斯大林的预期指标。何况，有谁会按照这种荒唐的暗示去推理呢？
《谎言》的作者引用的这段话里还有一段，说叶若夫1937年－1938年向党中央报的383份材料中，涉及39000人遭到枪决。请注意：第一，这里并没有说明是斯大林批准的。第二，说在所有申报的名单里，斯大林签署批准了362份。既然作者举出的总共383份名单被枪决39000人的“事实”，那么其中斯大林签署的362份名单，肯定不会超过39000人这个总数。第三，其他人报的这种名单，斯大林是怎么处理的，《谎言》的作者没有说。看来，那些名单肯定是更不能满足污蔑斯大林的愿望，否则，《谎言》的作者是不会含糊其辞的。可见，拿出这么一番话来当证据，既没有驳倒我们书中的分析和资料，也没拿出有说服力的任何档案资料。
接着，《谎言》的作者为了说明《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说的斯大林1938年杀人的数字不对，自己终于一条一条地列出了上述《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的五则材料。可惜这五则材料，其中有四则是关于1937年的资料，属于文不对题。只有一条是1938年的资料。
“1938年7月，叶若夫呈交斯大林一份列有138人的名单，并附上一张小纸条，条上用铅笔写满了字：‘绝密。呈斯大林同志。送上应由军事审判庭按第一类审判的被捕者名单。叶若夫1938年7月26日。’名单上写有批示：‘同意将138人全部枪决。斯大林、莫洛托夫。’”根据《谎言》的作者举出的档案资料的出处，无法查证真伪。即使按照这个材料，只能证明斯大林在1938年杀了138人。这倒是与《斯大林全集》第15卷中斯大林说的1938年镇压的人数89人相差不多。我们引用的资料证明1938年杀人数是89人，就被《谎言》的作者说成是“伪造历史”，要“受历史的审判”；你《谎言》的作者引用的资料证明1938年杀人数是138人，就是戳穿了“谎言”？多么可笑的逻辑！
然而，《谎言》的作者举出上面的这则资料之后说：“这里举的例子如同‘沧海一粟’。但对戳穿上述谎言则是足够的。”《谎言》的作者未免对自己的举证太乐观了！如果把138人算成“沧海一粟”，这样算下去，那么《谎言》的作者证明斯大林杀人的数量确实可以达到自己预期的指标了。但是，《谎言》的作者怎么证明这138人是“沧海一粟”呢？《谎言》的作者的这种“海口”倒是与俄罗斯“民主派”的报纸《消息报》捏造的“共产党政权消灭了1.1亿人”的弥天大谎如出一辙。不过，这么说话，《谎言》的作者就不可能戳穿任何“谎言”，因为只有这种说法才是真正的“谎言”。

三、应该怎样评价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当代国内知识界对同一个问题的评价常常出现截然相反的议论。这是不奇怪的。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不同角度和见解可以互相借鉴和参考，促进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但是，这种争论不能动辄就扣帽子，更不能在自称“戳穿谎言”的时候拿不出证据，甚至制造谎言。
为了证明普京这个人不配当俄罗斯的元首，《谎言》的作者甚至指责普京为斯大林大唱赞歌，为此，他不惜屈身引用我们写的《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一书中的内容为证据：“2000年5月7日普京就宣称，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与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克里姆林官建立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碑，斯大林位列英雄榜第一。2004年7月23日，普京签署命令将莫斯科无名烈士墓镌刻的城市名字‘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在普京的倡导下俄罗斯许多城市的政府作出决定，重新建立斯大林的雕像。”谢谢《谎言》的作者，对我们这本书也有信任的地方。
《谎言》的作者也有单纯的一面。他过去在一篇《漫谈普京》的文章中说过普京的好话，后来看到普京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继续发展，就宁可自己先做一番检讨，否定自己的过去，以取得骂普京的资格。他在文中检讨说：“在《漫谈普京》一文中，当时我的评论是：‘普京比较客观地评价苏联历史是深得人心的。’这个评语是错误的。我现在认为，普京的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真是希望《谎言》作者的这种肯于认错的态度坚持下去。关键是：要么你以前那样说是谎言，要么你现在说的是谎言。二者必居其一。要摆脱自己出尔反尔的困境，只能老老实实说出，你这样大的变化是怎么认识到的？你以前为什么那样认识普京？今天为什么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完全以反对者的态度来指责普京呢？只有说清转变的原因，才能光明磊落。
看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有时是一个牵动人们政治神经的问题。当今活着的人们对历史问题的争论，暗示着自己对现实和未来政治方向的选择。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有其功劳和错误的一面。斯大林的功劳和错误引起全世界的广泛而持久的争论也是自然的。时至今日，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因为斯大林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化身。虽然他在苏联的具体做法与我们今天大不相同，但他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他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至今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有人一定要抓住斯大林的错误进行全盘否定，继续以当年赫鲁晓夫的架势向他泼污水，继续抱着妖魔化斯大林的逻辑不放，实际上就是通过彻底否定斯大林为突破口，进而彻底否定列宁，继续为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行为辩护。如果这种逻辑得逞，那么苏联垮台的这篇大文章将很快引入中国，到那时候，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危在旦夕了。
社会主义事业当今最突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就是要懂得爱护无产阶级领袖。无产阶级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人物，没有他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无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无从出现。爱护和爱戴无产阶级的领袖，历史地科学地看待他们当年的实践的伟大意义和经验教训，捍卫无产阶级领袖的尊严，这不是对无产阶级领袖的神化，而是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的体现。
对于西方敌对势力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领袖的行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早就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他指出：“要是我们党一听到资产阶级诽谤我们党的领袖就同意自己的领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失，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拍手称快。”他还指出：“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而且使他们不要因为那些坏人和坏人们的无耻诽谤而浪费时间。”列宁的这些教导对今天的现实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斯大林对敌对势力的攻击诽谤更是认识深刻。他指出：“资产阶级佣仆们诽谤得愈粗野，工人对领袖的热爱就愈强烈，对领袖的信任就愈无限，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敌人辱骂无产阶级领袖，那就是领袖忠诚地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可靠的标志。”斯大林在分析托洛茨基对自己的辱骂时说道：“你们在这里都听到反对派分子多么不惜气力地使劲谩骂斯大林。同志们，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他们的主要攻击所以针对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也许比我们某些同志更清楚地知道反对派的一切诈骗勾当，要欺蒙他恐怕并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们就首先打击斯大林了。……对于伟大的列宁尚且如此放肆地蔑视，现在对于列宁的许多学生之一的斯大林同志破口大骂，那又有什么奇怪呢？不仅如此，反对派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集中在斯大林身上，我还认为对我是件光荣的事情。”斯大林的态度是客观的，他揭穿了这些谩骂和攻讦的本质。
毛泽东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著名论断中，也提出了这样的分析。他指出：“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这种分析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同时鲜明地提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鲜明的立场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面对国内外咒骂和污蔑斯大林的逆流，学习革命导师的这些教导，有助于我们认识这股逆流的本质，认识那些污蔑者的真实的用心。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伟大的历史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呢？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做到：第一，要尊重历史事实，从事实出发。对于历史事实，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不能回避事实，也不能捏造事实，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这是客观评价的基础。第二，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苛求前人的实践，要把领袖和历史人物的实践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分析。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在遥远的未来发生的一切曲折，更不能要求他们对今天的实践提出现成的具体答案。这是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要求。第三，不能将今人的逻辑和推理强加在历史人物或者领袖身上，不能用今天的习惯说法企图重新塑造或描绘历史人物，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而前人事实上还没有的思想和认识硬挂到前人的名下。例如，不能把“改革”、“与时俱进”这些词挂在古人身上，搞这种变相的影射史学。第四，评价历史人物和伟大领袖的功过是非，不能挟带个人的恩怨。不能因为自己在某一阶段受过委屈，就竭力抨击和丑化那一段历史；也不能因为自己某一阶段比较得意就美化那一段历史。片面地以个人恩怨为标准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只能被历史定位为小人，或者胸怀狭小的人。
除了上述几条原则之外，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分析和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要看他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到底是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还是拉历史倒退的作用。在这个前提下看待历史人物才能具有高屋建瓴的科学性。对待开创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领袖也应该这样。不是抓住他们是否完美无缺，不是抓住他们是否符合今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味道，而是看他们所做的事业为人类提供的新探索、新经验、新进展，分析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样，无产阶级领袖的崇高历史地位就看得比较清楚。这样，对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领袖的评价就不至于发生歪曲和贬低，许多是非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