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茶庄（ http://zhoujun.blshe.com）

　　一百年前，在八国联军北京阅兵的礼炮声中，中国人走进了二十世纪。
　　一百年后，在万众欢庆澳门回归的锣鼓声中，中国人送走了二十世纪。
　　这就是中国人的二十世纪--
　　一头担着深重的国难，一头托着蓬勃的国运。
　　一九五０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中点。
　　一九五０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支点。
　　一九五０年，一代中华儿女，凭他们的铁肩，担起了国难；以他们的牺牲，托起了国运，撑起了二十世纪的中国。
　　新中国，从这里开始，迎着扑面而来的战火硝烟、枪林弹雨，昂首阔步，走向世界！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场伟大的战争吧！

序　 章

百年羞怯 病夫萎靡落劫灰
一朝崛起 雄师奋勇破强梁

　东方有一片海，　　　　
　　　　海风吹破五千年的梦；　
　天外有一只船，　　　　
　　　　船一去飘来的都是泪！　
　　再不忍见那片海，　　　
　　再不忍看那只船，　　　
　　　却回头又向它走来，　　
却又回过头，　　　　　　　
　　　　　向——它——走——来！

　　　　　　　　　　　　　　　　——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主题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大规模入朝作战的历史，应该追溯到19世纪的90年代，它距离今天已经百年有余。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不忍卒读的历史。
　　满目所见，不是纸和字，而是碧血淌出的河，白银堆成的山！
　　不堪回首，又频频回首；不忍卒读，又屡屡卒读。因为那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因为我们至今还在饮着由那段悲怆的历史酿就的苦酒。欲罢不能，欲语还羞，这就是我们的痛苦和矛盾之所在。
　　篇首这支歌，唱出的不就是在痛苦和矛盾中酿出的悲怆吗？
　　一曲歌罢，余音绕梁；催人泪下，荡气回肠！笔者每每闻之咏之，悲怆之情淤塞于心，愤懑之气奔涌于胸。史鉴来者，知耻后勇。我们正在营造小康的人民须要警示，我们正在艰难前进的民族需要鞭策。我们不仅必须直面那段历史，还必须对那段历史作深层面的冷峻思考。
　　勿庸置疑，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看到了这段历史的一面：
　　那次战争的结局，是弱肉强食的世界结出的不义之果。
　　然而是否每一个中国人都透析地看到了它的另外一面？
　　——那实际上是一种再公平不过的历史选择！

　　历史，常常把它的选择放在战争舞台上进行。
　　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是历史把一次奋进崛起从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机会，摆在了中日两大民族的面前。而不管是当时还是今天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沉痛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
　　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这场公平的历史选择中落伍的。

　　那一场陆海大战，决定了中日两大民族未来100年的命运。
　　战争，起缘于中华民族的唇齿之邦朝鲜的一场内战。
　　1894年1月10日——也就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人金奉准，在全罗道古阜郡以“济世安民”、“尽灭权贵”、“逐灭倭夷”为口号，揭竿而起，造反举义，义军在各地贫苦农民响应之下，很快演成燎原之势，锋镝直指朝鲜京都——汉城。
　　朝鲜国王手忙脚乱，派出全罗道观察史金父铉率领由满清政府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政府军前去镇压，然而面对人多势众的饥民，这支本来就没经过什么战阵的军队显得全无章法，三两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东学党人乘势攻占了朝鲜半岛南部的金州、忠清、庆尚三道。
　　汉城危在旦夕！
　　没了主意的朝鲜国王慌忙召集阁臣，拿主意，想办法，研讨退兵之策。在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激烈争论后，邀请满清政府出兵帮助镇压起义的意见占了上风。
　　于是乎，一纸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的呈文于6月2日送到了满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案头。
　　就这一张纸，牵扯出了一场世纪末的大决战！

　　面对朝鲜政府的请求，李鸿章却作了大难。
　　本来，中朝两国在历史上有着非常悠久的宗藩关系，象这类派点兵马去帮忙弹压一下聚众生事的“刁民”，本来算不得什么不得了的大事情。长期以来，朝鲜国王向中国皇帝朝贡称臣，中国皇帝给朝鲜国民播威布德；两国人民互通有无，和睦相处。虽然各自院里时不时也窜起几股烟，燃起几把火，经历过一些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然而彼此间这种源远流长的宗藩关系纽带，倒也牢牢靠靠地被两头攥着。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这根纽带的另一头却有些飘忽不定了。
　　自从大不列颠的炮舰气势汹汹轰开了满清王朝的大门，国势日衰的大清国，虽然在名义上仍旧保有着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却已今非昔比，远不能和康熙爷“恩威播于海内”的时代相提并论了。大清皇帝对这块半岛的宗主权，在实质内容上已经大大地打了折扣。而费心竭力把这个折扣打下来的主儿，也是一个与中华民族和朝鲜民族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东方邻国——日本。
　　这个时候的日本，已远不是鉴真和尚遣唐时的那个弹丸岛国，更不是被戚继光的戚家军在江浙沿海打得落花流水的海盗倭奴。经过明治维新，这个岛国的国势日见起色。雄心勃勃的明治天皇，开始对朝鲜半岛插手染指，而且已与正走下坡路的大清王国渐成分庭抗礼之势。
　　双方利益的对立冲突，首先在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上表现出来。

　　1882年，朝鲜国王之父李罡应发动壬午兵变，自封国太公。
　　李罡应以大院公的身份实施统治的第一项举措，便是和日本人相互勾结，胁迫朝鲜国王签订了《利物浦条约》。
　　为了维系中朝间历史形成的宗藩关系，那次满清政府的表现还算强硬，立刻派遣李鸿章的淮军吴长庆部出兵朝鲜，镇压了兵变，拘捕了李罡应并将其解往北京。
　　完事后，还留下3营兵马常驻朝鲜，拿枪杆子看住这块藩地。
　　日本人这次算是碰了个硬钉子。
　　然而，两年后，日本人又策动一批由亲日的朝鲜贵族青年组成的开化党，发动“甲申事变”，劫持国王，再次组成亲日政府，扬言要对满清政府“废止朝贡虚礼”，结束彼此的宗主关系。
　　中国人当然也没有示弱，朝鲜的中国驻军在记名总督吴兆和与总理营务处的袁世凯的率领下，攻入王宫，逐走日军，很快平息了事变，并将朝鲜国王迎至清军营中。
　　但日本人这回却不肯相让了。
　　日本政府迅即派出铁甲舰“扶桑”和巡洋舰“比睿”，携带陆军从仁川登陆，摆出了一付不肯善罢干休的模样。
　　满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也不敢怠慢，一面急令丁汝昌等率 “超勇”、“扬威”、“威远”3艘巡洋舰赶赴朝鲜马山浦，一面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斡旋。
　　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仁川附近相互对峙，剑拔弩张。
　　大规模军事冲突，眼见将是一触即发。

　　然而这次的争斗与两年前相比，形势却更加微妙。
　　这当口，正是中法战争形势极为错综复杂的关头。法国军队在陆上战争吃了败仗，而海上交锋却大大得了手。满清王朝的南洋水师在福建马尾惨遭覆灭，法国舰队正挟马尾海战胜利之势，封锁台湾海峡、进占澎湖列岛，断绝中国南粮北运的通道。
　　日本政府选准此时发难，无疑是要置满清政府于两面受敌之艰难处境。满清政府两面俱要到，结果是两面俱不到：既不敢对日本人下手，也不敢与法国人较真儿，只好两面妥协，一面在老将冯子材于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的胜利形势下，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停战条约》；一面在天津与日相伊滕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
　　这是两个很让国人失意的条约。
　　尤其是后者，为9年后的中日甲午大战埋下了祸根。
　　《中日天津条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日两国同时拥有在朝鲜的派兵权。今后朝鲜国内若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彼此出兵前要先行文知照，事毕即撤回，不许留防。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朝鲜已沦为中日两国的共同保护国，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实际上已被日本分享。
　　朝鲜政府也就从此夹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

　　所以到了1894年这个多事之秋，在东学党人的步步进逼之下，朝鲜国王结结实实地尝到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苦头，他悲哀地看到：除非寻求外力援助挽狂澜于既倒，否则仅靠朝鲜政府自己，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扶大厦之将倾的。
　　唯一的办法是在两个保护国择一而求助。
　　朝鲜政府权衡再三，觉得中国人与自己毕竟同宗儒家文化，比起东瀛诸岛上的那些小个子们来，还是要显得可靠一些。而且历来向中国求兵，人家都是打完仗就痛痛快快地走人，再无牵绊拉扯。虽说少不了要打点些银子，可总比拿了银子还赖着不走的要好得多吧？
　　这才正式呈文，请求中国政府出兵助剿东学党人的起义。

　　可这么一个本该不太大的题目，却着实让满清政府大伤脑筋。
　　今非昔比啊！
　　不出兵吧，堂堂大清且又是宗主国的面子往哪里搁？
　　出兵吧，一旦和虎视眈眈重兵压境的日本鬼子撞上打起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根据双方在《中日天津条约》中达成的协议，如果中国派兵，日本也可以派兵。
　　而现如今的日本，已远非9年前可比了-。
　　早在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就发布了施政纲领《五笔誓文》和《宸翰》(御笔信)，明确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总方针：

　　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日本明治维新各项政策中，“富国强兵”被置于轴心位置。
　　被誉为“日本军国之父”的山县有朋在一份奏文中说得十分坦白：“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权力始可论，交际平行始可保，互市始可制，国民劳力始可积，然后国民之富贵始可守。” ②[②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第28页。]
　　1890年12月6日，已担任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把这种扩张政策阐述得更为具体—— “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
　　他甚至毫不掩饰对朝鲜的占有欲：
　　“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

　　《中日天津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很快制订了造舰54艘，总排水量为66 300吨的计划，并于1885年发行海军公债700万日元。当造舰经费发生困难时，明治天皇甚至带头解囊，从皇家内库为造舰捐助30万日元。顿时，日本全国贵族纷纷响应效仿，竞相出资，捐资达103.8万日元。
　　日本人在厉兵秣马，不断加快军国主义步伐，满清海军官员们却终日为如何从海军经费中挪出银子来给太后修园子找乐而煞费苦心！如今，真到了要动刀动枪的时候，能不犯傻发急吗？
　　就在李鸿章抓耳挠腮、心急火燎之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颗定心丸。
　　袁世凯——满清政府在朝鲜的最高负责人-——电告李鸿章：
　　“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
　　那意思就是说，朝鲜这码事儿，日本是不管了。
　　日本虽然不管，但希望中国管。
　　袁世凯的依据，来自于日本驻朝公使馆有中国血统的翻译郑永邦。因为郑永邦具有中国血统，袁世凯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一定跟自己的祖国是一条心。
　　这当然是个好消息，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想想，出一趟兵，既可给大清国挣挣面子，又不会和小鬼子冲突起来，何乐而不为？
　　不过，这等军国大事，中堂大人还是不敢过于轻率。
　　他着即让手下翻译日本报纸，亲自验阅。
　　那几天，日本在野党和执政党正在报上吵得冤冤不解。
　　于是，精明了一辈子的李鸿章，便想当然地以为日本忙于内部纷争，无暇顾及朝鲜这码事儿，从而确信袁世凯的信息无误，悬着的心放回了肚子里。
　　他当即拍板：出兵朝鲜。
　　李鸿章遂命直隶总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精兵1 500人，搭乘招商轮船、北洋水师巡洋舰“济远”和“扬威”，从海上开赴朝鲜仁川港。同时按《天津条约》条款，向日本政府通报并声明：一旦朝鲜局势安定，立即撤军返回。
　　这正是日本人想要的效果。

　　他们等这个日子已经等了多年！
　　那装模作样不想出兵的态度，不过是给满清政府下的套子，其目的就是要逗引中国在陆上与海上与其进行决战。至于那个糊弄袁世凯的郑永邦，虽然货真价实是中国血统，但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更爱日本国的日本人。
　　不能说李鸿章们不慎重，不能说李鸿章们不知兵家大计。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是睁开眼睛想搞改革想搞开放的一批精英人物！可是，呆板守旧的传统思维模式，不切实际的虚骄侥幸心理，腐败没落的封建官场背景，决定了他们明显的对敌对国战略缺乏洞察力，而将国家的命运轻掷于想当然之间。
　　当然，处心积虑的对手，也着实让中堂大人难以应付。
　　站在国际政治斗争大格局的角度来看，就算此时侥幸躲过了刀兵之灾，日本人总还会找楂打上门来的。没有可充当坚强后盾的国力和军备，真命天子又被一个坐在幕后的老女人叶赫那拉氏随意摆布着，凭什么和人家对垒？

　　日本人见满清政府上钩后，立即成立了由参谋总长、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高级将领参加的战时大本营。
　　6月5日，日本派出800名海军陆战队员直奔汉城。
　　紧接着，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指挥8 000余人的混成旅团，于6月16日在朝鲜登陆，抢占了汉城到仁川一带的战略要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松岛”、“千代田”、“高雄”、“赤诚”、“紫筑”、“大和”、“八重山”、“吉野”等8艘战舰，控制了釜山到仁川的海域，布设水雷，进入临战状态。

　　李中堂这回可是真慌了手脚。
　　他眼瞅着鬼子抢占了汉城、仁川等战略要地，却拿不出有效的应变措施。无奈中，只好祭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宝，请英俄两国出面向日本施压，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想让英国舰队出兵横滨，给日本施加压力。
　　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精于算计的英国绅士，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为了别人的利益去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不过，英国人总算还是给了中堂大人一个面子——促成了中日两国代表坐到一张桌子前来谈判。
　　但日本人的态度极为强硬，坚决拒绝了中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的建议，致使谈判破裂。
　　这也是日本人想要的效果！
　　7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与满清政府绝交。

　　中堂大人不想打也不成了！
　　说到打，应该说中堂大人还是有本钱的。
　　中堂的淮军是中国装备最先进的陆军部队，一色的“克虏伯”山、野炮和“温切斯特”连发枪，并不亚于日军的精锐。海军更不用说，拥有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庞大舰队，共有战舰78艘，总排水量约8.5万吨。尤其是“定远”、“镇远”都是当时亚洲第一流巨舰，倘单以吨位计，它甚至超过此后直到当今中国海军的任何一艘水面舰艇。
　　日本海军拥有战舰31艘，总排水量约6万吨，但铁甲舰只有较陈旧的“扶桑”一艘。当然，日本还拥有航速和火炮射速都优于中国的“吉野”装甲巡洋舰。
　　以满清政府当时的军力，与日本相比，最低限度也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无怪乎举国上下，一致乐观，都认为弹丸岛国日本岂是泱泱中华之对手。
　　就连气势汹汹的日本人自己，尽管外表声色俱厉，内心却未尝不在犯虚。天皇御前会议制定的具体计划是：

　　陆军主力钳制和击败在朝清军，海军击败北洋舰队。
　　若海战大胜，取得黄、渤两海制海权，则直捣北京；
　　倘胜负未决，则陆军固守朝鲜，海军控制朝鲜海峡，与陆军相互策应；
　　倘海战失利，则退守本土，严防中国进攻日本本土。

　　可见当时日本对“打败中国”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十分把握。
　　军力对比，伯仲之间。
　　要较量的就是素质了——
　　军事思想、决策指挥、战役战术素养等。
　　可惜这些恰恰是腐败没落的满清政府和军队最虚弱、最提不起之所在，可以说是未战就已输给对手三分。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分明是大战在即，有着一支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却听任日军从从容容地控制朝鲜西海岸各海口，调兵遣将，运弹馈粮而无动于衷。在朝鲜的陆军部队也听任日军挟持朝鲜国王，抢占要地而毫无反应。
　　这还能不挨打？

　　7月16日，光绪皇帝下谕李鸿章对日开战。
　　同日，李鸿章下令卫汝贵率盛军6 000人，马玉昆率毅军2 000人，左宝贵率奉军3 500人，丰阿升率吉军1 500人，分四路入朝，直趋平壤。20日，又令雇用英国商轮“爱仁”、“高升”、“飞鲸”，运送江自康的仁军增援牙山，由北洋水师管带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
　　于是乎，朝鲜半岛，黄海之滨，一场世纪末最酷烈的陆海大战爆发了。

　　开战伊始，李鸿章就持“扼守海口，拱卫京师”的近海防卫的思想，不是让北洋舰队在海上与敌争夺制海权，而是充当一座座海上浮动炮台。他给北洋水师统帅丁汝昌的方略是“保船制敌”，“不定与日本海军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还美其名曰“猛虎在山之势”。
　　笑话，坐守家门的虎还是虎吗？
　　对此，刘步蟾、林泰曾等留洋学生大有异议，屡屡上书，却无济于事。不惟如此，到后来日本海军已进到旅顺、威海挑衅，中堂大人还把北洋舰队巡弋范围从大同江口缩小到鸭绿江口。
　　等着挨打！

　　上阵一交手，中国军队陆海两路都吃败仗。
　　1894年7月23日，李鸿章派北洋舰队“济远”舰和“广乙”舰护送陆军运兵船，从大沽出发前往朝鲜牙山增援。25日，两舰返航途中，在丰岛附近海面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发生战斗。战斗打响后，“济远”、“广乙”虽奋力拒敌，然却寡不敌众，两舰受创严重，并被优势日舰分割。“广乙”遭重创后触礁搁浅，被迫纵火焚舰；“济远”在担任指挥的大副二副阵亡后退出战列。
　　从大沽口运兵援朝撞进战场的“高升”和饷银船“操江”便成为日本联合舰队的俎上之肉。
　　日本联合舰队顺手牵羊，乘机击沉“高升”，俘获“操江”。
　　此战中表现最为凶悍的是日舰“浪速”，其舰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十年后官拜大将，成为日俄战争的日本海军统帅。
　　丰岛海战，北洋水师失利。

　　丰岛海战失利，导致北洋水师对仁川港口的控制权完全落入敌手，威海、旅顺、仁川三足鼎立的态势遭到破坏，与在朝鲜半岛的陆军部队相互策应之势尽失，严重危及到北洋舰队对黄海制海权的有效控制。
　　继海战失利，牙山清军陆军部队又被日军大败。
　　7月29日，日侵朝陆军部队向牙山清军发动进攻，聂士成、叶志超率清军奋力抵抗，但不敌优势日军，败阵而走，奔逃数百公里，退守平壤。败退途中，叶志超还向李鸿章报捷，说清军以寡敌众，毙敌2000余人。可气的是，这位谎报战功的败军之将，竟于8月25日被委任为驻平壤的清军部队的总指挥官，以致后来前线将帅不和，酿成平壤之战的大败。
　　与此同时，天皇在国内发布募集公债的143号令，从国民手中募集了7694.9万日元的公债用于战争；日军陆续增援抵达朝鲜的部队大岛混成旅团、第四师团主力、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各一部，组成朝鲜军。日本首相——也就是那位说“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的山县有朋——亲任司令官，准备大举进攻平壤。
　　一只养足了精神的饿狼，已经瞅准了猎物，要扑上来了！

　　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8月28日，牙山撤逃的清军陆续与已到平壤的增援部队汇合。此时，清军各军总计还有步、炮兵约15 000人，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以及足够全军食用一月的粮草。取胜不敢说，守备它三日五日应当毫无问题。
　　可惜当时的各军将领纷纷忙于相互争斗，全无主动出击寻机求战的意愿。

　　9月12日，日军第五师团、混成第九旅团、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等各路人马云集平壤城下，计16 100人。
　　相较于中国军队，日本军队并无明显优势。
　　可素养呢？
　　9月15日午夜，日军发动对平壤的总攻。
　　清军奋力拒敌，迭挫敌锋。大同江南阵地马玉昆、大同江北阵地卫汝贵部亦阻止了日军的进犯。守卫牡丹台、玄武门的奉军将领左宝贵在玄武门亲自点炮射击日军，不幸中弹阵亡。
　　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平壤全城暴露在日军炮火之下。
　　局势虽危，但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又是那个谎报战功的叶志超，在平壤城头挂起了白旗，并率先弃城逃走。清军因此大乱，丢弃大量辎重装备溃逃，在撤退途中又迭遭日军伏击，伤亡惨重。

　　次日，李鸿章在平壤失守和政敌攻讦的双重压力之下，令北洋水师主力出海寻敌决战。
　　北洋水师出动战舰10艘，即铁甲巡洋舰“定远”、“镇远”、“来远”、“经远”，巡洋舰“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定远”为旗舰，总吨位3.1万吨，平均航速15.5节，计有大小火炮214门。
　　日本联合舰队亦闻风而动，大举出击。
　　日本联合舰队的战斗序列为：第一游击队为前导，由“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4舰组成，“吉野”为旗舰，由海军少将坪井航三指挥；本队继后，由“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比睿”、“扶桑”等6舰组成，“松岛”为旗舰，由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亭海军中将指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乘代用巡洋舰“西京丸”观战，炮舰“赤城”担任护卫。共计战舰12艘，总吨位4万吨，平均航速16.4节，大小火炮279门。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附近海面相遇，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海上大决战——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蒸汽机铁甲舰的大海战。
　　这一仗打得是天昏地暗，惨烈无比。

　　开战伊始，北洋水师主帅丁汝昌见敌舰呈鱼贯纵队冲来，遂令舰队成犄角雁行阵接敌，以“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居中，“扬威”、“超勇”两艘弱舰位于最外侧。
　　这是一个陆战战场上众军护卫主帅的阵形，在帆船海战史上称为“冲击战术”，其特点是各舰始终舰首对敌，被弹面小，在以舰首冲击为主的木帆船海战中，曾有过不俗的战绩。但在以火炮为主的时代，这种阵形的最大缺点，就是各舰射击舷角全被局限，无法充分发扬火力。
　　结果被伊东佑亭抓住破绽。
　　伊东佑亭令第一游击队首先集中力量鱼贯进攻最外侧的“扬威”、“超勇”。“扬威”、“超勇”虽顽强战斗，终不敌日舰炽盛的火力，相继中弹起火。
　　日本联合舰队本队随即与北洋舰队主力激烈交火，转瞬间，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桥被命中，正在指挥的丁汝昌被摔成重伤。
　　北洋舰队指挥当即中断。

　　虽被重创并失去指挥，但“定远”舰官兵仍然死战不退。
　　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曾在其海军题材小说《不如归》中这样描绘被重创后仍然坚持战斗的“定远”舰：

　　猛火起于前部，浓烟蔽于炮台，使用之炮不过后尾之六英寸炮一门。……

　　看来受伤很重。

　　……但却终日战斗。“定远”火虽未灭，仍不动；“镇远”亦不绥协助。其势比两铁山，力支日本诸舰，无退却意。顾日本之炮，如伊斯兰之轻刃，不入十字军之重铠……

　　据悉，在整个战斗中，“定远”被创千余处，仍辗转自如。
　　伊东佑亭乘机将第一游击队置于北洋舰队正面，全力攻击两翼弱舰；本队则置于北洋舰队侧背，以为策应，使北洋诸舰陷于首尾难顾的境地。“超勇”在遭受日舰第一游击队的重创后，又被日舰队本队攻击，终致沉没。全舰官兵大部分遇难，管带黄建勋落水拒救，没于大海之中。
　　但日舰也受损不轻，“比睿”、“赤诚”、“西京丸”均因受重创，相继退出战列。
　　激战中，北洋水师“致远”号巡洋舰在重创“比睿”和“赤诚”后弹药耗尽，而日舰正全力进攻已遭重创的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定远”官兵不得不全力灭火救舰，攻势顿弱。
　　危急之间，“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决心以舰体撞击敌舰：
　　“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
　　逐命“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以舰首冲击‘吉野’”。
　　誓死如归的邓世昌挺立指挥台，激励官兵：
　　“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史载：“致远”舰“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队而来。”
　　“吉野”一看这是来拼命的，一面紧急规避，一面猛烈发炮射击，相邻日舰亦频频向“致远”发射鱼雷，致使“致远”舰在冲击途中不幸被鱼雷命中沉没，邓世昌偕全舰250名官兵除17人获救外，全部壮烈殉国。
　　而“济远”舰也在慌乱中误将已中弹起火搁浅沙滩的“扬威”撞沉，“扬威”管带林履中义不独生，蹈海自尽。
　　此后，“经远”舰单舰独斗“吉野”等四舰，不幸被日舰命中舰桥，管带林永升等指挥官相继中弹牺牲。全舰剩余官兵坚守岗位，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起火沉没。
　　至此，北洋舰队4舰不存，“济远”、“广甲”退出战列，“定远”、“靖远”、“来远”、“镇远”虽均有不同程度创损，尚能勉强迎敌；而日舰只重损了“比睿”、“赤诚”、“西京丸”等3艘，还有9艘能战。
　　日本联合舰队占了上风。

　　北洋舰队各受创舰只仍奋力作战，“靖远”管带修竣战舰后迅即接替指挥，集合其它各舰重归战列，继续顽强攻击日舰。
　　最后一轮激战中，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弹药库被“镇远”舰首350毫米巨炮命中，起火爆炸，完全丧失战斗力。伊东佑亭战至此时也有力不从心之感，遂将联合舰队本队指挥关系转至“桥立”，挂出不管旗，转舵撤离。
　　历时5个小时的海上大决战结束了。

　　是役，北洋水师损失战舰5艘，伤亡5舰管带以下1 200余人；日舰5艘受重创，伤亡官兵600余人。
　　双方损失惨重，从战损比来看，日本海军是胜了一筹。
　　但日本被重创战舰在近期很难修复投入使用，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限内，与被击沉效果无异。所以从一定时限内的作战效益上看，相距对手，北洋水师失分也不算太多。
　　可中堂大人的胆已经破了！

　　数日后的9月21日，平壤战败的满清陆军大败奔逃回国。
　　朝鲜境内的陆上作战亦告结束。
　　日军挟陆海两路胜利之势，占领了朝鲜全境。

　　战火随即燃进了中国。
　　9月27日，日本陆军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
　　从此，陆上战争开始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

　　大东沟海战后，李鸿章更是严令北洋水师不准出海，并将此前陆攻海守的战略，蜕变为陆海并守的彻底消极防御，终使亚洲第一舰队北洋水师，于次年2月17日被日本陆海军聚歼于威海卫和刘公岛。
　　在随后的4个月里，日军长驱直入，陷旅顺，克威海，唾手而得刘公岛，威胁京畿，迫使满清政府请求罢战议和。
　　十九世纪末叶的最后一次陆海大战，最终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画上了句号。

　　战败求和，有城下之盟，无壩上之议。
　　1895年3月，李鸿章奉谕赴广岛与日本议和。
　　已无相当国力和军力作后盾的李鸿章，能谈出个什么好来呢？
　　1995年4月17日，万般无奈的李鸿章被迫与日相伊滕博文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
　　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乏之独立自主”；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分8次交清；
　　……
　　刚达成协议，文质彬彬的伊滕博文彬彬有礼地对李鸿章说：
　　“一月内办完台湾交割手续，足矣！”
　　李鸿章哀求：“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
　　伊滕博文：“尚未下咽，饥甚！”
　　这就叫“弱国无外交”。

　　日本，生气勃勃咄咄逼人地把一段历史抢到了手。
　　国运强盛由兹始！

　　李鸿章从此则被人骂作汉奸、卖国贼。

　　事隔百年，笔者愿意在这里为李鸿章讲句公道话。
　　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还是满清王朝的一统天下，李鸿章不签这个字，换了张鸿章、王鸿章，这个条约也得签！谁让你是战败国呢？谁让你没有相应的国家力量来抗拒强加给你的耻辱呢？至于“民气可用”这句话，至于芸芸众生中所蕴藏的移山倒海的伟大力量，满清政府是看不到或者根本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种力量一旦迸发出来，在与强邻争抢历史的同时，也会把所有阻碍这种争抢的重重羁绊打得粉碎。
　　一直做着强国梦的李鸿章，也曾经为中国的崛起而沤心沥血、奔走筹措。在恶劣的封建官场政治环境中，锲而不舍小心翼翼地推行着富国强兵的政治改良主张。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他也曾拍案而起，据理抗争。在马关谈判遭刺客击伤后，他还“心虽忧而气不绥，力疾筹商一切，虽重伤卧床，仍坚持口授机宜。”
　　在折冲尊俎的谈判桌上，他也曾对日本人直言相告：
　　“贵国在战局上占据主动，什么条件都提得出来，这不奇怪。但物有极限，若一意孤行，未必对贵国有利，风物长宜放眼量。”
　　联系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事实，不能不说李鸿章的眼光还是有不失敏锐之处。我们在清算了他本人应付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后，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李鸿章，也曾经是一代爱国精英人物的代表。
　　可在封建专制腐败不堪的满清皇朝的统治之下，他又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为呢？他甚至连他的恩师曾国藩让大清王朝回光返照40年的道行也没有了。
　　甲午之败以后，大清王朝仅仅苟延残喘了16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之败乃是历史之必然选择。今天不败，明天也要败；今天不亡，明天也要亡。
　　割地赔款，那算是最便宜的历史惩罚。
　　李鸿章私下曾言：“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风小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必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不无道理。

　　1905年9月5日，日本挟战胜沙皇俄国之势，逼迫沙俄承认其在朝鲜的特殊权益。
　　同年11月18日，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保护协约》，成立统治朝鲜的专门机构——统监府，伊滕博文为第一任总监。对这一明目张胆的侵略吞并行动，除一些悲愤奔走的朝鲜爱国志士外，列强世界完全听之任之，没有任何抗议行动。
　　1910年8月，日本再次迫使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最终灭亡了朝鲜。
　　至此，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应该说明的是，满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进入朝鲜镇压人民起义，也是一种干涉别国内政的不义行为，应该受到遣责。

　　中国，为这次选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中国人民从此更深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30年后，再一次受到日本军队的蹂躏，饱经磨难的黄土地上，更是哀鸿遍野，疮痍满目。
　　日本，却由此跻身于列强之林，在随后的百年历史中，演出了一幕幕血腥和金币的悲喜剧。
　　这就是历史在以朝鲜半岛为背景的战争舞台上，对中日两大民族所进行的一次冷峻无情的选择。满清王朝被这次选择所遗弃，无疑使我们整个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至今还背负着它。

　　签署完《马关条约》后，李鸿章曾有一番出人意料的冷静之言：
　　“这次战争，也有两个好的结果。第一、日本利用欧式海陆军组织取得了显著成功，足以证明黄色人种决不亚于白色人种；第二、由于战争，中国人从长期的睡眠中觉醒，此实为日本促进中国奋发图强，帮助其将来的，可说是得益非常巨大。”
　　李鸿章的这句话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
　　但是——
　　只有当一个民族站起来了时候，才能够真正直面她屈辱的历史！

　　斗转星移。
　　相隔将近一个甲子的1949年，在饱经沧桑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年的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一位名叫毛泽东的湖南人，代表这个新生的国家，用他厚重的乡音向世人宣布：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站起来了！”
　　一个多星期后的10月1日，又是这位湖南人，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声中，亲手按动电钮，将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万众欢腾的天安门广场。
　　一支肩荷“万国”牌武器的队伍走过广场，接受检阅。
　　中国人，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节日。

　　而这个古老土地上的新生国家，却在他刚满周岁之际，又一次面临一个重大的历史选择。
　　这也是一次放在战争舞台上进行的历史选择。
　　无独有偶，它的背景仍然是朝鲜半岛。
　　巧合的是，这个新生国家之所以作为一场国际战争的真正主角，在这一舞台上登台亮相，仍然缘于仁川之得失，仍然缘于朝鲜这个东方邻国的一场国内战争。而对手，却是更为凶悍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17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
　　其时，这个刚从血与火的搏杀中诞生的国家正处在内忧外患之际，而她却不畏面临的重重危机和艰难险阻，派出了自己的百万优秀儿女，昂首挺胸地登上了这个舞台，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精彩活剧，用勇敢和智慧、鲜血和生命，把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洗雪荡涤一尽，让世界在震惊之余，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土重新打量，刮目相看——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个一直都被人们视作一盘散沙的民族，还是第一次以一个真正团结统一的完整国家形象参加一场影响战后世界格局的国际局部战争。
　　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世界战争舞台最为出色的一次表演——他们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拒外来威胁于国门之外，遏侵略凶焰于初临之时，从而让全世界的亿万炎黄子孙，为此而喜泪酣畅，扬眉吐气。
　　历史，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英勇善战的革命军队。
　　这就是历时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笔者生于那个年代之后，虽无幸于其时慷慨从戎效命沙场为国尽忠，却也曾头顶红星，领缀红旗，跻身于直线方块的队列与军营，执教于令行禁止的课堂与操场。从而有幸聆听参加过那场战争的老战士、老将军慷慨论道、从容谈兵，亦每每生出辛稼轩“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那般壮气豪情。而笔者每每对照着地图研读战史，也每每能透过那些刻板、枯燥和规范的文字，看见吞咽着食不裹腹的雪水拌炒面、提着手榴弹打着赤脚也敢撵着坦克跑的那一代士兵，看见身经千战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那一代将军。遐思想往之间，常常热血沸腾难以自抑，激情贯注情不由己，莫不如同亲历着段那血与火的岁月，与那些为中华掘起而奋勇拼搏的众多前辈声气相投、情感交融。为他们的每一次得手而拍案击节，为他们的每一次失利而扼腕叹息，为他们的每一次凯旋而欣喜放歌，为他们的每一次牺牲而潸然涕泪。
　　凛然浩荡之气，升腾于胸。
　　面对着那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立马横刀的彭德怀，到舍身成仁的杨根思、烈火焚身的邱少云；从钢浇铁铸的三所里、雪酷冰寒的长津湖，到血肉横飞的天德山、弹掘炮耕的上甘岭；从首战两水洞的旋风部队，到奇袭白虎团的侦察英雄；从击落戴维斯的张积慧，到生擒爱德华的韩德彩；甚至于后来卷入林彪集团的“打佩刀式能手”鲁珉……
　　都如同一幕幕鲜活的场景从眼前一一掠过。
　　即或仅仅是因为有了他们，笔者也为自己曾经行进在人民解放军八一军旗引导的队伍中而欣慰、而骄傲、而自豪。
　　笔者立下一大宏愿，要将这场伟大战争的雄壮史诗和威武画卷，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再现出来，昭诸于世，让我们的同龄人和我们的后辈，从中汲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精神力量。
　　在从战火中走向世界的共和国五十五周岁华诞之际，笔者谨将本书献给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负伤和失踪的数十万中华儿女！献给曾经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这场战争的每一位将军和士兵！献给以空前的团结和爱国热情支援了这场战争的父老乡亲！献给以非凡的胆略、雄伟的气魄和高超的艺术指导了这场战争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
　　本书也谨献给在中日甲午之役中牺牲的中国官兵，他们以他们的悲壮牺牲，唤起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由于他们的儿女子孙们前仆后继地英勇奋斗，中华民族已经以崭新的面貌和恣态，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本书还谨献给那些曾经、正在或准备手执武器为捍卫祖国独立、自由、富强及和平生活而战斗的人们。
　　新一代的中华儿女，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但不仅仅是用血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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