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全面正确地分析斯大林模式

作者：周新城



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诞生120周年的日子。回顾即将过去的20世纪，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不管在他生前还是死后，始终是影响人类历史这100年进程的最重要人物之一，而且对今后世界的发展，仍会有一定的影响。人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尽管很不一样，但就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这一点来说，恐怕是不会有分歧的。因此，我们在斯大林逝世46年以后，仍有必要谈论斯大林问题。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演变、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变成现实的今天，有人借评价斯大林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就更有必要提出全面地、科学地分析和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是非问题。

早在1943年斯大林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 历史证实了斯大林的预言。在他去世不久，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掀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这种浪潮到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其集大成者。然而1991年底，在斯大林领导下建设成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宣告解体，俄罗斯的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所造成的经济严重滑坡、人民生活迅速恶化、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进而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的悲惨局面，使得“民主派”极力散布的把斯大林妖魔化的神话逐渐发生动摇以至破产，俄罗斯社会上普遍出现了怀旧情绪，人们对斯大林的看法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把扔在斯大林坟上的垃圾刮走的“历史的风”似乎已经开始刮起来了。这种情景，张捷同志在《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变化》这篇长文中作了很好的分析。

对斯大林的分析和评价，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进行。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所谓“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因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政击斯大林的言论，如果是带有理论色彩的，也就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正是集中在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和抨击上。因此，我想就如何全面正确地分析和评价“斯大林模式”谈一谈看法。应该说明的是，这些看法侧重于方法论上，因而没有更多地引用材料。

一、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综观世界上谈论“斯大林模式”的著作，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贬之者居多，褒之者甚少，全盘否定乃至恶意攻击成了主流。这也许是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一种侧面反映吧。历史表明，每当革命处于低潮，许多人，甚至曾赌咒发誓忠于革命的人，往往用咒骂革命来炫耀或者表白自己。

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实际上是对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20年代末以后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抛弃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止的近7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关系到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人类社会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等一系列带根本性原则是非的事情。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以及不同思潮的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看法，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从来都是反对列宁、斯大林创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大量出版的所谓“斯大林学”的著作，绝大多数对“斯大林模式”以及斯大林本人竭尽诽谤之能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搜集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用最恶毒语言，攻击“斯大林模式”，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最典型的大概要算布热津斯基了，他干脆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说什么“共产主义作为20世纪的重要政治现象的出现，同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兴起有着前呼后应的关系。事实上，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一脉相承，在历史上有联系，在政治上又非常相似。”因此，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法西斯战争污篾为“一种共同信仰的两个派别之间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今天，有那么一些人，包括过去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忠诚战士的人，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拾起布热津斯基的牙慧，攻击斯大林是最大的法西斯主义者，说什么苏德战争不过是“大法西斯反对小法西斯”而已，这种说法之无稽和荒诞，似乎不屑于驳斥，然而却喧嚣于一时。

如果说资产阶级攻击“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本性，因而是不足为怪的话，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出现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个人、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的浪潮，倒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因为正如斯大林生前说过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听任这股潮流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两次反斯大林的高潮。一次是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为发端的。那个曾称斯大林是“自己生身的父亲”、“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的赫鲁晓夫，为了适应某种不可告人的需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捶胸顿足地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暴君”、“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他虽然参与了斯大林领导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成为领导集团主要成员之一，积极支持和坚决执行了当时的政策(不管是对的还是错误的)，却以“反戈一击有功”的姿态出现，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一切都全盘否定，并把一切都推给斯大林一人，而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其人格之卑劣，可见一斑。然而，基于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赫鲁晓夫的苏共第一书记的身份，这个“秘密报告”引发了全世界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爆发了波匈事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退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严重的困境。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捍卫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这一段历史的教训，人们记忆犹新。

另一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剧变的时期。这一时期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动乱都是从否定和攻击“斯大林模式”开始的。无论是社会上的反对派，还是共产党内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告别过去”、“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的要求，就是在这些口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那一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他对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深恶痛绝的态度，来源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学说的“秘密报告”，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是直言不讳的。他曾经说过，他的“改变30至40年代形成、延续至今的斯大林体制”、“应该按新的原则建设国家”的思想，是在读大学时，即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掀起反斯大林恶浪的时候形成的。终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戈尔巴乔夫师承于赫鲁晓夫又远远超过赫鲁晓夫。如果说赫鲁晓夫攻击的目标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跨出了逻辑上的顺理成章的必然的一步：由反斯大林进而攻击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极权”、“官僚专制”、“变形”、“专横”等一系列恶毒的字眼都作为形容词加在社会主义身上。难怪在苏共己被迫解散、苏联解体己成定局、社会主义制度己被葬送的1991年12月1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谈话：“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这一次反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的后果 ，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惨痛的了。不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大块，而且连世界上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从政治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能同意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也不能同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象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背叛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我们主张，第一，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评价“斯大林模式”。今天，离开“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已有大半个世纪，而且作为“斯大林模式”的典型代表的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被颠覆，我们再来评价“斯大林模式”，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发泄一下什么情绪，而只是为总结历史教训，以便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目的是搞好社会主义，而不是搞垮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国家遭到颠覆而幸灾乐祸甚至弹冠相庆，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模式”。必须把“斯大林模式”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出发进行评价。同时，必须全面地分析“斯大林模式”，既看到成绩、正确的一面，又看到失败、错误的一面。切忌只看一面，忽视另一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固然不对，而对自己不喜欢的或者不符合自己既有结论的材料故意视而不见，更是不对。而且对这两方面必须分清主次，简单地罗列这两方面的材料而不分析哪一方面是主流，哪一方面是支流，貌似“全面”、“公正”，实际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因为辩证法认为，一个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总有一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评价斯大林模式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斯大林模式”，虽然并没有人正式对它下一个定义，但它的含义却是清楚的，是指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道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他只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些设想，初步进行了一些实践。完整的、系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以及制度、体制，是苏联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下提出并实施的。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3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他去世以后，尽管苏联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仍沿袭了“斯大林模式”。因此，大体上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

读一下有关“斯大林模式”的文章，可以看到，有的是就发展战略而言的，即指斯大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制订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有的是就制度而言的，即对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我们也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斯大林模式”。

二、就发展战略而言，必须结合历史条件评价“斯大林模式”

从苏联发展战略这一角度来评价“斯大林模式”，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形势。当时，一方面国际环境十分险恶。苏维埃政权刚建立，帝国主义就策动了十四国武装干涉，竭力把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这一阴谋被挫败后，尽管为恢复国民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了时间，但是，由于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根本的战略任务，因而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法西斯日益猖獗，而德国法西斯的进攻矛头显然是指向苏联的。对于这种形势，斯大林有清醒的认识。他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都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高速度的决策”。

另一方面，苏联从沙俄继承来的经济遗产是十分落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虽然已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然而它仍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的国家。1913年俄国的工业总产值只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6%，相当于美国的6.9%，英国的22%，德国的17.2%，法国40.3%。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俄国工业下降了36%。而除了资本主义工业外，在农村则是封建统治下的犹如汪洋大海的极其落后的小农经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一俟国民经济得到恢复，苏联国内面临的任务是，迅速进行社会改造和技术改造。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斯大林指出：“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落后的工业的基础上，只有不仅不逊于而且过一个时候，能够超过资本主义各国工业的现代化工业才能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和可靠的基础。”“苏维埃政权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个对立的基础上，建立在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社会主义大工业上和产生资本主义分子的个体小农经济上”。 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斯大林把它称之为“一切可能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苏联必须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尤其是建设重工业。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苏联不得不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正如列宁指出的：“或者是灭亡，或者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然而在经济如此落后，财力、物力如此匮乏的苏联，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斯大林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指出英国、美国、德国的重工业或者是靠巨额借款、或者是靠掠夺其它国家，或者是同时采用这两种办法建成的，而这些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格格不入，因而行不通。社会主义工业化只能靠苏联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这种事情“需要有重大的牺牲”，“应该公开和自觉地忍受这种牺牲”。

那些主张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的人，总是否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的客观必要性，仅仅把它说成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且是错误的选择。他们无视历史的事实，说什么当时“并没有看到战争信号”，因而战争的威胁，并不能构成“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并“搞起战备体制”的理由。对于这样不负责的信口雌黄，似乎没有必要说什么了。因为他们根本谈不上任何理论，更谈不上科学性。倒是对某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言论需要说几句。有人并不否认当时苏联面临着战争威胁，但仍然认为集中力量迅速实现工业化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是武器装备的暂时优劣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即然“开足马力奋勇前进”以加强国防力量是不必要的，当然保证实现这一点的“斯大林模式”就是选择的失误了。这种说法显然是荒廖的。毫无疑问，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武器的多少与优劣，而是战争的性质和人心的向背。但是在每一次具体的军事对抗中，除了道义的力量外，军事实力(还有它的基础——经济实力)确实决定着战争的结果。如果没有以强大的国防工业为基础的大量的先进武器的装备，苏联红军怎么能抵御住希特勒法西斯德国的倾巢侵犯，并及时转入反攻，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呢?手无寸铁的军队只能任人宰割，这样浅显的道理谁都明白的，除非是偏见影响了正常思维。

稍微尊重历史的人都会承认，希特勒军事进攻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当时法西斯德国动用了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这种进攻。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在全世界人民浴血抗击并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这场大战中，起了中流砥柱式的决定性作用。连一贯强调反苏反共的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与英国和美国的巨大资源相比，尤其是与俄国巨大的努力相比，我们所实施的一切战役规模都是不大的”。苏联在一次又一次的战役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直到攻克柏林，除了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团结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周围的强大凝聚力外，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为经济基础的巨大军事实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苏德战场上，德国武装力量损失了3/4的有生力量，坦克和迫击炮、飞机损失75%，这些土兵不是自动退出战场的，这些武器也不是自动销毁的，而都是由苏联士兵用武器一点一点消灭的。在1942—1944年间，苏联每月生产的坦克超过2000辆，而德国1944的5月达到的坦克最高产量才不过1500辆，而且苏联坦克装甲的厚度、机动性都超过了德国；苏联野战炮年均产量比德国多一倍，迫击炮多4倍，反坦克炮多1.6倍。正是凭这个，打败了法西斯。试问，战前的苏联，如果不排除万难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样的军事装备从哪儿来呢?怎样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另一种带理论色彩的意见。最近一段时间，国际上出现一种否定斯大林、吹捧布哈林的倾向。他们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后期，可供选择的工业化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布哈林主张经济的各方面关系保持平衡的发展道路。另一条是斯大林的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某些学者宣称：“如果历史选择了布哈林模式，就可以避免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弊病了”，“相对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布哈林模式是最佳模式。”这是脱离实际的臆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把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仅仅归结为纯经济问题，甚至归结为组织技术问题，是说不通的，必须考虑到国际国内各种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列宁曾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布哈林的方案恰恰是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而没有把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考虑进去。他的设想是十全十美的、不要付出多大代价的、“和平渐进”的发展道路，抽象地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有道理的，然而是与苏联必须抢在战争爆发前迅速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基础这一历史要求相矛盾的。如果选择了“渐进”方案，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可能已在战争的炮火中归于灭亡!

纵观斯大林执政时期，我们不难发现，历史并没有给斯大林留下多少和平的时机。先是帝国主义疯狂的扩军备战和歇斯底里的战争叫嚣，接着是延续五年之久的空前残酷的卫国战争，随后是在一片战争废墟上恢复国民经济。只要不怀偏见，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是完全必要的。毫无疑问，苏联在实行这一发展战略时也出现了许多失误，其中最重要一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是“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 直到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8250万吨)还没有达到1913年水年(8600万吨)，而人口增加了40%，这不能不严重地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农业、轻工业落后，反过来就会制约重工业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与消费资料生产增长速度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分析两大部类的关系时，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两大部门生产增长速度应该相等。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加进了一个因素，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应快于消费品生产增长速度，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因此，从理论上讲，在实现工业化阶段。当技术进步体现为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时候，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度”，决不是重工业发展越快越好。生产资料生产出来以后，除了用于国防事业外，最终是要在消费品生产部门使用的，因而第一部类的生产最终是要受到第二部类发展情况制约的。苏联的教训在于恰恰忽视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苏联教训后，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产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从长远来看，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这一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与片面注意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这一失误相适应，苏联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问题上，也是过份强调了国家利益，忽视了集体和个人利益。毛泽东同志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非常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发展战略中的错误：为了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从农民那里索取的“贡赋”达到了“挖得很苦”、“竭泽而渔”的地步，这显然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本身。

不能不指出的是，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虽然提出过调整发展战略，但从总体上来说，始终没有摆脱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基本模式。1953年8月8日，即接任斯大林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5个月，马林科夫就提出，现在，“在发展重工业已获得胜利的基础上”，应“用一切方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急剧提高日用消费品的产量”，主张“大大增加”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投资。然而，曾一度赞成这一思想的赫鲁晓夫，出于政治需要，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批判这种主张是“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违反了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总路线，甚至上纲说：“这是右倾的复活”。此后一、二十年，谁也不能再提对发展战略作调整了。到了70年代，勃列日涅夫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过重、农业轻工业过轻，人民消费需要受到严重压抑的情况，在1975年苏共二十五大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重大措施，规定了在加快发展决定国民经济技术进步的关键性重工业部门的同时，加快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增进人民福利。但是，由于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尽管客观上已经必须调整发展战略，而且在口头上讲了、决议上也写了，实际上仍然没有付诸实施。在战后国际形势缓和的条件下，苏联迟迟不改变在30年代形成的发展战略，这无疑是极其错误的。当然，这已经不是斯大林的过错了。

综合起来，我们对“斯大林模式”的发展战略应该怎么评价呢?看来，只能用苏联的经济状况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种发展战略及其执行是好是坏，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里，只能用生产力标准。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联的解体就是因为经济搞得不好，甚至进而认为社会主义搞不好经济，要把经济搞上去，只能靠资本主义。我们并不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工作犯过许多错误，尤其是最后一、二十年，面对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发展从粗放经营转到集约经营轨道的客观要求，没有及时进行改革，加上经济决策的失误，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效益不高、商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的现象，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这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综观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应该承认，正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缩小了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如果撇开这一面，只讲问题的一面，或者把问题说成是主要的，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十月革命以前，苏联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它的工业总产值在欧洲居第4位，在世界上居第5位。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1928年起到194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以每年增长21%的速度向前发展，迅速超过了英、法、德等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跃居欧洲第1位，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工业强国。这一成就正好是在世界资本主义1929—1933年爆发大危机及危机后长期萧条的背景下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危机形成鲜明的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战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的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欧各国。五、六十年代苏联经济一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7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发展速度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1950年到1984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8倍。而美国只增长了2倍。正因为苏联经济发展迅速，苏联工业总产值与美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13年的6.9%上升到80年代中期80%，从而成为令帝国主义望而生畏的社会主义大国。讲到苏美经济比较，还必须注意到苏联遭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工业下降36%，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工业下降23%，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又花去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而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在美国本土上进行，战争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经济，相反，推动了其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发了战争财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经济实力同美国迅速接近，这不能不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

只要不带阶级偏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苏联70年的经济实践，那么应该说，从生产力角度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经济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一跃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尽管经济工作中出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要列举出来，那是非常多的)，但成绩是主导方面，这是不可否认的。这种情况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说明，作为发展战略的“斯大林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成功的。尤其是在斯大林在世的三、四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更是如此。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必须重复说一下，我们肯定“斯大林模式”中的发展战略是有条件的。第一，在30年代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这种发展战略是历史的必要，但在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战后，尤其是60年代中期以后，调整这种发展战略已成为客观的要求：第二，即使在30年代的条件下，执行这种正确的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我们只是想说明一点，把70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种发展模式，成绩是第一位，问题是第二位。
三、从制度角度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在方法论上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我们再从制度的角度来分析“斯大林模式”。这也许是评价“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的方面，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方面。

在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理论的问题。制度是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体现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的关系，另一类是日常社会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关系。显然前一类是根本的，也是某种社会经济形态所特有的，而与其它社会经济形态相区别；后一类关系则是从属的，它必然要反映前一类关系的特点的要求。在制度上，反映前一类社会经济关系的是社会基本制度，反映后一类社会经济关系的则是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相应地，这两个层次的关系是，社会基本制度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具体的体制和机制是表层的、被决定的，它是社会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虽然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因此，我们从制度角度评价“斯大林模式”时，从方法论上也必须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区分开来，分别加以分析。

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必须充分肯定。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他们在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对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而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实行专政，并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从而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在思想上，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用我们中国通行的语言来说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体现，决不能否定。维护这些，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抛弃这些，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必须肯定，不容否定呢?这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最起码的原理。我们肯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因为它不是人们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从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必须得出的结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时，并不是诉诸道德与法，因为他认为，“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他们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社会性质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因此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家的私有制。然而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就有可能实现按劳分配，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做到。可见，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凡是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都应该而且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

一切攻击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都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概括起来就是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以议会民主、多党制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统治；经济私有化——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把公有制财产“量化给个人”，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思想自由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论自由泛滥并占统治地位。其实质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用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人道主义、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号下，攻击现实社会主义是“极权社会主义”、“官僚专横的社会主义”，理由是存在各种垄断：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政治垄断”；公有制的统治地位是“经济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思想垄断”。这各种各样的垄断造成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异化”：政治垄断造成“人与政治、政权异化”；经济垄断造成“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思想垄断造成“人与文化异化”。因此，他提出，改革就是要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具体来说就是实现多元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议会民主；经济上，取消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戈尔巴乔夫的主张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要求完全一致，都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说明他以及他所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确实配合了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是帝国主义隐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正面说明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那么，帝国主义竭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一度泛滥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则从反面证明了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要性。然而往往有一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贬低乃至反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或者其中若干主要内容。例如，前一段时间盛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提法，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称之为“传统社会主义”，认为这是有弱点的，应当否定，必须用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的“现代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据说，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且不论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反对发展生产力、主张普遍的贫困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谎言，谓予不信，可以查一下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这些科学社会主义大师都是主张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拿被他们歪曲得不成样子的斯大林来说，正是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说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 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而要提出疑问的是，如果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能叫社会主义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共产党人可以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把公有制为主体斥之为“传统社会主义”，要予以抛弃，那种“新社会主义观”究竟要把人们引到哪儿去呢?否定按劳分配，那也不能叫社会主义的。请问：如果不实行按劳分配，在目前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就只能实行“按资分配”，那样怎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呢？要知道，发展生产力虽然可以使全社会消费品丰富起来，却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导致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只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来的消费资料按劳分配而不是按资分配的结果。我们还不得不问一下，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叫社会主义吗？列宁曾经指出，是不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说搞社会主义可以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是成了假马克思主义了？

们党历来对“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持充分肯定的态度。早在1956年面对国际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我们党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经验称之为具有基本性的、带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 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这些论断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然而，今天有人在评价“斯大林模式”时，竟然提出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从来没搞过社会主义，苏联从来没有建立过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涉及了一个原则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就是邓小平同志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近70年时间内，苏联建立的基本制度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怎么能说苏联从来没有建立过社会主义制度呢？当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另一种回答，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是另一种标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譬如，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些诸如人道主义、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抽象的全人类共同的伦理性价值观念，只要不断实现这种观念就是社会主义。而四项基本原则恰恰是与这些名为全人类的、实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是根本对立的。按照这些价值观念来判断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那只能得出结论：苏联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前提的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是错误的，因此引出的结论当然也是错误的。有必要提醒一下，如果说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把自己“所干的事业看成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继续”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搞的是什么呢？回答必然是十分荒谬的。

我们对“斯大林模式”中有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对于“斯大林模式”中有关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容，评价就要复杂得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这是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本国具体国情进行探索的。国情不同，具体的体制和机制应该不同，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具体的体制和机制也应该相应地发生变化（这就是改革）。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就包含了这个意思。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回答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因为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才能说搞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回答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因为不同国家里，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一领域应该而且必须有不同的模式。顺便说一下，在探讨社会主义问题时，必须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因为从哲学上讲，共性富于特殊性之中，不可能有脱离了特殊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而特殊性又只是共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通过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的，前者离开后者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后者又必须反映前者的特点和要求。需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或者强调某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而否定社会主义共同的本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正主义，在实践上会导致资本主义化；或者强调社会主义共性而否定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和道路，具体的体制和机制应该有不同的模式，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在实践上则是照搬别国的模式，或固守原有的模式不思改革。

我们党在50年代中期就从理论上注意到这一点。那时，我们党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上才能取得成功”。 这一论断从方法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政治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关系问题。

我们来具体评价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简要地说，我们可以指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建立的这种体制和机制，有它的历史由来，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第二，这种体制和机制即使在它建立的历史条件下，虽然积极作用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若干弊端，只是当时并不突出，没有成为主要方面。第三，有的具体制度在苏联条件下是对的，但搬到别的国家去就不对了。由于第三种情况不是“斯大林模式”本身的问题，所以我们着重分析前两种情况。

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苏联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特点。苏联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自上而下靠行政手段下达指令性指标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国家与企业关系上，一切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手里，企业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即没有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经济责任；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是由计划进行调节，完全否认市场的作用；在管理的方法上，国家主要运用行政方法来管理经济，忽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否认经济利益在管理中的意义。这样的体制，在历史上是有其客观必要性的。上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的环境里，苏联不得不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在经济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只有把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高度集中起来，按照统一的部署，投入最重要的项目上去，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发展战略。这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是适应当时特殊的形势和任务建立起来的，它保证了工业化的迅速实现，从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以及战胜法西斯德国打下了基础。连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发誓要“炸毁一切”的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承认：“在那种特殊的条件下，这种体制是保证了在极短时间内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解决的战略任务。”

在战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时期，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战后苏联恢复国民经济的速度大大快于西欧各国，应该说，这种体制也是功不可没。我们在充分肯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即使在当时，这种体制也是有缺点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企业缺乏发展生产、改进经营的内在动力，不能发挥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这种缺点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处于次要地位而已。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数目的增多、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和复杂，这种僵硬的、完全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企业没有积极性的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尤其是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时代，信息越来越多，经济领域的变化越来越快，企业缺乏灵活反应能力、不讲究效率的体制，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经济发展的条件变化了：经济增长的重点从粗放方法转到集约方法、从数量转到质量上来，与粗放发展、单纯追求产量相适应的原有体制显然已过时。从60年代中期以后，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的生产力的发展。苏联那时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经济效益低下、人民生活改善不快的景况已经表明，改革是生产力发展本身提出的客观要求。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议论，认为苏联的失败就在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赞扬苏联发生的变化，说什么只要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就走上了高速度、高效益的轨道。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对苏郑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应该作历史的分析，这一点，上面已经讲过了。尽管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我们不能否定它在30年代至50年代是必要的，保证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其次，不能撇开基本制度来谈论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关系的内容是分层次的、具有隶属关系的系统。其中有的关系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基本制度反映的生产关系就是这类经济关系，因为它决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有的关系则是表层的、从属的，作为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属于这一类经济关系，因为它反映的只是在具体地组织生产、交换过程中发生的诸如资源如何配置这样的经济关系。从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基本制度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运行机制起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在目前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以代替曾起过历史作用，但现在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并不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在于它与哪一种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还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讲一种倒退行为，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苏联的教训是没有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及时改变经济体制，也就是没有及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仅不会导致“经济腾飞”，相反，只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苏联政局剧变、向资本主义演变以后的经济状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苏联建立的全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来看，应该说，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它是发展经济巨大的推动力；苏联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问题在于没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及时进行改革，因而在后半期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不适应、甚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生产关系体系中，运行机制是从属的，基本制度则是决定性的，既不能因为运行机制需要改革而否定其历史作用，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基本制度，进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实践。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抓住具体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病，就断言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遭到了“战略性失败”，那是完全错误的。

苏联的政治体制，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体制，也许是遭到非议最多的了。1936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这部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法，不仅规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具体规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对劳动人民实施广泛的民主这一要求，宪法专设一章规定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等，享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和进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这在宪法史上是一场革命，因为在此以前，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根本看不到专门规定公民权的章节，通篇只是权力机构的权力。苏联宪法以专章明确规定公民的权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性，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和进步性。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机关实行苏维埃制，各级苏维埃由苏联公民按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办法选举产生，所有未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信仰、文化程度、居住期限、社会出身、财产状况以及过去生活如何，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规定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其民主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甚至遭到破坏的现象。这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常设机构膨胀，取代了行政职能部门的工作；个人集权，个人专断，在权力机构上，个人权力过于集中，在权力运行上，缺少民主规则，听凭个人作出决策，到斯大林晚年则演化为个人迷信，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忽视法制建设，法律体系不完整，法律内容缺乏权威，屡次发生安全机关不依法办事，破坏法制的事情等等。

苏联政治体制、运行机制中出现的最大问题，也是斯大林的最大错误是肃反扩大化。这是人们议论最多的问题。敌对势力攻击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有力的工具，莫过于此，因为错杀了人、错抓了人，是最容易引起善良人们的愤慨，在情绪激烈的情况下，什么不理智的事都干得出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抓住的主要是这根辫子；戈尔巴乔夫要炸毁过去的一切，主要根据也是肃反扩大化。西方“斯大林学”津津乐道，无非是罗列谁遭到了迫害，描述其细节。他们是不遗余力加以渲染，以肃反扩大化之“偏”，概括现实社会主义之“全”，以此为由头，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把苏联贬了个够，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有意思的是，他们对肃反扩大化冤死的人数是一变再变，每变一次数目就激增一次。从20多万到200多万，到2000多万，再到4000多万，迄今为止最高数字出自布热津斯基之手，叫做“五千万冤魂”。这个码加得也太离谱了：在30年代，苏联人口是1.6亿人，如果冤杀了5000万人的话，那3个多人中就有1人被杀，战前人口也就只有1亿左右了。可是战争爆发前夜的苏联人口是1.9亿人，这多出的9000多万人是从哪儿来的呢?可见，所谓5000万冤魂纯属虚构。为了攻击、污蔑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可以不顾起码的常识、起码的逻辑的。

究竟30年代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判处25年以下劳改和监禁的2，369，220人，判处流放和驱逐出境的765，180人。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应得，多少是错判的，该报告没有分析。

对斯大林的肃反问题，我们党有过一个十分明确而科学的分析：“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人个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肃清反革命的问题和对某些外国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无需纠缠肃反扩大化究竟错杀了多少人的具体数字。重要的是。第一，要分析苏联政治体制产生弊病、政治生活中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头一个打开通向人类解放大门的俄国，曾是一个封建的、军事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此，哪能出污泥而不染？历史的遗产往往是很难摆脱的，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新社会制度。同时，它又是在战争引发革命、革命催生新社会制度的风暴中诞生的，体制上不能不带有地下活动、战场厮杀年代留下的特点，打上若干集权主义、命令主义的烙印，从而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格格不入。这样，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新生事物，当然难以迅速清除原有的封建专制的遗毒。这种由于先天的某些不足带来的弊端，又被后来某些客观、主观的因素所加剧。资本主义对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国际阶级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相当大范围内达到白热化，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持续对抗，形成了冷战热战交织上升的严酷的环境。国内消灭剥削阶级引起的激烈对抗，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时而缓和，时而尖锐。无产阶级政党主要领导人对这种环境和形势警惕过当，加上思想方法片面性和工作方法简单化，在一定阶段里，在一定程度上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普遍化和扩大化，造成了内外对敌斗争的严重偏差。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封建专制遗毒远未肃清、社会主义民主尚待发展、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还十分强大、间谍和第五纵队活动日趋猖獗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斗争的。因而他们在严肃地批判种种错误倾向、严厉地打击种种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同时，也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把革命的同志、同路人、同情者打成间谍、特务、反革命分子，错误地加以逮捕、监禁，甚至处决，这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对此，简单地加以揭露、谴责以至控诉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害的，重要的是探讨其原因，总结教训。第二，要分析这些弊病、错误在苏联整个政治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无庸讳言，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政治体制的确存在许多弊病，政治生活中的确犯过象肃反扩大化这样令人痛心的错误。然而把这些弊病、错误放到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去考察，那么应该承认，这仍然是次要的、第二位的。列宁曾经指出，“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因此，判断一种现象必须把握它的基本事实。那么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在政治领域的基本事实是什么呢？那就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这种经济基础的形成，使得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压迫和剥削、成为国家的主人，保证他们得到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异化，这是第一位的、基本的事实。正如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不能因为经济体制有弊病就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样，在分析政治问题时，也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有弊病、政治生活中犯了错误就否定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进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对资产阶级来说，由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和政治权利，他们当然要抓住这些弊病和错误做文章，无限上纲，肆意夸大，借以咒骂和攻击社会主义，这种手法，我们是屡见不鲜的。自社会主义诞生以来，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共产党内部，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与西方资产阶级相配合，也抓住并夸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例如，他把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民主发挥不够的地方，说成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造成政治垄断的结果，因而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他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并已得到纠正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归因于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因而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全民民主”；他把公有制企业经营上出现的诸如缺少活力等等具体问题，说成是公有制必然带来的，因而要求把公有财产分散归个人所有，实行私有化；他们利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精神垄断，因而要求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等等。戈尔巴乔夫是以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民主作为判断标准的。然而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民主是不存在的。他实际上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体现。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认为是“战略性失败”，应予彻底否定的了。

四、必须从整体上正确评价“斯大林模式”

我们从总体上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在方法论上，应该说，毛泽东同志对苏联经验的分析，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苏共20大以后，全世界曾掀起一股以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特点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这股思潮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力挽狂澜，挺身而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他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应该成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

我们不能不佩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勇气、客观和公正。尽管她深受苏联肃反扩大化之害，1949年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投入牢中6年之久。在她被释放后不到一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她却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斯大林，这真令某些“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汗颜。她写道，斯大林“从1928年开始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经济技术落后的农民国家里，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和文盲的国度；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而且，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因为他是这项宏伟工程的工程师。当然，这个翻天覆地、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既造就了千百万英雄，也产生了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津津乐道于此并且列举出这个时代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都曾经忍受了这些祸害，并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小人”，读后不知感想如何！

我们并不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犯过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认真地加以总结，可以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基本制度以及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运行机制，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不可能不发生失误、出现弊病。再一般地说，任何社会都充满着矛盾，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中前进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并不是不存在矛盾和问题，而是由于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基本上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反映到政治上，国内对抗性矛盾已不占主要地位，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人民内部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而矛盾比较容易解决、比较容易克服而已。我们不应掩盖矛盾、粉饰现实，但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出现的失误和弊病。

那么，如何分析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病呢？这方面有三个问题需要问答。
　　第一，这些失误和弊病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是主流还是支流？如果孤立地看，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有的十分严重，甚至引起人民的不满。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些问题加以渲染和夸大，煽动群众，制造动乱的。我们必须认真处理这些问题，纠正错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到整个历史时期从整体上来考察，应该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第一位的、主要的，问题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第二，产生这些错误和弊病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保证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可以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所出现的失误是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认识的局限性等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弊端并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具体环节上出现的，因而通过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改革体制，是可以解决的。抓住具体工作的失误，具体环节上弊病，就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战略性失败”是完全错误的。

第三，怎样纠正错误，克服弊端？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来解决问题。既然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既然问题并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而是在具体工作、具体体制中产生的，那么正确的态度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发扬优势、革除弊病、大胆创新，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把社会主义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决不能借口纠正错误、克服弊病而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最后，我们不得不指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即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而严肃的政治问题。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这是一个原则是非问题。他形象地把列宁、斯大林比作两把“刀子”，他指出：“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波匈事件中有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而是丢出去的”。而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他们认为十月革命不灵了，不能作为各国的模范了，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样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把资本丢光了，那就站不住了。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意识到，否定社会主义实践这股思潮泛滥下去，会导致亡党亡国的。苏联的悲剧恰好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演变的过程表明，苏联共产党恰恰是从自我丑化、自我否定开始，结果为自我垮台创造了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带头掀起一股否定过去的思潮。所谓“历史不留空白点”，就是放手让敌对势力污篾、攻击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谁恶毒咒骂共产党、社会主义，他就是“改革派”、“民主派”，就是推动苏联进步的力量；谁要如实地、一分为二地评价过去，肯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成就，他就是反革命的“保守派”，是“社会主义的守灵人”。一时间，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席卷而来。而在彻底否定过去的政治气氛下，共产党处于思想混乱、组织涣散、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造成了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夺取政权的最好时机。苏联政局剧变中的这种情景，我们记忆犹新。具体一点说，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否定自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引起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为党内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一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创造了条件。党内民主社会主义者正是从攻击党的历史、污篾社会主义实践入手，提出要建立一个与过去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打出与现实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号的。不彻底否定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即“斯大林模式”，就不可能提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名为新的、实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翻版的道路。而在否定历史、否定过去成就的气氛下，人们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也就很容易接受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东西，把它当作一种“有益探索”、一种出路。另一方面，为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他们正是利用共产党自己对本身历史的否定，要求把“共产党排挤出政治舞台”，甚至要求“审判共产党”，没收共产党的财产，宣布“共产党与法西斯组织一样”，应予取缔；正是利用共产党自己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要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而共产党在敌对势力这种进攻面前，由于自我丑化而理不直、气不壮，无力反击，只能拱手让出政权，任人宰割。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泛滥，党外敌对势力的猖獗进攻，内外结合，导致了共产党垮台。这种垮台有两种含义：一是党本身改变性质，力量大大削弱，甚至彻底瓦解；一是党被撵下台，丧失领导地位，沦为在野党，处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这一切都意味着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付诸汪洋。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惨痛的。苏联政局剧变是从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开始的。围绕着对“斯大林模式”即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进行的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谈论历史，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连篇累牍的评论，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2006-11-8 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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