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闪转（上）

　　会编故事，蒋在珍替“朱毛”吆喝/婆婆揽了媳妇的活儿，蒋公要亲自出马/好事黄了，蒋公端走了“朱毛”的菜/“田丰之谜”，是烈士还是叛徒？/退后一步，周浑元又逃过一劫/大迂回大包抄，林聂建议充满魅力/“民主决策”，毛泽东只有一票/又是个“三人团”，毛泽东获得指挥权/蒋公叫停，吴奇伟也免去一灾/寻战不果，彭杨建议“三渡赤水”/把对手们都闪到前面，这是拼刺刀一对多的密诀/玄机莫测，为什么中选者不是吴奇伟？/真杀实砍，鲁班场血肉迸溅/掉头就走，“朱毛”要过赤水河/稀里糊涂，蒋公和麾下诸侯都是一通瞎忙活

一

　　把吴奇伟一撵过乌江，“朱毛”也狠狠地喘了一口气儿。
　　3月2日，中革军委指定了各部位置：红五、红九军团仍在娄山关、板桥地带，扼阻桐梓敌人南犯；红一军团移至遵义新城以以北地域（1），向绥（阳）湄（潭）方向警戒；红三军团仍停鸭溪，对白腊坎（今白龙）、长干山、打鼓新场（今金沙）侦察警戒；干部团移到老城以北地域，对毛石坎方向警戒；红三军团教导营驻遵义新城南关，向懒板凳（今南白镇）方向警戒；中革军委驻遵义城（2）。
　　此后一连几天，各部一边按中革军委指示休息整顿，一边就地扩红及召开庆功会、群众大会，传播胜利消息，鼓舞群众斗志。红军总部向全军公布了战绩公报，红军总政治部还在遵义三中的操场上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大会，中央领导和中革军委首长都出席并讲话，遵义城那几天整个就是一片欢歌庆胜利，热闹非凡。《红星报》还发表了社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赞扬桐遵战役“是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伟大胜利，也是反对五次‘围剿’一年半中空前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追剿’，初步奠定了我们创造黔北新苏区的基础。”
　　社论还特别指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3）
　　这大概是第一次由“媒体”透露了遵义会议的基本内容。
　　然而中央红军这个把月里连续转战，减员也相当大，其中以东渡赤水后一直就当先锋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为最。据彭德怀、杨尚昆给中革军委报告称：自二渡赤水以来，迭经二郎滩战斗、娄山关、遵义攻防战斗及尔后的追歼战斗，红三军团自身人员锐减。战后只有红十三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只能编四至五个班（扎西整编后红三军团只有4个团建制）……。
　　虽然这次打了一个大胜仗大歼灭战，仗打完了可以靠改造俘虏和“扩红”来补充，但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保证。因此，中革军委在3月3日所作部署基本内容是：“我野战军明4号以一部阻止娄山关之敌以掩护我主力得到战役之休息及作战准备”，要求“五、九军团在黔敌单独南犯时，则在黑神庙、板桥间，以有力的反突击，顽强拒止敌进。在黔敌会合川敌南犯时，则行运动防御，但明4号应拒止于板桥以北，5号拒止于四渡站以北地区，切不应不战而退”；主力红一、红三军团则继续休息整顿，“但限明4日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4）”
　　为了迷惑对手，掩护主力休整。中革军委3月3日又电令罗炳辉：红九军团派一得力的团和电台分队，“于4日拂晓前由现驻地观音阁，向绥阳前进，明晚应到达蒲老场，伪装主力先头部队，进行侦察佯攻，散布主力攻绥阳的谣言，并借以弄清绥阳敌情。（5）”
　　除了“掩护主力休整”，“朱毛”此番让罗炳辉向东示形，应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图：
　　准备打击遵义以西黔（西）、仁（怀）一带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吴奇伟这次被狠狠地捏了一把，已溃过了乌江以南，这几天里肯定掀不起浪头来；北线川军这时已进占桐梓、娄山关一线，距中央红军主力最近，中革军委本来也考虑过将其列入下一道菜单。然而北上就敌地形不利，需一路攻关夺隘，付出的代价小不了，而且就算是将川军撵过了桐梓，前头还有长江拦着哩！中央红军发展和回旋空间也很受限……
　　如此盘算一把，“朱毛”又把这道川味从菜单上划掉了。
　　至于黔军，很难让他们吊起胃口来——黔军太穷，打了也没什么油水补充，缴下的枪也多系赤水土造的“九响棒棒”，红军战士们根本就不感兴趣。缴下黔军的武器，红军一般都只要机枪或迫击炮，步枪什么的要么散发给刚建立的各种地方武装——这几天“中国工农红军遵湄绥游击队”已在遵义成立，要么干脆就架起来一把火烧了。
　　于是，周浑元这个中央军大户就进入了他们视野的当间。
　　周浑元块头不小但胆子却很小，吴部乌江惨败，周部官兵大受震慑。那几天，周部第十三师万耀煌部正奉命从东皇殿（今习水）一线转回仁怀——他们这十来天里就在赤水河东岸来回“武装大游行”，反复操练无用功，官兵疲惫不堪，怨气冲天，士气也很低落，中央红军倘能瞅好机会抓挠一把吞它一块肉下肚，既或未必就能功德圆满，回旋空间也比北上就敌大得多。
　　如此，就需要转移已进至桐梓附近川军的关注点，以腾出手来专顾周浑元。
　　很有意思的是，有人却抢先出来为“朱毛”作这番吆喝了。
　　那会儿驻绥阳的是黔军蒋在珍部，蒋乃黔军诸侯中最穷酸也最滑头之辈，从“朱毛”突破乌江到回师黔北，他一直就躲得远远的。躲得远远的不说，为躲避进入“追剿”序列，还常常编故事蒙人儿。比如3月1日蒋公“令周、吴纵队防匪东图”手令中“据绥阳蒋在珍东午（3月1日11～13时）报称，匪与该部在绥阳附近激战中……”，就是缘于他的胡掰。那当口“朱毛”压根儿就没顾得上搭理他，哪来什么“激战中”？他这是怕被蒋公或“王主席”叫到遵义去拉帮套，所以便抢在薛长官“王主席”吴将军的前边儿，先哭喊了一嗓子。
　　蒋在珍将军这人好像一辈子都没啥出息，知名度并不高——最传名的事情大概就是几年后在新编第八师师长任上遵蒋公令扒花园口造出了一大片黄泛区。此间他哭喊的这一嗓子更是未见诸于什么经传，且因川军后来并未东向而是继续南下，其声响也长期为史家所忽略。然而此公给蒋公帮倒忙的积极性着实让笔者感动，觉得实在不能埋没了他的积极性而有必要在此赘笔一书——你想想看，他竟然提前抢了罗炳辉的任务，把“朱毛”之所想，就在“朱毛”所想之当天，变成了蒋公之所急。
　　不信你瞅瞅——
　　3月1日——“朱毛”给罗炳辉发“佯动令”前两天，蒋公作出“‘朱毛’股匪拟以经湄潭、凤冈东渡乌江与贺肖合股”之判断；3月3日——“朱毛”给罗炳辉发“佯动令”当天，蒋公基于这个判断作出了“歼灭匪于乌江以西黔巴大道”部署：剿匪军第一路军何键部紧急在乌江东岸沿线布防，川军与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会攻遵义，吴奇伟纵队出乌江趋湄潭、凤冈防堵（6）。而这一判断和部署的重要依据，正是煌煌然位列于蒋公部署之首项的蒋将军这一嗓子：“一、朱毛股匪已于感日（2月27日）晚回窜遵义；娄山关附近现尚有万余之匪盘踞。又俭日（2月28日）已有一股窜至遵义、湄潭道上蒲老场，与我蒋在珍部激战。……（7）”
　　估计蒋在珍将军这辈子都没有挣足过这么大面子。
　　实际上，3月4日，蒋在珍哭出这一嗓子的4天后，红九军团佯动部队才到达蒲老场，而那个纯系子虚的“激战”，4天后仍是子虚。据时任蒋在珍部参谋长的朱振民老先生回忆：红九军团佯动部队到达蒲老场后曾向蒋部驻蒲老场的一个营进攻，而“一直没有领教过红军的这个营，也是一接触就放弃蒲老场，……。一场虚惊的蒋部，在这一次‘应付’围堵红军的战役中，仅是嗅到了红军的一点火药味。（8）”
　　3月3日这天，蒋公终于听到吴奇伟在乌江边上哭鼻子的故事了，想必口中也迸出了一连串“娘希匹”，盛怒之下他一道电令将各路诸侯的指挥权全部收于自己掌中：“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我使命。仰各通令所属遵照。（9）”
　　这是蒋公的一大败着，他不这么着还好，一这么着反而更加坏菜。在跟共产党过招打仗的数十年中，蒋公亲自掺和得越多，本钱就越是赔得多，这似乎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次好像也没有例外，他这位婆婆亲自来干当家媳妇儿的活计，干得反而还不如人家当家媳妇儿。
　　饶有趣味的是，蒋公那边在收权，共产党这边却在放权。蒋公把各路诸侯的指挥权收入掌中的次日18时，中革军委“火急”电令中央红军各部：“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10）”
　　这个重要任命肯定是经过了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虽然我们已无法得悉那几天他们在酝酿和决定这个任命的详细过程。此前毛泽东虽然贵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在中央红军军事指挥序列中却没有正式领导职务，参与和实施军队的作战指挥有诸多不便。而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赢得桐遵大捷这个铁的事实，又无疑使中央政治局诸公对毛泽东杰出政治军事才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近距考量”的结果是被考量者得了个高分！既或此刻仍有人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但眼瞅着人家又走通了一根钢丝又打赢了一场大仗，他们至少也暂时没有什么闲话可说。
　　于是毛泽东又向名正言顺的前台位置被推了一步。
　　此后中央红军的指挥格局大致是这样的：中革军委下设以“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主持的“野战司令部”——“野战司令部”下设朱德、毛泽东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前敌司令部”——“前敌司令部”被委以指挥部队作战行动的权力。
　　可以这么认为：这是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赋予了更大的指挥权，使其从“周恩来同志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向名符其实的统帅位置过渡。
　　而这极有可能是已对毛泽东心悦诚服的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竭力推荐的结果。
　　不过这个过渡型的指挥格局只延续了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又向前台跨了一步。

二

　　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成立后的第二天，蒋公和“朱毛”都在调兵遣将准备再打一场。
　　3月4日，蒋公开始总揽具体指挥事务，一天之内朝这边厢迭发4电：电令滇军集结毕节、黔西“防匪西窜”；电令薛岳派出部队向龙场、余庆、水口一带侦察；电令吴奇伟占领乌江城（今乌江镇）并向龙场以东准备渡河；电令滇军孙渡纵队进驻坛厂；……（11）。
　　虽然从战略研判的角度而言，蒋公此刻已被蒋在珍哭喊的那一嗓子误导了一把，但桐梓、娄山关一线的川军并未如“朱毛”所希望的那样转兵东向，而且就在中央红军取得桐遵大捷的第二天，“重庆行营参谋团”秉程蒋公意旨，将已进驻綦江县的上官云相第九军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调往松坎一线，并于3月5日开始向桐梓开进（该部及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后来均加入了“剿匪军第二路军”序列）（12）。“剿匪军第一路军”何键也急调在黔东南镇远一带的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向石阡水口推进，以配合第六十三师陈光中部共守乌江，堵住“朱毛”东去与“贺肖”合股的去路（13）。
　　如此，既或川军转道东向，裴昌会部仍可继进填补空白，南下威胁遵义。
　　看来蒋公已采纳了“龙主席”的锦囊妙计，正在划大圈子“外用封锁”哩。
　　“朱毛”诱川军东向的措置，并未产生他们所预期的效果。
　　毕竟，蒋公的本钱要厚得多，铺排起来，要比“朱毛”牛皮得多。
　　而对自己亲信属下都令不行禁不止的“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这一天却心中揣揣，一边忙不迭地向蒋公表决心：“遵即电令职令所部各纵队自江日（3月3日）起，一切进退一律听钧座直接指挥矣（14）”，一边又告戒孙渡小心伺候：“近日渝城方面对于滇军空气不佳，认滇军以剿匪为应酬，避重就轻，无决心与能力，蒋不无怀疑，……故日前两次来电，滇军任务一字不提，足征所闻，不为无因。……刻下渝方轻视滇军，无可讳言，对于今后政治，不无影响，望兄务加注意。并希转告各旅、团长知照。军令森严，名誉攸关，好自为之。（15）”
　　虽然如此，“朱毛”这边的主意仍未改变：先捏一把周浑元！
　　3月5日凌晨3时，中革军委定下决心：“我野战军决以九军团在桐（梓）、遵（义）间地域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主力则西进遵（义）、仁（怀）路上突击周敌”，“主力之第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今5号应集中于鸭溪及其附近地域，其具体部署由前敌司令部直接指挥之，……。（16）”
　　一小时后，中革军委又通报敌情：“周敌3个师5日可开到枫香坝、长干山，6日到鸭溪、白腊坎（今白龙），7日将攻击部署准备完毕后，即向遵义地区进攻……。周敌肖（致平）师4号向潭厂前进，周敌率谢（溥福）师今5日向长干山前进，万师后梯队5日可到茅台。（17）”
　　这个“情况通报”相当准确，前敌司令部即据此作判断：“……周纵队肖（致平）谢（溥福）两师共7个团明6日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今白龙）前进，万（耀煌）师6个团则有向长干山前进模样”，也顺势扯起了一张口袋：中央红军主力于6日取预期遭遇恣态，以红一军团和干部团担任右翼突击，取道花苗田（今花茂）向长干山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红三军团担任左翼突击，“以主力3个团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1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今白龙），正面吸引敌人东进”，红五军团则位于白腊坎（今白龙）为总预备队，“明6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敌肖（致平）谢（溥福）两师，以便7日继续对万（耀煌）师作战。”（18）
　　刚打了个大胜仗的“朱毛”魄力十足，竟然要一口吞下周浑元两个师，而且还盯上了万耀煌。
　　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那蒋公就惨淡极了，而且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劲儿来。
　　“朱毛”那个“创建川滇黔新苏区”，大概也会再上一层楼。
　　中革军委对此很有决心与信心，红军总政治部还发出动员令，“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伟大的胜利”，“我们完全有战胜敌人的把握，因为敌人虽然比以前增多了些，但是我们红军是勇敢的，我们有了相当的休息，乘胜作战”，而“周浑元纵队尾追我们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还更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9）
　　这些敌情估计、战斗设计以及相应的政治动员都没什么问题，周浑元的状况的确不佳，在无堡垒依托的运动战情况下，“朱毛”既或一口吞不下肖致平谢溥福，但把他们撵得象吴奇伟一般拼命奔逃，应该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当然，“朱毛”在魄力十足的同时头脑也很清楚，也作了“敌如不进”时另行决定行动方针的准备。但另行决定行动方针则必须有“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在场拍板，且川军郭勋祺部此刻正向遵义东南前进，红九军团一旦拦挡不住，乌江南北的吴奇伟部再一乘虚北进，中革军委和后方机关即可能陷入险境，所以“前敌司令部”在部署作战的同时，亦电请周恩来主持的“野战司令部”随后方部队一起“接近前线”（20）。
　　周恩来率中革军委于6日撤离遵义，进驻金刀坑，向前线靠拢。
　　可眼瞅着周浑元这道菜就要上席之即，蒋公却突然伸出一只手，把这盘菜给端了回去。
　　3月5日这天是特别有意思，此前是蒋公满世界找“朱毛”决战，此间却是“朱毛”气势汹汹要找蒋公的队伍决战，而蒋公却突然叫了一声“停！”
　　那天，薛岳得到的情报本来是“匪已于支日（3月4日）开始向湄潭方面逃窜（21）”，他也按蒋公3月3日“限鱼日（3月6日）集中枫香园、鸭溪口一带，即向遵义西南进攻（22）”的命令，准备于次日放心大胆地向枫香坝、鸭溪前进。
　　孰料5日晚部队正整装待发之际，蒋公却突然急电薛岳：“周、吴两纵队暂取守势防御”。
　　原来那天蒋公得到了航空侦察报告：“匪万余人向鸭溪口西南方面移动”——这与他此前的研判完全是南辕而北辙，当即惊出一身冷汗，认定“朱毛”这是要“先求与我周纵队决战，然后再向南对贵阳压迫”，遂急令周浑元纵队“明日决在长岗山附近集中，并构筑强固工事，暂取守势防御”，而原拟过乌江向东前进的吴奇伟纵队则“明日仍在乌江南岸暂秘其行动，以俟匪情明了。”（23）
　　“朱毛”的好事儿，就这么着，被那年头那“高科技”，给搅黄啦！
　　蒋公这人比较迷信“高科技”，“航空侦察报告”当然比什么人的汇报都让他信服，这回也就极其难得地英明了一把，马上从“‘朱毛’要东渡乌江”的研判误区中退了出来，关注点也由东向西转移，对“朱毛”的行动也愈发小心在意起来。
　　此后几天“朱毛”一再寻战不果，跟蒋公这般地小心在意，有着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
　　当然，小心在意也是一柄双刃剑，蒋公后来也被这双刃剑的另一刃伤得不轻。
　　据时任薛岳部上校参谋的李以劻将军回忆，这当间蒋公也从2月间被周浑元部俘获的红三军团第十四团政治委员田丰口供中得知：毛泽东已在指挥红军！遂亲笔致函薛岳：“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而田提供了遵义会议以来的有关情况，也成为薛岳研究对红军作战的重要资料。（24）
　　李将军这段回忆如今已为许多关于长征的专著所引述，甚至为《长征》电视连续剧的编导所采用。但笔者仔细考究一番后，却认为李将军抛出的这个情节其实是一个迄今尚未完全解开的历史谜团，更需要的是考证而不是引证。且不说此间正在红军干部中传达的“遵义会议决议”里尚读不出“毛泽东当权”的信息，就是“田丰”这个人物也存在着诸多迷雾：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田丰”条目所述，田乃广西人，曾参加百色起义，到中央苏区后曾任红七军第二十师某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十四团政治委员，但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任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团长，参加三年游击战争。抗战期间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1940年4月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25）——这也就是说，长征前，田丰其人就已任赣南独六团团长，且留在中央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何来被“周浑元部俘获”？
　　1997年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有关内容也可与之互为佐证：在该书附件“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序列表·赣南军区（1934年10月～1935年3月）”中，有一栏为：“独立第六团团长熊东祥 田丰（后）”（26）。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团以上干部任职表中，也没有“田丰”这个名字。
　　如此可以推测，既或李将军言有出处，那个被周部俘获的“田丰”，也是个冒牌货。
　　但谜团并没有因此而全部解开，《新四军英烈志》中也有个“田丰”条目，而此“田丰”却是“江苏无锡人，1938年秋赶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夏回华中工作，任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0年）4月中旬在无为的张家山被国民党顽固派活埋……”（27）。
　　此“田丰”非彼“田丰”？
　　的确，从此“田丰”的履历及籍贯推测，他很象是抗战初期加入新四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曾任红十四团政治委员的广西籍的彼“田丰”，不是同一个人！
　　这个谜团虽已与本书内容无关，但涉及曾任红十四团政治委员的“田丰”之下落及其政治身份之定位：是叛徒，还是革命先辈或先烈？倘是后者，其下落究竟如何？因此笔者感觉有必要在此多书一笔置疑一把，以请教各位专修党史军史的方家。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在大张旗鼓打造“红色景观”之余，也多多耐住寂寞用些心思拂去历史的尘埃，以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于世，如此才能真正告慰成千上万铸就了红色丰碑的前辈先贤于九泉。
　　还是回到当年的战局上来。
　　3月6日，已进至白腊坎（今白龙）的毛泽东等见周浑元并未如预计那般前来上菜，即“判断此敌暂无前进意”，亦对各部叫“停”：红三军团“驻白腊坎（今白龙）、椒花坝、兴隆场地域”，红一军团“即在花苗田（今花茂）、鸭溪休息”，而红五军团及干部团则“今日在鸭溪附近，明或撤退遵城集结”，军委纵队“原地不动”。（28）
　　军委二局的工作效率确实令人钦佩，3月7日，蒋公“叫停”电就已有一副本在他们手中（29）。
　　然而，“朱毛”寻敌一战之心犹盛。

三

　　周浑元不动，“朱毛”就想诱他动。
　　本来，在获悉蒋公“叫停”电的当天晚上，中革军委对8日部署是“待机”——“我野战军以待机机动的恣态休息、补充、整理和赤化所在驻地”：红一军团移至罗筛坝、一里坝、高剑地域，对仁怀、毛石坎方面警戒；红三军团则移至鸭溪、八里水、对长干山、马蹄石、打鼓新场、大渡口、刀靶水诸方向侦察警戒；红五军团主力移至遵义新城北门外新街，与红九军团保持电话联络，并以得力一营进驻忠庄铺，向懒板凳（今南白镇）游击警戒；而红九军团则继续在板桥一线阻滞北线川军，并向绥阳方向游击、侦察。各部凌晨1时出发，8时前到达指定地域，并严密封锁消息，完全消灭路标，以防敌侦知我军行动。（30）
　　当晚22时30分，中革军委得悉“吴奇伟纵队正向黔西移动”，马上又生出一个盘算：“诱吴奇伟西进，引周浑元南下”！遂于次日凌晨紧急变更部署：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原地不动，由红三军团派出一得力的团，“开向马蹄石、太平场、西安寨地域积极活动，如遇黔敌一团以下应袭击消灭或驱逐之，如两团兵力不能，应扼守上述地域，无论袭占黔敌与否，均应伪装主力部队，公开侦察到打鼓新场的道路”。（31）
　　“朱毛”还是想乘周浑元南下之际打一伏击。
　　然而蒋公这天也在部署打“朱毛”的伏击。
　　7日那天，蒋公也在对薛岳麾下诸公电授机宜：“匪以西窜公算为多，望两兄（即周浑元、吴奇伟——本书作者注）各电王（家烈）、犹（禹九）在打鼓新场一带之黔军，严密布防堵截。乾初兄（周浑元）部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挺进，一俟本日飞机通讯袋投到，匪情明了后，当不失时机，找匪进击。周纵队应跟匪猛进；其所派之别动队、先遣队在织金西北纵横埋伏，以代民团扰乱与夜袭之任务。（32）”甚至干脆越过薛岳乃至周浑元、吴奇伟，指挥棒直接点到师长一级：“韩（汉英）师派遣黔西别动队，应区分为十个或二十个单位，复在纵横百里上之面积内，各别扼要设伏……（33）”
　　按说这蒋公这些电令中也含有正中“朱毛”下怀的内容，如“匪以西窜公算为多”、“乾初兄应准备取直径向黔西之西北地区推进”、“跟匪猛进”等等，蒋公虽然前两天刚英明了一把，可这会儿仍然有些瞎指挥之嫌。比如让刚大败而归的韩师之别动队“区分为十或二十个单位”在“纵横百里上之面积内，各别扼要设伏”，就是一例。他老人家也不想想，这些个败兵现在还有这个胆儿么？就算他们有这胆儿，他们有这本事么？这不是在“关公跟前耍大刀，孔子门前读圣书”，又是什么？
　　然而这回是周浑元自己聪明了一把，又躲过了一劫。
　　8日白天，两边都在动用各自的侦察手段探究对手肚子里的九九。“朱毛”侦知的结果是“周敌3个师今9日向长干山、倒流水前进（34）”，周浑元侦知的结果是“朱毛”之“大部队仍在遵义城以西地区，有佯攻长干山，企图西进之势（35）”。
　　这两个侦察结果其实都有问题：周浑元3个师9日并未向长干山、倒流水前进，而是后退至桑树湾阵地；“朱毛”也并不是“佯攻长干山，企图西进”，而是真心实意要对周浑元大打出手。周浑元在此逃过一劫的主要原因是他有个聪明的两手准备：“朱毛”倘是真干，则将其诱至桑树湾阵地，依托堡垒以求决战并抑留之，以俟援兵倒达；“朱毛”若为佯动，则立判其主力将循打草坝、五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即与孙渡、王家烈、吴奇伟等联手，“不失时机急起夹击”……（36）
　　9日凌晨3时，“前敌司令部”根据那个有问题的“侦知敌情”作出部署：红一军团及干部团由西北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并以一部截其与倒流水的联络，红五军团为中央队取道八里水、鸭溪，向倒流水前进。各部除红五军团外，统限于9日14时到达指定地点开始攻击。“应防止敌人回窜罈厂，如敌向南或西南退却时，应有计划的逼追消灭之。”（37）
　　然而红一军团于9日午后进至指定位置发起攻击时，敌主力已按其既定部署退至桑树湾，长干山只有两个营的敌人，而且就是这两个营的敌人也没被林彪抓到手——敌人显然预有准备，根本就不作任何抵抗而是一溜烟儿地就跑回了桑树坪。
　　而吴奇伟纵队也并未按蒋公7日电令“向黔西前进”，而是按蒋公9日“向大渡口、刀靶水一带转移，预定于真日（3月11日）集中完毕（38）”的电令行动，正向刀靶水、乌江渡之线集结，拟向遵义、鸭溪“追剿”。
　　“朱毛”的算盘又敲黄了。
　　这时他们仍没死心，打不着大财东就拾掇小地主，马上又盯上了西安寨的黔军第三旅。
　　10日凌晨2时前，已进至苟坝与“前敌司令部”会合的中革军委两电各部，再次作出部署：“我主力作战目标是消灭王（家烈）纵队之犹禹九部队以开拓作战地区，并威胁周敌，求得决战（犹部在西安寨）。规定：一军团应空出长干山，以主力控制平家寨、大王寨地区，并以有力之一营直追罈厂周纵队佯动，并侦察该敌部署及其附近地形工事和通仁怀的路线网及仁怀敌情；三军团除以小部留在梯子岩，向长干山封锁消息外，主力则经太平场，迂回西南的西安寨，切其通泮水的去路，消灭西安寨附近的犹禹九部队，并伪装进攻打鼓新场模样”，“三军团解决西安寨犹（禹才）敌后，三军团主动应准备11号仍回长干山以南适当地区寻求机动”；同时决定，“明11日放弃遵义，主力集结长干山、平家寨、花苗田（今花茂）寻找新的机动”。（39）
　　显然，这个部署仍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还是想诱出周浑元，
　　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此刻却另有一番盘算。
　　10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作出上述部署的一小时前，林、聂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个“万急”电，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作战方案：

　　关于目前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镇）之敌，方法如下：
　　⒈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今禹谟）向三重堰前进，以3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今重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⒉三军团另两个团及l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口经洪关坝，13时到达泮水，断西安寨敌退新场之路，3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拌水15里)。11日，以一、三军团之各二个团到达打鼓新场。
　　⒊一军团主力之四个团经永安寺（今云安）、无马口（五马口）、岩孔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佯攻周敌。
　　⒋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11日到达。
　　⒌九军团任务仍旧。（40）

　　说实话，笔者读完这篇文字并绘出行动详图对比了双方态势和本钱后，也着实吃了一惊也吓了一跳。在林、聂这个充满了“大迂回大包抄”魅力的计划里，进击西安寨、打鼓新场（今金沙）黔军已不是诱敌手段而直接就是目的，为此目的他们设计了两个动作幅度极大的机动：红三军团两个团迂回三重堰断敌后路，红一军团主力4个团经永安寺（今云安）、无马口（今五马口）、岩孔迂回打鼓新场（今金沙）——按林、聂设计，前一个机动的行程是3天，后一个行程至少也得一日。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此刻“剿匪军第二纵队司令官”孙渡已得蒋公令箭，正率滇军各部向黔西、打鼓新场集结，其第七旅鲁道源部已在黔西，离三重堰（今重新镇）不到80里路，后续之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龚顺壁部亦正向打鼓新场（今金沙）、黔西前进……
　　如果将林、聂建议与“前敌司令部”前几天诱敌击敌部署包括10日当天的部署作一对比，或许就不难看了个中奥妙：毛泽东等这些天虽然屡屡寻敌决战，但动作幅度并不大，大致都在半天一天的行程内，而且始终是集中主力在手，机动或待机时也注意互为犄角，为的是在强敌环伺之下留有充分的进退余地。而林、聂这个建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主力在3个方向上被分散，且其中在两个方向上行程很长因而危险极大，西安寨、打鼓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之敌虽然都是王家烈的“九响棒棒”，但他们一来依托堡垒跟在野地里被人撵鸭子时大不一样，二来他们可以有看家本事抬腿就溜，一起退向三重堰抱成团并向滇军靠拢，三重堰距打鼓新场不足百里，王家烈拿出逃命的劲儿跑到也就大半天儿功夫，而林、聂设计“断敌后路”的红三军团一部要3天后才能到这儿，那功夫滇军主力差不多也在打鼓新场（今金沙）、三重堰（今重新）及其附近了……
　　更重要的，是林、聂计划的模样跟蒋公8日“匪以西窜公算为多”的研判相当相似——虽然无论是“朱毛”还是“林聂”，此间好像并无这般盘算，蒋公除令滇军赶赴黔西堵截外，也饬薛岳作了个“急起夹击”之预案，该预案的前提为：“犯我（指周浑元）者系佯动”，一旦这个前提成立，则立判“匪主力将同时循打草坝、马口、毛坝场之线逃窜”，周将即与孙（渡）、王（家烈）、吴（奇伟）等“急起夹击”（41）。
　　以干部团一团之众“佯攻周敌”，周就是个笨蛋，有个半天儿功夫也能瞅出名堂来了。
　　如此，林、聂既或顺利完成计划，也将失去回旋余地。
　　况且，这回拾掇的是“九响棒棒”，对各路敌军也无法达成预期的震撼作用。
　　那会儿“朱毛”这边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是“党内总负责”张闻天，张是位品行端方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加上对博古、李德等此前一年多以来的“乾纲独断”深为憎恶，所以主持工作后也很注意“决策民主化”，每遇作战事宜都要开个范围很大的会来讨论——毛泽东后来不无揶揄而言：“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对于林、聂的这番谋划，这位“总负责”肯定也觉得值得一议，遂于10日白天在中革军委驻地苟坝召集“中央会议”，讨论林、聂建议。
　　这个会议也没有留下什么档案文字，有的只是一些当事人只言片语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文字至少有一点是没人持有异议的：与会者一边倒地同意林、聂建议，反对者仅毛泽东一人。毛泽东动用其雄辩口才反复陈述理由，然而还是无法说动与会诸公。最后林、聂建议被付诸表决，表决的结果是20余票：1票，林、聂建议被通过。毛泽东无奈之际也冒出很大情绪：身为“前敌政治委员”我无法对此案负责，请中央批准辞去该职。张闻天则称“少数服从多数，你辞就辞吧……”
　　会后毛泽东平复了一下情绪，还是感到事关重大不能听之任之，遂又提着马灯去找“党内委托下最后决心”的周恩来，而周恩来自己也在辗转反侧寝卧不安，反复盘算着林、聂方案的利害得失。毛泽东一来两人又合计起来：毛泽东说这事儿关系重大，作战命令你还是不要急着下达，等一等看一看再作定夺也不迟，周恩来此前已斟酌一阵也觉得此案确有玄乎之处，对毛泽东所言也就有了同感与共鸣……
　　据悉，两人刚达成共识，军委二局综合这几日敌情的报告也送来了。报告内容与毛泽东所言互为映证：犹禹九已不战而走退向泮水，且见“朱毛”大军扑来之时还要退向打鼓新场，而滇军第七旅鲁道源部已在黔西，12日即可到打鼓新场，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二旅安恩溥部、第五旅龚顺壁部……（42）
　　周恩来连夜再次召集会议，把这事儿拿出来一说道，大家明白了——当然也被说服了。
　　当晚21时，根据红九军团已在遵义以北的泗渡站与由桐梓南下的川黔军对战等情况，中革军委作出部署，为达“我野战军以放弃遵义、集结主力，准备转移，寻求新的机动”之目的，以红五军团集结于长干山、大王寨之线掩护，全军主力集中于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今花茂）地域（43）。
　　11日凌晨1时，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达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浑元）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44）”
　　事实面前大家不能不服气：毛泽东确有高于众人之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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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中央红军转战长干三渡赤水行动要图

（1935年3月2日～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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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实际上驻遵义新城及以北的只是红一师，红二师当时在懒板凳（今南白镇）集结。
　　（2）《军委部署3日行动》，《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81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1935年3月4日〈红星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810～第81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军委作出4日行动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5）《军委电令九军团》，《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0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6）《蒋中正电令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红军》、《蒋中正电令川军及周纵队会攻遵义》、《蒋中正电令吴纵队以凤湄为目标防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0～第91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7）《蒋中正电令在乌江以西黔巴大道围歼红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8）朱振民《蒋在珍部追堵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下）第2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9）《蒋中正通令驻川黔各军统由他本人指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0）《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设前敌司令部致各军团电》，《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1）《蒋介石令滇军集结于毕节黔西》、《蒋中正令薛岳派队向龙场、余庆、水口一带侦察》、《蒋中正电令吴纵队占领乌江城并进向龙场以东准备渡河》、《蒋介石命孙渡纵队进驻坛厂》，《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6～第9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2）《陆军第四十七师剿匪工作报告书》，《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106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3）《湘军总司令何键令李抱冰支酉电》，《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4）《龙云奉令饬属自江日起听蒋介石指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5）《龙云因蒋介石疑滇军不力嘱孙渡好自为之》，《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1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6）《总司令朱德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7）《3月5日4时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8）《前敌司令部作出消灭敌肖、谢两师的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19）《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动员全体红色战士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的训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0）《前敌司令部就6日行动部署至电周恩来》，《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2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1）《薛岳电报共军去向湄潭方面》，《蒋中正电令川军及周纵队会攻遵义》，《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2）《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中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23）《蒋中正令周、吴纵队暂取守势防御》，《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3～第9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4）李以劻《薛岳率军追堵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亲历记》（下）第5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25）《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第1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6）阎景堂《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第6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27）《新四军英烈志》（《新四军战史》编辑室）第12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28）《前敌司令部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2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29）《3月7日5时军委总部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3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0）3月7日晚《朱德关于各军团3月8日行动部署》，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191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1）3月8日凌晨朱德《关于我军8日部署重新变动的通知》，转引自张家德著《从黎平会议到巧渡金沙江》第192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蒋中正电令周、吴纵队向黔西前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36～第93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3）《蒋中正电令韩师在黔西设伏》，《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3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5）《3月9日3时前敌司令部部署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5）《3月10日7时30分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6）《3月10日7时30分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7）《3月9日3时前敌司令部部署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8）《蒋中正电令吴纵队主力向大渡口、刀靶水一带转移》，《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39）《3月10日军委部署电》、《3月10日2时军委电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0）《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建议向打鼓新场前进》，《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49～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1）《3月10日7时30分军委通报敌情》，《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0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
　　（42）《总司令朱德下达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3）《军委下达3月11日行动部署》，《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4）《总司令朱德下达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红军黔滇驰骋史料总汇》（中）第95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括号内容为本书作者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