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启示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实现的。李大钊作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在他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对唯物史观进行比较系统的、多方面的介绍以及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李大钊作为我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奠基人，他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并将其应用于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不仅帮助了一批先进分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而且对我国史学思想的革新以至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们今天坚持科学的历史观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唯物史观的发现与确立，是历史观的革命性飞跃。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时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正是这一历史观的内在的科学魅力，使它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也是使它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加以应用的一个深刻原因。

　　唯物史观在中国获得广泛传播，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发展的需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下，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一步步地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华民族经历着炼狱般的苦难，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濒临灭亡的境地。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寻找救国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历史。但是，所有这些努力，无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最终都以失败的悲剧而告结束。这个历史事实深刻说明，这时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但农民战争无法解决，封建统治阶级也失去自我挽救的能力，而且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取向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无立足之地。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更加完全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取向的一切努力已经失去了实现它的历史机缘。近代中国需要新的探索，需要把救亡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中国先进分子到了“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时候，开始寻求新的思想武器。但在它的前期，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战士传播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虽然在当时反对封建文化思想斗争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李大钊这时的政治视野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历史的局限，例如，他从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出发，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仍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曾认为像日本这样的“官僚政治”国家具有对外侵略的本性，而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则不会向外侵略，他曾赞扬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还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公理、正义等口号，赞为“平和的曙光”等；又如，他猛烈抨击了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假共和、真专制，但对“民权旁落”的原因还主要看作是“少数豪暴狡狯者窃权”，而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阶级本质缺乏深刻认识，因而他曾把袁世凯的死看作“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甚至把袁死后诸如元宵开禁之类的动作，也视为“共和复活之所赐”；再如，他提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积极主张，但找不到实现的正确途径，他虽然向往革命的变革，但又倾向以改良的方法，即从教育入手实现民权，认为“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等等。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这时的先进分子在自然科学方面，大体上是拥护唯物论的，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认识水平上。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普遍地是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社会历史，把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生物竞争说看作是适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自19世纪末，严复把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介绍到中国后，正在寻求民族自强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就把它视为“经典”，成为鼓舞国人奋发图存、自重自强的思想武器。不可否认，进化论的观点，对于破除“历史循环”论、“道德复旧”说等等陈腐说教，破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起过积极的作用；它使人们相信社会制度、伦理道德都要适于社会和环境变化的需要而变化，相信新旧嬗替、青春战胜白首的一般法则。但是，进化论的观点并不能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更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和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相反，那种“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庸俗进化论观点，还往往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甚至成为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工具。陈独秀就曾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自己的不长进，而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在1914年由于激愤于国内政治的黑暗，竟至提出欢迎外国的干涉。这显然是十足的昏话。在近代中国，天演一说确是振奋了进步思想界，但同时又成为先进分子认识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文化运动的前期，而早期的李大钊、鲁迅等亦不能免。李大钊早期思想有虽不完备、却颇为活跃的唯物辩证法观点，但他的哲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进化论、唯心论，而后者的束缚作用也是明显的。他在《青春》一文中对德意志帝国的错误赞扬，便是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一例。应该说，庸俗进化论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内，不能正确理解自强与反帝、渐进与革命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李大钊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帝制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梦幻的破灭而慨叹：“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这种情形并非李大钊一人所独有。鲁迅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确是道出了这时一般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失望”和“颓唐”，既反映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和科学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当然，在这种失望和苦闷之中，还蕴含着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所以，在具备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社会条件的历史背景下，新的历史观的传入和被接受，就成为历史发展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在中国革命胜利之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驳斥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原因的种种谬说，他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民在近代百年苦难、百年奋斗中，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吃尽了种种苦头。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一开始他就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就比较正确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初步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主要敌人，封建军阀势力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先锋，农民是最伟大的革命力量，以及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这样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回答了百年革命斗争不能加以科学回答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在当时众说纷纭的救国方案和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科学社会主义以自己特有的魅力脱颖而出，很快为中国人民所认识和接受。

　　二

　　李大钊在论及历史学时曾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而他在中国传播与确立唯物史观，对于历史学的变革和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同样如此。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就十分注意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并给以科学的解释，这个工作，使得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一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以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以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初步奠定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李大钊相当准确、深刻地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旧的唯心史观作了原则的区别。他指出：“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旧的历史观，即唯心史观，是“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即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新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则是“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他说：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其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这里所说的“物”，主要是指社会历史中的经济现象。他明确认为：“历史的唯物论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他进而对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作了深层的分析，认为“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人民群众“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因而离开了“物的势力”，便不能理解历史变动的真正原因，那种用“心的变动”来解释历史的进化，是因果倒置，是对历史发展的唯心的解释。这就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指明了经济的即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应当指出，李大钊强调“经济状况”决定一切历史现象的观点，坚持了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观点，也就是他反复指明的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观点，从而把被唯心史观颠倒了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是“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

　　与此同时，李大钊又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等待“经济生活”的自然变动，而是肯定“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重要的“要素”。他既认定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又指出它不是人类历史的全部，“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斗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但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政治活动，“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利益对立，即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他充分肯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推翻旧的经济制度、改造社会的“最后手段”。他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要“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他强调在当代的解放运动中，只有用阶级斗争学说发动工人运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制度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

　　这里应当指出，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有着深远的意义。众所周知，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或不屑发动和依靠群众，曾是中国先进分子的一个致命弱点，也是近代民主主义运动屡遭失败的一个根由。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虽然怀抱为民众争民主的目的，开始意识到启迪民智对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并为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他们对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仍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也依然同广大群众相脱离。这不能不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没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大钊在传播唯物史观的工作中，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状态，他十分重视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观点去分析历史、现实以及人生道路的选择。例如，他在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时，指出自中英鸦片战争起，中经英法联军、中法、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诸役，直至1925年五卅运动，外国侵略者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同时又指出，自三元里的平英团奋起，中经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同盟会的运动，一直到“五四”至“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他在对近代中国历史作规律性的探讨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认为这一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一泻万里，必将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又如，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滔滔滚滚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防遏得住的。他特别指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景必将是劳工的世界。他批判了那种要以中产阶级为中心势力的旧观点，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他提出人民群众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这种以人民群众为革命主体的思想，把近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赋予五四时期的民主口号以崭新的内容。再如，他从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思想出发，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必须深入到工农中去，努力在他们中间工作，共同创造新的历史。这正如他所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上举数端可以看出，李大钊大力宣传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历史观，对于廓清当时思想界存在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和实际的革命运动都有深远的意义。

　　根据上述观点，李大钊号召人们摒弃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旧历史观，树立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历史观。他指出，把历史变动归结于外力的作用，只能“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而把历史的变动归结于“天命”和王公世爵的活动，这种历史观完全是“权贵阶级愚民的器具”。进而，他又明确提出历史的研究任务在于：“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即把历史科学方法作为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并“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这表明，李大钊第一次使我国历史学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成为指导和促进历史进步的科学。

　　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探讨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实际问题，初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使唯物史观成为指导革命实践斗争的锐利武器。李大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原理，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的构造为转移”。这就正确地论证了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道德等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而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它的上层建筑也必然引起相应的变化。李大钊并不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认为这种影响作用是有限度的，作为上层建筑又必须“随着经济全进程的大势走”。因而探究社会政治、思想现象必须从经济根源中寻找。他说：“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他运用这一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第一次对五四时期正在展开的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了科学的论证。他认为中国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以及文化思想，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基础结构的反映。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结构，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中国的学术思想，“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它遂成为孔门教条得以沿袭的深刻根源。他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变动，近代的思想潮流也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那种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专制制度服务的孔门伦理道德，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在他看来，“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现在时代变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中国的经济变动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另一方面，“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解放运动的潮流面前，纵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视，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他特别指出，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劳工阶级的觉醒，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新观念，并预示了工人阶级必将通过社会的根本变革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的这些精到的见解，正确地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批判了封建复古主义的种种谬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一个历史法则：在近代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动摇和新思潮的兴起，都是不可逆转的。

　　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是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基本主张。这一正确主张，当时受到胡适等一些学者非难。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对社会问题持改良主义主张，力主不触动社会经济制度的点滴改良。因而他把根本解决即社会革命的主张，视为“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五四”之后不久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次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坚持了中国社会问题应当“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科学地论证了只有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并强调阶级斗争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根本方法。通过这次论战，进一步促进了唯物史观的传播，为“五四”之后先进分子所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对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曾描述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从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方法加以接受的。唯物史观的传播活动，帮助了一批先进分子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为正在酝酿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像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读过的几本书，就包含了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了解和掌握。他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通信中，表示完全赞成蔡和森关于唯物史观的见解，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表明，把唯物史观确定为党的理论基础，是这时从事建党活动者的共识。

　　三

　　自李大钊最初传播马克思学说以来的90多年间，中华大地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充分证明中国人民对这一革命指导思想作出历史性选择的正确性。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恩格斯曾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视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贡献；认为由于这些发现，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我们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我们坚持这一正确发展方向的时候，也不容否认，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受到种种非难，诚然，唯物史观是可以讨论的，其中有的也是属于学术讨论的范畴；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些人不但歪曲历史事实，肆意攻击和否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把已经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回去。这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在这种情势下，重温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仍会强烈感受到那熠熠生辉的思想光芒，体会到它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要坚持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要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前所述，李大钊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指明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是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正确方向；而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的根本保证，是保证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也是使非公有制经济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这是关系到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邓小平晚年指出我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这一现象时，就明确它的出现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实际上是同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一致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邓小平为什么如此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社会也可以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还从未有过纯而又纯的单一所有制社会，古罗马作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也有许多自由民组成的个体劳动者，但占主体的是奴隶主和奴隶这对生产关系，所以决定了它的奴隶制社会的性质；即使是今天的美国，也还有极少量个体劳动者和合作经济，但占主体地位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决定了它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人类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区分为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和表明它的社会性质的。所以要坚持这样的标准，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也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而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这种两极分化势必会危害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不但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不再存在，而且还会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的劳动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实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提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一命题的深刻性。

　　由上可见，邓小平把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在这里我们也不难理解，多年来一些迷恋私有化的精英们，为什么总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上否认姓“社”和姓“资”的区别，有的用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加社会公平”这样连民主社会主义也不用的模糊话语，来掩盖社会主义的本质；更多的则是直接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来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迷信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一套说教，主张实行所谓“彻底的市场经济”，鼓吹“市场万能论”；在所谓“明晰产权”的蛊惑下，要求私有化。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目标指向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反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反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没有忘记在改革之初，国有企业存在着历史包袱重、设备更新困难、市场竞争处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等等问题，他们不顾这些客观事实，有的著名经济学家把国有企业形容成“一碗白米饭被吐了一口痰，谁也不要，就是零价格卖掉也不吃亏”，提出“什么叫国有企业改革，就是把国有企业改没了，改革就成功了”，等等，不一而足。正是在他们这种误导下，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一卖就灵”、“一卖了之”，“限期改制”等等怪现象，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大批工人下岗，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和动摇。现在，一些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形成大的企业集团，技术革新、经济效益和对国家的贡献都有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指责国有企业“低效益”、“无效率”的精英们，又站出来横加斥责“国企逐利”、“国企垄断”，要求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营利领域。他们对国企的存在和发展横加指责，究竟要干什么呢？他们是出于对国企的爱护而提出的批评吗？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任何作为，都成为他们私有化要求的最大障碍。这就是一些人在深化改革的呼声下隐藏着他们的私有化诉求。

　　第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那种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放弃阶级分析的方法，甚至通过玩弄概念游戏，比如，不说阶级，只说阶层；不说剥削，只说生产要素参加分配；不说私营经济，只说民营经济，等等，企图以此掩盖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样做，欺骗不了别人，只能模糊自己的面目。自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但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动摇。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私营企业从1989年的9万户发展到967.6万户；全国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已将近2亿人，非公经济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超过60%；私营和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80%。这表明，新时期我国的私营经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对待的阶级力量。应当说，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可怕，严重的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个事实，这样就会使我们失去正确应对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鼓吹要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编造民营化不等于私有化的神话，使私有化的浪潮甚嚣尘上。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同样，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我们也不能抛弃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能抛弃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毫无疑义，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保持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的需要，但是，确立正确的外交斗争策略同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并不是互不关联或者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才能正确应对我们面临的严峻的外部挑战。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及应当采取的策略也经历过曲折，但正是在这曲折的斗争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正确的反帝斗争策略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加以区别，避免了历史上单纯排外的错误倾向。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对外掠夺政策，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当事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是受压迫、受欺骗的，是我们团结和争取的对象，是朋友而不是敌人。（2）把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现象加以区别，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脱离人民的，因而是虚弱的，我们必须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对帝国主义所表现的气势汹汹或是甜言蜜语，既不怕威吓，也不抱幻想，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3）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以区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利害关系不可能形成铁板一块，它们之间同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的时候，就应当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它们作为间接的同盟军加以争取，形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4）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学习外国加以区别。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应当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别。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同西方帝国主义的关系，保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列宁曾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初，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俄国民粹主义相类似的社会主义，即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关于“人民”、“正义”、“权利”等等词句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资产阶级实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说，历史的进程表明，只有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的“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这值得我们长而思之。

　　第三，要尊重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群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革命伟大成果的集中表现。应当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权钱交易、权黑勾结，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已成为一个多发、群发性的社会之癌，严重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在一部分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中滋长了衙门作风、官僚主义作风，高高在上，作威作福，醉心于个人的政绩，漠视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嫌贫爱富傍大款，甚至欺压百姓，权比法大，大大地拉开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使社会公平的底线受到挑战，严重损害了工农群众的权益，使党的执政基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失掉人心，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加以切实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