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养懒汉”，罪名加之于计划经济时代——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前30年——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纯属诬陷诽谤。

　　毛泽东主席赞扬中国人民为舜尧：“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帮今天的英雄，躺在这30年历史创造的基础上，宣布自己的父亲一代、祖父一代甚至曾祖父一代是懒汉。30余年，谬言流布，畅行无阻，见于报纸、刊物、电视、广播、论坛、课堂、大小会议的演说、因特网以及大量所谓创新性著作。这成为共和国建国以来，一个涉及亿万之众、迁延时间最长的冤假错案。

　　系统地辨诬、甄别、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历史学家、法学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事情。我和同时代人一样，在那个时代平平常常地读书、就业、成家。老了，30年懒汉的“历史问题”，终究要给儿孙一个交待。

　　余生也晚，没有机会投身舍生忘死的革命战争，检验懒汉与否的一个简单标准，是看参加重体力劳动的表现。相比于在一线劳动的工人、农民，我们算不了什么;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是最艰苦劳动的承担者和最大财富的创造者。在我个人的经历中，从中学、大学到走上工作岗位，每年冬春、夏收和秋收参加农村的劳动，成为常例。大学以后作为工作队的农村整风整社、四清，同时参加劳动。

　　1956年，在太原读初中，暑假参加汾河西岸一家重工业工厂的基建，挖土方。这是记忆中第一次重体力劳动。每天8小时，完全没有机械，只用铁锹，赤日炎炎，挥汗如雨，拼命干活，比赛出力。两个月，每人发45元，名称为“伙食补贴”。第一次自己劳动挣钱，伙食免费，没有定量，其实无须补贴，全数交给家里。当时在学校吃饭，每月伙食费6元——以午饭为例，两勺菜、一个3两的馒头，不够的时候随意加小米饭。相比于这个6元，45元，感觉很多很多了。

　　1958年，高中，太原东山，大炼钢铁。我们的任务是运矿石。百斤上下，肩扛背驮，翻两座山，运到冶练处，再把练出的铁块，也是百斤上下，扛到山下的汽车站。肩膀红肿，垫一件旧衣服，没有一个人叫苦。只是练出的铁，不过一块黑疙瘩，不知何物。那是“放开肚皮吃饭，使出力气干活”的日子。同学中的冠军，一顿饭可以吃6个4两的馒头。

　　1959年冬季，大学一年级，天津郊区一处叫赤龙河的地方，挖渠。中年教师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一道参加劳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宽大水渠，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数不清多少人，挥动铁锹，两边堤坝或上或下，抬筐、挑担川流不息。水渠完工，一位中文系教师题诗，有“众英雄划地为川”的名句。50年以后，一位毕业留校、也已经退休的同学见面，说我们挖的水渠还在继续发挥作用，只是两岸树木早已遮天蔽日。

　　1960年秋，河北一个县参加秋收秋种。那是国家经济困难、粮食紧张，新潮家宣称饿死3000万的时代。我们20岁左右，经常吃不饱，主食之外，要增加大量野菜充饥，拉犁两腿发软、冒虚汗，饿得直不起腰就趴着拉、跪着拉。我的老师、同学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饿死，也没有听说附近村子里的农民饿死。

　　1964年分配在一家理论研究机关工作。那里集中一批党内高级知识分子。8小时工作制，每天晚饭以后直到夜里10时左右，办公室都亮着灯光。没有特别的组织安排，大家都自觉地在业务时间读书写作。今天的机关，无论大小，都雇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负责卫生，或者把这项工作包给社会的家政公司。那时所有的工作人员——从部级领导干部到科员、干事，都自己打扫自己的办公室，轮流参加或分片负责机关公共卫生工作。

　　1969年下放五七干校。一批知识分子，在荒滩上清除杂木野草，开辟良田，第一年水稻亩产即900斤。自己种粮、种菜、盖房，锻炼得可以扛起200斤一袋的大米，创造扛起250斤一袋绿豆的纪录。1965年在广西农村四清，一位当地的青年女社员向我挑战，结果她挑起200斤的担子健步如飞，我被100斤的担子压得气喘吁吁。这也可见五七干校的成果。老一代理论家和我们一起挑大粪、起猪圈。经历延安整风的老大姐负责养鸡养鸭。在机关时候的失眠、神经衰弱、腰腿痛、慢性胃病一扫而光，也没有听说患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和癌症。1975年起陆续恢复工作。那是扎扎实实当农民的七个年头。

　　我的妻子在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半人深的泥塘积肥，一次搬6块各15斤的土坯盖房。那里集中许多卓有成就的文化名人，一样参加劳动。

　　就我个人而言，从来不认为参加体力劳动有什么不好，更不认为读了几本书，再参加劳动有多大委屈。我的幸运在于，没有和几千万同时代人一起，后来被卷进失业的泥潭，而是终于可以工作到法定年龄退休。失业是对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毁灭和对人的起码尊严的最大侮辱，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病证和人间的苦难之源。曾经和一位对五七干校生活深恶痛绝的老友讨论。我说，请你选择，要么失业、买断工龄、自谋出路，自由了。要么上五七干校、劳动、有时候挨批斗，但是保留工资、免费医疗和原先分配的住房。他回答：宁可上五七干校。

　　儿孙们记着，可以批评你们的父亲一代、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有别的错误，但是你们没有资格说老人们是懒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