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1934年8-9月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单一的作家协会，结束了文学界分裂的局面。多数作家对此是比较满意的。他们普遍期望从此能有一个没有各种无原则的思想纷争、生活比较安定、能够正常从事文学创作的时期。可是时隔不久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文学界被卷了进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本文就讲这方面的事。在这之前先简略地介绍一下这场运动总的情况。

　　一

　　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大致开始于1936年，1937年达到高潮，1938年逐渐退潮，到1939年初基本上告一段落。有时人们也用达到高潮的1937年来概称这场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身亡引起的。在对凶手进行侦讯的过程中发现此事与反对派的秘密组织有某些联系。与此同时，根据所得到的情报，西方的策反和渗透活动有所加强，因此这时已不把与反对派的斗争视为一般的不同政见之争，而认为这些人已蜕化成为政治上的两面派、杀人凶手和特务间谍;已不单纯地对他们进行揭露和批判，而是开动专政机器对他们进行镇压。从1936年8月到1938年3月，在莫斯科先后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托洛茨基平行反苏中心”和“右派托洛茨基反苏联盟”的首领进行了公开审判并判处他们死刑。各地也惩办了一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此外还对军队进行了清洗，逮捕和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等军事将领。大致从1937年起，肃反的范围扩大到社会各界，发展成为一个清查和消灭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和特务间谍”的大清洗运动。相当多的人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到逮捕，其中一部分人被处决。在这场运动中，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八十三人受到惩办(“惩办”原文为“репрессироватъ”，指用判处死刑、徒刑和流放等刑罚加以惩处。过去一般译为“镇压”不大准确，因为“镇压”用于人时，通常指的是处决。)根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8年这三年里受到惩办的总共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其中六十八万多人被判处死刑。

　　1938年初，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已发现扩大化的严重问题，开头只看到大量轻率地开除党员是错误的。1月26日《真理报》专门就此发表题为《为被错误地开除的人平反，严厉制裁诬告者》的社论，特别指出，有一批谋取私利和向上爬的人参与到了党内清洗的工作中，这些人为表现自己和求得升迁以及表明自己是警惕性高的党员，干得很卖力气，而隐蔽的敌人与他们配合行动，高喊提高警惕性和要求开除毫无过错的党员，以掩盖自己的罪行。社论要求对这样的人进行严惩。11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正式决议，开始纠正“简单化的做法”，特别指出有“人民的敌人”和“外国情报机关的特务”打入中央和地方各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有意歪曲苏联法律和制造混乱，毫无根据地进行大逮捕等等。决议禁止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要求严格按照法律行事，并警告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如对苏联法律和党的指示稍有违反，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在这之后，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被解除职务，纠偏工作全面展开，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仅1939年一年，就释放了三十三万人，在整个纠偏过程中总共有八十万人恢复了名誉。(见A。叶利谢耶夫：《1937年的真实情况》，亚乌扎出版社，2008年，第332页。)于是这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基本上结束。

　　有人认为，斯大林搞大清洗只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和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这至少是把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了。三十年代下半期，苏联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都比较复杂。就国内来说，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敌对阶级的力量大大削弱，但是还在进行反抗，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党内斗争并没有停止，反对派还在进行活动，而且苏联当局根据所获得的情报发现，他们正在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起来。而从国际方面来说，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处境比较困难。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得势，使得苏联开始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这种情况下，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无论对保持国内稳定和防止敌人内外勾结搞垮苏联来说，都有其必要性。可以说，这也是“备战”的一部分。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后，苏联国内没有发生里应外合的叛变活动，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曾在大清洗高潮中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在1941年战争爆发后说：“全世界大部分人曾认为1935年～1939年对叛徒的审判和大清洗是令人非常气愤的和忘恩负义的行为，是歇斯底里的表现。然而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做法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具有惊人的远见。”(转引自《对话》杂志，1996年第4期，第60页。)当然在说明这场运动的某种必要性和肯定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的同时，不能否定其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以及造成的后果，这在后面还要谈到。

　　二

　　接下来具体讲一下文学界的情况。根据上面所说，肃反运动并不肇始于文学界，文学界也不像军界那样进行了专门的清查，而只是受到这场运动的浪潮的冲击，然而同样存在扩大化的问题，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根据统计，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零一名理事会成员中有三十二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而出席大会的五百九十七名代表中，有一百八十人遭到惩办。(《文学的幸福--国家与作家(1925年-1938年文件汇编)》，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大清洗中究竟有多少作家受到惩治，至今未见有根据档案材料统计的具体数字。苏联《民族友谊》杂志编辑部的一位名叫别尔托夫的工作人员多年来根据各种出版物的材料建立了一套卡片，根据他到1988年底收集到的材料，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牺牲的作家(包括被处死的和死在劳改营的)为一千二百人，幸存者为六百人。(《图书评论报》1989年1月6日。)

　　上面说过，这场运动重点是清查“托洛茨基分子和特务间谍”，因此文学界过去曾经跟随过托洛茨基、赞成过他的观点、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一些活动以及与它有过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人首当其冲。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的一些领导人和骨干分子曾经一度赞成托洛茨基的观点，甚至参加过托洛茨基派的活动。尽管其中有人早已公开声明与托洛茨基派断绝任何联系，但是这时翻出他们的老账，进行了惩办。这些人当中有阿维尔巴赫、基尔顺、佐宁、谢利瓦诺夫斯基、阿菲诺盖诺夫等等。文学团体“山隘”的一些主要成员曾一度赞成过托洛茨基的某些文学观点，这次也成为“整肃”的对象，其中包括列日涅夫、维肖雷、伊万•卡达耶夫、扎鲁金等人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沃隆斯基。有的人则因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其创作的思想倾向而获咎，例如小说家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尼基福罗夫，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帕维尔•瓦西里耶夫、克留耶夫、克雷奇科夫，剧作家特列季亚科夫等等。还有人遭到惩办是因为频繁出国或与国外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而被怀疑有叛国行为，例如小说家皮利尼亚克和巴别尔，新闻记者兼作家科利佐夫等人就是如此。。

　　先比较详细地讲一讲关于诗人曼德尔什塔姆的众说纷纭的”个案“。这位诗人在1933年11月写了一首猛烈攻击斯大林的诗，而且这首诗很快流传开来。1934年5月他因此而被捕。布哈林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为他求情，斯大林在信上写了这样的批语：”是谁给他们逮捕曼德尔什塔姆的权力的?不像话……“(《书刊大检查--苏维埃国内的作家和新闻记者(1917～1956)》文件汇编，民主国际基金会、大陆出版社，2005年，第326页。)于是曼德尔什塔姆被从轻发落，流放到了沃罗涅日。在流放期间他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写了颂扬斯大林的有名的《颂歌》。1937年他流放期满，回到了莫斯科。一部分作家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把他称为”受难者“和”天才的诗人“。当时还处于肃反的高潮之中，这部分作家的这种表现被认为很不正常。于是作协理事会主席团责任书记斯塔夫斯基就在1938年3月16日上书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请求他”帮助解决一批著名苏联作家对曼德尔什塔姆的态度问题“。(见《明天报》2000年第14期。)结果曼德尔什塔姆再次被捕，被判五年流放，被送往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服刑，同年12月死在那里。根据常理，叶若夫不可能自作主张，对曼德尔什塔姆这位与斯大林密切相关的诗人作出再次流放的决定，肯定取得了斯大林的同意。把曼德尔什塔姆送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目的之一大约是为了把他与同情和支持他的作家隔离开。

　　科利佐夫的情况富于戏剧性，需要专门讲一讲。他曾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被派到正在进行内战的西班牙采访，写成和出版了《西班牙日记》一书，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以及法捷耶夫和A。托尔斯泰的赞扬。这位新闻记者一时声名大噪，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可是不久后他突然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来才知道，他被捕是由于当时担任西班牙国际旅总政委的安德莱•马蒂的告密。马蒂给斯大林写信说，科利佐夫曾与西班牙的托洛茨基组织有过接触，他的妻子是德国情报机关的特务。被捕后，科利佐夫供认不讳。据西蒙诺夫回忆，他1949年与法捷耶夫一起访问中国时，闲谈中说起了科利佐夫，说直到现在也不相信此人真正有罪。法捷耶夫说他在科利佐夫被捕后一两个星期曾给斯大林写过一个简短的报告，说许多作家和他自己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并要求见斯大林，以便向他汇报文学界对此事普遍的反应。不久斯大林接见了他，问他：”这么说，您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法捷耶夫回答说，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于是斯大林反问他：”那么您认为我相信，您认为我愿意相信?我也不愿意，却不得不相信。“说罢，叫来了助手波斯克廖贝舍夫，吩咐他把材料让法捷耶夫读一读。这材料是科利佐夫的供词，其中什么都写了，包括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等等。读的时候法捷耶夫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读完后他又回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问他：”怎么样，现在不得不相信了吧?“法捷耶夫回答说：”不得不相信。“最后斯大林说，如果有人问，又必须回答时，可以把自己读到的告诉他们。(见K。西蒙诺夫：《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50～51页。)科利佐夫的案件说明，文学界著名人士被整是经斯大林同意的，同时他在对他曾经信任过的人不得不采取惩罚措施时也曾表现出无奈。

　　再说一下皮利尼亚克。有人认为这位作家受到惩办主要是因为1926年发表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其中写了红军将领伏龙芝被迫做手术死在手术台上的故事，暗示是斯大林为了除掉他强迫他做手术的，斯大林没有忘记这笔旧账，趁此机会加以清算。这不过是在断定斯大林工于心计和阴险毒辣的前提下的一种推测而已。实际上后来斯大林和皮利尼亚克的关系是比较好的。皮利尼亚克曾多次给斯大林写信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提出各种请求。斯大林曾在皮利尼亚克1932年访问美国前给他写信提出要求，后来又一次亲笔批示满足他出国旅行的愿望。他在肃反运动中受到惩办，是因为被控从事间谍活动。另一位作家巴别尔也被加上为法国和奥地利情报机关收集情报的罪名而被捕判刑。可见当时惩办作家时另一个罪名就是从事间谍活动。

　　三

　　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所有要逮捕的人的名单都呈交斯大林签署，在清洗作家队伍时也是如此。例如上面提到过，曼德尔什塔姆就是安全机关自作主张逮捕的，逮捕令是由该机关的领导人之一阿格拉诺夫签署的。不过一般说来在惩办著名人士时，需要取得斯大林的同意和许可。甚至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有些大作家之所以免遭厄运，是因为他事先有过关照。例如布尔加科夫、A。托尔斯泰等人大概因此而安然无恙。斯大林并不十分看重阿赫马托娃的诗作，大概因为考虑到她的名望，对她采取宽容态度。大清洗前，她曾因第二个丈夫普宁(艺术科学院教授)和儿子列夫•古米廖夫(莫斯科大学学生)被捕而写信向斯大林求情，请求”还她丈夫和儿子“，斯大林批示释放了两人。在大清洗时，没有触动这位女诗人。顺便说一下，斯大林还保护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女友莉丽亚•勃里克。1937年军队大清洗时勃里克后来的丈夫被判处死刑，作为家属，勃里克也将受到惩处。斯大林得知后，把她的名字从逮捕的名单上勾掉了。

　　下面讲一下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这是斯大林器重的诗人之一，斯大林曾对他寄予厚望，而帕斯捷尔纳克也曾一度崇拜斯大林，写了颂扬斯大林的诗。两人曾有过交往。不过后来斯大林对他感到有些失望，开始变得冷淡起来。在大清洗中，大概他由于同斯大林关系非同寻常，没有受到冲击。不过曾因表现出独立不羁，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事情发生在对军队干部进行大清洗时。在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后，作家协会起草了一封赞同死刑判决的信，征求作家签名。帕斯捷尔纳克拒绝签名。作协负责人斯塔夫斯基找他谈话，进行威胁，他仍坚决不签。他的妻子恳求他，他依然固执己见。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很有可能因此而被捕，受到惩处。于是他给斯大林写信，说他从小形成一种信念，认为自己无权充当决定别人生死的法官。(З。马斯连尼科娃：《帕斯捷尔纳克的画像》，普里斯采利斯出版社，1995年，第88页。)据说斯大林知道后，说了这样一句话：”别动这个远离尘世的人!“可以说，斯大林保护了他。

　　得到斯大林保护的人，还有肖洛霍夫。这位作家经常直接向斯大林反映他的故乡出现的各种问题，引起当地的领导人的不满。肃反运动开始后，他又为受到诬陷的朋友申辩，给斯大林写信揭露当地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对他恨之入骨，编造了他正在组织暴乱的谎言，准备在适当时机把他逮捕。他得知这一消息后，秘密地绕道到了莫斯科，见到了斯大林，向他陈述了自己受到迫害的事。斯大林找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有关人员当场对质，证明进行政治迫害的情况属实。于是制造假案者受到了惩处，而肖洛霍夫逃过了一场劫难。斯大林这样做，不仅只是个人对肖洛霍夫有好感，更多的是考虑到国家和民族需要像他那样的作家。

　　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受到了对文学界被认为有问题的人与对待党政军各个部门的同样的人的态度似乎有些细微的差别，显得不那么毫不留情。这一方面大概是由于他重视和爱好文学艺术以及爱才惜才的缘故，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学界的”异己者“的存在只能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而政界军界的所谓”暗害分子“的存在，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危害国家的安全，而对斯大林个人来说，是对他的地位和权力的一种很大的威胁。但是尽管如此，文学界仍然可以说是肃反扩大化的一个”重灾区“。这种情况的造成，一方面是由于在执法机关和作协领导机关内部有一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积极和取得信任，利用手中的权力整人，把作家的种种陈年老账都翻腾出来，大做文章，无限上纲，甚至为了讨好斯大林，把某些作家以前在与斯大林讨论问题时发表的不同意见和所谓的”不敬之词“也作为罪证。另一方面，在作家内部由于过去多年的争论，积怨颇深，运动开始后，进行相互揭发，这也是不少人受到牵连的原因之一。

　　四

　　上面曾多次强调指出，，这次肃反运动犯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斯大林作为最高领导人和决策者对此负有主要责任。首先，他没有对当时的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没有能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至于夸大了敌情，扩大了打击面，没有把本来可以争取的人争取过来，而且伤及无辜。其次，没有严格依法行事。当时曾出台了一系列违背通常的法律程序的临时性的法规和决定，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把生杀大权交给所谓的”三人小组“(”三人小组“由各地党委书记、检察部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领导人组成)，听任他们草菅人命。再就是重用了一些投机分子，这些人为了取得信任和求得升迁，或者为了掩盖自己的劣迹和罪行，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积极，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人。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对肃反扩大化起了极其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没有对执法机关的干部进行严格的审查，结果混进了一些异己分子，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大搞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主要由于这些原因，这次大清洗运动在相当彻底地肃清反革命的同时，冤枉了不少好人，造成了许许多多人间悲剧。

　　与此同时，还应当说一下当时的社会情绪。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社会秩序变得比较稳定，生活有所改善，人们普遍珍惜这些，当他们听上面说有人要进行破坏，不仅支持政府采取的惩办行动，而且纷纷起来揭发”人民的敌人“，这使得肃反迅速变成一场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有关部门堆满了各种揭发检举材料，其中不免有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挟私报复的东西，弄得真假难辨。这一点在文学界表现得特别明显。总而言之，这次肃反也像一般的群众运动一样，出现了不少过火现象和难以避免的偏差。

　　尽管如上所说不久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大力纠偏，但是大错已经铸成，而且很难弥补。这场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有很大一部分是党政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和骨干以及知识界各个方面的精英，因此它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后果难以估量。而且各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胡作非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这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产生恐惧心理，变得谨小慎微，人人自危，丧失了刚刚形成的主人翁感，这使得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还有人因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不是更加巩固了，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遭到了削弱。而在文学界肃反运动使得作家在实现大联合后暂时出现的乐观情绪和欢快气氛一扫而光，对作家们的心理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敢大胆地发表意见，更不敢像过去那样与斯大林进行争论，开始一味颂扬斯大林，进一步助长了当时已经开始形成的对他的个人崇拜。而在创作中，许多人已不大敢于大胆地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和斗争，害怕被扣上否定新时代和新生活的政治帽子，逐步地形成了粉饰生活的倾向。这对创作来说不能不产生消极的影响。

　　苏联国内外有人一直抓住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不放，大做文章，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首先，西方有人把这场运动称为”大恐怖“(”Большойтеррор“)，任意夸大、歪曲和捏造事实，制造种种谎言，将其描绘成一场残杀无辜的闻所未闻的人间惨剧。苏联的叛逃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也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们进一步把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直到五十年代处理各种政治案件都归入所谓的”大恐怖“之中，并且如同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佩哈洛夫所说的那样，这些”谎言的制造者“在受害者的人数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竞赛。安东诺夫-奥夫谢耶科认为从1935年到1940年受害者达到一千九百万人;索尔仁尼琴把苏维埃时代的受害者加在一起，将人数增加到六千多万人。苏联“改革”年代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雅科夫列夫更进一步，说什么苏联在斯大林当政年代丧失了将近一亿人。他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专制独裁的极权主义制度，把斯大林说成是残暴的专制君主，甚至是杀人魔王。他们这样做对推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起了造舆论的作用。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1954年2月1日，当时的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和司法部长戈尔舍宁联名给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其中说道，从1921年到1954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为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处死刑的为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改革”年代以刚才提到过的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根据档案材料研究核实，得出的数字为：从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受到惩办的为三百八十五万三千九百人，其中处死刑的为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五人。后来不少学者根据档案材料反复研究和核实，列出了从1921年到1953年历年因政治原因受到惩办的人的人数，累加起来，总共为四百零六万零三百零六人，其中判处死刑着为七十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五人。上面提到过，受惩办者比较集中于1936到1938这三年，尤其是判死刑的达到六十八万多人，占了三十多年的总数的大部分。总的说来，上述三组数字尽管时限有所不同，然而差别并不很大，比较符合实际和可信。虽然“谎言的制造者”们所提供的数字不仅只包括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人，即使如此，也是大大夸大了的。这里要再说一下雅科夫列夫这位大人物。他似乎对他领导下的委员会得出的结果并不满意或持有异议，仍认为损失将近一亿人，并解释道，“这个数字不仅包括受惩办者本人，而且可把他们的受到牵连的家属以及那些可能出生但是没有生下来的子女包括在内”(转引自И。佩哈洛夫：《伟大的遭到诽谤的领袖--关于斯大林的谎言和真实情况>，亚乌扎出版社，2010年，的36页。)从雅科夫列夫的高论可以看出，他们一伙为了达到诽谤苏维埃制度和斯大林的目的，已完全不顾事实，达到了挖空心思进行编造的地步。

　　这里多费了点笔墨说明被惩办者的具体人数，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穿流传的各种谎言和造谣者的卑劣手段，绝没有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辩护或全盘肯定这场运动的意思。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早就应该对这场运动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弄清全部事实真相，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既稳准狠地打击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又不伤及无辜，冤枉好人。可是俄罗斯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至今仍不忘利用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两年前，当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认为社会上相当多的人怀念斯大林的情绪是他实现“现代化”即西方化的障碍，曾策划搞第三次“非斯大林化”，再一次搬出三十年代肃反运动的问题作为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依据。由于不久俄罗斯政坛上“王车易位”，此计划未能具体实施，不过这说明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