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勇兄寄来王怡大作《历史的可能性：辛亥年的张惶》(以下简称《辛》文),嘱我谈点看法.认真拜读了《辛》文,感觉王怡兄笔力深厚,论述详实,文章颇具专业水准。如果《辛》文只是旨在借题阐述各种政治体制在中国的可能前景,那么我已无话可说;但如果是意在探讨特定条件下的历史可能性,那么我还有话要说--毕竟,历史不是当代史,历史的可能性也不等同于未来的必要性.

　　一,什么是“路径依赖”

　　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有学者论证,中国的近现代史一直围绕两大主题:启蒙与救亡.一次次的启蒙冲动,接连被一次次救亡的必要性所中断;以至中国至今仍处在现代性意义上的半开化状态,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步履维艰.

　　救亡何以能屡屡打断启蒙?这涉及到政治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任何政治体(当然包括国家),其自身的存续都是它的第一需要;然后,它会关注内部事务的治理和处理对外关系.这些,可称之为政治体的实体面.而文化、制度等等政治运行的范式和环境,可称之为政治体的虚拟面.用后现代主义所深恶痛绝的二分法来说,前者是主体、目的和根本;后者是客体、手段和附从.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治家考量和一般民众的政治诉求中,即在政治的自我逻辑中,前者都是优先目标;只有当政治体的原有范式不足以应对内外矛盾、不足以处理内外危机,并且范式本身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障碍时,对虚拟面的关注才会超越对实体面的关注,一跃成为政治活动的优先目标.此时,意味着政治制度已有必要作出变迁,革命或改良即将启动.

　　但政治变革和制度变迁,也是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奕过程,本身有着多种可能走向.只有那种能够满足实体面自我存续要求和国家治理需要的制度文化,才有可能在竞争中最后胜出,成为历史所选择的“路径”--这才是“路径依赖”的实质:路径并非由历史决定,而是由现实决定;历史决定现实,路径选择源于政治实体面的现实需要.

　　二,集权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辛》文观点大致可归纳为四:

　　1,历史在辛亥年出现了难得机遇:可以通过虚君共和的制度安排,将政治纳入宪政正轨.但因为孙袁的激进或私心自用,最终以创立民主共和的方式断送了宪政前途.

　　2,《临时约法》是孙文临时扔向袁世凯的紧箍咒,导致后来的府院之争、总统制内阁制之争,最后因政体与“道统”的扭曲,酿造出洪宪称帝.

　　3,民初本来有望延续清末的地方自治格局,发展出一种“自下而上对权力的程序性限制的权力渊源”,消解中央集权的专制“道统”;但这一历史进程却被亟亟于春秋大一统的国民党发动的北伐所打断.

　　4,孙文对暴力革命和强权独裁的祟尚,断送了政党政治的希望;中国从此揭开近百年党治政治的序幕.

　　确实,在我们今天看来,集权主义的“道统”“千年秦政”,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它崇尚武力强权，制造了连绵不绝的政争战祸，使社会存量损失惨重，人民生灵涂炭;它具有一种自动走向极端的自我强化机制,一次次导演出极权暴政的荒诞和萧杀;它为我们今天累积了数不清的矛盾和问题,撂下社会转型的巨大难题.

　　但是,如果当时(民初)没有它,历史将会怎样?

　　许多东西就是这样:有它在时觉得碍眼,碍手碍脚;没它时才发现少了它还真不行,极不方便.

　　如果说在辛亥年时,政治的实体面发出了什么声音、提出了什么要求,那么其中最强烈的声音、最集中的要求就是:中央集权.

　　这不仅仅是简单源于千年“道统”的意识残余,更主要是源于清帝国土崩瓦解后、列强环伺下一盘散沙的中国、发奋图强的现实需要.一个能使事情快速还原为简单清晰的假设是：如果日本侵华提前、发生在1916至1928年间军阀割据“地方自治”时的中国，哪将会是怎样一番局面？

　　这种应对内外困局的实际需要，才是当时中外势力普遍支持强势政治人物袁世凯上台，并“支持默许”他完成中央集权、构建强势政府的主因。在这里，政治的实体面再次展示了它的优先权。在权力的分布模型上，很容易可以得出一个合符自然逻辑的结论：对集权的需要程度，与人口多寡、疆域大小成正比；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成反比。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论。实际上，影响政治的因素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中央集权在辛亥年的中国成为政治的第一需要；对极权的制约，在当时还只具有很小意义。这几乎是全民共识，更是政治实体面的客观要求。

　　对比一下许多方面与我们相似的近邻印度，更容易看清楚历史背后的逻辑：虽然印度在英国殖民时期即建立起一定经济基础，独立后采用民主政体，一直保持着政局的大体平稳，社会持续演进；而中国自辛亥年起，几十年战乱不休，运动不断，国家被翻来覆去折腾，社会的正常演进一再被打断，但只要有一段时间的稳定，中国的综合国力、经济发展就能超过印度。究其原因，软政权与硬政权、弱势政府与强势政府的差别，是其根本。

　　当然，民主分权虽然使印度的政府软弱无力、社会演进缓慢，但也使国家避过内战之苦，发展虽慢却能持续；更使它免去今日政治转型的艰巨和痛苦。其中优劣、历史的功过得失，很难用一个标准界定。但是，印度的民主体制是外力强加的，并不符合政治体自身发展演变的逻辑，也不符合它独立时实体面的客观要求。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外力持续强大的作用影响，印度也会走上与中国类似的政治发展“路径”。因此，中印两国不同的政制选择，实际上只是两国不同的历史“路径”积累之必然--相对于中国,印度多了一段殖民期的经行路.也即是说,“路径”的选择实际上是没得选择:历史只能如此.

　　三,地方自治的可能性

　　民初1916---1928年地方各省的相对自治 、“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只是一种各方势力相互牵制下的暂时平衡,是“分久必合”政治游戏中等待强者成形的一个过程.冀望籍此形成“对权力的程序性限制的自下而上的权力渊源”,帮助“打破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道统”,只不过是后人自作多情的善良愿望.

　　首先,自治各地军阀的权威仍然来自于武力,他们对内也是行集权之制.所谓“地方主事者对内都较为开明，积极兴办各项事业”,只是一种集权专制下的形式开明,与古之明君、与当时的北京中央政府、特别是与后来孙文的党治独裁,并无实质不同.安于自治是他们暂时不得已的选择,有实力者心里做的无一不是“春秋大一统”的美梦(或许陈炯明是个例外？).

　　当时政局确实颇类似于“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时期,与有着统一的政治、经济、外交体系的西方联邦制完全不同,各地自定其制,自行其是.这种体制,是无法应付内忧外患的棘手局面、适应政治实体面需要的,更遑论推动宪政进程.这种脆弱的平衡不可能维持长久,持续往下的结局只能是:要么全面走向分裂;要么被列强吞并或瓦分;要么重新回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幸亏历史选择了后一种.

　　国民党发起的走向“大一统”的北伐,获得了民众广泛拥护,证明当时人心思统.这并非仅仅是由于千年“道统”在作怪,而说明了人民深恶割据必然带来的战乱,相信只有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才能带来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才能有效推动社会发展(包括民主宪政本身)进程.

　　纵然地方自治中会撒下一些民主宪政的因子,但却无法避免列强相争带来的长期战乱.以国家民族分裂与战争苦难的代价,换取政治理念的点滴实践,这难道竟是“历史的机遇”?“以武力解决党争”,被《辛》文视为内乱之源;难道军阀的混战割据,就“不过是走了样的地方自治”,而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既然地方割据只是一股时代逆流,迟早要被终结;其间的各种制度文化的积累也必然要被洗涤、解构;那么终结当然是来得越早越好.因此,孙文发起北伐,政治正当性充足.纵然北伐后中国也未能免于战乱,但北伐在当时确实是终止割据混乱的唯一可行之法.实际上,北伐胜利后,除了少量“红色割据”外，全国已是一统局面；至1934年长征结束，“红色割据”也所剩无几。如果不是后来日本侵略打断了社会发展各项进程，民国的各项事业应该会有长足进步--看看后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就不能不承认：民主宪政，在当时并非必须；党治国家，也并非无所作为。成王败寇的评说后面，代表了一定的历史规律。而无论是“红色割据”，还是日本侵华，都没有减少、反而增强了北伐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辛》文设想的四个“历史可能性”岔口就只剩下三个，让我们再来继续张望。

　　四，虚君立宪的可能性

　　“虚君立宪”在辛亥年间真的如《辛》文所言、能够扮演扭转历史进程的角色吗？对此我深表怀疑。

　　首先，来看看君主立宪何以在当时未能成为现实，难道真的是由于孙袁的私心自用、欲占“开国元勋的初夜权”所致？

　　辛亥年的中国社会，大致可分为三个成分：最下层是农村广大无知无识的贫民，然后是多少有些政治意识的城镇各阶层市民(包括军人、会党)，再然后是政治、经济、知识各方面的社会精英。

　　辛亥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市民阶层及部分社会精英，革命的动力和目标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异族统治和传统帝制自甲午年起就逐渐被视为国嬴民弱的两大根源，所谓“当时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只是属于部分社会精英的主观理性。“驱除鞑虏”和“建立民国”两大社会目标在当时是不可分拆的。革命的目的不达，革命所积蓄的社会能量就得不到充分宣泄，社会冲突就不可能终止。纵然袁世凯可以凭籍武力强行息止革命、纵使袁黎“君主立宪”协议能够得到奉行，也只能带来一时苟安；动力不失，形势仍会向前，并将聚集起更大能量。这也是袁黎协议后,各省仍然纷纷独立，且协议马上冰消瓦解的主要原因。

　　纵或“虚君立宪”侥一时之幸竟得以构成，是否“必然使真正的宪政建设走上正轨，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难道因此“就将首先成为（主要以武力凭籍作为自身权力根源的）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和需求”？这恐怕也只是当时和后来的理想主义者们一厢情愿的政治臆想吧。

　　一切社会条件都没有改变，实行“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结局何致于截然不同？当时的“各种主要政治势力”，其力量仍是建立在武力之上。袁之能居于强势在此，同盟会（包括后来的国民党）之能居于制衡也在此。袁世凯虽然是“当时被普遍视为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的强势人物”，但一旦离开武力凭籍，他就什么也不是。搞民主政治、政党竞选，他能争得过宋教仁的国民党？除非是国民党自甘拱手相让。但如果那样,搞的就无疑不是“政党政治”、而是类似于“党治国家”的游戏了。

　　权势者绝不会为了“民主立宪”的理念原则而牺牲自我权势，他们的唯一选择是不放弃武力优势、以武力定乾坤。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制度框架，都不可能限制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民主共和制下袁能“刺宋”,夭折政党内阁;在君主立宪制下他就既能刺宋又能刺君；不将“虚君”变为袁氏“实君”，他是不会罢手的。因此，孙文“在手中保留着暴力的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这其实是颇具政治远见的明智之策。

　　如果说君主立宪能够将各种政治势力的运作纳入“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那么民主共和也没有理由不能做到。后者对权力的制衡并不弱于前者。至于说君主立宪“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则完全只是少数人的特殊视角观照。事实证明，对废除帝制“心有未甘”的,只是极少数，其余波是张勋复辟；而对保留帝制绝不能容忍的,则是大多数，其爆发即为护国运动、为洪宪帝制的转眼间灰飞烟灭。

　　强权依旧、政治力量的构成和格局依旧，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结局都不会有何不同。孙文后来对此有深入认识，于是他走回武力斗争的老路。毛泽东后来的成功,也源于及早认清了此一中国“国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在中国玩政治游戏所必须遵循的逻辑。既要玩游戏，又不遵循游戏规律，唯一命运就是被淘汰出局。辛亥后的百年政争史证明：凡是不遵循此一游戏规律的，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凡是成功者胜利者，都是谨守此一金科玉律者。蒋介石毛泽东之成功，是必然；宋教仁陈独秀之失败，也是必然。

　　这样，《辛》文所设想的历史可能性岔口，就只剩下两个了（内阁制与总统制，政党政治与党治国家）。但这两个岔口的意义并不大，因为无论从哪一边（内阁制或总统制）钻进去，由于历史的重力作用，最后都只会从同一个出口（党治国家）钻出来；而不可能走到另一个出口(政党政治)去。

　　五,历史何以轮回

　　几千年中国史,不断上演着宿命的轮回: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的走势,最后总是指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对于延续千年的“秦制”“道统”,人们有理由疑问:是什么样一只巨手,在背后操纵历史的轮回?

　　传统答案大多归结到人的作用上面:商鞅变法,奠定了千年秦制基石;汉武尊儒,祭起了崇尚集权的千年道统;几千年下来,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国民性--这就是中国历史不断沿固定轨迹运转的原因.

　　但是商鞅变法、汉武尊儒,难道仅仅是人为之偶然,难道背后没有历史之必然?千年之中,“大一统”一再被打碎,何以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动复位--反复促使钟摆回到原来位置的力量是什么?这恐怕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国民的偏好、或意识形态的惯性吧？

　　意识形态是现实需要的反射.它本身也多种多样,相互之间也存在竞争.最后胜出的,必定是最适合于现实需要的.同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非是自达尔文时代才开始生效的自然法则;也并非是只适应于西方社会的生存模式.一种政治制度能够延续千年、屡屡被不同的执政集团所采用,其原因只有一个:它最适合于当时环境的需要.

　　不管东方西方,人是天生不喜受拘束的;最多也只是想拘束别人.因此,权力和控制总是要承受反弹,国家是不得已下产生的；专制,一定是建立在强权暴力的基础上.在泱泱大国实行集权专制,更须面对强大反弹,更需要维持极大的专政力量.社会组织、社会系统都遵循简单化原则,如果较简单的组织系统,其功能已足以满足社会需要,那么社会绝不会长期反复地选择和维持一种较为繁复、较难维持的组织系统.如果集权专制不是社会所必须,那么它绝不可能延续千年.中国之所以维系了较其它国家更为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长达数千年之久,必定是因为中国社会有着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特殊需要.

　　几千年的中国,对于中央集权的需要源于维系“大一统”的需要;而“大一统”的需要则源于下述理由:在一个被当时人力尚不易克服的地理障碍封闭起来的大陆,内部分裂即意味着战争;分裂各方的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无可缓冲,战争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手段;要摆脱战乱,统一就成为必须--这是封闭性大陆对“大一统”的独特需要.

　　秦以前的华夏之所以能维持权力较为分散的政治格局,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人类力量更弱小，空间距离即构成障碍;亦即是说,同一地区,被空间的辽阔分隔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央集权的模式“秦政”,本身也需要一个逐渐摸索、逐渐成形过程.到商鞅时期,内外条件成熟了,于是“秦政”横空出世.

　　西欧之所以不需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所以能维持中世纪小国林立的局面,是源于其地理环境的开放性--西欧人确实得天独厚,凭地中海舟楫之便,很容易就可以把触角和利爪伸向非洲和中东.

　　中世纪的世界利益格局与今日有两大不同：一是地理障碍将世界划分为多个独立的利益区，不象今天这样全球一体；因此，才可能形成象中国这样的封闭世界。二是由于当时人类能力的局限性，任何政治体的影响力都受到地理限制，这样就在周边地区保留了一些政治经济利益尚未遭遇各政治体激烈争夺的半开化地带，形成一些列强尚未涉足其间的政治真空区域，为新增政治势力的扩张预留了余地。今天则不同，在任何一个向度上，利益竞争都已饱和，再没有所谓权力真空。今天的政治体要发展，除了自然增长外，要么能找到新的增长源（如新经济），要么就只能把原来占据某空间的势力排挤出去。

　　政治冲突源于各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总是快于政治利益分配结构的调整，冲突的结果总是导致利益格局变化。但在开放环境下，新增力量可以选择向外扩张，因而内部调整不是必须的。尤其在经过计算或经受教训后，人们往往发现在拓展的难度和收益的大小比上、向外发展比向内竞争更为划算。于是向外扩张成为利益拓展的首选目标。正是这种外向扩张对于内向争斗的缓冲，使“大一统”在中世纪西欧没有成为必然；于是高度集权的政体形式也未成为必须。根据简单化原则，西欧选择了较为分散、较少反弹的政治权力分布模型。

　　因此，不同地理特性带来的不同权力结构性需要，是造成中西不同历史路径的根本原因；集权专制在中国的千年轮回，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局限性，其实就是历史的正确性。

　　六，民主宪政的基础和前提

　　辛亥年起，几十年来理想主义者对民主宪政的期盼颇为类似于1848年后100年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期盼。很明显的是，社会主义药方确实能够医治资本主义在当时最为突出的两大症状：生产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人们在当时无法明显预见的是，社会主义也将带来它自己的固有顽疾：短缺经济和社会僵化。当然，民主宪政与社会主义不同，它已经有不少成功范例。但也应当看到，范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脚下有着历史和现实的适宜土壤。

　　民主宪政从某种角度而言,是一种允许社会内部进行公开博弈的利益调节机制，其有效运作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本身没有积累过多矛盾、没有致使矛盾无法调和。当然，民主宪政本身就有一种释放矛盾、使矛盾不致过分淤积的自动调节机制。但是，在一个已经积聚大量矛盾、隐藏不可调和冲突危机的社会，实施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就等于主动释放风险。利益不可调和的矛盾各方，在冲突博弈中必然不择手段、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很可能不会遵循必要的法治规范。因此，走向民主宪政的过程往往演变成社会危机爆发的过程。改良引发革命，革命埋葬改良。所以，历史上民主宪政的演进常常是迂回的，起初往往被控制在矛盾易于调和的范围内实施；因此，民主宪政往往首先只是特权者（贵族或上层）的游戏。

　　同理，当社会面临重大内外危机时，也不宜释放危险、实施向民主宪政的转型；而只能暂时压制矛盾，以原有机制集中力量、全力应付眼前危机。

　　现代工商社会之所以被视为成熟民主宪政的基础，是因为社会关系在其中被简化和突出为经济关系。由于市场经济具有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为社会矛盾各方提供了一个“人人都可能成功”的公开博弈机会，被压抑的能量能够得到温和释放，矛盾不会淤积过甚，一般不会形成你死我活的死结。

　　即使这样，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社会被高度分化为两大阶级，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市场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多少机会，此时两极矛盾难以调和，民主宪政也不具备落实的基础。因此，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狭义的，是并不怎么令人羡慕的，普选权也经历了逐步扩大的过程。只有当社会积累逐渐丰富，资本主义改良了自己的分配制度后，民主宪政才有了牢固基础。

　　由历史自然演进形成的民主社会，社会内部有着走向民主的动力和滋生民主的土壤，可以历经摸索、逐步完善，从最初级形式开始试验；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民主宪政负载了太多的期许和担当，它如果不足够优越，就没有出生的足够理由和自我实现的足够力量。因此，它只能一开始就力臻完善，这就同时要求更牢固的基础。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推行民主宪政，还需要一个前提，即能够随时抵御专制集权的需要和诱惑。这是东方大国独有的诱惑，因为专制主义在东方不但有着适宜土壤，而且还有现实需要：维持大一统的辽阔帝国，需要中央集权的结构性凝聚力量。

　　西方没有这种需要。无论是在曾实行农奴制的西欧，还是在曾实行蓄奴制的美国，明确的世袭等级制，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固化结构的胶质力量。因此，中央集权在那里没有成为必须，它的功能被等级制所部分取代。但在中国这样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维持等级制比维持中央集权更困难，反弹更大（元朝的短命是个例子）；于是物竞天择下，最后形成的是崇尚“以民为本”，没有明显普遍世袭等级制度的相对扁平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中，中央集权的结构凝聚力成为必须。

　　在顺利完成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日本，也有着类似西方的具有某种明显人身依附特征的世袭等级制度。因此，虽然日本自大化革新起即一直在多方面模仿中国，却很少出现中国那种政教合一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等级制的结构性力量抵消了社会对中央高度集权制的需要。

　　另外,正如辛亥年间那样，在社会由专制集权向民主宪政转型的过程中，革命者使用暴力是因为存在反革命的暴力威胁。暴力革命和秘密组织是对抗独裁政权的必要手段，因为其时民主斗争没有可以运作的空间。辛亥年虽然搭建了一个民主共和的粗略框架，但随时都有着滑向极权独裁的危险。在传统政治游戏中，政治是有着严重后果的现实博弈。对于博弈双方来说，胜利都是首要的，失败往往意味着无法咽下的苦果。为了获胜，任何一方都只能竭尽全力；不可能出现某一方绑住自己一只手来与对方较量的情形。这是一种类似经济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驱动机制，这也是辛亥年孙文不得不在“手中保留一张可以随时揭竿而起的王牌”的原因。

　　现在流行的一种历史学逻辑是：如果当时某一方能克己守“制”，历史的进程就大不一样，渐进式的改良就有可能因此按部就班走下去。这显然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极权专制有一种自我走向巅峰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一方的克制忍让未必能换来对方的循规蹈矩,换来的有可能只是变本加厉.宋案后孙文如果不揭竿而起，而是一味“在现有框架中寻求法律解决”,那么确有可能避免一时战乱,但却未必能避免袁世凯走向专制.袁后来终于不顾一切地走向帝制,多少证明了此点.

　　因此,只有当武力不再是特定政治集团的资本,政治博奕的结果不再受武力遥制时,民主宪政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切实、持续的运行.否则,所谓民主宪政,其机能必然是被扭曲的,其实质只能是一种点缀.随时有着被扯下来扔到一边去的危险的民主宪政,必然会在“劣法驱逐良法”的恶性竞争中正式被扔到一边.但是,这当中也有例外:当拥有绝对武力优势的政治集团,因种种原因,本身有着实施民主宪政的需要和冲动,衷心推动民主化进程时,历史的机遇就来了--世界史上不乏这种先例.

　　显然,辛亥年的中国并不具备这种幸运.袁世凯并没有实行真民主的客观需要和主观冲动.袁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只选择历史和现实为他本人早已安排好的路径.孙文的处境背景,与袁大不相同.如果辛亥年掌握武力决定权的是孙文而非袁世凯,那么历史的路径可能大不一样--当然,民主仍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它确有可能历经怀胎十月后,平稳降生;就象1949年后的台湾.

　　七,结论

　　因此，历史在辛亥年并没有留给中国人多少选择;所谓“历史的岔口”,只可张望，无法趋入;虽然有了些许阳光雨露,民主宪政的土壤,在辛亥年还很贫瘠干涸,不可能结出甘甜果实。所谓“历史的可能性”,实质上只是不可能性--辛亥年演绎的是历史的必然。“心有不甘者”,总觉得中国的近代史,不应如此“令人气馁”，于是才会翻来覆去地在历史的必然性中寻找“可能性”的“岔口”吧。

　　我不是历史决定论者.关于历史,我的看法是:过去的都是必然的,未来只是或然.当然,历史人物的主动行为也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当然要件.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总是以个体形式存在着和表现出来.任何个人的主动性,其所面对的都是整体环境(包括众人、他人)的确定性;因此,个人行为最终也只能遵循客观的必然性。

　　以上所言,颇似在为极权主义唱赞歌,很多人也可能因此而不爽.所以,笔者有必要申明:我只是就史论史,只是针对当时中央集权为政治实体面之必须的客观情势来言说.任何现实的合理性,都建立在一定历史性的限定下.逝者如斯,如果历史已发展到专制极权已无力应对内外困局;不但不能解决问题,本身还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时,那么合理就转化为不合理,极权专制也就到了应该寿终正寝的时候,社会政治的转型也就不可避免了。

　　作为一种理念,我完全同意《辛》文末尾所言：“接受现实，力求改良，告别革命，反对激进”。但正如朴素兄所言,知之惟易,行之惟艰.历史,有它自己的逻辑；人,往往只是历史给定条件下的被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