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似水，民动为烟”

——1954，《红楼梦》讨论再回首


韩毓海

《红楼梦》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晚清时代，北京文士对《红楼梦》的热爱就已经到了“开口必谈”的地步。而在整个20世纪汗牛充栋的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有这样几个名字大概是最不能忽略的：毛泽东、胡适、俞平伯、蓝翎和李希凡。俞平伯的校订使我们有了一本“曹雪芹的《红楼梦》”，蓝、李的文章终于将《红楼梦》研究由考据学推进到文学领域，而由胡适考据派的垄断造成的《红楼梦》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被打破，则是由于1954年毛泽东亲自介入而展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

而今时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重新回首当年的讨论，当然既是为了对我们的前人作出“同情的理解”，同时更是为了从中汲取对当前的文化建设之启发意义。只是今天的年青人对那场震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和文学界的讨论，恐怕已是感到陌生，所以许多事情，我们的确还需要“从头说起”。


一，“大人物”与“小人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北大教授俞平伯也正好49岁。不必言及他显赫的世家（俞先生的曾祖俞樾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清代杰出的经学家和诗人，《群经评议》、《古书疑义举例》的作者，以及《七侠五艺》的改编者），作为新文学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和学者，这位194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新诗《7月1日的红旗雨》讴歌建党28周年的教授，毫无疑问是当时被新社会器重的“大人物”。

只不过，由于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之后的历史叙述，把他推向被“红”批评的“白”的一方，今天就很少有人知晓俞先生与左翼文化界以及早期中共的深刻渊源了。早在1920年代初，中共创办上海大学，宣传社会主义并培养年青党员，俞平伯就任教于该校文学系，与瞿秋白、矛盾、邓中夏等“革命党”同事，当时的俞先生起码属于颜色偏红一族，这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进步文学青年丁玲和密友王剑虹（瞿秋白的爱人）都是俞的学生，丁玲后来的回忆，勾勒出一个顽皮女生眼中的名人兼名师形象：

王剑虹则欣赏俞平伯讲的宋词。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既深情又韫籍的词句中，给人以感染。

将“革命倾向”与“诗和学问”凝聚在一起的独特校园氛围，自然最集中体现在俞平伯的同事瞿秋白身上。丁玲眼中日常的瞿秋白是这样的洒脱：

他每天穿一件舒适的、黑绸的旧丝棉袍，据说是他做官的祖父的遗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他们还一起读诗，中国历代各家诗词，都爱不释手，秋白还会刻图章，他把最喜爱的诗句，刻在各种各样精制的小石块上。

这回忆使人惊讶地看到，当年身居革命要职而又忘情其于中国古典世界的瞿秋白，与他年青的“进步同事”俞平伯在气质与趣味上，其实并不乏相似之处。

1954年《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俞平伯被树为了“胡适派”的代表，这其实是大有些冤枉的。因为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中，俞先生长期被视为“鲁迅派”（俞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第一篇小说《花匠》即被鲁迅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在知识圈的“公议”里，这恰好与胡适为代表的“没有中国学问”的美国方法“搬运夫”们相对立。鲁迅的老弟周作人1932年划分新文学流派的纲领性文献《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胡适代表的美国留学生派的创作讽刺为“透明无味”的“水晶球”，而作为其对立面加以肯定的，恰是俞平伯的“深厚韫籍”的“中国现代性”。而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也恰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率先对胡适派“新红学”进行批评的，实际上倒正是俞平伯（早在1925年，俞就提出必须从“文学”而不是“考据”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余英时还考证出，把胡适的“唯心主义方法”搞到登峰造极的应该算周汝昌（及其1953年的《红楼梦新证》），而讽刺性的却是：1954年俞被树为胡适派代表时，恰是“周汝昌的批判文章把俞平伯与胡适并排漫骂”。

而在1954年的大讨论中，与俞平伯这位“大人物”对举的两位“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在写作引发大讨论的《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时，还是犀利、淳朴、气盛的山东大学高年级大学生，只不过“萝卜虽小却长对了地垄”，1950年代的山东大学在与华东大学合校后，人才荟萃，其文科之“学术水平”并不输于俞先生任教的北京大学（其能包纳新学问、新思想或许还在其上）。山大的两任校长成仿吾和华岗，前者是30年代“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后者作为文艺理论家，与左翼文学理论的旗手胡风关系极为密切，都算是左翼文化界的理论领军人物。何况名师出高徒，给蓝、李这班同学上古典文学课讲解《红楼梦》的教授，即是当年与俞平伯同时驰名五四文坛的女作家冯沅君（老舍、沈从文、丁西林、高亨、高兰、陆侃如均曾任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此，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讨论自然要涉及到新文学旧纷争，更进一步牵动了左翼文学理论内部绵延不息的争论。

实际上，1955年，胡风也正是在毛泽东鼓励“小人物”的指示感召下，才写了著名的“30万言书”，在替被文艺界的领导人长期压迫的广大“小人物”抒发愤懑与不平之余，更重新揭开了左翼内部的旧伤疤。根据聂甘弩的回忆，胡风当时猜测，“小人物”之所以被压制，乃是由于领导文艺界的周扬得到了“南北两乔木”（胡乔木和乔冠华）的支持，而被视为党内两大笔杆子的“两乔木”都是俞平伯的得意门生，这才使得主管《文艺报》的冯雪峰不敢开罪俞平伯这个“大人物”。1965年胡风被“监外执行”，迁居四川，聂甘弩送他的礼物竞是俞平伯校勘的《红楼梦》80回本（聂因为受胡案牵连，不但被免去中南文联主席之职，而且投身革命多年，竟然连党籍也搞丢了），意思是让胡风学习俞平伯，好好研究《红楼梦》，少在人事关系上捕风捉影自寻烦恼――或者说，经此一劫，能够锻炼得无知无欲，牢骚太盛防肠断，何妨也“因色见空”。

今天看来，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中的“大人物”俞平伯，以及其批评者“小人物”蓝翎、李希凡，既然分别被树为“典型”，其实也就清楚地表明：作为“典型”，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所谓“大人物”、“小人物”是针对文化秩序的符号化、或者比喻性的说法，也就是说并不专门针对他们这三个具体的人，1954年的讨论当然是“对事不对人”的。比如正是毛泽东提议将俞增补为全国人大代表，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结尾，他还特别慎重地加上了对俞平伯“当然是要采取团结的态度”的关键一句。1956年科学院评职称，周总理、胡乔木等均赞成将俞评为当时全国凤毛麟角的“一级研究员”，其中的理由就是俞“有真才实学”，1963年俞先生校勘的《红楼梦》发行量达14万（“毛选”发行量当时只有5万），俞平伯所作的这项功德无量的工作，是将历史上辗转传抄的《红楼梦》各种版本比对校勘，特别是将前80回从程伟元、高鹗“混编出版”的120回本中剥离出来，基本恢复了曹雪芹创作的原貌，属于名副其实的“盛世修史”。据说毛得知后很高兴。更有趣的是，俞先生组织北京昆曲研究社，康生一直是积极参与者，出钱出力，很是投入。倒是对写出了重量级理论文章的“小人物”李希凡，毛泽东后来说了更为严厉的话：1957年3月16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再次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辩护，顺便这样谈到李：“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

今天看来，1954年当然算是严肃的理论论争，是毫无疑问的“文斗”，而绝非触及灵魂与肉体的“武斗”，《红楼梦》研究的论争并非后人所简单理解的“大批判”和“整人”，历史确实是错综复杂的，如果说到在党内的“人脉”，俞先生原本也并不见得比别人浅，论萝卜也是里面红的“心里美”。当然尤其不好说蓝、李禀承“圣旨”整肃俞先生，事情全都是毛泽东事先布置下的局，事实是：毛泽东确实是偶然看到了蓝、李的文章，赞赏之余，江青推荐《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未果，于是才有了毛泽东那封著名的信。《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给政治局的）字数很少，但立意甚高，爱才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确乎是旷世手笔，半个世纪过后再读，令人感慨系之。


二，范式危机、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


从现代文化历史上看，被毛泽东批评、反对过的人物，往往都不大高明，这其中当然就包括胡适之先生。而今胡适重新成为学术“正统”、摩登圣人，势头压倒鲁迅，以至于文化界几乎重新回到了“开口必谈胡适之”的时代，我们恐怕就更加不必随波逐流，也跟着去拍马屁、当“追星族”了。

胡适代表的“新红学”属于“浅薄而不长进”，其实早就陷入“范式危机”，对其进行学术批判是势所必至，理固有然――指出这一点的，其实不仅仅是毛泽东，更不仅仅是蓝、李两个小人物，如今看来，最具代表性的倒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余先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重镇，如果论意识形态色彩，他该属于偏白而非偏红的，而偏偏是他指出胡适学术研究的毛病其实是和尚头上的虱子，被拿下只是个早晚的问题。

余英时的理由是，一切科学学科都由“范式”和“技术”两部分构成，技术失误固然贻笑大方，但如果范式或者前提错了，则技术再好也毫无用场，好比一旦开普勒假定太阳围绕地球转，那么无论他在研究手段和技术上如何先进和精密，最终所能证明的也只能是自身范式的荒谬而已。而自《红楼梦》诞生后产生的两大“红学”流派：索引派和考据派，犯的恰恰正是这种研究“范式”和学术前提的错误。

比如以蔡元培所代表的“索引派”的研究前提是：《红楼梦》乃一部“排满”的民族主义小说，是抒写汉人亡国之恨的影射之作，这种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却最终不能不使“红学”成为清史之“野史”的猜谜和捕风捉影。而胡适所代表的“考据派”则更糟，它将《红楼梦》理解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从而使得红学沦为“曹学”乃至“曹雪芹家史研究”或者“家谱研究”不可避免。索引派和考据派都犯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或者范式错误：就是忘了《红楼梦》首先是文学、是小说这个起码的事实。

在如此错误的范式指引下，进行了无数汗牛充栋、“失事求似”，乃至于福尔摩斯探案式研究，而最终唯一能够确定下来的结论竟然是：“《红楼梦》确实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而“究竟哪些是曹雪芹写的”，则依旧还是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哪些是历史上传抄者们的增删，哪些又是1791年程、高出版120回本时的增删，这个问题是1963年俞平伯的校勘本出版后，才基本得以解决――或者说，到1963年终于才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曹雪芹的《红楼梦》”）。可见，倘范式、前提错误，则所谓用功、刻苦和先进技术统统白费，这就是同是过来人的郭沫若在1954年批胡适时一语中的置疑：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何能说是“科学的方法”？如果假设和前提“不小心”或者干脆是荒谬的，则技术上再“小心”也无非是错上加错，弄不好就沦为披着科学华服的大规模、旷日持久的学术造假运动。郭因而才说：真正的科学方法其实与胡适的口诀相反，应该是“小心假设、大胆反证”。――借着“小人物”童言无忌揭开的盖子，郭老总算戳破了一层早就蒙不住了的窗户纸。

问题是，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头上既然明摆着如此明显、亮丽的“虱子”，却为什么会长期被科学研究所忽视（或如毛泽东所谓“不能触动其毫毛”）？这说到底，还是因为胡适不但是个“文化霸权”（“文化合法性”）的象征，而这个文化秩序又与一个社会秩序密切联系，胡适长期亦官亦学，朝野兼顾，天下没有比他更八面玲珑的了。而作为文坛与学界盟主即“老大”，他的能力大大超过一般官僚，能做到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胡适之校长权威之大，到了一句话就可以将黄侃开掉（黄侃是俞平伯的主婚人之一），随口即可解散北大一个学科的地步，因此，搞学问混进文化圈，不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恐怕绝是不行的。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身处在考据派的研究范式中，就永远不会发现胡适有什么错误，身处在胡适所代表的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中，也就永远不会怀疑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荒谬。即使有人指出胡适派明显的错误，他也不会被整个文化秩序所接纳和理解，这也就是深谙学术界即名利场的余英时所说的：“明白人不是没有，只是有也没用”。

其实王国维早就指出必须把《红楼梦》当作美学和文学来阅读和研究，可惜王国维太想不开，不积极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反而是跳湖早死，而身后自然无一批拍马的学生，当然更没有形成“学统”。而俞平伯从文学角度对胡适考据派的批评，自然也要比蓝、李两个小人物要早得多，除了1925年的《红楼梦辩的修正》，1954年初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说的就更清楚：不能把《红楼梦》当曹雪芹的“自叙传”，更不能把《红楼梦》研究搞成“曹雪芹家谱研究”，俞的这些观点尽管并不系统，但也证明指出考据派方向上的错误，显然绝非蓝、李两个“小人物”的独家发明。只不过由于俞先生自己还要在北京大学胡适之的徒子徒孙们之中讨生活（俞先生升任“一级研究员”，是北大文学研究所划归了科学院之后的事），所以有些抹不开面子，理直不能气壮而已。

这就表明：一个观点、一项研究、乃至一种行为，其实并不能因为其“科学”、“正确”、“有创见”就会被“学术界”或“文化界”所欣然接受。因为“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一个文化秩序、一种“学术规范”，乃至一种正统地位和学术权力。在这个意义上，1954年毛泽东所要批判的确实不是胡适，而是以胡适为“文化霸权”、以技术和形式主义为范式的文化秩序，老人家看不惯的，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在“规范”、“权威”面前纳头便拜的柔软身段。而这种柔软身段或者“皮厚骨头软”，恰恰被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治和党派”的姿态掩盖着。

按照社会科学的一般看法，对文化起制约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东西：意识形态（Ideology）和文化霸权（hegemony，或者叫文化合法性），前者通过政治权力起作用，实际上比较表面，而后者则通过文化秩序和学术权威起作用，作用则更为深层。因此，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真正“独立”，也不能仅仅看他对待“政界”的态度，更要看他对待“学术霸权”的态度。因为压制学术发展的，不仅仅是“党阀”，往往更是“学阀”，是胡适这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新八股”。如果只是空洞地“反官方”而不反学术恶霸，乃至于本身就是学界的恶霸或者帮闲，仅仅有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姿态，而没有对文化秩序合法性和学术霸权更深一层的反思，这也根本就不是、也不能叫什么“学术独立”，离所谓“思想的清醒”尤远。而记住这一点对今天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至于蓝翎和李希凡所以能够一鸣惊人，以小人物之身而将大人物批得“体无完肤”，特别其正义在胸、真理在握的姿态之获得，当然也并非是因为背后有毛泽东撑腰（这是他们写文章时根本没有想也不敢、不会去想的），首先是因为山东大学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们得以置身于一套与“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中，而这个新的文化秩序，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分化，挣扎于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1942年的黄土高原浮出历史地表，最终在1950年代获得了巨大感召力。蓝、李二人正是在这一新的文化秩序的成熟期“学成文武艺”的，处在山东大学这样一个新文化的“特区”，可以不拜、起码是少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既是“小人物”，也就更没有什么“文化负担”，自然是直抒胸臆，敢想敢干，说穿了，他们当年本不过是喊出皇帝在裸体YX这一真理的两个小男孩，属于童言无忌、一锤鼓破的煞风景之举。如今想来，作为观看“胡适之先生”长期裸体YX的后排观众，他们的文章是在非常边缘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刊载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有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的习惯，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肯定会被淹没在大量汗牛充栋的文字垃圾中。


三，“热带的忧郁”与“热月的激情”


而俞平伯之所以不能如同两个年青的小人物那样旗帜鲜明、真理在握，反因其立场模糊和丧失“倾向性”，竞被错误地划为“胡适派”，除了他处在充满胡适徒子徒孙掌握“学统”的文化中心，心里即使有苦，但却早已“颜色自明”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倒是他独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使然。文化相对主义意识在他是长期形成的，可谓根深蒂固，他更用佛教的“像“和”万法皆空”表述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立场，并移情于《红楼梦》研究。加之1950年代的俞平伯，像大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面临新文化秩序、旧文化秩序之间的“转轨”，无论从思想还是情绪上，更加强了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意识。

在旧文化和新文化秩序两者之间徘徊的“相对主义”立场是指：一方面，从这种角度看上去，所有的文化秩序、学术规范都是“特定的”和相对的，只要是个“圈”，那就都不会让人自在了，另一方面，他当然也明白：一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秩序，或者站在特定的文化秩序之外说话发言，离开特定的那个“圈”，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听从，彼此视为行为怪诞，逻辑不通不说，弄不好还会搞成“敌我矛盾”――与其进行盲人摸象式的吵架，搞得“擦枪走火”，那还不如各自像人类学家那样，先对自己的“田野”和“自留地”进行整理、调查为妥。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形象地解释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说：这正如一个来自欧洲“文明社会”的异邦人，无论自诩为多有“文化”，总是会被土著人视为“野蛮人”（即使他会土著语言也无用），迷失在“文化的热带丛林”中。而反过来，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土著人，同样也会被某个目不识丁的欧美粗汉笑话为“野蛮”，在大都市里，也许只有马戏团还给他留着位置。这种“异文化”造成的精神上的困扰，如同感染热带病一样，被施特劳斯形象地称为“热带的忧郁”。其实这用来解释1950年代面临着新、旧两种文化秩序的中国知识界共有的情绪，恐怕也是很恰当的。

如果借用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忧郁的热带》的方法来分析，老一代知识分子进入“新社会”，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的下降，而是意味着从一种文化秩序进入到另一种文化秩序，这就相当于一个土著，由热带丛林进入美国的钢铁大楼的丛林（或者反过来也一样），他们首先面临的是“文化地图”的失落，丧失的既不是社会身份也不是银行存折，受到的既不是经济恐慌更不是刺刀的压迫，而是“解放”和随着解放而来的理解能力的困境，是“兴奋”和随着兴奋而产生的表述这个新世界的语言的缺失，用时髦的说法，这是典型的“文化转轨忧郁症”，这也许就是许多老作家搁笔和失语的原因。

也恰是20世纪初面临着西洋文化冲击的王国维在评论《红楼梦》时，用最经典的语言来表述了这种“文化转轨忧郁症”：对于旧世界、旧社会和旧的文化秩序，是“能信（理解）而不能爱”，而对于新世界、新社会和新文化，则是“能爱而不能信（理解）”。而这用俞平伯评论曹雪芹的话就是：“对于旧世界有批判也有留恋，对于新世界有向往也感到虚妄”。或者说，正是由于文化秩序转换而产生的“相对主义”意识，导致了施特劳斯所说的“热带病一样的忧郁”――在施特劳斯看来，这就是摆脱文化独断沦和文化霸权意识的“清醒”和“觉醒”――不过用俞平伯（或者《红楼梦》）的语言来形容，那也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因色见空”。

年青人（如蓝、李）因为对于新的文化秩序的“爱”而且“信”，获得了高度的自信，当然也产生了必然的独断，而这也许就是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18日》中所描述的“热月的激情”。这就是指：在革命的热月，革命者并非是要进行意识形态的统治，而是要通过激情澎湃的言论和鲜明的倾向性，去鼓舞起义，是在事实上推翻旧世界之前，事先在文化领域里取得合法性，是在旧世界在武力和财力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事先在正义和真理上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葛兰昔所谓“知识的战术”(war of manoeuvre)，恰恰是毛泽东所最为欣赏、也最为擅长的，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创的“宣言”式文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正如陈布雷所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武力失败之前，率先已经被毛泽东从文化上打败了，换句话说，早在1949年垮台前，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合法性”，其实早就丧失了。而在毛泽东看来，文化的政治，特别是保持文化上的革命性或者先进性，不仅仅是在革命的热月或者革命过程中，而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革命的阶级而言变得尤其重要了。这种“文化革命”的看法影响了新中国的的历程，也决定了毛泽东对“小人物”文章的欣赏。

但是，与蓝、李这些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不同，陷入了“新旧文化转轨症”，或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意识”的老一代（如俞平伯），则在走向彷徨的同时，反而收获了清醒――这大概就是俞先生晚年常引用的：“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这里的意思显然是：经过的海水多了，往往也就不敢自信自己发现了新大陆。正因为真正经历了“天翻地覆”，心情上反而不至于“慨而慷”了。这其实也就是鲁迅所谓：“见事太多，即多疑虑，反而不易勇往直前”之意。


三，蓝、李好辩，“红学”以明


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恰发生在第一部《红楼梦》评阅本出现（1754年）后的200周年，这也算是个因缘巧合。今天看来，1963年出版的俞校80回《红楼梦》使得我们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曹雪芹的《红楼梦》”，俞平伯的工作起码算是给了200多年的历史一个明确交代。而蓝、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则开启了从文学角度研究《红楼梦》的未来方向，终于将《红楼梦》从“考据史”纳入了“文学史”，应该说，这都标志着新中国文化建设前无古人的巨大成就。而人类巨大文化的成就的取得，总是离不开批评和争论，进而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深刻的误解、过激的争吵，一旦放开视野，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多少年下来，我们如果只是对那些误解、争吵感兴趣或耿耿于怀，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将这些误解、争吵任意地夸大、炒作，那么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就只能是：新中国的文化几十年来只有无聊的争吵和钩心斗角，这就是掩盖了许许多多通过严肃的争论才能所获得的真正的成就。

一部《红楼梦》，道学家只看到淫，革命党只看到了“排满”，才子们只理解为三角恋爱，那是其各自视野的局限使然，同样的，对一个伟大的建设时代，如果我们只看见了钩心斗角的黑幕，长了黑色的眼睛，但却不能看到光明，那也只能说明自己心胸太过狭窄，心理过于阴暗。而这样的历史观，往小处说是太“小家子气”了，往大处说那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觉得正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使得我们忘记了那固然是艰苦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但也是奋斗的年代、创业的年代，发奋图强的年代，忘记了毛泽东悲怆而激越地指出的：“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道路”，尤其更忘记了俞平伯、钱钟书等“老人家”和蓝、李这些“小青年”都不是一小撮“精神贵族”（label for a small professional group），而是大变动的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简单说他们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代表当然不合适，但是他们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自觉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俞先生就不会真诚地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是一世纪来没有的，这是半世纪来没有经识过的”，“迈开第一步的万里长征”（俞平伯《7月1日的红旗雨》）。而长期以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在某种类似于“还乡团”秋后算帐的心态支配下，我们的视野长期不能从狭小的个恩怨（报复与反报复？）中解放出来，我们的文化界的整个心态，至今也还不能从80年代的“诉苦”、“控诉”、“伤痕”中走出，如此倒妄想产生什么“大历史的视野”，幻想什么“文艺和文化的春天”，那简直等于痴人说梦。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首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作为后来者，最深的感慨和教训也许是两点：一方面，将正常的学术讨论发展为“大批判”当然是个灾难，更是必须严肃汲取的教训，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需认识到的却是：在重大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上，如果没有健康的、有深度的、与现实相关的学术批评、讨论和争论，那么学术和文化不但无法发展，而且只能停滞不前，甚至会陷入另外一种灾难。

对于重大理论课题进行讨论和争论，是科学和学术发展唯一的创新机制和纠错机制。离开了对于重大理论问题的健康、深入的讨论和争论，所谓学术秩序、文化秩序、学术规范乃至“知识界”、“文化界”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甚至也会沦为“把头统治”的利益共同体或者“门派”（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1954年之前胡适统治的中国学术界的确就是如此。

韩愈曾经表彰孟子说：“昔者孟柯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如果没有两个“好辩”的小人物“不识好歹”地跳出来，对于胡适派的研究进行批评，以唐吉柯德状挑战大风车，那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可能至今还只有“两家”，甚至就是只有一家（考据派）而别无分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的其他问题，就完全抹煞当年“小人物”身上的理论勇气和民主精神，更不能因为健康的学术批判和讨论机制曾经被破坏、滥用、误用过，就反过来拒绝一切讨论和批评――如果那样，就等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我认为，这后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尤其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当年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今天看来，其价值起码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指出《红楼梦》不是作者的“作序传”，更不能被简约为宝、黛、钗的三角恋爱传奇。理由是：《红楼梦》是一部“多音合鸣”的巨著，它不是写了“几个人”，更不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展开，而是“写了一群人”，仅主要的女主人公就有“十二钗”之多，而且，这群人几乎每个都有鲜明而不可替代的性格，都是不能替代的“这一个”，这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成就。进一步说，推动作品叙述不断展开的，也正是这种“多音合鸣”的结构，正是这样“一群”性格鲜明的“众声”（众生）的语言和行动，而完全不是哪一条单一的线索，更不是作者头脑中固定的某一个观念――蓝、李文章的概括说：《红楼梦》的一个基本成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超越了作者的世界观。”第二，《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这里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本质化的士大夫文化、家族文化。《红楼梦》的文化成就，恰恰在于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既有家族的，也有性别的，既有官场的，也有下层和奴仆的，既有所谓“高雅的”，也有所谓“通俗的”。更进一步说，《红楼梦》正是通过揭示不同阶层、等级、性别、语言的文化和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矛盾和斗争，既呈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长卷，更呈现了中国文化的“流变”，这种呈现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而用蓝、李的概括就是：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文化（是否叫封建文化可以另说）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而不是单纯“为士大夫阶级唱挽歌”，这是《红楼梦》的另一个突出成就。

而倘若把蓝、李这些今天看起来依然能够禁得住时间考验的理论观点用最简单、深刻、优美的话概括起来，我想那也不过就是俞平伯晚年留在台历上一句诗：“人心似水，民动为烟”，――我觉得这也是俞先生对于那场讨论的总结，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对于蓝、李观点的“同情的理解”。

因为这句隽永的诗意味着：“作者”不重要，他写了什么才重要。它还意味着：只有摆脱了个人的利害和欲望，让心灵沉静下来，才能用这心去包纳泥沙俱下的历史，倾听多音合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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