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复旦旧人旧事之二

按：

     这是我二〇〇四年写的旧稿，是继回忆周予同之后的第二篇讲复旦旧人旧事的稿子。我与谭其骧老师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从五〇年进学校起，一直在工作上有来往，这篇忆文是根据他日记及几位同学一起回忆凑合起来的，讲谭先生在参加土改中的那股认真劲儿，以及他如何深受当地贫下中农欢迎的状况，他所表述的当时农村贫穷的情况非常真实，讲了五河、灵璧地区的地理历史典故，讲了他夫妇生活中的苦恼，说实话有一些细节，我还是有保留的，有时候出于善意，在某些细节上为尊者讳，还是应该的。当时没有地方发表这篇文章，过了六年偶尔翻到这篇旧稿，觉得还是有点意义，意义在于谭老师日记所记录的真实状况。它有别于正规的新闻报道和纪念文章，如果着眼点在宣传和舆论导向，那就难免有官腔和官话。现今时尚提倡讲真话，谭先生的日记是讲了真话，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是出于所见所闻在自己内心引起的感慨和记录，故能记录当时的真实情况，没有为了给人看而有的那种虚情假意，或者为了防止出漏子而有所隐，所以一是一、二是二地真实动人，它有别于场面上的官腔官话，故他的日记值得一读。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后传》实际上是谭先生日记的摘录。他日记的原稿在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其骧文库那儿，这个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五○年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以及他的心路历程，这四十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风雨雨的四十年，谭先生是知识分子中的幸运儿，这可以帮助我们透过一个一个知识分子四十年的经历，理解这段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真希望它能早一日真实地，一字不改地面世。再具体地说，他自五〇年进复旦到九一年去世，前后四十一年都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特别是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其艰难历程，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员，上自毛泽东、吴晗，下面牵涉到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这四十年牵涉到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思想改造、整风反右、学术争鸣、四清、特别是文革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由于自五六年起便联系他负责的绘图工作，其中的风风雨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退一步说他的日记至少对我们了解这四十年复旦大学的历史，特别是历史系的真实的历史过程有帮助。有许多事要过许多年回过头来看，才能摆脱某些偏见，才能真正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有许多人和事，已过去那么久了，据我所知，日记的内容没有涉及任何当今敏感的问题，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可以忌讳了吧！对于历史研究，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后人才能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这个问题，我在今年七月十一日，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上，向中华书局徐俊先生提出过，其实，复旦出版社，与历史地理研究所也应该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这篇文章只讲他参加土改那段历史。

谭先生离我们远行已有十三个年头了，谭先生的一生是勤恳治学的一生，他在中国沿革地理上有划时代的成就，他主持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历尽艰难终于完成了，它将世世代代造福于后人，虽然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由于过去与他的长期交往，故而谭先生的形影仍惟妙惟肖地不时萦绕在我的梦际，他与我们上个世纪五0年入学的三十五个学子，几乎是同时跨入复旦大门的，在复旦历史系的许多老师中，他是我一生相互以师生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前后后有四十年之久。在葛剑雄编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与后传》一书中，先生在不同的日子里，历记了几乎是我们全班同学的姓名，而我的姓名又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翻阅他的日记，许多往事皆历历在目，而他那栩栩如生的形象也牢牢地刻在我们同学心目之中。时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的少年郎都已成了白首翁，去年和今年大家重新分别在刘寅生、徐连达诸同学的新家聚会话旧的时候，谈论最多的仍是我们的谭先生。而且离不开他那本日记所记录的我们共同的经历。在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中，他生活的一招一式又是那么活灵活现，他那为人的方式更显现出他是那么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他上课治学则是那么认真，而且事事与人较劲，他喜怒哀乐的情感流露则是那样的尽情又尽兴。记得一九五六年末迎新年全校老师的聚餐晚会上，我们历史系的教师在第一教学楼，1233教室，在陈望道校长主持下，大家尽兴痛饮，结束时，他是醉倒在教学楼的台阶上，我是扶着他一步一步地回家，一路上酒言酒语说个不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心情是欢快的，亦可见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什么阴影。综观其一生，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中难得的幸运儿，这就是我们的谭老师啊！所以，本文要说的事，有许多是我们这些老同学共同的记忆，当然也有一些是我个人的记忆。

新同学与新老师一起参加迎新晚会

在五0年九月，我们办完新生入学手续以后，全系师生在寒冰馆529教室举行迎新会，会议由系主任周予同主持，师生围成一个圆圈坐在一起，教师在内圈，学生在外圈，中间空一个圆圈。这次迎新会不仅是欢迎新同学，也欢迎新来的老师，那就是谭先生，那年谭先生才三十八岁，身上穿了一件长衫，戴了一副眼镜，剃的是一个平顶头，脚上穿了一双布鞋，身材不算高，看上去却非常英俊，在那次迎新会上，他也站起来发了言，他说自己一定追随诸位前辈之后在历史系尽心尽力上好课，带好学生。

谭其骧是从浙江大学来复旦的，四九年前谭先生任教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和上海的暨南大学，每周二在二地往还奔波。四九年杭州解放后，学校被接管，决定历史系停办，留校的教师转教理论课或中国近代史，谭先生不愿转行，所以便决定离开浙江大学。他在暨南大学的学生先他转到复旦历史系了，对谭先生的授课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向系主任周予同推荐谭先生，虽然二人并不相识，周予同先生立即去信聘了谭先生，五0年九月谭先生便应聘来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同时举家迁居到筑庄。可见那时人事调动工作没有现在复杂，他居住的筑庄即如今的第七宿舍，二层的小楼，我去过许多次，楼下是客厅，楼梯走廊上都堆满了书，人只能侧着身子走，我们去时师母娘也很客气，那时他的孩子还年轻，常在客厅上进进出出。

去皖北参加土改

谭先生来复旦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去皖北参加土地改革，据华东教育部的要求，复旦文法学院部分教师和二、三、四年级的同学共656人去皖北参加土改，组成土改工作队，由周予同任大队长，朱伯康与余开祥任副大队长，于五一年十月七日浩浩荡荡奔赴皖北，先后在五河、灵璧参加两期土改运动，接受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学校的土改工作队乘火车自上海到皖北，乘船经临淮到了五河县便与已在当地的华东土改工作团汇合，混合编组，第一期土改在五河，谭先生被分在乔集镇参加土改，工作队的组长是华东土改工作团的陶惠，当时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是区，区以下是乡，乡以下是村，由四个村搞联防，土改时大体上由四个自然村构成的联防为一个片，由一个土改工作组掌握这个片的土地改革。当时，在村里的组织设有农会，民兵，妇女会；村有村长，乡设置乡公所，区设置区政府，工作队进村以后由乡干部事先安排好去住宿的农户家，与农民同吃同住。整个土改的过程大体上有整顿和扩大农会，宣传土改的政策，调查农村状况，发动贫雇农诉苦，先参加区乡斗争地主富农的大会，然后在村里召开斗争地主富农的会议，然后是查勘土地，分配作为斗争胜利果实的地富财产，包括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粮食，张榜公布分配的办法，胜利果实要在贫雇农中依照人口进行调剂，要做到各物归户，片与片之间，地少人多，地多人少的则要互相调剂，账目要公开，土地要丈量，最后选举新的村干部，并在乡里召开庆功大会，焚烧旧的土地契约，宣告土改结束。乔集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四十户的小集镇，乔集的土改自十月二十八日起至十二月五日便宣告结束。整个土改工作团便转移到灵壁县，谭其骧被任命为工作队的副组长，要具体去负责城厢区西叶村的四联防村的土改，正组长姓孙，是华东土改工作团的人。自十二月十九日进村起到一月二十二日便完成了第二期土改的全部过程，在这三个半月的土改历程中，谭先生在日记中给我们留下了详尽而又生动的描述以及他对土改的思考。

小儿参杂其间，鸡鸭游行会场

在乔集土改时，他在日记中说：乔集于全乡最为贫瘠，居民每值水灾，十之八九皆逃荒，故全村鲜有未尝至南方者。其中有的人还到上海要过饭，在复旦大学德莊学生食堂那儿要过饭，还说学校的伙食好，同学们听了，一脸惭愧。在发动群众阶段，他在日记中说：“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指解放前的村干部）与二流子反痛恨，贫雇农中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可见在农村基层，干群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往往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迄今为止，始终是如何保持基层政权稳定的大问题，否则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在召开农会会员大会时，他在日记中说：“场上秩序乱极，或笑或谈，小儿参杂其间，鸡鸭游行会场，当主席对一意见提付表决时，请同意者举手，寥寥一二人；请不同意者举手，仍止一二人；非重复表决数次无法得到结果，而群众举手与否又与陶（惠）之意见为转移。”他还说：“如何使民主能集中，思过半矣。”民主制的建立，特别是在农村，不是一朝一夕一蹴便成的呀。如今喜欢讲宪政的朋友，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太迷信选举了，在农村搞直选，现在也难，何况乡县一级搞直选更难，他们只会从西方书本上搬，对中国的国情一无所知。十一月二十日在乔集镇斗争地主时，他在日记中说：“上午斗王振国、王安国、张学申三人，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四十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斗争中群众皆发笑，余为之莞尔。”言下之意为怎能以家庭出身来区划本人的成分呢？所谓管公堂，就是管理地方上的一些公共事务，也就是解放前的乡村干部，乡公所或者保甲长之类，只要有权利在手，公共事务，要过他的手，他就能称霸一方，今年七月八日，《南方周末》调查栏，题为《履带下的身躯》的文章介绍了今年六月二十六日发生在广西桂林资源县中峰乡，东田弯村的惨剧，惨剧发生在东田弯村下属的朝宝窑自然村。一个村委会的副主任，为了争夺平整土地施工项目，开挖掘机的司机在挖掘机上叫嚷“你朝宝窑来多少人我就压死多少！”于是他就开动挖掘机压人，当然，这不是个人行为，显然背后有人，居然能指使人用推土机活活压死一个老人，他的儿子讲：“我眼睁睁地看着，挖掘机的履带压过我父亲的脚背、小腿、父亲先是仰面向后倒地，履带压过他的大腿和躯干，直至头顶。”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整个人被挖掘机压扁的惨状，这不是什么交通事故，这是故意杀人示威，事后这位名叫程玉红村副主任，居然叫嚷：“你们来多少人我就压死多少人”，“压死一个人太少，至少压死三个”为什么他能那么横行霸道，因为县里有他哥哥当局长，乡里有人庇护他，乡干部与他的关系最铁，这个程玉红为了包揽工程，如此称霸一方，还不是一个有保护伞的黑恶势力嘛！为什么黑恶势力会卷土重来，因分散的个体经济，是黑恶势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地方黑恶势力的抬头恐怕不是一事一地的问题。在朝宝窑自然村那种情况下，搞直选选举乡村干部，能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吗？讲宪政，迷信直选的朋友，不妨去那儿试一试便知道可不可行了。选举不是万能的，只是一种形式，可不能迷信。不打掉或改变乡村政权黑恶化，农民是抬不起头来的。怎么打？建国初派工作组下农村发动群众斗恶霸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如果在村镇要搞直选，先要清洗那里的黑恶势力，否则选举怎能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弄不好还会让黑恶势力合法化，更苦了当地的老百姓。重庆的打黑说明那些黑势力的头面人物和保护伞不都有什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合法的挂冠吗？选举只可能是形式上的民主，不可能自动实现实质上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得看百姓们在实际生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没有主人翁的地位，他们有没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有没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意愿和场所。网络的可贵就在于它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口子，让人们有一个公开面对大众说话的地方了。

从恼怒之日到为之泫然泪下

第一期土改结束，十二月三日下午在乔集镇召开庆功会，群众姗姗来迟，“四时许开成，到会者不多，焚地方老契，晚召开全乡干部与工作队联席会议，互相检讨，检讨集中于（乡干部）几松，热烈有过于斗争地主，几松贪污腐化，包庇地富威逼群众，新恶霸也。贾湖、武圩、罗庄三村干部及工作队群起揭发其恶迹，几一一反扑，颇狡黠，几为区政委蔡之亲信，先前群众屡次告发无下文，此次会议上有区委某出席，亦作左坦言，可慨也。夜一时许始散会。补：二日晚有贾湖群众百余人，罗庄群众十余人来集找陶，亦为几松事。”由此可见乡干部的贪污腐败，在群众心目中的痛恨，甚于地主，然迫于区政府的包庇而无可奈何。谭在主持第二期西叶村土改结束时，亦遇一使其恼怒之事，“一月十四日，王荣英闹出叶凤领、叶玉品（三人皆土改积极分子）贪污斗争果实，终日扰攘。粮帐既不请，没收板片数亦不符，粮材经双方对质改正，板片亦经王荣英在玉品家查出，晚召开群众会，检讨领、品二人，二人受打击，至躲于桌子下不敢抬头，是日为余下乡后最恼怒之日。”看来只要经手人事和钱物没有群众的监督，没有制度的约束，即便是好人，也必然会产生各种弊端，即便只有几片木板几斤粮食尚且如此，以小见大，何况是掌握着人事任免，过手大量钱财物的大佬呢，所以干部的贪污腐化，包庇恶人，长期以来实在是我国难治之顽疾，一旦让群众起来揭发，便成为干部下不了台，只能“躲于桌子下不敢抬头”的恼人之事。官民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引起的，治官是主要的，要治好官，那民就要刁。过一定时期要让群众说说话，在会上吐出一口闷在心中的恶气，干部改进一下作风问题，官民之间的对立自然就缓和了。虽然叶凤领与叶玉品都是谭先生在西叶村土改中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而谭先生还是让群众出了一口恶气，伸张了正义。所以，谭先生在西叶村的土改是成功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个奇特少见的现象，土改结束，谭先生即将离开西叶村时，村里的干部和群众一致恳切要求挽留谭先生在该村，日记中载：“一月十五日，得知定于二十一日进城，二十二日回沪，回村午餐群众得知此事即发动挽留。一月十五日，群众知余将走，全体干代签名盖章，去函乡公所挽留，被驳回，中午又去一函，下午驳回。晚上又去一函。晚填表，群众来着太多，心乱、不就，一月十七日，上午填表格，陈有净来，向群众解释不能留之理，无结果而回。一月十八日，上午进乡开总结会，晚饭后，定爱国公约，群众仍欲留余，一月十九日，晨，返乡开庆功会，会后西叶群众包围孙组长，挽留余，辩难数小时，虽理屈词穷，不肯散去，最后答允进区要求，乃散，下午在张巷休息，转觉空暇无聊。黄昏王维兰、王荣英（皆西叶村之村民）送背包之乡公所，余在庄家未值，维兰归途竟大喊。一月二十日，余自乡返村，再向群众解释，群众至是知已不可留，允放余。收拾行李，凤鸣家以咸鸡相饷，却之不情，只得进少许，连日来凤鸣家相待情谊，实无可言喻，下午王维兰赶集回，据云在城晤及孙，区批不准留余，惟已与孙谈妥，留余在西叶值一宵，俾叙离情，余不得已从所请，晚在凤鸣家长谈，深夜始睡。一月二十一日，晨，村人以牛车送余，王村长及凤鸣一家皆哭，余为之泫然。抵城，凤鸣送余至大队部辞出。”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西叶村农民及村干部与谭先生在这期土改中建立的感情是那么情真意切，谭先生也真为之动容。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历史系参加土改的师生中绝无仅有，在复旦师生参加土改的整个大队中仅此一例，在五河、灵壁的土改工作团的工作队员中也没有听说过。它既反映了他真诚待人踏实做事的风范，又反映了那时基层乡村干部队伍中清官好官太少。这一期土改，他有了当一个多月清官、好官的切身体验。难怪以后他在讨论《海瑞罢官》的时候，一再写文章为清官好官们说话，此已是后话了。从西叶村干部与群众一再挽留谭先生这件事，可以看到只要当官的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群众对他的拥戴还是真心实意的，为官的可不能一心想着自己如何谋利；不能老是上有政策，我想对策；只要不侵犯群众的利益，群众还是会真心拥护你的。在一定时间，如果干群之间积累了一些矛盾，那么让群众出出气，帮自己打掉一点官气，哪怕开一二次批评会，对干部不脱离群众还是有益的。千万不能对群众给自己提的意见采取睚眦必报的态度，那就糟了，矛盾积累多了，群体性事件也就来了。

艰苦历练下的衣食住行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三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使他在生活上经受了饥寒交迫的考验，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并刻苦地磨练自己。这一切，在他的日记中用极其简练的文字，表述得那么逼真而动人，至今读来仍感亲切。十月二十七日，师生们是自临淮乘船进入五河的，日记中说，“衣单、冷极，原料下午可到，只备午餐一顿，至是皆饥，饥寒交迫，较之自临淮至五河一夜更苦，睡时已三点多矣。”刚到五河乔集镇，他便被安排住在农民家，十月二十八日，他住进农民张斌家，日记云：“今晚之屋，满屋烟尘，普遍情形也，因居民做饭皆用灶，无烟突，地少木植，一切用具皆以土代之，或用芦苇，床则木架之中缠草绳而已。堂屋长案亦用土，亦用土床砖则晒而未烧。”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去区里刘集开会，在大车集用晚餐，那时，天已黑，“在队部前有粥一缸，无碗筷，用漱口杯盛粥，昏黑中立饮，衣襟尽粥，后借得一付筷，领得萝卜少许，饭后归刘集，半途而雨，本乡工作队代表四十余人，寓所不及三方丈，无法展卧，出找殿卧处，地已湿，脚穿布鞋，狼狈甚，旋觅得一屋，颇宽，用高粱杆席地，上铺被单而睡，夜雪，冷极，以带来仅薄被一条也。”“十一月二十二日，晨起满天大雪，满路泥泞，无法出门，幸开会即择此地，休会至对门茶食铺，进茶食二千元（折合今人民币二角）早餐，无开水，仅穿行一路，而脚已湿，旋又开会，余冷极，心不在焉，下午二时又休会，进午茶，在对门买得饼一张，芋头一碗，又本村所煮面条一碗。继续开会，至晚七时闭会，下午段遂鑫差人自村送胶鞋雨衣，如得至宝，闭会后出门，至近处百姓家觅得面饼一块，水一碗作晚餐，夜睡原处，找得绳床一，睡得较上日为暖。”“十一月二十三日晨起打包至对门索得粥二碗，两日未洗脸，未正式吃饭，又睡得冷，参加工作以来第一苦事也，急至寄膳处洗脸，买得公鸡一只，嘱白烧，回寓休息，午餐有鸡，又沽酒半斤，饱餐一顿，痛快有逾吃酒席矣。饭后即午睡，气候奇寒，未能熟睡，起身绕室而转，未能工作。”从这两三天的文字记载中，既可以见他生活上的艰难，还可以看到那些大知识分子间如何在艰难中寻找乐趣，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五河县城，“值周予同、陈子展、鲍正鹄等自蒙城返五河，与共进午餐吃野鸭。牙刷在刘集失去，展翁以己用者见赠。”十二月五日，他自乔集至濠城，四十里路程，一路步行。“渡一水沟（马沟），失足陷泥潭中，雨鞋皆脱落，双足皆染泥，登岸脱袜，赤足穿鞋大寒，穿湿鞋颇狼狈。旋登车，足奇冻，昏黑始抵濠城。旋到代饭处，（胡）厚宣、（赵）宋庆来访。饭后，潘（洛基）公到住所见访。潘公已于是日上午到濠城借一饭店后间，拉余同寓，并市酒四两，鱼一条，花生一大包共饮。”而潘洛基先生在土改中的遭遇又更不同一些，他的岳父是大土豪，办过团防，杀人甚多，土改时，他舅家有三人被镇压，他在五河参加土改，进村以后病了一个星期，其后什么事情都不管，没有讲过一次话，写过一个字，算过一次帐，也实在难为他了，第一期土改，他说自己只是参观而已，灵壁那期土改，他就因病回上海了，那时，他确实有很严重的糖尿病，这次他俩的同寓共饮，潘先生或许会在谭先生面前倾吐了他极其复杂的内心感受。十二月的十三日、十四日，他在灵壁县城听报告，“中间与刘大杰偷出洗澡。”这些都是当时复旦文学院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毕竟一起在土改这极其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挺熬过来了，尽管谭先生与他们有同样的学术声望，表现与他们不同的地方是他在基层土改第一线，真刀真枪地实干过来的，这更不容易，如周予同、朱伯康诸老先生毕竟在大队部，生活在县城，即便如胡厚宣先生则在中队部，生活在区政府乡公所的所在地，那里的集镇还比较大一些，生活条件也好一些。那时谭先生作为中青年教师就要与同学一起放到斗争的最前沿，在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练，从性格上讲他又与那些年老的学者更意气相投，所以他们只要有相聚的机会，便一起喝酒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无休无止地神聊了。看来，在一定时期，让我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一段时间，即便如土改那样二、三个月也好，让他们一起同劳动，共呼吸，培养他们对工农的感情，接触一些社会底层的实情，从而树立以民为本的观念还是有益的。

家事上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苦恼

十二月五日那天，同班的女同学祝启秀见谭先生与潘洛基二人在寓所一边吃花生，一边饮酒，谈得那么投入，便问他们在聊什么呀，谭先生说我们在家里受气，只能在这里一吐闷气了。先生又在为家事生气了。其实这既是托辞，也是真情，潘洛基先生的尴尬处境，在当时是无法与同学言明的，同时二人在家里都也确实受气。潘夫人在娘家是大家闺秀，人称七公主，潘先生在思想改造中讲述自己家庭生活时说：“七公主娇贵成性，成为我半生不幸之因。妻子善谈，夸大吹牛，上床睡觉还要谈天，应她则谈到二三点，不应她则吵到六点。白天她睡觉，上了牌桌脾气好。使我幽郁成性，受太太压迫，无所逃于天地间。”潘夫人曾告诉同学们，潘先生去美国留学是她娘家拿出的钱，潘先生生活的一切细节，也确实都在潘师母的掌控之下。记得谭先生是十月初离开上海去皖北，那时天还不冷，带的衣被不多，至十一月间，皖北已很冷了，到十二月十七日才收到家中寄来的被一条，棉衣棉裤各一条，信一封，所以此前日记中一再写到“冷极”“奇寒，未能熟睡，起身饶室而转。”祝启秀收到家里寄来的棉鞋，见谭先生没有棉鞋穿，便送给谭先生穿了。谭先生不仅在同事之间聊及家事的苦恼，有时还在课堂上对同学倾吐家庭的苦恼，我上两班的刘寅生、张佩箴也曾说起有一次上课时，谭先生丢开讲稿，足足诉了一节课的苦，讲起先生在杭州上课的时候，要备课写文章，天天熬到深夜一二点，夫人气急了，把他的讲稿和文章一起丢到护城河去了。其实也难怪他的夫人，我的师母娘姓李名永藩，也是名门闺秀，家底比谭先生要厚实一些。他们结婚的时候，是标准的郎才女貌。那时的李永藩，年轻美丽，热情奔放，是该中学著名的校花，二人相识的介绍人是学界钜子晚明史的权威谢国桢，记得六二年谢国桢来上海，陈守实还与我去上海大厦见谢国桢，他是搞明史的大家，陈守实带我去，是让我见一下谢老，以便在学问上受其教益，谢老与谭先生他们二个人都喜欢听京戏，唱昆曲，谭先生还吹得一手好笛，我在登辉堂的联欢晚会上还观赏过他与赵景深联袂演出的昆曲，听过谭先生的笛子独奏，真是多才多艺。他还喜欢在同学们面前表演他的绝活，就是一手抓住脚，另一脚能翻空，跳前跳后地跳十多下，还能双手握长笛，让双脚一起翻空前跳和后跳，所以那时师生之间没有什么隔阂。而师母也是喜欢表演的人才，说得一口非常道地的北京话，在德庄门口拍过电影。二人从相识到订婚只有两个多月时间，然而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谭先生视学术如生命，而且往往走火入魔，忘乎一切，那就冷漠了夫人，留给夫人的只是细碎的养儿育女的家务了，夫人既然得不到丈夫的温情，反过来对谭先生的日常生活也不那么体贴和关切了，有时候还会搞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借以刺激一下谭先生，显示她的存在，那时谭先生就只是叫苦不迭，谭先生在家受气，只能在外面一吐胸中的闷气了。夫人只读过中学，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固然进不了谭先生学术研究的领域，而她的谈吐也进不了谭先生的社交圈子。一月二十四日，土改工作自皖北返回上海，当时赶着回来，是为了让师生有时间回家团聚好好过个年，二十六日是大除夕，日记称：“上下午出席干部会，晚胡厚宣、杨豈深、潘洛基来谈，偕杨、潘至陈子展寓，谈至十时归寓。是夕除夕。”这儿，一点也看不到在家过年的氛围。由于夫人在先生与那些大知识分子的社交圈中，插不上一句嘴，所以夫人对那些经常来与谭先生闲聊的学者便耿耿于怀了，甚至在政治运动中写匿名信诬告他们以泄心头之恨 ，恨的背后还包含着她对谭先生和家庭生活的爱，只是方法不对，所以谭先生与夫人之间有好几次闹到离异的边缘。然而设身处地为她想想，也难怪啊！其实师母为人心地非常善良，我在位时没有特别照应过她，我受审查和关押时，她对我的家人却关怀备至，还透露一些消息给我夫人，说市人大讨论处理我问题时，大家对我意见不大，说我“罪恶”不大，她没有一丝一毫因势利而另眼相看。谭先生不仅夫妇之间有琴瑟不合的苦闷，在子女教养的问题上，也抱憾终生，总感到欠子女不少情。在晚年他曾对刘寅生同学说，想不到知识分子的子女竟然最没有知识。他是在抱怨子女没有机会进大学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这一方面是由于文革时期，他的子女都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去了边疆和农村，七四年大学恢复招生时，他向我提出过想把新疆的孩子弄回上海来读书，固然这个要求可以理解，但当时复旦没有对新疆农场青年的招生名额，毕竟我没有认真好好地把它当一件正事去办，而只顾一而再地给谭先生压任务，没有真正关心过他的家庭生活。谭先生既然为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一切，他家事上的困惑，应该是当时组织上的责任，我问心有愧。

在灵壁寻访霸王城

谭先生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他到哪里都总忘不了对哪个地方进行历史的考察，抗战时他在遵义呆过三年，遵义在唐代贞观九年置郎州，贞观十三年改名为播州，唐末为杨保所据，他写了一篇《播洲杨保考》，对杨保的族员，迁徙占据播州的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及其后裔的分布都一一作了考证。抗战胜利后，他随浙大一起自遵义复员到杭州，在杭州的三年多，他就研究杭州和浙江省的历史地理。他在杭州《东南日报》上发表了《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一文，具体说明了杭州城市的迁徙和变化。这次到了皖北，那年的十二月初，他自五河转至濠城，那时五河的土改已告一段落，准备在灵壁去西叶村进行第二期土改，在濠城镇上有一个短暂的休整时期，他与刘寅生、徐连达等同学闲聊起五河、灵壁的沿革来了，他说五河之所以称五河，因为他是淮河、浍河、崇河、潼河、沱河五条河汇流的地方，故名五河。我们的船就是经浍河到五河境内的，沱河则是五河灵壁二县之间的界河，她是东西走向的。五河有汉王台，是刘邦指挥大军在垓下围攻项羽的营地，而垓下就在灵壁那儿，它是楚汉相争刘邦最终打败项羽的地方。濠城镇在汉代是一个封国的所在地，还说灵壁向东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长河，那就是乌江，是项羽自刎的地方，旁边还有虞姬墓，项羽壁垓下，被汉军主要是韩信、彭越的军队团团围困，只听到四面都是楚歌，项羽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他还说把霸王别姬的戏搬到这儿演才有意思呢！在灵壁东面有一个地方名叫八里集，原名霸离姬，当地人称此处为霸王别姬的地方。当年项羽带了江东八千子弟过江而西，今无一人还，所以无脸以见江东父老，故在乌江自刎。刘邦与项羽成败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讨论了二千年，高祖六年（公元前二○一年），刘邦在洛阳南宫就一起与功臣宿将讨论过这个问题，“上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群臣说服”（《汉书·高祖本纪》）刘邦与王陵讲的话都有道理，其实项羽所以失败最根本的一条原因是进咸阳以后，那次分封诸侯王，打败秦国后，进行权力再分配，结果自己四面树敌，两面作战。从战役上讲，项羽是胜利者；从战略上讲，他是失败者，最终落得一个四面楚歌。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失败的原因，最后还讲“此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胜利者在权利和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那就内斗不断，队伍分裂，进入新一轮你争我夺的阶段，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历试不爽，二次大战胜利以后，冷战局面的形成，还不是因为两大集团利益再分配不得平衡，至今朝鲜问题还不是那时留下的后遗症。中国抗战胜利，内战重起，还不是为了争夺胜利的果实。一九五六年时，评定工资级别，也是一次利益再分配，结果是大家争个不休，哭哭啼啼者有之，故毛泽东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所以讲从此不干了。文革失败根子在夺权以后权力的再分配上摆不平，三结合，无论老中青，军干群，在这背后都有派性引起的矛盾。所以派仗不断，局面不好收拾，全国一片红，是勉强凑合起来的大杂烩，楚霸王所以失败的教训，永远值得记取。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再重演那样的历史悲剧，大家能不能在权利与利益再分配时，多谦让一些，都照顾一些大局呢？这只能拭目以待，但愿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愿我们能平安无事。日记中还记到谭先生与胡厚宣在那里寻访当年古迹的经过：“十二月六日，上午（胡）厚宣导余巡视近郊孤堆，皆汉以前古墓也，根迹显然，古砖古瓦，遍地皆是。又至沱河旁参观工事，河北望有一阜，甚大，其下有一行土，殆亦古墓，依其规模推测，非王侯莫属。河南岸曲处，霸王城（即垓下）在焉，四面隆起，中间平坦，台而非城也，周约一顷，无民居菜圃等，土中皆杂有瓦砾。”如果在垓下刻一碑叙述项羽在垓下一战的表现，显示即便失败，也要不失英雄本色，叙述其失败的原因，让后人永远记取，那样就再合适不过了。司马迁写《史记》，为项羽立本纪，在《高祖本纪》中，刘邦如诈而无信的一小流氓，而项羽处处表现英雄本色，虽败犹荣，这才是中华民族所以能自立于世界的永恒的英雄本色，历史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视人那可是一双充满着势利的贼眼啊！十二月十二日，日记中还有“偕同学出游”的记载。刘寅生同学在那里还捡到了一个楚瓶，以秦汉文物，作为土改的纪念品保留迄今。现在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刘寅生同学今年亦八十高寿了，他脑海中往年的师生真切情谊，通过谭其骧日记中那些文字，回忆那段经历，再现那段生活场景，慢慢的用心去品尝，真是回味无穷而又感慨万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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