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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一篇讲中国近代史的旧作，作于今年四、五月间，在箱底压了半年多，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故在十月间，放在博客上，供大家阅读批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走过的历史进程，还是富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这一百多年如果以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分界的话，前面我们是在民族危机和灾难深重中跌跌冲冲地慢慢跋涉过来的，49年以后的历史，我们同样也是摸索中不断前进的，邓小平说过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换一句话，我们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摸索着前进的，现在人们喜欢说中国的崛起，换一句话说从49年起，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逐渐摆脱别人的指挥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吸取了不少教训，但毕竟走过来了，中国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已是举世瞩目的对象了，我们并不讳言，我们还存在许多问题，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那一个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们可以站着摸索着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又是与世界各国人民最友好的国家和民族，总结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和教训，都是为了使我们走得更坚实、更有力。我们不会忘记先烈们的牺牲和功勋，不会忘记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也不会漠视前进途上还有不少艰难困苦需要我们去努力战胜，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沿着先辈们的足迹，不屈不饶地继续奋勇前进！我们深信将来会更加美好！前途更加光明！由于文章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全文的重点只能放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全文较长，我准备分五次刊载。全文共有十一小节。

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一）

朱永嘉

目 录

一．导语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三、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的“最精之大义”究竟是什么？………………

四、清廷《宪法大纲》的历史背景、制订过程及其颁布后的影响……………

五、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形势……………………………………………………

六、孙中山的让位于袁世凯是出于“道德光辉”吗？…………………………

七、民国初年的多党制试验………………………………………………………

八、走马灯似的三次内阁改组……………………………………………………

九、国会的选举与宋教仁被暗杀…………………………………………………

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与国会的无疾而终………………………………………

十一、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一．导语

明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是一次典型的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清朝统治为其宗旨，它的政治遗产便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起草的《临时约法》，它是照搬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同盟会的宋教仁是道道地地的议会迷，他正是为了国会选举被袁世凯暗杀的，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历史进程，值得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辛亥革命前后这一百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日子，然后给它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价。当然，辛亥革命不是突然从天而降的，许多问题我们得从清末的种种状况说起。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不同认识

前一个时期我读到李泽厚与刘再复二位先生关于《孙中山评说》的对话，李泽厚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有二种选择，一是康梁主张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暴力革命’之路，现在看来，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好得多，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刘再复跟着发表妙论说：“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等政治强人就缺乏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所谓孙中山的道德光辉，也就是辛亥革命后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把总统宝座让给了袁世凯，也就是把国家权力交给了袁世凯。今天刘再复说这个话，是要中共把权力交给谁呢？怎样才能发扬“孙中山那种道德光辉”呢？

我记得杜光先生也有过一段非经典的话，他说：

“袁伟时教授二〇〇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报告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话：‘我们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体上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什么是光绪皇帝和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呢？就是宪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九〇八年，清政府颁布《宪法大纲》，而且拟订了实施这个大纲的逐年筹备事宜的清单，列出君主立宪的九年规划，但这个进程被辛亥革命打断了。袁伟时这句话的意思，我想无非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要实现清朝皇帝没有实现的宪政民主，继续民主革命的未竟事业。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民主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取代国家政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垄断，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

从这一大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杜光先生的意思是，整个一部中国现代史应该重新评价，应该遵循清末宪政运动的路走下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切都走错了道路。

这里应该弄清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是谁打断了立宪运动的进程？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宝座给袁世凯仅仅是“道德光辉”吗？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究竟在那里？这一百年的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有没有走错路？这一百年历史，中华民族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只要把历史事实客观地摆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自然也就清楚了。

袁伟时、杜光、李泽厚、刘再复等先生的二篇文章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涉及中国现代历史带有根本性质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依照杜光的说法，袁伟时教授报告提出的问题是“非常幽默，非常极端，又非常深刻”的问题，连用三个非常作为叠词，那我们也应该非常非常认真地思考一下，他们所提供的结论，究竟是否正确。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应该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所以我们应该先认真地讲一讲当时的历史事实究竟是什么状况，应该怎么来认识从清末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历史、现实、未来这三者的关系总是环环相扣的，正确地看待历史，是为了正确地评估今天并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历史是客观存在，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篡改历史，无非是为了依照他们的意图欺骗不明真相的青年，从而达到他们改变历史方向的目的。当然，这只能蒙骗一部分人，他们永远不可能改变历史继续前进的步伐和方向。

三、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的“最精之大义”究竟是什么？

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原文还在，不是光绪皇帝，而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这份《宪法大纲》“最精之大义”，“不外数端，一曰：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曰：君主总揽统治权，按照宪法行之；三曰：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应尽之权利义务而已。其余节目皆以此为根本。”这就是清廷所颁布《钦定宪法》的宗旨，具体在宪法大纲一章，“首列大权事项，以明君为臣纲之义，次列臣民权利义务事项，以示民为邦本之义。虽君民上下同处于法律范围之内，而大权仍统于朝廷。”故“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关于君上大权，其云：

“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一，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命颁布者，不能见诸施行。一，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之权，解散之时，即令国民重行选举新议员，其被解散之旧议员，即与齐民无异，倘有抗违，量其情节以相当之法律处治。一，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一，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君上调遣全国军队，制定常备兵额，得以全权执行，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一，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一，宣告戒严之权，当紧急时，得以诏令限制臣民之自由。一，爵赏及恩赦之权，恩出自君上，非臣下所得擅专。一，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一，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惟已定之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法律为君上实行司法权之用，命令为君上实行行政权之用。两权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废法律。一，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惟至次年会期，需交议院协议。一，皇室经费，应由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支，议院不得置议。”

以上是关于君主权力的规定，总之决策、司法、行政、外交、军事、人事、财政、戒严几乎所有国家的权力，都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上，这里哪有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杜光称之为普世价值的东西呢？

关于臣民的权利义务，《宪法大纲》也有规定，其云：

“一，臣民中有合于法律命令所定资格者，得为文武官吏及议员。一，臣民于法律范围之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一，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一，臣民可以请法官审判其逞诉之案件。一，臣民应专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一，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

总之，关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都限定在君王钦定的法律范围之内，这哪里有什么天赋人权的概念？

关于议院组织的相关条文，其云：

“一，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一，议院提议事件，须关乎全国共同利害者，不得以一省寻常地方之事提议。一，君上大权所定，及法律上必需之一切岁出，非与政府协议，议院不得废除删削，其细目另于会计法内定之。一，国家岁入岁出，每年之预算应由议长协赞。一，行政大臣如有违法情事，议院只可指实弹劾，其用舍之权仍操之君上，不得干预朝廷黜陟之权。一，议院所议事件，必须上下议院彼此决议后，方可奏请钦定施行。一，议院有上奏事件，由议长出面具奏。一，议员言论，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语，及诬蔑毁辱他人情事，违者分别惩罚。一，议员开会之际，议长有指挥警察整饬议场之权，如有违议院之法律规则者，议长得禁止其发言，或令退出议场。一，议员如有不合选举资格者，由议长审查得实，随时立予除名。”

这些关于上下议院议事的种种规定，最根本的是议院没有决策权，只有建议权，决策权集中在君王手上。可以弹劾大臣，但没有罢免权，用人权仍操于君王之手。一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议院可以协赞，但没有否决权，最终由君王定夺。议员在议院发表言论，亦受限制，那就是不得对朝廷有不敬之词，更不用说对君王的非议了。总之，上下议院的议员只有参议的权力，这个参议也是有限的。至于议员的选举，在选举法上，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亦有种种限制。

我们只要认真客观地分析一下，这样一篇《宪法大纲》，它追求的决不是公民之间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力和权利，它的宗旨是为了巩固君权需要服务的。中国近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目标只能是，对外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阴谋，对内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怎么能以这样一篇《宪法大纲》作为它的出发点呢？认真读一下这份《宪法大纲》，其中的是非应该不言自明了。所以，那些朋友要纪念这份大纲发布的一百周年，究竟能纪念它什么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