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危机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人民的苦难》这篇文章，曾登载在《真理的追求》杂志2001年第5期上。此后不久的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被迫停刊。

　　今年6月12日，在美国华盛顿，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美国总统布什出席该仪式，并在仪式上对共产主义大加诬篾。其中布什说，共产主义想抹消“受难者”的记忆，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落成，就是要归还他们的人性，重建他们的记忆。他们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实际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才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为使人民更多知道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所以贴出此文章。

　　另外，今年7月，《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被停刊6周年。贴出此文章也对《真理的追求》、《中流》两杂志的纪念。

30年代危机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与人民的苦难

叶劲松

　　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其根本原因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千百万工人的生产成果被资本家私人占有，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造成总供给巨大而有效需求(购买力)不足。哈定、柯立芝、胡佛等美国垄断资本代理人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放任和鼓励垄断资本盲目投资，促使生产畸形发展，而有效需求(购买力)不足，是加速美国爆发这次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危机中，胡佛政府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的困难继续采取放任不管的方针，既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也加重了经济危机。

　　30年代危机中，只有1.2亿人口的美国，有1500万人失业，200万人流浪（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1980．38、24）。流浪者的命运是悲惨的,流浪者的队伍“就像破船烂木,随处飘流”,一些流浪的姑娘,“为了活命,她们只得向路人出卖肉体,然而一次交易的通常代价只有10美分” （《光荣与梦想》26、27）。面对流浪者的悲惨情景,“汽车大王、福特公司的老板亨利．福特却说‘嘿,到处流浪,这才是教育青年的最好办法呢！他们只要流浪几个月,得到的经验就比在学校里读几年书还要多’。要说胡佛总统不赞成福特的话吧,他可从没吭过一声。”（《光荣与梦想》29）

　　这就表明,高喊人权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不仅漠视劳苦大众的人权，而且对人民的苦难幸灾乐祸。因为人民流浪、人民贫困是符合资产阶级的意愿的,他们企图用贫困、失业来“教育”人民。他们认为,经过饥寒交迫的人民,将饥不择食,能忍受资本家施加的高劳动强度,也更能接受资本家给的低廉工资,也就是说,更能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因此,金融巨头们 “在《文摘》杂志里读到的文章,无非是盛赞大萧条带来的好处……一个共和党的新泽西州州长候选人给选民带来好消息,‘繁荣太过分,就会败坏人民的道德品质’”。（《光荣与梦想》59）

　　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对人民上好这堂“教育课”,他们反对国家对饥寒交迫的人民给予救济，反对国家经济干预。“因此，他(胡佛)反对所有会降低私人能量或阻碍私人投资与进取心的，像由联邦经营马瑟肖尔斯水电站那样的法案。”(阿瑟.林克《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0)“1932年5月20日，他(胡佛)写信给一个提倡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项20亿元的救济法案，胡佛总统把它否决了，并且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咨文，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 （《光荣与梦想》34）

　　被胡佛总统请来出主意的人，几乎全是主张自由竞争、对失败者(穷人被认为是社会的失败者)不给任何帮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出的主意都是“传统的聪明办法”，即靠自由市场的竞争度过难关。对于人民的贫困, 美国垄断资本及其喉舌公开发表的言论，也多是靠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靠国家干预来解决。“《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争辩说‘如果联邦政府救济饥民,这就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这将像英国的失业救济法一样,有使工人不想干活的危险。美国总商会会长赛拉西．斯特朗说：‘要是国会通过失业救济法的话,国家一定走下坡路。’……亨利．福特宣称,实行失业保险只会使更多的人失业,人们认为这话完全正确。《幸福》月刊聪明无比的编者说,如果让非经济因素侵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良好作用就会被破坏,所有工商界人士不要认为自已应对社会负什么责任。”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美国总统胡佛也说,“摆脱经济萧条的唯一正当做法是各人自己想办法。”（《光荣与梦想》32、31）

　　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胡佛的上述言行，当然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道理”。在这里，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对贫困的人民不予救济的最好的辩护理由。但胡佛对资本家是愿意救济的。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的美国历史学家L•杜蒙德在《现代美国》一书中写道，胡佛是“顽固地反对联邦政府拨款救济饥饿的人。他的复兴计划的实质是，拿出千百万美元来挽救许多公司免于破产，而这些公司却已经把几百万人赶出去挨饿，等到重新雇用他们可以赚钱的时候才愿重新雇用”。（《现代美国》商务印书馆1984．488、489）

　　胡佛还通过减少私人和公司所得税来救济资本家。对这种只救富不救穷的做法，他又用“曲线救国”似的“经济利益逐层渗透”论来辩护，即“只要大公司得到繁荣，千百万失业劳动群众最终也会得到好处”。胡佛这话实际表明政府不会救济饥饿的人民，他要人民在饥寒中再挣扎一年、两年……直至公司状况好转，再靠公司雇用来使人民生活有所好转。

　　胡佛鼓吹“经济利益逐层渗透”论是先资助富人，然后“渗透”点给穷人。他不肯给饥饿的人民以救济，使他们的购买力有所提高，这样来减少商品过剩，提高开工率，增加产量来使公司获得好处。“工业界不肯按照这样的原则办事，即经济的复兴有赖于群众购买力的恢复。” （《现代美国》476）为此，资产阶级还“发起了一场激烈的配合一致的运动，反对使用公款救济失业者。” （《现代美国》494）

　　由于危机时期资本家大大压低工人工资，以至“《时代》周刊写道：‘无法无天的雇主’已经‘把美国工人的工资压低到中国苦力的水平了’。” （《光荣与梦想》51）而1500万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因此，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低。一蒲式耳(约36公升)小麦售价不到25美分，一蒲式耳玉米7美分……：猪、牛肉每磅2.5美分……。” （《光荣与梦想》49）并有大量牛奶被倒掉，大量过剩的农产品在地里烂掉。另一方面，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有千百万人挨饥受饿。“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光荣与梦想》56）

　　千百万群众挨俄，是因为劳动者生产的粮食“太多”；千百万劳动群众受冻,是因为劳动者开采的煤“太多”；劳动人民缺乏起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用品“太多”。杜蒙德写道：“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饿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当已达到无可求药的地步。诺曼．托马斯说这是‘站在没膝的麦堆当中领配给面包的穷人队伍’。农业部长华莱士把这叫做‘在世界储有大量必需用品时出现的匮乏，真是可悲的荒唐现象’。”（《现代美国》448）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惊人矛盾，而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放任不管的做法，更加深了这一矛盾。

　　1931年至1932年间，美国工人举行过两次各100万人进军华盛顿的反饥俄游行，强烈要求政府提供失业救济和生活保障。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运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论证出千百万美国人民应该挨饥受冻而不予救济的“合理性”。事实充分证明，实践中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与工人利益相对立的。事实也证明，温文尔雅、颇有学院气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工人和漠视人民命运的最好的辩护理论。

　　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是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有所揭露。杜蒙德写道，共和党政府的不要国家干预的自由放任政策，“让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在经济领域内为所欲为，并且把他们引进政府内部来制订政策” （《现代美国》396）

　　当美国大资本家及其共和党向体现国家干预的罗斯福新政进攻，罗斯福总统需要人民的支持时，他揭露了一下自由经济的自由。罗斯福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 （《光荣与梦想》147）阿瑟.林克等也写道；“担心发生革命动乱而又有感于下层阶级的不幸，许多企业家不再相信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并开始怀疑具有如此富饶却又如此苦难存在的这种经济制度的价值。”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16)

　　6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一些“学者”连篇累牍地向我们介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价值，介绍那“神奇”的自动调节。他们在告诉我们这自由市场经济的真相和实质方面，还不如杜蒙德、曼彻斯特和罗斯福等人。美国那些资产阶级人士多少指出了自由经济掩盖着资产阶级的残忍、罪恶、为所欲为和不人道，介绍了自由市场经济神话的破灭。而这些，在对自由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的我国“学者”的文章和演讲中，却根本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