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一）

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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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编者按：本刊再向读者推荐张捷同志新近撰写的又一力作——《纵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
此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介绍戈尔巴乔夫的身世和他青少年时期如何受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自称是“二十大的产儿”的世界观形成过程。第二部分，着重阐述戈尔巴乔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以后，是怎样用欺骗手段把人们引上他的“改革”——即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直关心如何使它“不可逆转”的问题。等到“改革”全面铺开，各种后果不断出现时，人们虽然开始感到怀疑和不满，但是为时已晚，要扭转事变的进程已经比较困难了。到这时他便站出来说，“后退的路是没有的”，要求人们和他一起走下去，最后走向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第三部分，着重剖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他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以及给苏联造成亡党亡国的惨重后果。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戈尔巴乔夫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新老修正主义的关系。文章明确指出：戈尔巴乔夫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发源于伯恩施坦的老修正主义，它是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它又吸收了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些观点。总之，它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叫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文章认为：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进步的，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搞资本主义复辟，则是开历史倒车，是反动的。戈尔巴乔夫可以说是第一个利用各种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目标的重要人物。历史将会记住他的名字，把它登录在开历史倒车的同类的黑名单里。
文章最后指出：这是一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善良的人们对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骗子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本刊安排从这一期开始，分4期刊发此文。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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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物和他实行的所谓“改革”，我们国内已有很多评述。相当多的论者对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也有人肯定他的所作所为，甚至加以赞扬。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和评价上的分歧，当然主要来源于各人的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性格的矛盾性和问题的复杂性造成的。现在离戈尔巴乔夫搞垮苏联和他自己下台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在时间上拉开一点距离来看那时发生的事情，似乎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些。本文试图把这个人物及其活动放到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着重说明他的思想政治观点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探究其历史渊源，揭示他实行所谓的“改革”的动机和真实目的以及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和手段。相信这样做将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和他实行的“改革”的本质，对他作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评价，更好地从他造成的历史大悲剧中吸取教训。

一

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出生在大高加索山北侧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出生前后，正值农业集体化运动。他的祖父不参加集体农庄，坚持单干，而外祖父却是当地集体化的带头人，表现得甚为积极。1934年祖父以“怠工”的罪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伐木，因表现不错获准提前回到了老家。外祖父则在1937年大清洗高潮中被诬陷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关押，最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外祖父能正确对待，没有责怪苏维埃政权，仍努力工作。但是这些事却在已开始懂事的戈尔巴乔夫的心灵上留下了第一道伤痕，他一直没有忘记，事隔五十多年还去查看有关的档案，并且在回忆录和一些著作里一再提起它。
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是当地农机站的机务人员。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随部队转战各地，曾多次立功受奖，并且在火线上加入了共产党。战后他回到故乡，重操旧业，工作甚为出色。1947年他因驾驶联合收割机超额完成脱粒任务而荣获列宁勋章。1976年因突发脑溢血而去世。戈尔巴乔夫在回首往事时说，外祖父和父亲为他“树立了精神上的典范”，实际上他并没有从先辈那里学到什么，后来却背叛了他们献身的事业。他少年时代的朋友雅科文科这样说过：“要是谢廖沙 [1]大叔知道他的儿子对国家、对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国家所做的那些事，一定会亲手把他……” [2]
戈尔巴乔夫上的是本地的乡村学校，他在战争期间曾一度中断学业，战后则一边上学，一边帮父亲在联合收割机上干活，曾于1947年获劳动红旗勋章。他学习也很努力，毕业时获银质奖章。他关心政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学习期间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他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对斯大林充满崇敬之情，在题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光荣，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翱翔》的毕业作文里抒发了这种感情。这篇作文得了最高分，并作为范文向以后的几届毕业生展示。
1950年中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被苏联的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录取，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正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一个酝酿着变动和转折的时期。从国际上说，当时西方开始采取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鼓励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演变，把实现它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国家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们利用大众传媒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进行思想渗透，在这些国家挑起矛盾和制造混乱，培植亲西方势力。这些做法开始初见成效。而在苏联国内，到斯大林晚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愈来愈多，一部分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产生了改变现状的要求，这使得他们易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开始露头，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大学表现得比较明显。学生们常常举行会议讨论各种问题，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当时的哲学系学生、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妻子的赖莎称这些会议为“‘解冻’的先声”。[3]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这种自由化的倾向开始形成为一股被称为“解冻”的浪潮。从边远地区农村来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在学习专业知识之余，贪婪地阅读各种过去读不到的书籍，开始接受西方的观点，参加各种大学生的集会，在会上发表宣扬自由民主和抨击时弊的言论，而且措词激烈。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当时也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后来成为作家的别利亚耶夫1991年与他见面时曾说，那时几乎把他当成后来所说的“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他太激进。戈尔巴乔夫说自己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但是“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已经形成”。[4]
不仅如此，戈尔巴乔夫甚至已把改变现行制度作为他奋斗的目标。我们知道，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赫尔岑和他的好友奥加廖夫曾在莫斯科城郊的麻雀山上发誓要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斗争。这麻雀山在苏维埃时代改名为列宁山，莫斯科大学的新校舍就建在这里。曾在“改革”后期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副主席、与戈尔巴乔夫有过密切接触的乌克兰作家奥列依尼克说过，戈尔巴乔夫承认，当年他与某人一起在自己的“麻雀山”散步时，也发誓要破坏掉苏联的“这个腐朽的制度”。 [5]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五年间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 [6]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和五年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7]
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携他的妻子赖莎回到了他的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他按照所学专业先被安排到当地的检察机关，随即转到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员会工作，担任宣传鼓动部长。不久，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做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大反斯大林。戈尔巴乔夫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认为这是“大无畏的行为”。他作为共青团宣传部门的领导人曾组织人员到各地宣讲二十大精神，同时自己带头这样做，表现得甚为积极。1958年10月，赫鲁晓夫到斯塔夫罗波尔给边疆区授勋，戈尔巴乔夫初次见到了自己心目中的这位英雄，仔细观察了他的行为举止，发现他坦率真诚，具有独特的人民性和与所有人打交道的愿望。[8] 到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已升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作为代表出席，亲眼目睹了赫鲁晓夫再次掀起的反斯大林的浪潮及其导演的把斯大林的灵柩从陵墓中迁出的闹剧，亲耳聆听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呓语以及“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宏论，心里自然是赞成的，而且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了。尽管后来他认为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时还受“某种刻权公式的束缚”，未能揭露所批判的现象的“深层基础”，但是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流而上的勇气”。他还说：“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是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9]
苏共二十大无论是对苏联国内的政治生活还是对国际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以及在它之后召开的二十二大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以及所制订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和路线，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对刚走上生活道路和开始从事政治活动的年轻人来说尤其是如此。戈尔巴乔夫就属于这样的年轻人。他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是所谓的“六十年代人”。[10] 例如他在1994年就说过：“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地丢掉。后来的一代改革者认为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并不是偶然的。” [11] 当然他是把自己归入“后来的一代改革者”之列的。他又说：“要知道，不管怎么说，我和您，弗拉基米尔?叶梅利扬诺维奇[12] ，都是六十年代人！” [13] 2001年他在接受灯塔电台采访时宣称：“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二十大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转折。”近来他又指出他这一代人的政治活动发端于苏共二十大，开展于六十年代，因而称为“六十年代人”。
这一代人遍布了党政机关和知识界。后来他们在演变过程中大致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公开发表他们的政治观点，也就是说成为所谓的“体制外的反对派”，后来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政府曾对他们实行压制和镇压的政策。不少人被迫流亡国外，有的人直接成为西方进行反苏宣传的帮手。另一种人虽然也向往西方的自由民主，希望改变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们不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表露出来，决定留在体制内部，从内部来改变这个制度。“改革”年代一度成为戈尔巴乔夫 的“亲密战友”的雅科夫列夫在接受《消息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自己丧失信念的经过以及他为什么留在体制内并担任重要职位的原因，这样说过：“当然啰，应当设法把它（指苏维埃制度。——引者）搞掉。有不同的途径，譬如说，走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但是这是毫无希望的。当时应当在内部活动。我们惟一的道路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 [14]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话。应该说，这既是像他这一类人的共识，也是他们的经验之谈。
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于1999年在土耳其安卡拉美国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消灭共产主义，消灭对人的无法容忍的专政，是我整个一生的目标。我的妻子对我表示完全赞同，她甚至比我更早地明白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里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的妻子一直总是敦促我继续不断地占据国家里越来越高的地位。” [15] 这里戈尔巴乔夫强调“消灭共产主义”是他“整个一生的目标”，而不提他早年曾相信过它和后来抛弃它的事实，这大概是为了向他的同道们说明他是“先知先觉”，要比他们“高明”，同时像利加乔夫所说的那样，也为了“不想被打上‘背叛者’、‘叛徒’的烙印”。至于说到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在妻子的敦促下努力向上爬这一点，完全符合实际，他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方面，他不仅要比持不同政见者聪明得多，而且也比雅科夫列夫更进一步。雅科夫列夫只讲到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戈尔巴乔夫则提出占据高位，篡夺领导权，自上而下改变整个制度的问题。前持不同政见者、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早在1978年就这样说过：“苏维埃结构中最容易攻破的地方是苏共中央。如果一个亲西方的人当了总书记，那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在几个月内被消灭掉。” [16] 当然，季诺维耶夫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引起人们的重视，说这话时不免带有几分夸张，但是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确实只过了短短的几年，苏维埃制度就被他搞垮了。
戈尔巴乔夫的道路是一条最无风险的平坦大道。走这样的道路的人不必担惊受怕，不会像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受到批判、流放和关押，相反，常常以卫道者的面目出现，批判别人；他们由于手中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支配别人的命运；他们可以尽情享受各种待遇和特权，过着一般人梦想不到的优裕生活，而且惠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真实思想和意图深深埋在心里，想方设法将其掩盖起来；必须坚决贯彻上级的任何指示，至少也要做到阳奉阴违；必须抛掉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学会伪装，学会说假话或者跟着说空话和套话，甚至摆出教育者的姿态，开导别人。而最重要的一条是迎合巴结领导，取得领导的信任，以得到提拔和重用。如同雅科夫列夫自述那样，他们这一类人“过着三重的生活：想的是一套，说的是另一套，而做的则是第三套。” [17] 应该说，这一类人是苏维埃制度产下的怪胎，是埋在这个制度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它的最危险的敌人。
作为“六十年代人”的代表的戈尔巴乔夫，在同类人当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出身农民家庭，经历无可挑剔，名牌大学毕业，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后来又上了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的函授班，使得自己的知识更加全面。他年轻力壮，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同时为人机敏，能迅速领会领导意图，并能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因此从他跨入政界后就受到重用，可以说一帆风顺。1960年库拉科夫出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把他提升为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接着又让他担任边疆区党委组织工作部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64年库拉科夫上调中央后，仍不忘这位老部下，戈尔巴乔夫能在1968年和1970年先后顺利地当上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的支持。
斯塔夫罗波尔境内高加索山麓下有许多矿泉，建有许多矿泉疗养院。不少党政要人常到这里来疗养。这为当上了所谓的“疗养地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提供了结交上层人士的机会。他热情接待这些前来疗养的领导人，与他们建立了私人的关系，得到了他们的照顾、支持和培植。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对他此后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安德罗波夫。
安德罗波夫也是斯塔夫罗波尔人，常到老家来休息和疗养。戈尔巴乔夫是在1969年认识这位政治局委员和克格勃主席的，很快两人就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在回忆录里曾说过：“我同安德罗波夫是老朋友，两家的关系也很好。我同他多次无拘无束地交谈过，我们的观点一致。” [18] 显然，安德罗波夫是器重戈尔巴乔夫的，这使得后者在苏共上层除了库拉科夫外，又多了一个靠山。
1978年，库拉科夫突然死亡，苏共中央需要物色一个接替他职位的人，戈尔巴乔夫成为填补空缺的第一人选。但是高级领导人产生的程序要求总书记亲自谈话，当面“相亲”。这时正好勃列日涅夫由契尔年科陪同到阿塞拜疆的巴库去授勋，途经斯塔夫罗波尔的矿水城，于是正在老家休养的安德罗波夫带着戈尔巴乔夫到车站去迎接，四人在站台上漫步时作了简短的交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四位现任的和未来的总书记的会见”。有人认为这次会见是安德罗波夫安排的。这样事情就决定下来了，戈尔巴乔夫于1978年11月调到苏共中央担任负责农工业综合体的书记。一年后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再过一年又升任政治局委员，进入了苏共领导的最高层。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为新任总书记的亲信，地位大大加强，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第二把手。在有些人眼中，他几乎成为将要继承王位的王子。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谈到，安德罗波夫于1982年底曾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知道吗，米哈依尔，[19] 你不要把自己的职责范围局限在农业方面。要多多考虑全盘工作。总之，你要像万一有一天需要你挑起全副担子那样去干。我这话是认真的。” [20] 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做好接他的班的准备。但是安德罗波夫对戈尔巴乔夫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根据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安德罗波夫在去世前两三个月曾在小圈子里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安”。[21] 但是这位曾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目光敏锐的总书记毕竟没有完全看清戈尔巴乔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和曲意逢迎他的真实意图，帮助此人一步步爬上权力的顶峰。曾任戈尔巴乔夫顾问的格拉乔夫这样写道：“安德罗波夫上班时四处搜寻体制的敌人和反对派，并往往采取最强硬的方式将其活动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在下班后精心培育、反复训练、准备让其充当自己接班人角色的，也许就是那个惟一真正有效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嘲弄”。[22] 而登上权力顶峰后的戈尔巴乔夫对安德罗波夫并不抱丝毫感激之情，相反，听到有人赞扬这位已故总书记时感到妒嫉和愤怒。据曾任总书记助理和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的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有一次忍不住说道：“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你想想，对这位前克格勃主席、这位把持不同政见者投入监狱和精神病院并把不少人赶到国外去的人，国内大众传媒为什么不把他彻底搞臭呢？就因为他是‘两面派’，所以国内外的人都把他当成自家人而不侮辱他。” [23] 大概这个指责别人是两面派的人忘记了自己心怀异志、口是心非、两面三刀的种种表演，忘记了自己作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曾把一个名叫萨德科夫的持不同政见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往事，应该说，他本人恰恰是地道的两面派。
1984年2月9日，安德罗波夫去世，戈尔巴乔夫失去了靠山，一度地位有所下降。新任总书记契尔年科重病缠身，党的上层在继承人问题上展开了明争暗斗。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己对契尔年科的忠诚和对政治局同仁的尊重，另一方面加紧做继任的准备。但是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时，关于谁当继承人的问题尚不明朗。戈尔巴乔夫正当盛年，精力充沛，用某些人的话来说，他走路不用人搀扶，说话口齿清楚，在被称为“养老院”的政治局里显得比较突出，单凭这一点就赢得不少人的好感。但是仍然有潜在的竞争者。当时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利加乔夫主张推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他后来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当时情况比较复杂， “本来有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另一些决定”，“曾经有过这种现实的危险性”。[24] 情况确实如此。在契尔年科去世的当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未能就继承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于是开始了紧张的幕后活动。处于事件中心的利加乔夫与政治局元老葛罗米柯交换了意见，与他达成了共识，并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其中很多人是中央委员）中做工作。戈尔巴乔夫还亲自出马，在政治局开会前二三十分钟与葛罗米柯见面，表示希望与他一起工作，其中也包括“在另外的岗位上工作”。[25] 这意思是说，如果葛罗米柯推举他当总书记，作为酬报，可以让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条件，在3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提议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候选人。他的发言，如同利加乔夫所说的那样，成了“定音锤”，原来持有不同意见的委员不好再说什么，他们纷纷表态，支持葛罗米柯的建议。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代表政治局建议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建议被通过了。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能顺利地登上权力的顶峰，他与葛罗米柯之间的政治交易起了一定作用。
在中央全会进行选举的前一天夜里，戈尔巴乔夫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后，对他的妻子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根据赖莎的回忆，当时他说，“明天召开中央全会，可能提出让我领导党的问题”。说完陷入了沉思，继而喃喃自语：“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多年，到莫斯科这儿干了七年。任何宏伟重大的成熟了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仿佛有一堵墙。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最后他说：“不，再也不能这么生活了。” [26]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他同妻子的那次谈话。[27] 这一番内心表白说明，这个一直想从内部破坏掉他所憎恨的制度的人对自己多年来无所作为感到不满，对这个制度下的生活已无法忍受，如果他上台，他就要彻底改变它。现在他觉得时机就要到来了，他要行动了。

引文出处：
[1]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的昵称。
[2]见В.博尔金的《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为《宝座的崩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3]赖莎•戈尔巴乔夫：《我希望……》，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5]见《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4期第28页。
[6] 莫斯科大学旧址。
[7]《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8]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9]《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8、99页。
[10] "二十大的产儿"和"六十年代人"指的都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从斯大林逝世到六十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11]《自由思想》1994年第10期第19页。
[12]弗拉基米尔•叶梅利扬诺维奇指作家、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
[13]《莫斯科新闻》1995年第22期。
[14]《消息报》1998年6月17日。
[15]原载斯洛伐克《曙光报》1999年第24号，转引自《苏维埃俄罗斯报》2000年8月19日。有人曾对此演讲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根据了解，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发表过演讲，而演讲的记录稿曾在东欧和俄罗斯几家报刊发表过。由于是由不同的人记录的，又经过翻译，在文字表达方面有些差异，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16]《独立报》2002年10月29日。
[17]《文学报》2001年10月10～16日。
[18]《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19]米哈依尔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
[20]《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6页。
[21] 《消息报》2006年12月13日。
[22]А.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译本（原名为《М.С.戈尔巴乔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23]В.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为《宝座的坍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24]Е.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译本，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1992年，第356页。
[25]А.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译本（原名为《М.С.戈尔巴乔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72页。
[26] 赖莎•戈尔巴乔娃：《我希望……》，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7页。
[27]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

纵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他实行的“改革”（二）

张捷　

二
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就迫不及待地搞他的“改革”。他在1985年4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说：“生活和它的发展促使我们必须继续变化和改革（着重号是引者加的），争取达到社会的新的质的状态，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新的质的状态。” [28] 这里他讲到“改革”时，用的是俄文“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同年6月11日，他在题为《党的经济政策的根本问题》的报告中谈到“改革”时，才使用“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来表示。在这之后，这个术语才逐渐固定下来。我们知道，俄文“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的直义是“改建”、“重建”，其转义才表示“改变”、“改造”、“改组”、“改革”等意思。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米洛斯拉夫斯基曾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他说：“如果我们能进行语言学分析，那么很快就能明白，‘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表示‘建成另一种样子，使得不像以前那样’。但是如果是建成另一种样子，那么就要问：究竟建成怎样？”他还说，“应当请那些发明这个词的人解释清楚：他们究竟打算建成什么样的另一种样子？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意图说成积极的和创造性的，那么这大概只证明我们的幼稚、愚蠢、没有受过教育和理想主义”。[29] 照这位语言学家的分析，戈尔巴乔夫使用的这个术语包含着改变现行制度的意图，只不过当时没有说得更加明确罢了。根据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的闭幕词中的说法，“改革”的思想是在1985年4月提出的，苏共二十七大和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加以详细阐述，到这次全会“形成了完整的设想”。[30]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实行“改革”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首先是做组织上的准备。戈尔巴乔夫嘴里唱着“民主化”的高调，可是仍因袭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传下来的排斥异己、重用亲信、拉帮结派的陋习。在他的策划下，1985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解除了曾可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的罗曼诺夫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把他的朋友谢瓦尔德纳泽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正式委员，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迫使没有跟他走的吉洪诺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接着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又解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莫斯科作为首都，其地位特别重要，戈尔巴乔夫不顾新任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的强烈反对，派叶利钦（当时他还认为此人是自己人）到那里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以取代不是自己人的格里申。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前，多数加盟共和国举行了党代表大会，改选了领导机构。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十九人。二十七大对全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新人在中央委员中占44％，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占69％。而戈尔巴乔夫还觉得中央委员会的人员变动得太小，并为此感到后悔。[31] 政治局和书记处也大换班，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的地位有所上升，前者先后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后者则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里特别要讲一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三人集团的形成，因为这个集团在“改革”进程中（尤其在前期）起了特殊的作用。1983年，雅科夫列夫从驻加拿大大使的任所回国休假时，要当时担任主管农工综合体的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博尔金劝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去看看那里的农业，因为他认为那里的农业效益非常好，而且劳动方式也是可以接受的。[32] 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很快接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邀请，并于5月中旬成行。就在这次访问时，他同雅科夫列夫进行了深谈，而且谈得很投契。回国后，提出要把雅科夫列夫调回国内。在他的坚持下，雅科夫列夫不久就回国担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雅科夫列夫步步高升，到1987年6月当上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领导核心。雅科夫列夫早在加拿大时就搞了一个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计划。据博尔金说，雅科夫列夫在主持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团的工作后，确定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概念和制订了必须采取的实际措施，并长期领导写作班子的工作，总书记的报告和讲话中的主要提法其实都是他的发明。[33] 因此人们称他为“改革的设计师”。尽管“改革”年代担任过政治局委员和负责过意识形态工作的В.梅德维杰夫不同意把雅科夫列夫说成改革的“真正倡导者和设计师”，[34] 但是此人对“改革”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前期）是毋庸置疑的。
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曾同属所谓的“团派”。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做共青团的工作，据戈尔巴乔夫说，他在1954年召开共青团十二大时就认识了谢瓦尔德纳泽，可以说他们是老相识了。后来几乎在同一时期分别当过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共青团领导人，常有接触，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关系”，因此戈尔巴乔夫深信“对于许多关键的政策问题，其中包括国家政策的问题，我们会有共同的立场”。[35] 上面说过，戈尔巴乔夫为了取得葛罗米柯的支持，与这位长期负责外交工作的元老达成一项政治交易，答应让他担任礼仪性的职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一招甚为高明，一方面他在葛罗米柯的支持下达到了登上总书记宝座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剥夺了这位老人领导外交的权力，把这项工作交给毫无外交经验的老朋友谢瓦尔德纳泽负责，使自己能在这方面放开手脚地干。
这个三人集团是“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和推行者。戈尔巴乔夫曾经说过：“不知道怎么可以把我们分开，最初的改革计划可是我们三个人啊。我们不知在一起讨论了多少次，商量了多少次。” [36] 三人曾经在实现既定目标方面相互配合，紧密合作。尽管后来他们分开了，谢瓦尔德纳泽与1990年12月不打招呼就宣布辞职，雅科夫列夫也与戈尔巴乔夫发生了一些分歧，但是搞垮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等大事基本上是他们共同策划的。
其次，戈尔巴乔夫十分重视为“改革”做舆论准备，为此加强了对舆论工具的控制。当时担任《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的科索拉波夫对“改革”有他自己的看法，预言它将遭到失败，并上书总书记，嘲笑他的“市场的幻想”。当然不能让这样的人领导苏共中央的这一份最重要的理论刊物，于是当即将其撤职，由弗罗洛夫取代。在新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策划下，撤换一批重要报刊的主编。例如被某些文学家形容为“善于像换手套那样改变观点”的柯罗季奇被任命为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的《星火画报》的主编，他一上任，马上扭转了办刊方向。又如从列宁的颂扬者变为“带加号的自由派”的叶戈尔?雅科夫列夫被任命为《莫斯科新闻》的总编后，也照此办理。这两家报刊成为歪曲和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揭露和批判苏维埃制度的先锋。与此同时，撤换了影响较大的文学杂志《旗》和《新世界》的领导，委派自由派作家巴克拉诺夫和观点接近自由派的扎雷金担任主编，并且设法架空苏联作协机关报《文学报》总编、持正统派观点的恰科夫斯基。此外，还把著名的正统派杂志《十月》的主编阿纳尼耶夫拉了过去。结果大多数文学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替“改革”造舆论的工具。此外，加强了对其他重要报刊的控制。
无论是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还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望。戈尔巴乔夫深知这一点，觉得发动作家宣传“改革”能收到较好的效果。1986年6月19日，在第八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会见了一批著名作家，要求他们在反映现实生活时“进行大胆的、灵活的思考，了解处于实际生活深层的现象和情况”，写出“用高超的艺术揭示当前各种冲突和实际的矛盾、使人感到为实现既定的任务而进行斗争的激烈程度的作品”。[37] 也就是说，他要求作家揭露矛盾和问题，为开展“改革”制造舆论。于是本来还在观望的自由派作家便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在否定历史、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宣传“改革”的必要性方面起带头作用。
戈尔巴乔夫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他宣扬两者是“社会生活的准则”，甚至说是“改革的实质”，同时又强调它们是“改革的锐利武器”。这两个口号曾一时受到群众的欢迎，因为苏维埃制度下确实存在着民主发扬得不够、党和政府的活动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同时干部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群众，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常常受到不应有的限制等等，这种状态确实需要改变。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本意并不在于此，他虽然大声疾呼发扬民主如何重要，反复强调民主化是“时代的特征”，说什么“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等等。但是他作为领导人并不身体力行，起带头作用。相反，他不讲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常常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缺乏起码的民主作风。对情况比较了解的博尔金列举了不少事实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戈尔巴乔夫到处发表自己的观点，政治局内协调发言的制度遭到了破坏，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有时在讨论问题时他逼着委员们表态，甚至要他们宣誓效忠于总书记。他又说，戈尔巴乔夫对人态度粗鲁，很不礼貌，常常使交谈者感到难堪和受到伤害，可是在西方人面前却表现得风度优雅和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的样子。到“改革”后期，集体领导原则遭到进一步破坏，政治局一连几个月不开会，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决定。[38] 雷日科夫也说，他“喜欢搞一言堂”。[39] 本来讲民主化，首先应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发动他们参政议政，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戈尔巴乔夫根本没有这样做，没有在这些方面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他只重视和依靠少数人，其中包括对苏维埃制度心怀不满、甚至持敌视态度的人，赋予他们自由发表言论和自由行动的权利，这实际上以发扬民主为名，鼓励这些人起来否定苏联的革命历史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他推行“改革”鸣锣开道。
戈尔巴乔夫在他当上总书记前曾使用过“公开性”这个术语，在1985年3月11日的就职演说中又提出“今后应当在党、苏维埃、国家的组织以及各社会组织的工作中扩大公开性”。[40] 在这之后，“公开性”一词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他要求实行“广泛的公开性”、“彻底的公开性”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等等。雷日科夫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为了使政府的工作向人民公开并为他们所理解，曾搞过一个叫做“苏联部长会议报道”的电视节目，向观众展示部长会议讨论问题和与会者的发言，可是苏共中央和政治局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报道。因此他说：“我当时有一个印象：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自己却最怕公开性，怕露出真实面目，怕作不了伪装。难怪他在前面提到的我们头一次转播之后，以不满的口气对我说：‘您就这么在电视镜头下把衣服都脱啦？！’” [41] 戈尔巴乔夫口头上说，人们、劳动人民应当知道国内发生的事情，但是像“改革”这样的大事的决策过程却秘而不宣，许多事情是在密室里策划的，许多具体的措施和办法是他和少数人炮制出来的，有时甚至不让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知道。
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样卖力地宣扬“公开性”呢？答案只能是：他把它用来作为推行他的“改革”和实现他的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武器。他深知，为了彻底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他需要证明自己的行动合理和合法，用欺骗手段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他的“改革”，因此打出“公开性”的旗号，利用手中控制的新闻媒体，发动那些支持他的精英开展了一场宣传战。首先掀起了苏共二十大后的第二次反斯大林的浪潮，把斯大林完全妖魔化，而且还把矛头直指列宁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次，歪曲和捏造事实，造谣诬蔑，把苏联历史全部抹黑，把社会主义制度说得一无是处。当时已九十七岁高龄的卡冈诺维奇目睹国内发生的一切感到十分痛心，他说：“现在已不是批判斯大林了，而是批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了。已开始批列宁、马克思了。”他指出，现在报刊上只唱一个调子，“公开性变成了单行道”，“只朝一边走”。[42]
当新闻媒体打着“公开性”的旗号掀起一个又一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时，政治局的多数委员表示严重不安，自发地议论这个问题，希望进行必要的干预。同时人民群众对那些造谣诬蔑的文章感到愤慨，他们的来信如同潮水一般涌向中央。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说几句应付的话，但是没有就此作出任何决定和采取任何措施。其实，这种状况是他有意造成的，也许他觉得某些报刊做得有点过头，但是总的说来，这正是他所需要的。而他对批评“改革”、反对否定苏联革命历史和建设成就的意见采取了完全另一种态度。最突出的例子是组织对列宁格勒工学院教师安德烈耶娃的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长篇来信（刊登在1988年3月13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批判。这封信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提出哪个阶级或阶层应是改革的领导力量和动员力量、承认不承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和起什么样的作用等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封信是“反对改革的行动纲领”，雅科夫列夫也认为它是“反改革的，从标题到所有观点和前提都是反改革的”。可是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有的人甚至赞同安德烈耶娃的观点。于是戈尔巴乔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统一思想”，逼每个人表态。会议开了两天，某些委员被迫改变自己的看法，同意对安德烈耶娃进行批判。当即组织人马写了一篇题为《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的批判文章，经雅科夫列夫修改定稿后由《真理报》作为编辑部文章发表，并指示各报刊群起围攻，开展了一场批判“反改革势力”的运动。据利加乔夫透露，当时任《真理报》总编的阿法纳西耶夫曾对他说：“是硬逼着我们刊登这篇文章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做了这件事。” [43] 著名作家、当时任苏联作协第一书记的卡尔波夫对这种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甚为不满，他在一次会议上对戈尔巴乔夫说：“什么时候才停止对安娜?安德烈耶娃的迫害？难道她没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吗？要知道，她还是位妇女，宽容点吧。” [44] 利加乔夫认为这是搞“双重标准”。更加严重的是，那些宣扬“民主化”和“公开性”的人还企图查封发表安德烈耶娃的信的《苏维埃俄罗斯报》，揪出她的后台，这实际上要搞政治迫害了。
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改革”之初，不能不看到苏联国内和苏共党内还有许多人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党纲党章仍然写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思想。他认为在发表讲话和采取行动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后来他在与日本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必须考虑到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不能公开去抵触意识形态这条底线。只要不去动这条敏感的底线，其它的就可以着手进行。因此，不管是谁，就算您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也不允许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背道而驰。倘若背离了正统，脱离了原则，甚至与之有所冲突，就会被视为违背了党与无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那么，挨批判、受谴责便理所当然。” [45] 也就是说，他认为要推行他的“改革”，需要继续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至少不公开背弃它，只有采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才能保住职位，得到支持，最后达到他的目的。他在上台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没有去触动他所说的“敏感的底线”。
我们记得，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苏共中央“在制订长期的和重大的任务时，一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社会发展的真正的科学理论”。[46] 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在做报告和发表讲话时也都这样说。实际上，他只是口头说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办事，行动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人们很快看清了他的真实意图。民间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讽刺他的笑话：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他时问他，戈尔巴乔夫先生，为什么您屁股朝前倒骑着党的马，并且脸朝右，却朝左走？他回答道，现在的政治形势要求有这样的灵活性。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在“改革”年代，在许多人的思想意识中和主流媒体上左右是颠倒的，使劲鼓吹“改革”和搞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左”，而坚持社会主义则被看作是“保守”，是“右”的表现。笑话里说戈尔巴乔夫“脸朝右”，却“朝左走”，是讽刺他口头上还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在搞倒退。这与我国流传的“打左灯，向右转”的说法有相似之处。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之初就做出忠于列宁的学说和按照列宁的指示办事的样子。他在后来被宣布为“改革”起点的1985年四月中央全会上信誓旦旦地说，列宁的学说“对我们来说过去是、今天仍旧是行动的指南，获得灵感的源泉，确定前进的战略和策略的可靠的指南针”。[47] 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多次引用列宁的话，表示要牢记列宁的教导，在实际工作中依靠列宁的“取之不尽的丰富思想”。后来在许多报告和讲话中不断说过类似的话。大概为了表明自己对列宁的忠诚，他曾到革命前列宁的流放地西伯利亚的舒申斯科耶村去朝拜，回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说，那里的纪念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多部领袖传记的作者沃尔科戈诺夫说，这是苏共所有总书记当中惟一这样做的人。[48] 戈尔巴乔夫还学习赫鲁晓夫的榜样，把列宁与斯大林完全对立起来，用列宁打斯大林，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和传统。
即使对斯大林，他在上台之初也不敢完全表明自己的真实态度。1985年4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使得批判斯大林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这只能带来损失，我们至今在某种程度上还无法把碎片粘合起来。” [49] 他这样说，似乎想表明他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1986年2月4日，他在接受法国《人道报》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杜撰出来的，它被广泛地利用，目的是要把苏联和整个社会全部抹黑。” [50] 1987年10月1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报告时说，“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认为那个时期是“解决国家往哪里走的问题”的“决定性阶段”，肯定斯大林在那个时期的巨大功绩。[51] 后来在报告的定稿中曾三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肯定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捍卫列宁主义和在卫国战争中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功绩。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切尔尼亚耶夫这样说过，戈尔巴乔夫只是在公开场合“用词谨慎”，而对他的亲信或在小范围内说话要直率得多。根据这位总书记助理的回忆，戈尔巴乔夫就在部分肯定斯大林之前的几个月对他说过，斯大林不只是1937年的问题，而是一个“包括从经济到思想意识的体系”，“今天需要克服的一切，都是从那里来的”。[52] 这充分说明戈尔巴乔夫具有工于心计、不说实话的特点。
随着“改革”的开展和“公开性”方针的实施，马克思列宁主义遭到否定，列宁受到攻击，斯大林被说成十恶不赦的罪人，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思想被搞乱，有的人接受蛊惑宣传，对共产主义开始失去信仰，这时戈尔巴乔夫的顾忌少了，说话不再那么装腔作势了。只要把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文件与二十七大的文件作一比较，就可看出这种变化。二十八大不再提以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强调要对它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和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并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主张，宣布抛弃“意识形态垄断主义”，把“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并列作为苏共纲领性目标的基础。到1991年更进了一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报告中提出，苏共应把本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全部财富，而不单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53] 他对列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格拉乔夫曾指出，在“改革”之初的大约三年的时间里，列宁曾是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和主要的权威”，后来他实际上已扮演“反列宁的角色”。[54] 至于说到斯大林，他开始公开地进行全盘的否定，而且也使用他反对过的“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到此时他已脱下自己的伪装。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戈尔巴乔夫在讲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时，强调发展和创新，把一些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东西作为“创新理论”加以兜售，欺骗群众。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说成是“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东西；他抽去民主的阶级内容，提出要把这种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认为这是“从理论上完成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最后提出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大肆宣扬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实际上它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对老修正主义者的陈词滥调的重复，毫无“创新”可言。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讲到。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他在1985年中央四月全会上所做的报告时这样写道：“如今重读报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当年摒弃意识形态的那套陈腐论调是何等艰难，克服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和偏见又是如何煞费苦心。报告时我像三月份那样，从确认苏共二十六大方针的连续性开始。当时不提这类誓言和保证根本不行。” [55] 上面说过，“改革”的问题就是他在这次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他为了提出这个问题并且能使人们所接受，确实“煞费苦心”。他和智囊团的成员挖空心思地寻找合适的词句，反复推敲每一个提法，有时达到玩弄词句和做文字游戏的地步。尽管人们普遍地认为需要通过改革消除各种不正常现象，但是在“改革”初期，苏共党内和整个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些人虽然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采取爱国主义立场，反对否定苏联取得的成就。主张西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尚未占优势，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还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持，采取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的策略。他在一段时间内所做的报告以及发表的讲话和著作反复强调他提倡的“改革”是不超出社会主义范围的内部革新，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例如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说：“我想再一次强调：我们进行的一切改造都是符合社会主义选择的，我们是在社会主义范围之内、而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寻找对生活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的。我们用社会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一切成绩和错误。谁希望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就会大失所望。我们改革的整个纲领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是完全以‘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这个原则为根据的。” [56] 这话显然是说给党内外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听的，不这样说就会遭到反对，甚至有被赶下台的危险。他的助手扎格拉金在接受意大利《晚邮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过：“那时戈尔巴乔夫不能开诚布公地说实话，他知道，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支持他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这一点。他应当变得有点像狡猾的狐狸，不能什么都说出来，有时应当嘴里说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 [57] 雅科夫列夫在回顾“改革”的最初阶段时也说：“是的，在刚开始改革时，我也持完善社会主义的立场。现在我认为，那时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对的。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在1985年初就说应当转而实行另一种社会制度……让我们建立另一种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那会怎么样？我们会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最近也得被送往马加丹[58] ，而且可能没有到达那里就完了……” [59]
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改革”的方针时，强调要通过“改革”使社会达到“新的质的状态”，后来又反复表示要进行“彻底改革”，要对社会进行“真正革命的和全面的改造”，说“改革”是“根本的转折”等等。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在讲了不放弃社会主义选择后接着讲“改革就是革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60] 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打算彻底改变现行制度，只不过说得比较抽象和含糊罢了。
戈尔巴乔夫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他宣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论得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的支持，而他的“改革就是革命”的口号使包括自由派在内的一心想改变现行制度的人大受鼓舞，他们便开始采取积极行动。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可谓“左右逢源”，一时成为受到广泛欢迎的风云人物。他倡导的“改革”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口号下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而等到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反社会主义势力时，戈尔巴乔夫便少提完善社会主义，更多地强调彻底变革了。
1988年7月，他在会见波兰知识界代表时用形象的语言谈到了他所进行的“改革”，这样说道：“我们的改革是从弄清楚下列情况开始的：我们生活在一座什么样的大厦里，这座大厦发生了什么事，它的地基、墙壁看上去是什么样的，在那里面居住的所有人的情况如何，是需要修理门面还是需要大修。现在弄清楚了：修理门面是不够的。这座大厦需要认真地改建，而且它的所有部分，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的部分以及科学和文化都需要这样做。” [61] 读到戈尔巴乔夫这段话，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他的“改革”称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原来在他思想上一直把苏联比做一座大厦，他就是要对它进行“改建”。一年多后，他在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纲领性文章里重申了这一点，他说：“改革的历史已经接近五个年头。1985年4月的决定所开始的革命性的社会改造过程正在进行，并且具有新的更广泛的规模和新的深度……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不仅只是说说而已，而且要在改革所有制关系、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改变社会上的精神和道德气候等方面采取实际步骤。” [62] 这就说得非常明确了。他就是要改变整个社会主义制度。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戈尔巴乔夫说他及其同伙在初期还是想完善社会主义的，到这时才明确要根本改变整个制度。后来他为了进行自我辩护，多次说过他有过改善社会主义的“幻想”。那么不禁要问：既然他曾经想要改善社会主义，为什么同时又说“彻底改革”、“真正的革命改造”、使社会达到“新的质的状态”呢？他如何把这些话与他所说的改善社会主义的“幻想”协调起来呢？应该说，他从一开始就要搞掉社会主义，所谓“改善”也者，只不过是欺人之谈。
戈尔巴乔夫用欺骗手段把人们引上他的“改革”道路后，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直关心如何使它“不可逆转”的问题。等到“改革”全面铺开，各种后果不断出现时，人们虽然开始感到怀疑和不满，但是为时已晚，要扭转事变的进程已经比较困难了。到这时他便站出来说，“后退的路是没有的”，要求人们和他一起走下去，[63] 最后走向了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这是一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善良的人们对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骗子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

引文出处：
[28] М.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2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29]《民族友谊》1995年第2期第130～131页。
[30]М.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5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88年，第187页。
[31]В.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宝座的坍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84页。
[32]В.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宝座的坍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33]见В.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宝座的坍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3～94页。
[34] 见В.梅德维杰夫的《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壮士歌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35]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36]А.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译本（原名为《М.С.戈尔巴乔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37]《文学报》1986年6月25日。
[38]В.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译本（原名《宝座的坍塌--戈尔巴乔夫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7、206、207、229页。
[39] 见Н.雷日科夫的《大动荡的十年》，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40]М.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2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第130～131页。
[41]Н.雷日科夫的《大动荡的十年》，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96～297页。
[42]《苏联文化报》1990年10月6日。
[43]Е.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译本，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出版，1992年，第158页。
[44]Е.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译本，新华社参考新闻编辑部出版，1992年，第158页。
[45]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46]М.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3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第182页。
[47]М.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2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
[48] 见1988年9月2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第293张，原件收藏于俄罗斯联邦党务档案馆，转引自Д.沃尔科戈诺夫的《七位领袖》，第2册，新闻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49] 见1985年4月4日政治局会议纪录第251张。转引自Д.沃尔科戈诺夫的《七位领袖》，第2册，新闻出版社，1995年，第313页。
[50]М.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3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87年，第162页。
[51]见1987年10月15日政治局会议纪录第138张。转引自Д.沃尔科戈诺夫的《七位领袖》，第2册，新闻出版社，1995年，第313页。
[52]А.切尔尼亚耶夫：《与戈尔巴乔夫共事的六年》，进步和文化出版集团，1993年，第165页。
[53]《前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576页。
[54]А.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中译本（原名为《М.С.戈尔巴乔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55]《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原名为《生活与改革》），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24页。
[56]М.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57]转引自С.卡拉－穆尔扎的《犹太人、持不同政见者和欧洲共产主义信奉者》一书，埃克斯莫和纲要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58]马加丹位于西伯利亚东北端。
[59]《文学报》2001年10月10～16日。
[60]М.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61]М.戈尔巴乔夫：《讲话和论文选集》，第6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89年，第463页。
[62]《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63]见М.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和论文选集》，第7卷，政治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324～325页。
（《环球视野》）