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学家本鲁梅《集体行动》说：“宣传的职能首先表现在善于玩弄人们的情感和偏见。”意识操纵的一个原则性方针，是导致情感领域发生动荡。

　　享有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生活和在这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民，对任何等级制的、不平等的现象敏感并极易引起不满。苏共以人民的名义取得国家领导地位，然而在保留原有的纲领和宣传口号下逐渐形成党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时候，它就越来越远地离开自己的人民了。这种现象导致人民同党的疏离和失望愤怒的情绪。西方媒体和改革派煽动、利用这种情绪，打造出苏共腐败的形象和叶利钦“反特权斗士”的形象。

　　关于叶利钦，大吹大擂、反复展示的事实依据仅仅限于，乘坐地铁、访问区级医疗所。他和他的家人的累累丑行，充其量只是民间私下议论的悄悄话。共产党官僚特权集团和党的宗旨相背离。然而那种“共产主义腐败人物”，比之改革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莫洛托夫1986年逝世，全部财产500卢布。勃列日涅夫的遗产，为几辆外国汽车。昂纳克居然有带游泳池的豪华别墅，游泳池长12米。1991年，媒体激昂慷慨地指责一位年迈的苏军元帅，说他投机取巧，新冰箱300卢布，而他花28卢布买了1台旧冰箱。这年5月，电视播出最高苏维埃特权审理委员会审理苏军元帅租赁的国家别墅，18所别墅的豪华布置出售，平均7000卢布，大约为买一辆小汽车的钱。

　　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官员贪污2000美元，就吵得震耳欲聋。一旦颠覆社会主义，对于另一种权贵的腐败行为，则选择沉默或者轻描淡写。姑且不论抢劫瓜分国家人民巨额财产的寡头。一个年轻的改革派官员勃列夫列夫，月薪2.2万美元，相当于莫斯科大学100名教授。盖达尔政府负责发放石油出口许可证的官员，一个人受贿3亿美元。赖莎·戈尔巴乔娃的《思索》，在美国出版，发行几百册，稿费300万美元。谁也看得出来，这是毫不掩饰的行贿。

　　一旦点燃自我为中心的私欲之火，就会使人丧失理智和变得不顾事实。苏联各民族曾经组成一个平等相处的复合体。改革年代，按照反苏维埃的纲领，启动所有意识形态机器，大力灌输在苏联制度下俄罗斯民族“吃亏了”和“小民族”灭绝的说法。事实上，大多数“小民族的人口增加了。1989年亚美尼亚一次问卷调查，62%的居民称，他们的牛奶和奶制品不足。这成为煽动反苏情绪的一个理由。当时亚美尼亚人年均消费牛奶480公斤，远高于美国的260公斤、西班牙的160公斤和苏联全国的341公斤。俄罗斯民族“吃亏了”的情绪，一直延续下来，也影响到俄罗斯共产党和久加诺夫。

　　资本主义社会有目的地制造社会恐惧。恐惧文化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特点。那里有一整套鼓吹恐惧的文化系统。苏联人渴望和平。为防止同西方决裂，斯大林在40年代曾经做过巨大的妥协。他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G·斯塔森谈话说：哪一种体制更好，让历史来见证吧。正是西方，制造和传播苏联为统治世界进行军事扩张的神话，用“苏联恐惧”吓唬美国人和吓唬世界。有时候搞得滑稽可笑。奥地利是一个中立国家。50年代，美国未经奥地利同意，在那里建造50座秘密军火库。根据是美军指挥部的一个无中生有的指令：苏联将立即出兵占领欧洲，需要预先准备游击战的基地。

　　苏联消除了造成大规模痛苦和恐惧的社会根源——贫穷、失业、无家可归、饥饿、暴力犯罪、政治暴力和民族间的暴力，以及同强大敌人发生战争时的大批人员死亡。改革中的意识操纵美化西方、美化“别人的家园”而制造苏联恐惧、冷战恐惧，宣传对苏联的仇恨，成为一场针对世界人民的总体战。

　　制造和渲染“斯大林恐惧”，是改革纲领和意识形态操纵中的一个最常见也最丑陋的例子。始作俑者是赫鲁晓夫。他在苏共20大前得到报告，斯大林去世时候苏联集中营在押170万人，他的报告却故意歪曲真相，把这个170万硬说成1000万人。整个苏维埃时期判处死刑者70万，而且远不是所有的死刑都执行。索尔仁尼琴却说，枪决4300万。一个叫亚·弗·安东诺夫的人在《文学报》发表文章说到各地监禁人数，移动小数点，把作为史料依据的160万说成1600万。然后宣布：“久加诺夫上台就会绞死所有的人”、“我们大家都会被枪毙”。

　　苏联被渲染成一个极端的集权制社会。不断重复这种观点，导致公众头脑迟钝，以至把越来越多类别的蒙冤受屈者统统扯进被镇压。那不是死在古拉格吗?利用“古拉格”这个概念，是最寡廉鲜耻的操纵手段之一。苏联的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书写道：苏联20世纪“将近6000万死于古拉格”。古拉格只存在30年。劳改营的死亡率年均3%。哪里出来6000万呢?

　　一切质疑和寻找真相的人，甚至是仅仅敢于批评盖达尔、丘拜斯改革方案的人，都会被一句话封上嘴巴：“原来你想回到斯大林!”不许说斯大林时代一句好话，正是改革中意识形态操纵的一个伟大成果。

　　“斯大林恐惧”，即社会主义恐惧，成为改革派恐惧文化的政治标语。它从舆论制造和渲染开来的恐惧，转化为现实的恐惧。女孩子单独出门被强奸，老年人乘地铁遭抢劫，成为每天改革时代发生的故事。莫斯科在苏联时代大约30人有私人保镖，现在大型商业机构花利润的1/3用于保安。1996年的统计显示，俄罗斯一半商人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经常提心吊胆。

　　一切反对一切人。一个平静的社会，变成一个到处存在恐惧的社会。“残暴的苏维埃制度”没有把车臣推向恐怖主义的战争。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争中，有车臣人投降并发动叛乱，遭到红军的严厉打击。但是红军保护人民。好战的少年杜达耶夫被最好的军事学院录取，成为将军。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条件，使恐怖主义失去社会基础和生存基础。导致车臣大规模犯罪和暴力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改革带来的贫困化。车臣居民人均收入和莫斯科相比，1980年少62%，1992年少89%。正是西方需要在俄罗斯制造一块分裂和犯罪的飞地的时候，改革为西方提供了车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