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戈里  2006年12月1日修改·

 

（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近年，一位川籍历史人物突然走红，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从《傻儿师长》、《傻儿军长》一直播到《傻儿司令》，这还不算，书市上还出了个挺畅销的《山城教父》，讲的都是这位解放前川东袍哥山堂舵把子范绍增。就是这位名噪旧中国威震长江流域的帮会头子，后来居然反蒋起义，当上了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晚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河南省体育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等职，1977年3月5日在郑州逝世，享年88岁。　　　 。

 

　　旧中国的“袍哥”，是发源于四川的帮会组织。解放前，范绍增是四川袍哥界的“教父”，他和上海的青帮头子杜月笙各踞一方，开钱庄，做生意，养打手，设赌场，包娼妓，办吗啡厂，走私贩毒，联手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一带黑社会的“码头”。

　　范绍增有一个叫得很响的绰号：“范哈儿”。“哈儿”，在四川方言中是傻瓜的意思。范哈儿“哈”还是不“哈”，均能在民间找到众多广为流传的“佐证”。不管怎么样，反正人家能把袍哥的“码头”开到神圣的“国民大会”上。

　　1946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上海清帮头子杜月笙想入选大会主席团露露脸，选举前一摸底，还差4票，于是，找换了帖子的把兄弟范绍增帮忙。范绍增在朋友面前一向很大方，一张口就给他6张选票。果然，开票时，有人临时拉后腿，杜月笙又少了两票，而范绍增多给的票正好补上。杜月笙感激万分，回上海后，亲自招待了投他票的两位黄色工会负责人。

　　由于范绍增能控制不少四川“国大”代表的选票，在“国大”期间，蒋介石亲自召见了他，为竞选副总统的孙科拉选票。范绍增真“哈”，他直言禀告：“自己已经答应李宗仁了，不好说了不算。”

　　蒋介石不“哈”，他明确指示：“你自己的一票可以投李宗仁，其余的选票一律投孙科。”

　　“党国”领袖的帐，范绍增之所以不买，是因为几年前，老蒋“耍”过这位浴血沙场战功卓著的袍哥大爷。

　　9年前，日本侵华“七·七”事变不久，刚刚升任第88军军长的范绍增基于民族大义，拿出私蓄，以袍哥舵把子身份回乡招集旧部，迅速组建了1.2万余人的新21师出川抗战。岂知，没过几年，一腔热血的范绍增就被老蒋浇了一盆透心凉的冷水。1941年10月，国民党第3战区发动“双十总反攻”，参战部队仅第88军收复余杭。战后，第88军获军政部明令嘉奖及军委会颁布的各级勋章、奖章数十枚，长官部还调来第62师、第63师归该军指挥，使其升格为辖3个师的甲种军。范绍增正春风得意，岂料，一纸调令将他“荣升”无实权的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第88军移交给蒋介石的嫡系何绍周。范绍增一气之下离开战场，返回四川，回老窝做生意发国难财，吃喝玩乐去了。

 

 

　　抗战胜利后，范绍增和杜月笙联手做的毒品生意空前兴旺，其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48年冬，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进入尾声，见国民党败局已定，在上海的达官显贵纷纷撤离这座昔日冒险家的乐园。范绍增自沪返渝前，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告诉他，国民党的日子长不了，共产党很快会取得全国胜利。劝他赶快回四川，相机拉起队伍，响应解放大军。范绍增一琢磨：对呀！若能拉起一支队伍交给共产党，保全自己就有了政治资本；若不成，再逃往香港当“寓公”也不迟。

　　由于选举国大代表一事开罪了蒋介石，范绍增便找抗战时期的老长官顾祝同出面说情，想要一个兵团或集团军的番号，再回家乡拉队伍。可蒋介石一向对江湖上的帮会怀有戒心，没答应。

　　1949年8月，解放军第2野战军和第4野战军一部由湖南、贵州向四川迂回，国民党的“大西南防线”告危。迫于形势，蒋介石同意了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再次请求，让范绍增出山，回乡组建编制10万人的“国防部挺进军”，遂行滋扰解放军后方的游击任务。

　　范绍增出身土匪，当年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时，曾抢掠过家乡人的钱财。他当团长后，专门回乡宴请被抢人家，并加倍偿还了被抢人家的损失。这一豪举，立刻改变了家乡人对他的看法，笼络了人心。范绍增这次回到四川大竹老家，即四处招集旧部，八方网罗党羽，于自己苦心经营30余年的“码头”扯起招兵买马之幡。蒋介石任命其为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国防部挺进军总指挥的委任状一到，仅一个来月，就拉起了号称编有10个纵队、10个独立支队和1个警卫团，分驻大竹、渠县、达县、巴中、开江等地4万余众的队伍。

　　范绍增部的主要来源，多数为当地县自卫团和乡公所武装，少数为收编国民党溃散的正规部队，以及利用其旧属及袍哥的封建关系在当地临时招募的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还有强征的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军官和半数以上的士兵都参加了袍哥组织。

　　部队的骨干，多为退役返乡的范绍增旧部。这些人返乡后，多数做了当地的地主、士绅或袍哥大爷，有的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任事，有的利用袍哥关系操纵乡政，也有人成了横行乡里血债累累的豪门恶霸。除了旧部，范绍增还延揽了一些失意军人。

　 蒋介石虽然给了范绍增一个兵团建制的游击军番号，但还是不信任范绍增。为了监视、控制这支袍哥部队，蒋介石通过顾祝同安插了少数特务在“国防部挺进军”中担任要职。对于这号人，范绍增有的是办法，拿出大把大把的钱供他们吃喝玩乐，敞开“码头”帮他们做生意，于是，大大地感动了其中颇有良心的总务处处长文介夫。文介夫也是江湖场上过来的人，受良心驱使，便背后将中统局交给他的任务，向范绍增和盘托出。

 

 

　　范绍增拉起队伍刚刚半个月，解放军第50军149师就从丰都过江，一路势如破竹直抵范绍增的老巢。

　　“国防部挺进军”的副总指挥柏良是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也是顾祝同特意安插来的，他见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不多，曾一度主张向广安出击。手下七拼八凑的人马有多大的战斗力，范绍增心里明明白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我再“哈”也“哈”不到如此自不量力的程度。再说，当年在浙江打鬼子，老蒋不但不论功行赏，反而剥夺了老子的兵权，如今，我凭什么为他“守节”？

　　范哈儿是个粗人，腹不盛墨水，胸不怀主义，“有枪就是王，有奶便是娘”是他的生存准则，反蒋起义主要是政治投机。在通行弱肉强食淘汰弱小的黑暗社会，他从不相信人世间还有什么真理和正义，只认江湖场上一个血淋淋的“义”字。当混世魔王，战场倒戈，他是行家里手。军阀之间无义战，范绍增惟保住自家“码头”为首要，拼自己的本钱给他人作嫁衣裳，那才是真正的“哈儿”！

　　范绍增不“哈”，但他手下有人“哈”。据史料记载，第1纵队司令官包×早年聚众为匪，抢掠民财，被国民党军招安后，曾率部进犯过红二方面军洪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并在溃退中放纵残兵掳掠奸淫、烧毁民房，直到1937年还纵容其侄儿包××等在邻水、长寿、广安、岳池等地打家劫舍，绑票拉肥，受害群众达1300余人，有的甚至家破人亡。作为邻水县拥有1800余石田租等巨产的一方豪强，共产党来“打土豪分田地”，他怎能心甘情愿俯首称臣？于是，率部在渠县顶了一下解放军第50军149师的先头部队。

　　解放军第50军的前身是原国民党滇系第60军。一年多前的辽沈战役期间，在长春由曾泽生军长率领举行了战场起义，随后，展开了以“泪血大控诉”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整训，实现了数万官兵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由于懂得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全军官兵求战心切，士气高昂。经过改造的起义官兵，军事技术是国民党残酷的军阀制度训练出来的，政治觉悟是共产党全新的民主制度教育出来的，包××刚刚从江湖场上七拼八凑起来的袍哥部队哪里是对手，结果自然是一触即溃。

　　识时务的范绍增决心再来一次摇身一变，他派出一位姓杨的使者前往第149师接洽“起义”。

　　据当年第149师政委金振钟回忆，接到范部的起义请求后，第149师里当即派出作战科科长丁永年、军务科科长王岳亭前往接洽。

　　第二野战军首长接到关于范部请求起义的报告后，发来一道指示，第50军根据该指示，下令范部先交出武器。

　　但很快，刘邓首长又给第50军发来了第二道指示：首先将其拢住，不使扰乱我后方，起义的具体问题尔后再谈。

　　不“拢住”，散了，上山为匪，糜烂地方，比正规军更难收拾！

　　共产党太了解他范哈儿了！当年招安他的团长王维舟，此时正在贺龙的麾下担任第1野战军解放成都前进部队副司令员。而第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则在1916年的护国战役期间，作为回报范部让出夔府防地的酬谢，以护国军团长的身份，给过他5万发子弹。第2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家乡广安与范绍增的“窝子”大竹相邻。

　　就这样，范绍增这位旧社会的帮会头子，于1949年12月中旬在四川渠县三汇镇通电，宣布反蒋起义，“城头变幻大王旗”，魔术师般地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鉴于第50军要西进参加成都战役，第50军根据第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要求范绍增：原地驻防，维持社会治安，不得扰害民众，随时听候招呼。

 

 

　　成都解放后，需要消化改造的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特别多，整个西南地区解放军部队才60万人，而需要消化改造的国民党官兵竟多达90余万人。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凡是调出四川的解放军部队都要分担“背”走点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所以，当解放军第50军奉命回师湖北，归还第四野战军建制时，西南军区指示第50军“背”走蒋介石嫡系第20兵团残部和范绍增袍哥武装“国防部挺进军”这两支起义部队。

　　范绍增的袍哥武装交给第50军夹带改造后，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由所属第148师442团3营教导员王世臣带领2个步兵班护送，乘两辆吉普车先期到达渠县，正式接洽有关收编事宜。随后，该军第148师派出以海城起义、长春起义官兵为骨干的工作团，进入范部。

　　说起来真有点好笑，第148师的干部一去，全炸锅了：“这叫什么部队？稀烂一团，解散算了！”

　　刘伯承、邓小平有“拢住范部”的指示，于是，军、师领导亲自做工作：“就是因为烂，才不能解散。否则，散到各地，上山为匪，糜烂地方，更难收拾！”

　　范绍增的部队，除了由国民党第361师残部改编的第9纵队和独立第7支队外，真乱！尤其是利用袍哥组织临时拼凑的部队，士兵都穿便衣，缠包头，有的还着长袍，军民无分，年纪大的50岁，年纪小的不到14岁，抽鸦片、狎女人、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多了，相当一部分人白天在队上吃饭，晚上回家睡觉，根本就不像部队的样子。

　　“吃空”，是国民党军各部队的通病，就是军官先故意不按编制将兵员编满，再按虚报的兵员数向上级领取粮饷，然后，将多余的粮饷装入私囊。第148师派去的干部，都经历过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相当一部分又是国民党军起义过来的官兵，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把戏再熟悉不过了，清查“吃空”本是行家里手，可在袍哥的窝子里，一个个全犯难了：明明知道军官浮报人数，乘机贪污粮食，点名的时候，利用地方关系拉人凑数，以每人半升米的价钱冒名顶替，就是没法彻底查清。

　　即便如此，范哈儿的兵还是查出了个四五六：号称4万，报称10800人，实有6972人。

 

 

　　范绍增集结起来并移交解放军第50军的“国防部挺进军”7个纵队、2个独立支队，被缩编成3个“解放训练团”，编余军官编成军官大队。

　　《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做官有个“护官符”，随时随地都要仰“四大家族”之鼻息。解放前在范绍增的家乡做官也要有“护官符”，这就是在大竹地区广为流传的“四不得”：“清河场的饭吃不得，石桥铺的梦做不得，永兴乡的钟敲不得，蒲包山的龙耍不得。”因为范绍增在家乡不置家产，所以，这“饭”主要是指范绍增的侄子、在“国防部挺进军”中挂副总指挥之职的范××；这“梦”，是指在“国防部挺进军”任副总指挥的孟××；这“钟”，是指在“国防部挺进军”任第8纵队司令官的钟××。

　　鉴于范绍增的袍哥骨干太复杂，有的甚至是当地横行乡里血债累累的豪门恶霸，留下来可能会成为当地土地改革运动的障碍，部队缩编后，只进行了几天的政治教育，便调离家乡，向湖北开拔。

　　这一走，又“热闹”了。范部士兵多系当地自卫团和乡公所的团丁、乡勇，为逃避兵役才扛枪，听到消息后，开小差的接连不断，军官也跑，还有携枪叛变的。解训2团3连连长莫焕章叛变，带走兵8人、枪8支。该连排长谢季良叛变，又带走兵13人、枪15支。该团2连连长甚至拖走一个整排。惯匪张文彬也带着他的弟兄叛逃了。其中张文彬、莫焕章等人叛变后，纠集当地土匪袭击人民政府，活埋解放军战士，抢劫民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被人民政府缉拿归案，公审枪决。

　　更恼火的是部队途经大竹、梁山一段，许多士兵的父母妻子纷纷上路，死活拉着士兵不让走，哭天喊地的，和国民党抓壮丁的场景没啥两样。气得第50军的干部跺脚直骂：范哈儿这小子乱抓丁，害得我们背黑锅！

     在这次第50军的移防中，范绍增的影响力，让解放军干部大开了眼界：5.5万余官兵及其装备所需的船只，只靠范绍增一句话，就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全部征集完毕。输送过程也很顺利。至于军部、师部所乘的轮船，食宿安排就更不用说了，让习惯于“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干部舒舒服服地享受了一路。

     不过，也招来了一些解放军基层干部成见颇深的牢骚：“怎么共产党还不如地痞流氓吃得开？”

　　范绍增起义不久，部队就自行散去了两千多人，缩编期间，编余了六百余名军官，资遣了四百余名老弱病残，行军途中又逃亡一千余人，带到湖北的仅2611。到湖北不久，其兵员便全部打散，融编到第148师所属几十个连队之中。

　　 国民党军队起义后，一般都要在起义官兵中开展控诉运动，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以实现阶级意识迅速、彻底觉醒。对范绍增的部队没搞控诉运动。第50军的官兵绝大多数是从国民党军队那边起义过来的，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老人说，咱们几个人夹带他一个，要不了几天就教育过来了，用不着控诉。

 

 

　　多数国民党起义将领把小团体内的“义”字看得很重，起义后，对改编都或多或少有所抵触。第148师的干部派入后，本以为范绍增会像多数国民党起义将领那样，对改编有所抵触，出人意料，他又犯“哈”了，提出：希望部队尽早改编，本人亦愿意交出部队。至于职务，安排一个有职无权的“高参”即可。

　　有人说：那是因为范哈儿有自知之明，能掂出自己手下兵马半斤八两的分量。

　   其实不尽然，11年前，哈儿军长招募1.2万家乡子弟兵出川抗战，也是这号人，秣马厉兵没多久，就在浙北、苏南等地杀得鬼子人仰马翻。范绍增被剥夺兵权后，1944年8月，罗君彤师长率领“哈哥”的弟兄先坚守丽水，继之克复温州。当时，报纸将此役誉为“我国东战场的斯大林格勒之战，转守为攻的开端”。

　　范绍增是很会享受的，从当师长时起，就只在打仗的时候来部队，平时，部队交副手罗君彤整理、管束，自己或上山打猎，或赴上海十里洋场吃喝玩乐。他弄钱多，花钱亦多，个人生活极为挥霍，赏部下钱、给朋友好处也相当大方。

　　有些作品把范绍增描绘成喷云吐雾的瘾君子和贪杯恋盅的酒徒。认识范绍增的老人说：不对，人家烟酒都不沾。范绍增的四大嗜好是赌、嫖、打猎、打网球。

　　起义之初，范绍增以为，“共军”和“国军”没啥区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所以，当解放军第50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由所属第442团3营教导员王世臣带兵护卫，初到范绍增的驻地渠县时，范绍增马上送去华丽的滑竿，张梓桢和王世臣一人一乘，还配了抬滑竿的轿夫。

　　坐滑竿，在习惯于被人侍侯的范绍增眼里，不仅是体力上的享受，也达官显贵身份和地位的炫耀。张梓桢、王世臣这些共产党员却坚定地认为：那是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恶习！

　　范绍增送去的滑竿张梓桢他们不要，再送手表，还是不要。

　　面对当年正气一身清风两袖志在四方的共产党人，挥金如土嫖赌成瘾的范绍增，不能不敬而畏之。他在袍哥“码头”上，在国民党官场里，用来对付官僚、军阀的那一套，在当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身上，全行不通。

     的确，在共产党的队伍里，大家都从骨子里看不起范绍增。政治工作干部还好些，多少注意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军事干部没有那么多顾忌。军参谋长舒行就公开对帮会头子范哈儿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位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朴朴素素的老干部，感情上硬是转不过弯子：这号人还配当解放军？

　   范绍增是很讲义气的，在国民党那里，义气说得通，却常常行不通，他在前方冲锋陷阵，总有人背后算计他，蒋介石及其嫡系尤甚。所以，起义后，当他和起义的原国民党第20兵团司令官、时任解放军第50军副军长的陈克非共事时，绿林出身的范绍增总是要揶揄蒋介石嫡系门生、黄埔将领陈克非是“海盗”。陈克非自知是代“蒋校长”受过，便不与“草寇之辈”一般见识，似乎谁是“海盗”，自有公理。

　   用一个“义”字，范绍增可以评价蒋介石及其嫡系，却难以丈量共产党。

　　袍哥讲义气为谁？为兄弟伙儿。

　　共产党反对讲“江湖义气”为谁？为几万万老百姓！

　　袍哥人家就喜欢一个“讲”字，讲义气，讲交情，哥子伙儿有矛盾时吃“讲茶”，讲来讲去，就是没法讲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讲的，是多数人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大义！

　　范绍增服共产党，更怕共产党，怕廉洁清明的共产党把他当作社会渣滓抛弃，怕天翻地覆的人民革命将他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时的共产党人太正派了，太受人民拥戴了！

　　从不“拉稀摆带”的范绍增，以一种复杂的心态，痛痛快快地敞开了改造部队的大门。这种心态，在他闯荡江湖几起几落三十余年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过。

 

 

　　1950年2月整编后，范绍增被任命为第50军“高参”兼第148师副师长。

　　当时，范绍增手下的人对他们顶礼膜拜的“范军长”、“范总指挥”有一个称颂不已的传说，称这位袍哥舵把子“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的钱庄；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的‘干女儿’”。

　　这话，还真让解放军官兵长了“见识”。

　　军部住湖北沙市聚兴诚银行时，范绍增喜欢拉着几位戏迷看京剧。而剧院老板不管范绍增是否临场，都要给这位“大爷”留出前三排座位。范绍增每次带人去看戏，剧院门口都有好几个人站成一排，对他低三下四点头哈腰。落座以后，常有一帮花枝招展的女人一涌而上，争先恐后地喊他“爸爸”。这时，“范大哥”必定会在他的“码头”上摆一摆他的“派头”，掏出一卷卷银圆，掰开，一人塞一把。钱，就这么花！

      范绍增的艳史，是闻名旧中国的，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卢沟桥事变后，他使得当年在重庆举办的“全国游泳比赛”中一举夺得女子游泳赛八项全能冠军的“美人鱼”19岁的杨秀琼，与“北国第一骑师”陶伯龄离婚，作了自己的姨太太。

      起义后，有人曾就此事向范绍增求证。

      范绍增坦然告之：“我和她有一腿，我给她买了栋房子，但她不是我的姨太太。”

     熟悉范绍增的老人说，起义之初，范绍增爱夸耀这些往事，但他也有自己在旧时代遵循的“道德底线”。对于众多的姨太太和“干女儿”，范绍增是这样解释的：“四川的女孩长得漂亮，但好多人家里很穷，所以，她们就跟了我。”说到这里，这位往日威镇一方的袍哥大爷还要特别强调一句：“这都是自愿的。我没干坏事！”

     虽然，起义后，部队曾在中下级起义军官及起义士兵的政治教育中，猛烈批判过旧军队中“依仗权势和金钱摧残妇女”的旧习气，但对领导起义的高级将领，没有开展相应的“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

　　老人们说，范绍增当上了解放军将领后，给他送钱的人仍旧很多，每次少则几千，多则上万。“改朝换代”了，有钱人家谁不指望有个靠山？范绍增花钱依然似流水，每次别人送来的钱，没几天就花光了。

　　范绍增还是有变化的。

　　起义前，范绍增喜欢让部下喊他“大哥”，以示江湖义气。整编后，范绍增再三提醒往日的“兄弟伙”：“现在是新社会，不兴过去那一套喽。”

      那年月，范绍增对共产党的政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不止一次地声称：“要是早知道共产党的政策这样好，老子早他妈的起义了！”

     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于解放前夕逃到香港后，范绍增专门为自己往日的把兄弟，探过军政委徐文烈的口气：“我能不能写封信，让月笙回来？”

　　1950年9月，当第50军准备北上抗美援朝时，范绍增正儿巴经地提出了参战请求，想“立功赎罪”，但未获批准。海城起义、营口起义、长春起义的将领可以去，以后的不行。部队北上时，有人亲眼看见范绍增的轿车装上了军运火车，但不知为啥，火车在郑州车站停靠以后，这辆轿车就不见了。　

　   有人不知依据什么乱编，说范绍增部在第50军被编成1个“新编师”，入朝作战第一天，遭到美机轰炸，“被美国人的凝固汽油弹整连整营地烧死”。事实上，第50军入朝很隐蔽，即使在全军打得最惨烈的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也没出现上述情况。不少经受战争考验的原范部官兵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提升为干部。70年代，仅第442团，就有3人担任了营级领导职务。

　　范绍增自幼厌恶读书，几乎把爷爷气死。在共产党领导下，这位昔日的袍哥大爷却逐渐爱学习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社会大变革浪潮中，不学习，就被人瞧不起。

　　未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范绍增后来进了社会主义学院。1954年，他告诉一位朋友：“最初奉调学习时，有些人不愿去。我想，共产党一直教导我们要听党的话，学习也是一个考验，所以二话没说，接到命令就走。学习结业时，要求每个学员都写总结，挖思想。自己没有文化，费了好大的劲才写了几百个字，视同珍宝，向别人征求意见时郑重说明：‘可以提意见，但不能改动我的底稿，因为别人改的，就不是我自己的思想了。’”

　　范绍增的思想总结，是在反省自己血淋淋的阶级压迫历史，清理自己乱糟糟的吃喝嫖赌恶习基础上写出来的，其中，有这样一句传世之话：“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我就是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算是重新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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