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转载两篇文章所作的说明

朱永嘉

依时间次序转载两篇与我相关的文章供大家参阅，一篇是刊载在《南方周末》上的，另一篇是网上的博文。两文作者我皆从未谋面，素不相识，他们那种平等讨论问题的语气和态度，我是真心接受的。我希望有一个心平气和、就事论事的讨论，这样才能不是以势压人，而真正以理服人，也才能帮助我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我还愿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关于刘绪源先生的文章如果从态度上讲，我是欢迎的，至少他不赞成“上纲上线、揪辫子、扣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这些方式来讨论问题。这些话能在《南方周末》登出来，是一大进步，因为用那种“揪辫子、扣帽子”的方式并不有利于弄清问题的是非。从刘先生文章本身讲，它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一个是关于真实和正确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影射史学的问题。我想，已经过了那么些时日，大家的心气应该平和一些了吧，应该可以摆脱那种讨伐式口气，比较冷静地探讨问题了吧！

有一些事我想澄清一下：关于真实和正确的话题，是我与沙叶新在饭桌上引起的，沙先生希望我写回忆录，要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我说了“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有意义了。”所谓真实与正确，是指我如果写回忆录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泛指真实与正确这两个命题在哲学或政治上的相互关系。个人回忆中的真实，只能是个人经历各个事件中的亲历、亲见、亲闻甚至是当时的传闻，从我个人来讲是真实的，但从事件的全局看不一定是完整的，如果要对事件作出评估，那就有一个价值取向和是否正确的问题，我所说的正确则是我希望力求达到的目标，从我个人讲，对同样一件事，当时的认识，经过若干年以后再来认识和评估它时，当然会有变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共有的认知上，都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再说，真实与虚假相对，正确与错误相对，这两个范畴都是在相对的过程中逐渐接近真理，真实与正确两者真正的统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能把某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和问题，一时所认识到的真实和正确绝对化，否则容易出偏差。把已有的认识绝对化，认为自己的结论绝对正确，实际上这是认识的停滞不前，它离开真理不是更近，而是更加遥远了。其实刘先生关于正确的话题，与我并没有太大的距离，我说的正确是自己努力的目标，而这个目标也只能是不断接近的过程，不是既定的某种结论。刘先生所指责的那种“正确”，是属于自认为绝对正确，与我所说的正确是二回事，说事还得从源头说起，否则很难说得准。我很同意刘先生这样一段话，即离开了认识相对性的话，其结果“恰恰是胜利者的，谁有权，谁能宣布自己‘正确’”。我也赞成另一位先生，把真实与正确分为两个层次，真实是属于陈述的范畴，正确与否则属于判断的范畴，没有客观的陈述，就无从作出正确的判断。一般说来，作为一个陈述者，写回忆录力求真实已属不容易了，对我来讲，因为本人是学历史的，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对于自己所经历的以往历史，它已经成为我研究的对象，难道不应该力求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吗？司马迁写《史记》，传是陈述，传末的“太史公曰”便是对传主的断语了。这个做法，已成为二十四史的传统办法，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也有“臣光曰”的内容，这就是他个人对历史事件的断语了。就判断而言也不是一次完成的，需要时间来检验和修正，例如在黄河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决定，回过头来看，那时，为大家都接受的当时人大的决定是错误的，黄万里虽已去世，他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判断的正确与否，既不是胜利者，也不是掌权者所能独断的，让时间和历史通过实践来接近“正确”。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也应该如此。

刘先生说的另一个话题，关于“影射史学”的问题，那是我在《怀念周恩来》那篇博文中提到的，“影射史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特定的时间和对象的，是抓捕四人帮以后，为了批判他们，把我们批林批孔的文章都说成是影射和攻击周恩来的，从而激起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但是这个立论没有事实的根据，也就不是真实的。因为不能捕风捉影地把文章中提到“宰相”、“周公”便说成是攻击周总理。文章的作者，在文章中所表达的与读者所认定的，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不能由读者的联想去认定作者的主观动机，并以此来推断作者的故意。从司法上讲这种对“故意”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故我们那个案子，在专案审查与清查运动阶段，所谓“影射史学”是作为一件大事大造舆论的，但是在开庭审判时，无论检察院和法院都绝口不提这件“大事”了，稍具常识的人，都懂得此前的如此认定违反常理了。再以《红楼梦》这件事为例，各种各样的人读它，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联想，不能让曹雪芹来对有不同感受和联想的人负责，因为读者不同，产生的联想也各不相同嘛，记得鲁迅也讲过这个问题。所以“影射史学”作为一个案子，是不能成立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澄清，也是不应该的，以至到今天还以讹传讹，给后人制造思想混乱。

至于历史为现实服务，那更是另一回事，从广义上讲，历史、现实、未来或者叫作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者是不能分割的，了解中国的现实，推测中国的未来，无论如何离不开对中国的历史之研究，因为现实生活是从历史发展而来的，要研究和思考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离不开历史，只有研究好历史，才能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当然，这个好字，又是以真实为前提的。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更倾向于形象思维，因而联想式的思考比较发达，文人之间闲聊时，每当有感，海阔天空地谈论文史往事，都是文人学士之间的一种雅事，相互之间借助往事打趣，往往其味无穷，如果这些说笑都要当真那就难了。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联想。这个联想的对应物，便是现实与往日文史之间的对应。汉赋、唐诗、宋词中的典故，还不都是借往事以说今嘛。这个典故用得巧不巧，其功夫就在真字上。文革十年早已过去，大家还那么关心它，因为从时间上讲它是离我们很近，又是还不十分清晰的历史，它与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还息息相关。文革刚结束时，邓小平曾经讲过宜粗不宜细，那时过细的话，会引起很多纠纷，事情已过去三十年了，有些事应该可以客观冷静地分析一下，总结一些对后人有益的经验教训。当事人的利害关系到现在应该说很淡漠了，该出的气、或者情绪化的反应，应该说气也出了，情绪也已表达过了。在那时对那段历史的回顾由于那一个时代已过去，或者一个历史事件已结束，记录刚过去那个时期的历史时，往往带着现实的需要，因而难免让历史打上自己所需要的印记，难免有一时之偏颇。例如，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时，我们对国民党退出时的记忆和叙述，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讨伐，过若干年以后，如今我们再来看过去的历史，再看陈诚、胡宗南的回忆录，甚至蒋介石的日记，至少对抗日战争的那段历史，解放战争时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失败者内心的诉求对过去的那段历史自然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无论胜利者的经验还是失败者的教训，对后人都是非常宝贵的。科学的史学研究的视角，应该更高一点，更客观一点。所以对历史的总结一定要心平气和。文革十年当然有很多错，毛泽东讲过三七开或四六开，说明毛泽东对在文革十年中的许多事，是承认有错。对错也要作具体分析，哪些是决策上的错，哪些是下面干部执行上的错，哪些是群众运动失控上的错，讲这些问题不是为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也不是孔子春秋笔法的褒贬，而是为了总结对后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了今后我们的路子走得更好一些。因而对历史的回顾该显得更加冷静和客观。有些事不能只从微观上看，还得从宏观上看，有时不能从当时当地看，还要从长远看，我想十年中苏论战与文革十年是同一个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建国以后，我们是全面学习苏联，如没有和赫鲁晓夫的那场争论，没有这二十年的努力与苏联划清界线，也许苏东波那场大风大浪袭来时，说不定真的会翻船呢？中苏十年论战中，不是别人，是邓小平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尽管争论的许多细节今天可以讨论。如果没有这场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不是今天这样，恐怕是一个问题。有一些问题不能只盯着微观上的缺陷，要多从大局去想一想，我们不能蹲下去一地都是蚂蚁，站起来一个也看不见。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都应该可以作一些较细的研究和分析。所以人们都希望乘那些从当时过来的人还活着，能弄清楚它，才那么关注它。当然，这个分析还得看你是用什么尺子来衡量，如果换一把西方普世价值的尺子来量，这个大局是寄希望中国也来一场由苏东波带来的颜色革命，来一次根本性的改朝换代，让统一的中国来一次四分五裂，弄一个天翻地覆，现存的政治体制给它一个根本性的颠覆，那么对十年的中苏论战与文革十年便是另一番评价了。苏联崩溃以后，俄罗斯经历的教训，普京上台以后对自由化带来后果的纠正，取消州长直选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直选是资本家的高消费，这种游戏我们花费不起。所以对历史的评估与现实问题的认识与对未来的期望，这三者是紧密相关的。其中还包括对我们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言，得和失在总的方面得有一个衡量，有的东西还可以勉强玩玩，有的东西我们是玩不起的，还是免了罢。故认识问题总得从大处着眼才行。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照搬过外来的模式都吃了大亏的，一次是辛亥革命后，想照搬西方，走议会道理结果是宋教仁被暗杀，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最终是全国各地的军阀割据；另一次是照搬苏联模式，结果是革命失败，摆脱了苏联那个模式，才有今天。现在可不能再来第三次了，难道真要碰得头破血流后才回头吗？还是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摸着石头走自己的路好，别管人家说什么三长四短的好。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就好。此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标准。马先生如果把头脑中的情绪冷静下来，应该也会同意我这个意见的吧！

过去毛泽东讲过“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还是对的，它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也是终极目标。那些标榜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只能是少数人做的事，如果要为人民大众服务，那就要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大众才能理解和接受。即便如《百家讲坛》那样，做一点普及工作，也是有益的。至于历史为政治服务的事，那便是另一个题目了，问题是出在为什么政治服务，怎样服务，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目的去做，否则会走偏的。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大学历史系许多有关历史研究的课题，也在为政治服务，为现实需要服务。评判任何一个课题是否能确立，都要看它对现实和将来可能提供什么而论的，并由此来确定能否给经费，给多少经费，这也是常识嘛！例如前一个时期介绍世界近代史上从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如何崛起的历史，也是为今天和将来中国如何崛起服务的，讲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对大众还是有益的。所以不能把历史为政治服务这个话一棍子打死。前个时期不是有人写中国历史上的反贪史，不是也在为现实服务嘛？可不能说他在“影射现实”是搞“影射史学”，我知道这位朋友对我那个“影射史学”是深恶痛绝的，你反说他也搞影射史学岂不要暴跳如雷吗？其实他对“影射史学”这件事恐怕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话也就不好意思再多说了，姑且止住。再说要消灭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它的历史，这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自然消亡了。

“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一文并非想给事件本身再下什么断语，只是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了，转换一个视角观察这个问题，能否跳出事件本身去得出一些更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呢？能不能从言者与听者的视角思考一下呢？能不能在非情绪化的情况下讨论和思考问题呢？因为人都有理性与非理性的二个方面，在作重大决策时如何克服非理性化的因素，如何换位思考，冷静地对重大问题作出判断，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当代史上许多悲剧实际上都与这方面的问题有关，记得我博文中有一篇关于宣室的二个故事，讲的也就是这一点。汉代帝王作出重大决策时，必须在宣室，也就是祭神的地方，帝王本人要沐浴斋戒几天，才能作出决定，无非是为了净化自己的情绪，使自己处于冷静而三思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决断。我写“说说庐山会议这件事”最初的出发点就是如此，意想不到会触动那么多人的神经末梢，从而引起马立诚先生那么动情的批评，完全出乎自己的预料。我想关于真理的相对性，应该不会有什么例外吧，任何历史事件，当时人的认识与后人的认识都是在不断深化的，牛顿的三大定律也有它的时空限制，从宇宙空间这个视角去观察，也就不一样了。马先生那种义愤填膺地对我批评，我是理解的。因为他心目中我只是一个带罪的人，怎么还能说三道四，他是在捍卫“真理”，仅此而已。任何自以为正确的东西，它在历史上的位置，只能让时间老人慢慢地说。

我是读历史的，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人们对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认识反反复复的变化，我见得多了。不妨以殷纣王这个几千年以前的案子来说，此案子是周武王定的，武王在《尚书·泰誓》中说：“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可以说无恶不作了，这些话是放在《尚书》里，作为经典，让后人来敬仰的。然而过了几百年，孔子的学生子贡，便提出怀疑来了，在《论语·子张》中有这样一段话：“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对纣王的评价就不同了，为什么不同呢？周武王是以讨伐者胜利者的身份说这些话的，子贡在几百年以后再来评说这个问题，就可以客观得多了。对于子贡的这段话，当今大名鼎鼎的李泽厚先生也有一段评述，他说：“殷纣王本是非常能干并大有历史功绩的伟人，这有确凿的记载，因为亡国身死，也就在历史上成了大坏蛋，特别是儒家所集中打击的对象。难得子贡勇敢说出真理。子贡的聪明形象到处可见。”李泽厚这一番话说得更加透彻了，因为对失败者的评语往往是由胜利者给的，是根据胜利者的需要而定的，这样评说，当然不可能公正和客观，所以历史上为殷纣王翻案的大有人在，毛泽东便讲过要为殷纣王翻案，郭沫若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为什么大家如此关注这件事呢？一是因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如汉代的经师那样，以周武王的《泰誓》作为定论，它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资料，应该客观公正地来看待这个问题。要懂得在史学面前，历史上任何判决书都是研究的资料，历史学的任务不是阐述那个判词，而是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考量，重新作出定位，这是从史德上对史家的基本要求；二是因为必须善待和宽容失败者，失败的教训有时候比胜利者的经验更宝贵，因为这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子贡为什么特别强调君子恶居下流呢？因为落井下石是最没有风险的，所以人们一旦因事居于下流，各种恶言恶语便都会丢过来，司马迁也倒过霉，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体会最深，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其情其景，只有曾经亲历者才能体会到他那内心世界的苦恼。马先生的认识，时间老人会给他定位，用不着我们为他而紧张吧！即便他真打棍子，又何必去点穿它呢？故我希望古贝德先生对马先生也宽容一些，这世界还是多样化一点好。古先生对我文章的评论过于溢美了，我实在没有他说的那么好，愧不敢当。

关于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篇文章，确实是有问题的。毛就说过它没有打中要害，是因为文章最后的结论，把明代的徐阶退田这件事与六十年代初的单干风联系起来是不能成立的。吴晗的剧本写在1959年，“单干风”发生在61年，这二者有时间差，文章产生的后果也很严重，虽然我仅仅提供历史资料，文章是姚文元写的，自己当时没有认识到文章存在的问题，更无法预料文章发表后可能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不管怎样说，我在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这篇文章的问题，出在江青于1962年7月看了马连良演出的《海瑞罢官》以后，产生的联想，即该剧中有海瑞要徐阶退田的故事，这个故事使江青联想到高层领导关于包产到户的那一次争论。本来这是一件可以坐下来心平气和讨论的问题，大家说了一些过头话，动了肝火，江青的联想把这个京剧演出看作是对方的政治挑衅，这是江青要批判这出戏的动因，当然也得到了毛的默认，所以到上海来找姚文元写文章。这篇文章是先有江青的结论，姚文元才去写的，从姚讲是服从市委及江青的意图，当时我为姚文元提供资料时，也并不知道文章的政治背景，所以我提供给姚文元的历史资料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并不是作为批判用的，而是作为可靠的历史资料汇集本子给姚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以后，我以罗思鼎名义发表的文章也只是局限在历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没有去讲它的政治问题，所以1966年11月末，我在复旦接受群众批判时，说我的错误是追随《二月提纲》，其实也不然。毛后来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也不符合事实，也许是毛看到吴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提到了吴在《话海瑞》一文中强调了“有些人自命为海瑞，自封为反对派”的话，反而引起误解，这又难免使人产生他是为了弥补前面的过失，在事后硬装榫头的感觉，而且再一次把彭德怀在文革期间推向最艰难的境地。当然，这也不是毛原来本意所希望的结果。由于当时的矛盾已是政治斗争了，我也就没有进一步去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批判我的“影射史学”时，我脑子里闪过的一个念头，便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之错，就错在影射上，怎能以自己的联想去批判它呢？而且不听作者的辩解。也许我该受这份罪。大会、小会都斗过了，万人批斗大会我也去过，而且官司也判了，刑也服了，人也老了，从这个角度讲，我罪有应得，故并没有为遭罪而感到有什么委屈。今天我再来说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在那个时候，说一些过头话，在情绪激动下，做一些过头的事，在所难免。现在不是去追究过去那些事是什么人的责任，而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和国的福祉，希望能从中吸取一些对大家有益的教训，今后不要再出现类似这种神仙打架，众人遭殃的错失。这或许就是我重温这段历史所能获得的安慰了。我对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最近我与海外的一个儿子通电话，他告诉我海外又有人在瞎折腾中国了，我媳妇陈云凑上来说，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八国联军时，慈禧太后执政尚且没有翻船，何况现在呢？我说对啊！我们是条特大型的超级大船，在海洋上经历过的风浪多了，船大了，自稳的性能也好，那些小浪花休想撼动它一丝一毫。在大洋中航行，随着洋流的变化，时而打左舵，时而打右舵，这是常有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相反如果一直打左舵或一直打右舵，不顾洋流的变化，那到会出事的。几十年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有的人都要当作宝贝来挟持，也太小看中国的老百姓了，你们所以这样做的用意难道中国老百姓看不懂吗？这个结果是明摆着的，不用我说了，最后他们只好自讨没趣地主动收场，因为他们离不开中国的市场。

记得中苏十年论战期间，我们批评苏联对我们的指责时，是全文刊登苏方对我们指责的文章，把不同观念的文章放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它的是非。还有一句至理名言：“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你的言论自由！”，这是许多朋友挂在嘴上的名言。刘绪源先生点名批评我的文章，已是《南方周末》第二次发表批评我的文章了，从语气和态度上讲，第二篇文章比第一篇有很大的进步，这也是使我高兴的地方，但是许多朋友读了《南方周末》上的第一篇文章后便来问我，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怎么又批你了？怎么你贼性不改呀！也难怪他们会责问我，甚至有的老朋友从北京来电话要与我划清界限，我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究竟说了什么？在这方面作为一个刑余之人大概注定只能是一个弱者的了,因为“负下不易居，下流多谤议”嘛！当然无论《南方周末》怎样继续载文批判我，我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在自己博客上全文刊载我所知道的点名批评我的文章，以方便读者对我文章的点评，进一步指正我的错误和缺失，以便自己认真学习，提高认识。那些恶意咒骂我的跟帖，我也决不删除，其中是非人们自然会分辨清楚的，我更不会因此而生气，自寻烦恼。尽管我已是八十老翁，行将就木，活一天是一天了，但我还记得毛泽东在1968年给章士钊先生的长信中讲到章先生那本《柳文指要》时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的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化的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家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我愿意奉行，听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的话，这一点我终身难改，故我有这个精神准备仍愿认真听取批评，不怕人家批判，目的只是为了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

2010-1-16

真实乎？正确乎？

作者: 刘绪源

2010-01-06 21:05:43

来源:南方周末

最近从报章上读到了一些批评朱永嘉先生的文章。有的充分说理，尊重对方；也有的上纲上线，揪辫子，扣帽子，“新账老账一起算”。我以为，2009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马立诚先生的《有关庐山会议的一篇奇文》，是摆事实、讲道理的。马文的最后结论是：“朱先生逻辑出了毛病，其来有自。”我则觉得，问题还出在思维方式上。

朱先生在《沙叶新和我一起吃饭》一文（见其新浪博客）中说：“沙先生还说到他希望我写一部真实的回忆录，而不是一本正确的回忆录，我回答说，首先要正确，否则真实就没有意义。”这就触及到了问题的核心。

朱先生说：“至于真话和正确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正确必须建立在说真话的前提上。真话只是与假话相对而言，正确是与错误相对而言，真话可以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的认识总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是群体性的事件，一个人在某一群体性事件中的经历，总要受到一定的局限，往往一个人的经历只能是事件的一个局部，或者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他在整个事件中的位置只能是部分，不可能是全体。我们搞历史研究的都知道这个常识……”也就是说，“真实”是有局限性的，你不可能掌握全面的真实，所以“正确”比真实更重要。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正确”难道不比“真实”更局限、更相对、更危险吗？人类历史上几次人为的大灾难，哪次不是在“正确”的旗帜下掀起万众的狂潮，从而走向万劫不复？我们所经历的“文革”，不也是如此吗？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派别，都可以宣布自己“正确”；因为自己“正确”，就可以教育你，领导你，让你行动起来，跟着自己走，你不走就是不正确，不正确就可以给以教训，甚至让你毁灭……这样的故事，我们见得还少吗？

那么，正确与否，以什么为标准呢？在很多时候，恰恰是“胜者为王”的，谁有权谁就能宣布自己“正确”。然而，人的思想要发展，一个社会要发展，恐怕不能只依凭“胜者”和“有权者”，还是要让大家的思维活跃起来才好。如果都像朱先生这样思维，或者说，如果永远这样下去，而不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回到停顿甚至倒退的时代。

与这样一种思维相关的，是朱先生作为资深历史学者，仍坚持“影射史学”。他写道：“再说影射史学这个概念作为贬义词也不能成立，它只能是中性的，人们为什么要读历史，那是为了以史为鉴嘛，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解剖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未来指明方向，这本来是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为历史而历史，那只能钻牛角尖，只会把历史研究引入象牙塔的死胡同中去。……批影射史学不仅害苦了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而且还害了海外的一些史学名家，跟着一起说错话，真是以讹传讹，害人不浅。”（见其2009年3月8日博文《怀念周恩来》）

所谓“影射史学”，就是取历史为当下服务，当下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需要攻击谁就找相应人物来影射。也可以说，是从“正确”目的出发的。那么，科学的、真实的历史还有吗？也许有，那就是在选材时不造假，仅此而已。至于对复杂历史真相的艰苦探寻，早已放在脑后了，因为当下的“正确”的战斗需要无疑是压倒一切的。这样的教训我们见得太多了，而朱先生却愤愤于对“影射史学”的清算“不仅害苦了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而且还害了海外的一些史学名家”，这怎不让人起“不知今夕何夕”之叹。

同是历史学家的黎澍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后痛定思痛，他说：“一切要求有用，最好是立竿见影，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个要求似乎无可非议，而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提法。”对历史学，“一定要把它们应用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并且立见成效，必定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变科学为不科学。历史学曾经不止一次地被要求为现实政治服务，然而每一次都只做到了一条，就是歪曲历史，或因影射现实、指桑骂槐而加以歪曲，或因强使历史为现实辩护而加以歪曲。”他还特地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1985年）这分明体现了与朱先生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作为后人，我们必须在这些思维方式中进行严肃的抉择。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9740

谁的棍子举得更高？(2010-01-08 01:22:25)

赵牧

QQ聊天，总是无主题变奏。昨日我和一位同学本来是就当前的学术风气如何不端发发牢骚的，但却因为他举到当年王元化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时如何受到郭绍虞先生的推荐这一被传为佳话的例子，引起我的怀疑，说王在*内**部门地位一直很高的，发表文章何至于需要郭绍虞的首肯及推介呢？但那朋友说郭绍虞的资历及身份更高，连当年的姚**都是他的手下，而刚刚所传的佳话，在郭绍虞的女儿郭信和一篇回忆录也曾经提到的。于是百度了郭信和，发现了陈冀德的一篇谈姚**书呆子气的文章，而因为这篇文章转帖在朱**先生的博客上，我因而有幸读了朱先生的几篇回忆性的文字。

有关朱先生，我最早知道却是因为余秋雨。当时二余之争正不可开交，而余秋雨所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中，有一条即是他在文革后曾为组织信任，去日本访问的时候，被利用来监督带队的朱先生。朱先生当时已经被认定为****的余党，但因为访问程序是**前已经确定下来的，不好临时换将，而据余秋雨说，他是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便特意安插他到访问团的成员中，专门盯梢朱先生，防止他到日本有何异动。我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于是随即查了朱先生的一些资料，留下的印象是他作为**中**写作组的领导者，也确确实实权倾一时的，其他便都是一些政治正确的结论，读了也不甚了了。

这一次读了朱先生的博客，实在是佩服得不得了。果然文章大家，单不说**倾向，以朱先生文章的功力，便可以推知当初****手下确实应该聚拢了不少能人。曾经在某处看过据说是张**的话，说要培养二百多人的理论写作队伍以供不时之需等等，而朱先生既作为这方面的具体负责人，笔头功夫当然可想而知的，今日一见，果然不虚。而昨日百度有关材料的时候，则得知著名的《评****》，虽然公开的作者是姚**，但没有明史专家出身的朱先生的助力，据说是无论如何达不到那般炉火纯青的地步。切不要仅仅因为这篇文章后来在政治上的“臭名昭著”便觉得入不了法眼。如今许多自命不凡的文艺批评家整天咋咋呼呼的，但除了玩弄概念术语和西方人名外，论证的水平却实在是远远不及的。想当初我在某高校任秘书时，为了应付评估，有一次会议上便有某领导建议我好好读读姚的这篇文章。

在读过的朱先生的几篇文章中，最认真的一篇是他的《崇明忆旧》，让我从中窥知了不少**中曾位高权重的著名文人的平淡从容的生活。或者有几分落寞的情绪，但终于还是洗尽了铅华。而另外一篇有关*山会议的分析，虽然落笔总在听与说的技巧上，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合情合理地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对于这一场曾经深刻影响了**当代历史进程的会议，有很多所谓的知情者曾经写了大量的文章，但全都在**后某一著名的**决议的前提下揭批*人的阴私，让人觉得不过是一种伤痕叙事的末流。其中李锐的文章，更是给我如此的感受。但朱先生的文章认为，那次会议并非计划好了要整人的，但因彭**写信直谏而没拿捏好火候，令固于成见的毛怀疑其中可能藏有的阴谋，结果一场纠偏的会议“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并最终“促成了一场难以挽回的历史悲剧”。

朱先生的主旨似乎并不想对那场复杂的会议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他更多地想就此强调任何情况下说话既然都是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就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多考虑一下听者的感受，情绪化，是非常不利于解决问题的。想想自己曾经的经历，多少次为了逞一时之口快而吃了大亏，便觉得这真是人生的大智慧。朱先生既任性而谈又引经据典，果然不愧文章大家，但他于娓娓之中，既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的一些情景，又对各人的错误，皆有同情之理解，则更加让人感佩。

但我随后看到了一篇反驳朱先生的文章。是在《南方周末》上，作者马立诚将朱先生的文章讥为“奇文”，而且开篇就抖搂出朱先生**期间的“红紫轨迹”，以带刺的语言形容其这次的写文章是为第二次“活跃”。言下之意，现在本该是他马立诚“活跃”的时候，而朱先生早该偃旗息鼓了。事实上，马立诚先生这几年的确是很“活跃”的，我印象中还翻过他的一本题为《交锋》的书，而刚刚我百度到他的博客，置顶的一篇博客，则是宣告这本书获得了国家奖。所谓国家奖者，当然是以**正确为前提的，这情形，其实跟当年得到朱先生帮忙的姚**评论《**罢官》的文章得到毛的首肯，本质上并无不同，只不过其影响是兔子见到大象而已。兔子大多数情况下是一阵风，大象却更多的时候却岿然不动。他以获国家奖为骄傲，这无可厚非，但以己之是判别人之非的做法，却未免太过于自信。谁敢说朱先生当年没有自信过？但他现在更信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智慧，觉得世事诡谲多变，说不准的。

马立诚以政*正确的大帽子压人，实在是不够厚道。他说，那次著名的会议的是非始末已经“大白于天下”，而其依据，却不过是时隔二十年之后的另外一个著名会议上所做的决议。这样的论证逻辑，似乎只适合写社论，但他却用来和著名历史学家出身的朱先生叫板，未免给人不伦不类的感觉。我不知道能写出那么多雄辩的文章的马立诚先生，何以变得如此弱智，或者假装弱智。

我不懂政治，虽然我看过二十四史的大部分，眼见得太多的兴亡事，没有一家王朝的历史不是被后人重新写过的。历史和现实从来就是一种交换，任何的书写都逃脱不了当下语境，所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情况，实在太多，谁敢保证一个结论一千年一万年不变呢？我当然不敢质疑，但总可以怀疑，或者腹议吧。而且，以这样一种**正确的结论反驳朱先生，一下子就将他置于不利之位，因为他明白着要告诉人们朱先生贼心不死，动机不良，在为自己所遭遇的“正义”的判决鸣不平。鲁迅当年曾经对某些文痞诽谤他拿了卢布而痛骂不止，因为那情形明摆着是要告密，给掌握生杀大权的国民党政府宣告他有通共的嫌疑。而实际上马立诚的这篇文章，虽然不至于如此阴损，但至少在逻辑上与当年那些文痞的笔法是相通的。

再有，马立诚说朱先生对过去的经历三缄其口，实在不符合事实。我自从昨天偶然知道朱先生的博客后，便认真看了若干篇文章，以为他对于当年经历所谈很多，而且态度相当公允，即使对当前盛行的**正确的结论略有不同意见，也多点到为止，对人物的品评，则生动多了，起码比我们这些从小从教科书上或者从某一位专门写“红门系列”的叶永烈那里得来的印象，感觉亲切多了，人性化多了。

这世间没有彻头彻尾的魔鬼，但世间不乏将人写成彻头彻尾的魔鬼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被称为打棍子，而且如今多被算到文革的旧账上，所谓其遗风也。朱先生是**遗老，想来也该写过这类文章，但如今所看到的，却是睿智平和与大彻大悟的性情之作，而马立诚的这篇辩难的文章，看起来非常雄辩，而且真理在握的样子，却一开始就陷入因人废言的人身攻击，仿佛有过政治污点的朱先生只有忏悔的份儿，这棍子所举的高度，应该不亚于当年的大批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