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真实的陷阱
作者:刘仰 来源:江南app网址 日期:2013-05-02 点击:
真实很重要,我们在很多时候都需要真实。生活中有时候人们会需要谎言,例如恋爱中的男女说一些海枯石烂、白头偕老的话,真能做到的并不多,依然人人爱说、爱听。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真实的需要和追求。那么,人们是否能够分辨何为真实、何为虚假?我认为,这件事情并不容易,其中道理不算复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不过被放大了很多。
近年来,一种叫做“口述历史”的东西比较时髦,它既出现于电视节目中,也出现于作家的专著中,也出现在一些历史基础材料的“抢救”活动中。我没有比较国外“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和地位是否像当今中国一样高,但我感觉,将“口述历史”放到重要天平上,关键就在“真实”二字。我并不想完全否定“口述历史”的意义,但必须指出,“口述历史”并不等于真实。
“口述历史”并非新东西,人类早期历史都是口述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比方说《荷马史诗》原先就是口述的,后来才被文字确定。在被文字确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荷马史诗》只是文学创作,直到近代考古发现证实了它与历史的关系,《荷马史诗》的历史真实性才被重新认识。然而,它就是百分百的历史真实吗?“口述历史”在演变过程中,一定会被不断地修改,因此,它的细节未必真实。但是,“口述历史”也会凝练一些观点,它们的真实性往往不可替代。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说,文字记录的历史绝对比“口述历史”要高一个层次,原因就在于文字记录在时间的长河中更容易保留真实。
当今社会“口述历史”之所以被重视有几个原因。一是某些历史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曾经被淡化,现在又被重视,因而便到幸存者那里去抢救真相;二是文字记录太泛滥,泛滥到文字记录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口述历史”似乎更加生动;三是媒体的形态需要大量的内容,被凝练的历史真实或结论往往过于简单,不符合媒体不断创造产品的需要,“口述历史”便因其多样性和丰富性,成为媒体的宠儿。四是意识形态上对于“真实”的理解有所不同。
当一个历史亲历者讲述当年经历的时候,他或她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亲历者在讲述的时候,很容易为自己而隐瞒或改变某些细节。谁都会犯错,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讲述可能会留在历史中时,例如爷爷给孙子讲自己的经历,他很自然地就会让自己在历史中尽量留下好的一面,这是个人原因对于历史真实的损伤。其次,有些收集“口述历史”的工作者说,讲述者已经习惯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氛围,因而在讲述中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这一说法似乎是在客观真实的要求下,对于“口述历史”的筛选标准,然而,排除讲述者的意识形态色彩,记录者或转述者自己就能保证没有另一种意识形态色彩?
真实的确很重要,但如何做到真实,并不那么简单。不管是口述历史还是文字历史,实际上都未必是事实的真相。即便排除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做到所谓“纯客观”,也未必等于真实。大家参加一个会议,都做会议记录,往往各自的记录都不一样。而且,记录太多反而显不出真相,岁月必定要进行筛选,取与舍之间,必定带有个人的判断。新闻也是对事件的记录,有些新闻往往会进入历史。为了新闻的真实性,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是,多角度采访。单视角的采访或叙述,真实性总是令人怀疑。由于很多新闻当事人并不算多,多视角采访大多还能还原部分真相,但即便如此,新闻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那么,当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个人“口述历史”与多视角、多角度究竟要成为怎样的关系,才能实现所谓真实?我不得不说,这件事情难度相当大。
“口述历史”往往也可以叫做个人历史。如果简单地认为所有个人历史的叠加就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一想法也是幼稚的。尤其当历史事件非常重大,参与人数众多,历史源远流长的时候,个人历史的叠加,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真实历史。以当今“口述历史”中最常见的战争为例,当叙述的对象只是个人,这个人可以是二战期间的中国抗战士兵,也可以是日本士兵,可以是幸存的犹太人,也可以是德国士兵。如果我们仅仅从个人的角度看,不管敌对双方的哪一个人,都有父母,都可能有妻子儿女或恋人,每一个人的死亡都会带来亲人的悲伤。如果有人仅此来还原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有时会远离真相。
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仅仅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发动战争与被动接受战争,同样都是真实的死亡,两者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道德判断。而道德并不仅仅只是几个教条,而同样是漫长的历史积淀。甚至可以说,是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一种倾向性选择。如果有人说,中国抗日战士是死,日本士兵也是死,死的价值对于个体生命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所有的战争都没有意义。那么,在我看来,说这话的人要么是永远不会死的孙悟空,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因为,所有的死亡都不回落在他头上,才会有这种风凉话。当他不得不面对被强加的战争,当对方的刀与枪架到它作为无辜的普通人的脖子上、脑门上时,你能用这话去说服武装到牙齿的对方吗?
因此,以个人历史的角度来还原所谓历史真实,常常会让人遭遇真实的陷阱。用常人的经验来说,那就叫以偏概全。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以偏概全的事情未必都能澄清,我们有时对某个人的误解会延续很长时间,甚至至死都未能改变。而对于历史重大事件的以偏概全往往又因为媒体巨大的放大作用,导致真实严重地变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人们对历史的描述和解读就不同,因而会对“真实”产生不同的判断标准。这种情况往往使得不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下的“真实”总是冲突:你的真实对于他来说,就是谎言。因此,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是一切真实背后的陷阱。对于真实,我们不得不说:没有绝对的历史真实,它常常只是我们选择的真实。昨天的选择会影响今天,今天的选择会影响明天。
近年来,一种叫做“口述历史”的东西比较时髦,它既出现于电视节目中,也出现于作家的专著中,也出现在一些历史基础材料的“抢救”活动中。我没有比较国外“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和地位是否像当今中国一样高,但我感觉,将“口述历史”放到重要天平上,关键就在“真实”二字。我并不想完全否定“口述历史”的意义,但必须指出,“口述历史”并不等于真实。
“口述历史”并非新东西,人类早期历史都是口述的,因为那时候没有文字。比方说《荷马史诗》原先就是口述的,后来才被文字确定。在被文字确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荷马史诗》只是文学创作,直到近代考古发现证实了它与历史的关系,《荷马史诗》的历史真实性才被重新认识。然而,它就是百分百的历史真实吗?“口述历史”在演变过程中,一定会被不断地修改,因此,它的细节未必真实。但是,“口述历史”也会凝练一些观点,它们的真实性往往不可替代。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说,文字记录的历史绝对比“口述历史”要高一个层次,原因就在于文字记录在时间的长河中更容易保留真实。
当今社会“口述历史”之所以被重视有几个原因。一是某些历史事件由于种种原因曾经被淡化,现在又被重视,因而便到幸存者那里去抢救真相;二是文字记录太泛滥,泛滥到文字记录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口述历史”似乎更加生动;三是媒体的形态需要大量的内容,被凝练的历史真实或结论往往过于简单,不符合媒体不断创造产品的需要,“口述历史”便因其多样性和丰富性,成为媒体的宠儿。四是意识形态上对于“真实”的理解有所不同。
当一个历史亲历者讲述当年经历的时候,他或她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亲历者在讲述的时候,很容易为自己而隐瞒或改变某些细节。谁都会犯错,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讲述可能会留在历史中时,例如爷爷给孙子讲自己的经历,他很自然地就会让自己在历史中尽量留下好的一面,这是个人原因对于历史真实的损伤。其次,有些收集“口述历史”的工作者说,讲述者已经习惯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氛围,因而在讲述中带有意识形态的痕迹。这一说法似乎是在客观真实的要求下,对于“口述历史”的筛选标准,然而,排除讲述者的意识形态色彩,记录者或转述者自己就能保证没有另一种意识形态色彩?
真实的确很重要,但如何做到真实,并不那么简单。不管是口述历史还是文字历史,实际上都未必是事实的真相。即便排除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做到所谓“纯客观”,也未必等于真实。大家参加一个会议,都做会议记录,往往各自的记录都不一样。而且,记录太多反而显不出真相,岁月必定要进行筛选,取与舍之间,必定带有个人的判断。新闻也是对事件的记录,有些新闻往往会进入历史。为了新闻的真实性,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是,多角度采访。单视角的采访或叙述,真实性总是令人怀疑。由于很多新闻当事人并不算多,多视角采访大多还能还原部分真相,但即便如此,新闻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那么,当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时,个人“口述历史”与多视角、多角度究竟要成为怎样的关系,才能实现所谓真实?我不得不说,这件事情难度相当大。
“口述历史”往往也可以叫做个人历史。如果简单地认为所有个人历史的叠加就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一想法也是幼稚的。尤其当历史事件非常重大,参与人数众多,历史源远流长的时候,个人历史的叠加,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真实历史。以当今“口述历史”中最常见的战争为例,当叙述的对象只是个人,这个人可以是二战期间的中国抗战士兵,也可以是日本士兵,可以是幸存的犹太人,也可以是德国士兵。如果我们仅仅从个人的角度看,不管敌对双方的哪一个人,都有父母,都可能有妻子儿女或恋人,每一个人的死亡都会带来亲人的悲伤。如果有人仅此来还原历史的真实,这种真实有时会远离真相。
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仅仅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发动战争与被动接受战争,同样都是真实的死亡,两者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道德判断。而道德并不仅仅只是几个教条,而同样是漫长的历史积淀。甚至可以说,是人类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一种倾向性选择。如果有人说,中国抗日战士是死,日本士兵也是死,死的价值对于个体生命来说都是一样的,因此,所有的战争都没有意义。那么,在我看来,说这话的人要么是永远不会死的孙悟空,要么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因为,所有的死亡都不回落在他头上,才会有这种风凉话。当他不得不面对被强加的战争,当对方的刀与枪架到它作为无辜的普通人的脖子上、脑门上时,你能用这话去说服武装到牙齿的对方吗?
因此,以个人历史的角度来还原所谓历史真实,常常会让人遭遇真实的陷阱。用常人的经验来说,那就叫以偏概全。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以偏概全的事情未必都能澄清,我们有时对某个人的误解会延续很长时间,甚至至死都未能改变。而对于历史重大事件的以偏概全往往又因为媒体巨大的放大作用,导致真实严重地变形。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人们对历史的描述和解读就不同,因而会对“真实”产生不同的判断标准。这种情况往往使得不同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下的“真实”总是冲突:你的真实对于他来说,就是谎言。因此,意识形态或价值观,是一切真实背后的陷阱。对于真实,我们不得不说:没有绝对的历史真实,它常常只是我们选择的真实。昨天的选择会影响今天,今天的选择会影响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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